非常荣幸在第五届中国精神分析大会上演讲。在此，我特别要感谢我的同事，申荷永教授的邀请。这次大会的主题是“古典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对话”，既着眼过去，也放眼未来，为我们从历史和跨文化的维度探索精神分析的架构，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报告中，我梳理弗洛伊德与荣格当年的分歧问题，继而对当代关系此问题的意义、与亚洲的理论与实践产生连结的方法，提出一些看法。首先，我要从不久前讲起。
2009年荣格的《红书》的出版，是诠释荣格理论关键的转折点。荣格说，创作这本书帮助他形成了后期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我想说的是，《红书》的意义不仅是对荣格学派，实际上也渗透于精神分析的整个历史中。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本书荣格创作了2多年，但书中的内容是以荣格1913年9月与弗洛伊德彻底决裂后大约三个月经历的体验为基础的。那段时期让人有些困惑不解，特别是荣格在其自传《 回忆·梦·思想》中称那些把他带入《红书》的事件为“直面无意识”。更重要的是，这段时期的特点是荣格经常近乎“精神失常”。然而，没有证据表明，荣格确实有过精神病发作。恰恰相反。正如《红书》的译者和编辑索努·沙姆达萨尼所描述的，荣格关注内观的可视化过程，那是由他熟悉的与自由化相关的个体探索而来。沙姆达萨尼写道：“从1913年9月开始，继续他的自我实验：在清醒状态下刻意激发一个幻觉，接着进入这个幻觉，就像进入一部戏剧一样。这些幻觉可以被理解为一类以画面形式进行的戏剧化思考。在阅读他的幻觉时，荣格的神话研究产生的影响就显而易见了。某些人物和概念都是直接来自他阅读过的作品，并且形式和风格印证了他对神话和史诗世界的迷恋。在《黑书》中荣格按照日期的顺序写下自己的幻想，并附上他对自己心理状态的思考和在理解幻觉时遇到的困难。《黑书》并不是一本记录事件的日记，也几乎没有记录梦，相反是在记录一个实验。他在1913年12月，把第一本《黑书》视为“我最艰难实验的作品”。
1916年荣格写了一篇简短的论文“超越功能”，概述了他在实验中采取的流程，在那篇论文中，他引用某些细节描述了内观，通过内观，他力图从外部世界撤回所有的注意力，也正如他1925年就这一过程的讨论中所谈到的，那样就能够让他沉入无意识当中。在这篇论文中我想说的是，这一过程后来成为他的积极想象方法，至少在某程度上是试图在可控状态下复制精神病发作的体验，实际上不会造成精神错乱。这一实验的时机是他与弗洛伊德就力比多理论辩论的高潮，无意识深层结构由他们分别对早发性痴呆症（也就是精神分裂症）、偏执以及丹尼尔·保罗·史瑞伯个案的阐述而引发。
史瑞伯常被称为医学史上讨论最多的精神病人，他的情况众所周知，他是一位杰出的医生之子，年纪轻轻就在法律界崭露头角，成为德累斯敦高级法院的首席法官——萨克森州的最高法庭。此次升任之前，他曾作为候选人在国会议员选举中败北，之后精神崩溃或许是因为精神疲惫而接受短暂的住院治疗。他后来当选德累斯敦法院的院长。然而不久便由于备受严重的幻觉性妄想折磨，于1884年再次入院。1903年，部分是为了要求法院放他从精神病院出院。他写了一部详细记录他幻想性妄想的自传，英文翻译为《一个神经症患者的回忆录》。他利用这部回忆录进行自我辩护，尽管书中充满异乎寻常的神秘与宗教特征，他还是获得了出院许可，实现了对自由的诉求。可是，在其妻子去世之后，他第三次入院治疗，于1911年离世。
