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考察了精神分析的经典文本知识在传播过程中的理性化现象。围绕着这种知识的作者、译者、受众和社会历史背景所共同构成的场域,本文力图发掘弗洛伊德的德文原著在被翻译成英文并且冠名为“标准版”的过程中所发生的与精神分析实践相关的系统理性化过程。本文发现,在弗洛伊德标准版英文译文集之中出现的翻译问题,不能仅仅从译者的学术主张来解释,而是要将其与精神分析的传播发展共同放置在相应的历史社会背景中去理解。在这个理性化过程中,在弗洛伊德原著中所关心的灵魂问题变成了科学式心理问题。对于这一现代知识现象的讨论有助于我们理解现代社会科学的内在理路及其困境。
关键词:灵魂;精神分析;知识理性化
爱者与认识者之间的对立这一古老冲突贯穿着整个现代史。
——舍勒,2014b:137
在《实在的社会建构》一书结尾处,彼得·伯格和托马斯·卢克曼以精神分析为例来说明知识社会学的研究旨趣:“社会科学家们目前对于从精神分析而来的理论感兴趣。无论是在肯定的意义上还是在否定的意义上,如果他们并不将这些理论视为一种‘科学’的命题,而是作为一种现代社会中极为特殊甚至高度重要的实在建构的合法化而加以分析,那么对这些理论的理解就会大不一样了”(Berger & Luckmann,1967:188)。从表面上看,这段话指明了在当时美国学界的一种态度倾向,即将精神分析的理论视为一种“科学的”命题而非其他。而作者们在这部被视为知识社会学的经典著作中,以此为例来表明知识社会学的旨趣,原因当然就是关于精神分析的知识代表了一种“现代社会中极为特殊甚至高度重要的实在”,而关于这一实在之知识的理解,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现代社会,而且有助于我们理解现代社会科学。在两位作者看来,这正是知识社会学的题中之意。
在这里,直接相关的问题在于,在最初的意义上,什么是精神分析的理论?虽然在精神分析的领域中,关于“经典理论”的界定通常并不复杂,指的就是弗洛伊德的作品,然而当我们具体考察美国社会科学之中弗洛伊德的形象以及这一形象的载体即其经典文本时,这一问题就显得比较复杂了。因为在英语世界里塑造弗洛伊德形象的主要是其英文译本,而这一译本并非“原著”,甚至与德文原著有较大差别。原因在于,在精神分析的发展历史中,弗洛伊德本人在其德文原著中的写作风格、核心概念、理论诉求、个人形象、弗洛伊德本人与其作品之间的关系以及与其理论相关的精神分析实践,都伴随着英文译文集的出版而发生了系统的变化。
在本文看来,弗洛伊德的作品本身、弗洛伊德对翻译的暧昧态度、英译者的学术立场、英译本以及精神分析实践本身在美国的发展,共同构成了一种值得研究的知识社会学场域。在这个场域之中,伯格和卢克曼所说的美国社会科学家们将精神分析视为一种“科学的命题”,乃是一种最终呈现出来的结果。精神分析的“原知识”在这一传播变迁过程中的“理性化”则是该场域的主要特征。本文无意于追认某种真正的“原知识”,而是试图通过对于该场域之变迁与紧张关系的研究,将弗洛伊德及其思想的理性化理解为一种具有社会学意义的20世纪知识现象。
一、从德文到英文:弗洛伊德作品翻译中的理性化现象
(一)标准版英文译文集
Freud,1999/1940)当然是弗洛伊德研究的核心文本。不过,在英语世界范围内最权威也最具影响力的弗洛伊德作品集,当数詹姆斯·斯特拉齐和弗洛伊德的女儿安娜·弗洛伊德共同编辑,主要由斯特拉齐夫妇(James Strachey & Alix Strachey)所翻译的《弗洛伊德心理学作品全集标准版英文译文集》(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1955年至1967年,该译文集共出版23册。这一译本翻译风格统一成熟,在弗洛伊德所有作品之前均加有译者前言,简明扼要地介绍作品的版本信息、翻译情况以及相关的弗洛伊德写作情况和思想进展。在译文中,译者更是补充了大量的译者注。除了一些必要的解释性注解,译注还针对弗洛伊德各种主要概念术语出现的年代和位置做出了详尽的索引,以便利学者的研究。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尽管弗洛伊德的作品还有其他的译本,该译本却几乎成为英文世界中弗洛伊德作品最权威的译本,左右了英文世界中对于弗洛伊德的形象塑造。我们很难在其他作家的英译作品中发现“标准版”(Standard Edition)的界定,甚至弗洛伊德作品德文版都不以此命名。所以这一版本本身,已经成为一种比较特殊的学术现象。