史瑞伯的妄想开始于他在清晨半梦半醒之际的一个念头，“如果我是女人，能在交欢中百依百顺，那该有多好啊。”有了这个想法，史瑞伯开始了他的心灵之旅，他感到他的身体变成了女性，而上帝通过神经与他接触，通过各种方法使他受孕，或是对他百般折磨。随着妄想体验的发展，他坚信自己负有拯救世界、恢复其昔日喜乐的使命，经又上帝受孕而孕育一个全新的种族。在书中，他多次描述其在精神病院里以越来越抽象的方式体验周遭的事物，如“突然出现、随时有消失无踪的人”。他第一次住院时的主治医生是保罗博士，因施虐、迫害他，而被他称为灵魂杀手。在为他寻求出院而在法庭上所做的陈词中，史瑞伯坚称尽管他的体验超出正常的心理范式，也承认自己有病，但他仍坚持他的宗教见解与其他任何的宗教体系一样令人信服。法庭接受了他的辩护，决议他出院。
有关史瑞伯个案的文献包罗万象，但大多数还是聚集在弗洛伊德1911年出版的《关于妄想狂自传的评论》对于史瑞伯的分析上。弗洛伊德的核心观点是史瑞伯的妄想型痴呆由被压抑的同性恋欲望引起，这个欲望开始于他同年对父亲的爱与仰慕，后来投射到弗莱克.西希博士身上。弗洛伊德更早之前就阐述过妄想的发病机制，妄想是同性恋欲望和防御机制两者的合体，由于没能压制住原始的欲望，而对同性恋冲动的防御，因此被消极投射，视为外来的攻击和威胁。但是，妄想作为压抑的同性性欲的一表达，是对弗洛伊德的模型较新的一种发展，源自与桑多尔·费伦齐的合作。荣格于1910年3月在美国纽伦堡的第二届国际精神分析大会后，就将史瑞伯的《回忆录》首先介绍给弗洛伊德。荣格至少早在1906年就已经研究了史瑞伯的这本书，在1907年出版的对早发性痴呆症的研究中，尽管不是专门叙述史瑞伯的案例，但也是多次提及。《早发性痴呆症心理学》也是弗洛伊德与荣格的通信中首先谈论的内容，进而引发了双方就力比多性质及应用的辩证。正如Zvi Lothane所言，围绕史瑞伯案例的辩论几年后达到高潮。厘清他们辩论的源起至关重要，对于荣格反对弗洛伊德把神经症的病因归于性欲，出现了很多完全误导大众的文章，即荣格性欲理论是出于某种对维多利亚时期苛求的道德敏感，这种敏感转而融入他关于精神分裂症和妄想症的讨论中。
在第二封写给弗洛伊德的信中，荣格评论到，他不能完全接受性是唯一“本能驱动”的观点，比如饥饿也同样是本能，借助这个力量引发吃和吸吮的行为。他还表示，实际上他的依据是性的情结，可能会毒害另一个非性的情结，反而亦然。他写到，同时两个存在的情结总是不免存在心理上的集结，因而一方总是会包含另一方集群的内容。荣格认为弗洛伊德过于依赖与性欲满足类似的观察，例如哺育婴儿。Lohtane借助Vandermeersch的著作就这一争论做了如下总结：
性欲理论假设了一个过程，婴儿期的性冲动发展为成年对性爱目标、爱恋对性选择，也成为神经症和精神病症的病机。根据性欲理论，症状体现的是回到了性发展的过程中产生的固着点。相反，荣格论证的是整体的、维持生命所必需的趋力或原始驱力。仅与自我保存的本能有关的遗传或进化性的概念，只有在后面的阶段才会分化成性欲。荣格的发病机制理论强调病患成年生活中实际的冲突的影响。由于这个冲突，“力比多内倾，退行为童年期的幻想，弗洛伊德误认其为神经症的起源。”荣格为一般的精神病状，更是为史瑞伯提出了这一理论。对于弗洛伊德而言，两个理论在碰撞的过程中不可调和。
然而，等到就史瑞伯个案辩论之时，力比多问题已经无比尖锐。这次，荣格对于弗洛伊德在其《性学三论》中阐明的力比多的撤回对于描述早发性痴呆并不充分。对于史瑞伯个案本身，弗洛伊德承认，通常情况下面对老年痴呆症患者的力比多整体撤回时，在神经的形成问题上，他有关从具体的客体上撤回的立场是有问题的。在1911年12月给弗洛伊德写信时，荣格就该问题进行了阐述。
早发性痴呆症中现实性原则的缺失不能归结为力比多的压抑（定义为性饥渴），至少不仅是我，关键在于我试图用一个遗传学的概念转化力比多这个描述性的概念。这个概念不仅包含最近谈论的性欲力比多，而且其所有的形式早就分裂进入到有组织的活动中。也就是在1911年，荣格使用日内瓦精神病学家弗洛诺提供的资料出版了自己神话学研究的主要著作《力比多的转化与征象》。本书普遍被视为弗洛伊德与荣格关系的终结。一方面，这本书似乎是就力比多本质辩论的延续，荣格认为力比多是对自我保存的本能更广泛的关注，这个自我保存本能分化成为具体的包含力比多的形式。但对于这本书及荣格与弗洛伊德有关早发性痴呆症本质的言论而言，这本书还有另一方面的意义，即在大家的评论中通常被忽视的问题——尤其是在荣格的体论体系中，象征的作用以及心灵意象的特殊地位。
在我自己最早的有关荣格与弗洛伊德关系的著作中，我发现了他们争论的几个中心点，超越了力比多的争论。对我来说，这似乎代表了更深层的问题。这些更深层的问题之一就是无意识的时间性问题，这也是在与弗洛伊德决裂后荣格开始研究的问题，稍候我也会来谈谈这个问题。另一个关键的差别是关于无意识内容的基本形式，确切说是存在于深层无意识中的，是受到压抑的先前的意识内容，还是那些本来就存在无意识中的前言语意象。
荣格认为，无意识内容以意象或是意象图示存在，并不是受到压抑而产生的。雅克拉康于1954年与荣格会面时也发现了这一点，我猜想他可能已经读过《红书》，还与荣格讨论了积极想象的技巧。他在《拉康选集》中1955-1956研讨会的文章《先于精神病治疗的问题》中评论道：
用无意识的体验观察他者是极其重要的，在这个方面弗洛伊德是先驱。而且，这个问题并未找到其意象以原始形式剧增的要点。
也是弗洛伊德和荣格学派之间最大的差别，荣格学派的兴趣在于力比多的转化的形式。这些形式在预言方面可以起到积极作用，可以通过有效的方法将其创作出来。同时样，正是由于弗洛伊德术语，其发音方式才能如此准确地保留下来，两个学派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差别。
荣格理解无意识时重在意象，拉康对此不屑一顾，这也不足为奇。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正是各学派根本的分歧点。1914年7月，荣格在伦敦的心理医学会发表了一篇论文，那也是他第一次相当详尽地评述史瑞伯个案以及弗洛伊德对该个案的分析。尽管钦佩他精密的分析，但是荣格对弗洛伊德就个案所做的“回顾性理解”颇有微词，因弗洛伊德认为史瑞伯的幻想被早期的、压抑的欲望或经历完全束缚。这是我刚刚提到的时间问题，最早出现在荣格1902年的博士论文《心理学与超自然》中，该文预见性地假设了巫术体验产生的幻想体验。对于荣格来说，史瑞伯也是试图找到前进的方向。荣格写道，“但是，如果我们不带偏见地看待妄想系统，自问其针对的目标是什么，我们发现，首先，实际上是针对某件事，其次病人把所有的意志力完全用以实现自己的系统，史瑞伯属于后者。”病人创建世界体系或世界观，目的是“使其能够同化那些未知的精神现状，以适应自己的世界。”为了进一步说明精神病患者构建冲动的这一系统，荣格引入了他的人格类型学中对基本要素的讨论，最终的成果是1921年出版的《心理类型》。在1912年慕尼黑大会上，荣格已经介绍过参照类型、内倾与外倾。那次大会上，他试图借助不同的类型，解释精神分析中的分析，确切地讲是弗洛伊德和阿德勒之间的分歧。荣格的论文触怒了弗洛伊德，因其意味着弗洛伊德的理论没有其对展望的心灵提供奇特的施加，而是仅将与其争鸣的理论合法化为对同一现象的备选的观点。