弗洛伊德本人以德语写作。他的德语作品集(不过,冠以“标准版”之名,并不意味着翻译上的准确。尽管翻译很难有“绝对准确”一说,然而,与弗洛伊德的德文原文比较起来,以斯特拉齐为主要译者的译文确实发生了许多值得研究的改动。与此相应,弗洛伊德本人的理论形象在从德语世界到英语世界的转变过程中,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虽然专业的研究者不会满足于斯特拉齐的译本,而是会参照弗洛伊德的原文,但标准版译文的权威性使得该译文不仅成为更大范围内(如社会科学)的研究者的必读书目,而且还成为了英美国家里精神分析实践的基本阅读书目。我们要考察伯格和卢克曼对于美国社会科学的上述批评,就必然要考察这一背景。
(二)英译本中的理性化现象
在今天的英文学界,对于这一从德文版到英文版的翻译过程中所发生的“修订”的研究,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小小的领域(Mahony, 1982, 1984, 1986, 1989;Bettleheim, 1983)。此外,由于精神分析尤其强调意义、理解、转译等问题,所以在许多关于弗洛伊德及其作品的重要研究中,学者们也大都会顺便论及与该译本相关的义理问题。然而,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对其进行的分析,迄今为止仍然阙如。
总结起来,在这一领域中,学者们所展开的一系列研究所共同得出的结论是:该译本从核心概念到译文风格,都对弗洛伊德的原著进行了科学化和理性化的改造。
1.核心概念的理性化
无意识概念及其对于人之行为的影响,和弗洛伊德关于人的思考,转译为一种抽象的、去个人化的、高度理论化和机械论的关于人之心理的复杂科学工作。贝特海姆主张将Seele一词重新译为灵魂(Soul),以恢复弗洛伊德原文中的人文主义色彩(Bettleheim,1983)。
在这一领域中,最为著名、也是对英译本批评最为严厉的,当属美国学者贝特海姆的著作《弗洛伊德与人的灵魂》(Freud and Man’s Soul)。在贝特海姆看来,该英文版误译的核心在于:将弗洛伊德原著中的“灵魂”(Seele)一词翻译为了“心灵”(mind)。贝特海姆认为,这一翻译将弗洛伊德机械论化,抽离了Seele这个概念的深度意涵。也就是说,英译本将Seele翻译为mind的过程,表达了一种对于弗洛伊德之工作的科学化努力,即将弗洛伊德的贝特海姆的这一主张可以在弗洛伊德的许多文本中找到明确的证据。例如,在1926年的《业余精神分析问题》一文中,弗洛伊德曾明确表示,自己研究的对象是人类的灵魂(Seele)。而如果仔细对照弗洛伊德的原著,我们会发现英译本之中存在的情况可能要比贝特海姆所说的更为严重。在英文译本中,灵魂(Seele)一词已经不再是一个固定用词。除了心灵(mind)之外,它还被翻译为“精神的”(mental)、“心理的”(psycho)等,或者在许多时候直接消失。也就是说,在德文中作为核心意象的灵魂这个概念,在英译文中被打散、消解进入到文本的背景中,而不复被读者所关注。
自我”(das Ich)一词译成“我”(the I),而非“the ego”,认为“ego”一词实际上限制了“Ich”的多义性。贝特海姆同样注意到了“自我与他我”的翻译问题(Bettleheim, 1983: 53)。他认为,弗洛伊德在《自我与本我》(Das Ich und das Es)中,为了表明不为我们所意识到的心灵内容,将人称代词it(es)用作名词即das Es,而与此相对的Ich,直接对应的英文应该是the I。Ich与es在德文中本是普遍常用的概念,而英译文中的Id与ego都源自拉丁文,反而使读者感到疏远,丧失了原本在日常生活里随处出现的状态。此外,对应于英文的it,德语中的es还通常在无性别之分的情况下指称儿童(das Kind/child),这个概念本身即指向童年期。众所周知,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童年期的重要地位无与伦比,而这一存在于概念本身之中的理论特质,在译文中消失了。