荣格在其1914年的论文中将内倾与外倾差别的重要意义扩展到对史瑞伯精神病经历的理解当中，他论述了内倾的人需要借助一个系统以促进其适应世界。荣格将其理论拓展到精神病领域，认为妄想系统本身就是为了适应世界。难点就在于精神失常疾病其内转的极其活跃的本质，因此，体验到的无意识内容抓住“依然卡在这个阶段，用主观构想替代现实世界的病患”，这恰恰就是他生病的原因。对于内在转向的理解及其这种转向与精神病的关系也表明了荣格诱发近乎于精神病状态的实验的重要意义，在那种状态下，他才能够克制，保持对现实的依恋。
如果我们也接受拉康对荣格在《红书》中使用的“某种语义”应用的评论，我们将能够转向此次大会其他的主题上，即东方与西方的关系，因为荣格的方法与东方的打坐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尤其是西藏宁玛派的大圆满，这个内观过程的最初几个阶段会逐渐把佛祖的意象同化到大圆满的体验中。
在1953年和1954年，荣格发表了两篇Evans Wentz翻译的《西藏度亡经》及《西藏大解脱书》的简介，对《西藏大解脱书》中“向心的本性致敬”一章的评论如下：这部分明确地表明，一心是无意识的，因为其特征为“永恒的、未知的、不可见的、未被认知的”，但它也具有积极的一面，这与东方经验一致。这些特征是“永远澄明的、永存的、放光的、明晰的” 。这是个不容否定的心理事：一个人越专注无意识的内容，它们就会越具有能量；会变得精力充沛，就好像内心被照亮了一样。实际上，它们转变为一种替换性的实体那样的东西。在分析心理学中，我们在方法论上利用这种现象，我将其称之为“积极想象”。深度的内观方法不是荣格在《红书》和他的后期著作中唯一接近东方传统元素的领域，《红书》中还充满了曼茶罗意象，其中一些是荣格自己创作的； Joseph·Cambray 指出，有一些曼荼罗与自然主义学家 Ernst Haeckle 用发光漆创作的发光的海洋生物惊人的相似。《红书》整体上是参照中世纪的彩色稿本，我相信其结构是内观体验与荣格内省实验结合的又一实例。
这对我们今天的大会有什么意义？精神分析与分析心理学历史上，鲜有人评论的一个方面，就是弗洛伊德与荣格即使在决裂后多大程度上保持连结。我留意到荣格1914年以后的批评/评论,可以在弗洛伊德有关超心理学的论文，尤其是《精神分析运动史》及《论自恋》屮找到类似的批评。弗洛伊德在这种情况下批评荣格，但是正如John Kerr指出的，到了 1920年，《超越快乐原理》中，弗洛伊德开始在心灵的动力学方面呈现荣格前瞻性的视角。到了1939年，弗洛伊德逝世之际，荣格证明了他对弗洛伊德一直的崇拜，对他唯一批评性评论就是说弗洛伊德，与内倾者精神病患者没有什么不同，未能意识到自己已经囿于他的超自然理论，无法超越。在人生的最后阶段的采访中，荣格继续描述弗洛伊德为他所认识的人中最非凡的。
因此，我鼓励大家更深度地审视《红书》这本书，不是仅对于荣格学派，也是更普遍的精神病学者。《红书》出版时，纽约时报上一篇专题文章将其称为“无意识的圣杯”有些夸张，但是深入研究荣格实验的纷繁复杂之处，确实有助于我们理解弗洛伊德这位先驱及其后继者发现的陌生世界。
谢谢大家。
还有3分钟，给大家看一些图片。这是《红书》中不同的页面，你们看不到文字的部分，用的是中世纪德文去写的。回到那样的时代，用那样的方式去写作。
这是从《黑书》当中选的一页，当代评论弗洛伊德，荣格说了他的体验。
这是荣格的曼陀罗，在《黑书》中的一页，从这里开始进行曼陀罗的部分。
永恒的窗户是从《红书》上选的。右边的图片是把左边的意象整合到曼陀罗中，用到自然的形式，但这和地理曼陀罗结合在一起。
这是荣格另外的曼陀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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