除此之外,许多学者还讨论过弗洛伊德其他核心概念理性化的问题。例如,在拉普朗虚(Jean Laplanche)与彭大历斯(Jean-Bertrand Pontalish)合著的《精神分析词汇》一书中,就主张将“核心概念误译的第三个典型例子则与精神分析的基本方法有关。在英译本中,这一方法被译为“自由联想法”(the free association),然而,这一翻译很容易让我们忽略该方法的实质前提:联想其实是非自由的(Bettelheim, 1983: 94-95)。虽然弗洛伊德在德语中也使用过“freie Assoziation”这样的术语,然而与其相应的一般都是“Einfall”这个概念。Einfall在德语中的意思是“突然发生、突然出现的念头”。这一概念所表明的精神分析自由联想法的实质逻辑前提就是——没有任何精神活动是完全自由的:“在精神生活中不存在随意性”(Freud, 1941:337-338)。然而,英译文“the free association”尤其容易让读者产生一种自由想象的误解,而这恰恰与弗洛伊德在诊所治疗中遵循的方法论原则背道而驰。
上述这些概念的翻译问题仅仅是冰山一角。不过,我们已经可以从这些翻译中发现,弗洛伊德作品英译本的基本理念与特征在于,将精神分析科学化、理性化,以表现出专业化。在翻译过程中,从早期的译者布里尔(A.A.Brill)到琼斯(Ernst Jones)与斯特拉齐(James Strachey),都普遍采用拉丁语和希腊语来翻译精神病学术语。即便是在原文中非专业性的日常词汇,也被翻译成了学术化的语言,以体现其专业性。
2.译文的理性化
英译本的另外一个典型特征与上述核心概念的误译有关:弗洛伊德写作艺术的清除。作为歌德文学奖得主,弗洛伊德有着高超的写作技艺。他善于运用日常德语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其作品本身即是出色的德文典范,是一种文学作品。但是在英译文中,弗洛伊德变成了一位晦涩难懂的思想家与医学专家。在这一方面,通过系统总结马宏尼等人对于案例史英译本的系统研究(Mahony, 1986,1984,1989),我们可以发现如下两个方面的“修改”。
首先,在内容上,译文清除了在弗洛伊德原文中丰富的地方性经验、德国文化传统、犹太人传统、与现实的关联,以及极为普遍的性意涵。此类现象在英译本中比比皆是,最直接和典型的例子就是“精神分析治疗”(psychoanalytic treatment)这一翻译。弗洛伊德的原文Psychoanalytiche Kur本身所蕴涵的德国浪漫主义传统,在这一英译文中消失殆尽(Uwe, 2001: 67)。此外,弗洛伊德原文中本也有使用拉丁文的现象,然而为了清除弗洛伊德在使用拉丁文时所代表的上述那些意涵,在英译文中,竟然出现了将拉丁文重新译为英文的现象。
其次是写作风格的系统性修订。这一点主要是通过对于德文原文语法的改动而体现出来的。这一改动尤其体现在对于弗洛伊德各种案例的翻译中。鲁宾斯(C. Edward Robins)通过对比“多拉”案例中两个梦的德文版本和英文版本发现,从弗洛伊德的德文到斯特拉齐的英文,出现了如下的变化:原文中的现在时被改成过去进行时;动词(如verbrennen)的主动语态被改为被动语态;之前(vor)被改为在边上(besides);Ich will nicht(I want/desire not)被改为“我拒绝”(I refuse);将多拉对于父母的口语称呼都改成了正式名称(Robins, 1991)。此外,整体而言,我们还可以看到,在弗洛伊德原文中动态的语法和写作风格,被代之以静态的、结构性的写作风格(Ornston,1982:409)。
在这一系列的变化中,时态的变化最为系统和全面。在弗洛伊德的作品里,现在时态是最能充分表达、传递梦之内涵的时态,也就是最能表达弗洛伊德理论内涵的时态。而在翻译中随处可见的过去时,则与译文中的其他修订一起,共同将弗洛伊德的工作改为了医学诊所报告的行文风格(Mahony, 1984:14)。
总结起来,我们可以认为,与德文原作相比,英文标准版译文集从核心概念的缺失,到核心概念组的系统古典化,再到写作风格的医学科学化,几乎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理性化的弗洛伊德。将原来有着丰富的人文历史意涵、偏近于文学的作品彰显出来的作者,改造为一个冷静客观、科学化与专业化的、干干净净的穿着白大褂的医生的形象。
二、从作者到译者:新的主张
我们如何理解这一系列的改变?这一英文译本的问题,到底是仅仅出于译者的理解和主张(Robins, 1991),还是要更为复杂一些?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当然不会满足于前一种答案,而且在历史上,标准版译文集的翻译和出版过程也并非仅仅是斯特拉齐夫妇两人之功。
首先,这一翻译当然与译者及其所属学术群体的学术态度有关。虽然该标准版的主编以及主持翻译者是斯特拉齐,然而弗洛伊德的学生恩斯特·琼斯(Ernst Jones)对此翻译产生了直接的影响(Steiner, 2001)。不过,如果将标准化的概念术语仅仅归于琼斯一人之功,也并不属实。弗洛伊德最早的英文译者布里尔在1909年翻译出版的《癔症研究》部分内容,以及在此之后所翻译的《性学三论》与《释梦》中,就已经采用了那些后来被定位为标准译文的术语。在此之后,其他一些重要的英文概念也很快在布里尔、琼斯与普特南等早期译者的翻译作品中出现。斯特拉齐在此之后的工作沿用了这些翻译(Steiner, 2001)。
斯特拉齐夫妇不仅基本采用了琼斯的标准术语,而且在译文方面也采取了与概念翻译同样的学术态度。采取这一学术态度有两个重要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斯特拉齐与琼斯对弗洛伊德工作属性的看法一致。他们都认为,弗洛伊德的工作应该属于科学而非人文范畴。所以,在英译本中采用科学化和专业化的风格与概念术语,符合其作品的属性(Brill, 1913)。
第二个原因则与琼斯在此期间的大量工作有关。从1913年至1923年,琼斯继续翻译、引入了一些新的英文术语,如omnipotence of thoughts, pain(Unlust), ego ideal,等等。并且整理出一套完整的精神分析术语表。这些术语伴随着琼斯本人在学术界地位的稳固,而愈发具有影响力(Steiner, 2001: 239)。当斯特拉齐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着手翻译的时候,在他面前已经确立了一个明确且无法改变的典范风格。
其次,弗洛伊德本人的态度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总体来说,弗洛伊德一直都对几位英译者和英译本保持着模棱两可、暧昧不清的态度。这一暧昧的态度首先源自他对于自己工作的界定:既是科学,又是艺术(Freud,1986a;1984:288)。
弗洛伊德一直都宣称自己的工作是科学,而且在其“多拉”的案例中,他更是极为典型地表达出了科学化、专业化地处理他与患者之间关系的倾向——无论这一表达是否是权宜之计。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英译文这种科学化的处理方式似乎也有其道理。然而这只是弗洛伊德本人学术主张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弗洛伊德本人也曾多次表明,他的工作也是一种艺术。具体说来,就是弗洛伊德希望通过科学的方法来实现对于人的思考和关怀。这就要求与患者之间具有一种非同寻常的“亲密关系”。
也就是说,弗洛伊德本人对于英译本那暧昧不清的态度,首先来自于他对精神分析属性的理解。所以琼斯、斯特拉齐等人的翻译工作虽然有失偏颇,但是却也有其天然的正当性来源。从现象学社会学的角度来说,这是英译者们以自己的视域(horizon)来理解弗洛伊德之工作的结果。因此,作为一种知识社会学的研究,本文更加关注的问题是:这一对于弗洛伊德工作的视域性理解,是在何种知识情境下得以可能的?而这种翻译,又对应着何种对于精神分析实践的理解?
这当然是伯格与卢克曼所理解的知识社会学的核心问题。他们认为:“‘知识社会学’不仅处理在人类社会中涉及‘知识’的经验多样性,而且要处理任何‘知识’体被社会建成为‘实体’的过程”(Beger & Luckmann,1967:3)。这样做的原因在于,“所有的人类‘知识’都是在社会情境中被发展、传播和维续的”,所以,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必须要去理解这样一种过程:“常人视为理所当然的知识,是如何实现的?”(Beger & Luckmann,1967:3)
从这一角度来说,仅从作者或译者的角度理解前述系统化的误译,只能让我们获得关于精神分析整体变迁历史及其社会学意涵的只鳞片爪。我们还必须将这一文本置于更大的思想史和社会史范畴中来理解。贝特海姆将英译本的系统误译置于20世纪初期发生在德国的关于科学性质的思想史争论背景中,认为英译者将弗洛伊德的工作仅仅理解成了自然科学(Naturwissenschaften)。这一解读固有其道理,不过,由于他有着鲜明的反对标准版英文译本的立场,而并没有将其视为一种知识现象,所以也并没有从社会思想史的角度提出这一问题:为何该英译本的权威性迅速获得公认?
在这一问题上,许多关于精神分析发展史的研究都注意到了如下这一现象:精神分析在20世纪所产生的影响力,与其在美国迅速发展乃至于脱离弗洛伊德的掌控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与这一翻译问题相关的,是美国学界和相关实践领域对于精神分析本身而非仅仅是对于弗洛伊德的理解。
三、实践的理性化与“业余精神分析”问题
在其知识社会学论著中,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曾描述过这样一种法则:“精神‘越纯粹’,它对社会和历史产生的能动影响也就越小……只有当人们把某一种‘观念’与一些利益、内驱力以及与集体性内驱力或者与‘各种趋势’结合起来的时候,这些观念才确实能够间接地获得与得到现实有关的力量或者可能性”(舍勒,2014a:9)。从精神分析的传播史来看,舍勒的这一法则颇具总结性。通过对于这样一种知识的传播史考察,我们还可以发现,在其背后的历史性驱力,乃是韦伯所说的“作为时代命运的理性化”。
这一变迁的具体背景是:英译本真正被大规模使用,与精神分析作为一种实践进入美国并且接受其科学化理性化的历史过程相呼应。这两个过程,都属于弗洛伊德进入英文世界的历程。
在欧洲本土,虽然弗洛伊德本人一直在强调精神分析的高度科学性,然而无论他本人还是他的追随者,也都同时力图在学理与影响力方面超越医学领域。不过,当精神分析从欧洲传播至美国的时候,情况却完全不同了。在美国,精神分析几乎完全成为精神医学和神经医学领域的分支学科。医学方面的训练成为从事精神分析治疗的必修科目(施瓦茨,2015)。
虽然精神分析在美国的发展并非铁板一块,在这个问题上其内部也存在强烈分歧,然而以医学面貌出现的美国化的精神分析实践还是成为一个弗洛伊德必须要加以回应的重大问题(扎列茨基,2013;施瓦茨,2015;米切尔、布莱克,2007)。这是一种精神分析适应现代化趋势,变为专业化、理性化的科学的过程,而该过程正与英译本中所发生的变化相吻合(扎列茨基,2013)。
当精神分析要在美国专业化的精神病理学机构中安身之时,就不仅仅涉及到其理念的传播问题,而且还涉及到诸多与美国社会历史变迁相关的社会学议题。其中,最为核心的应该是安德鲁·阿伯特(Andrew Abbot)的工作所明确指出的变迁现象:美国社会中职业系统领域的兴起以及与其相关的现代性核心问题:“现代社会是如何把专业技能给制度化的?”(阿伯特,2016:2)这个过程通常采取的形式就是职业主义(professionalism)。阿伯特发现,在作为历史进程的职业化过程中,“排斥”是特别重要的一个特征,是一种职业成为职业的必经之途(阿伯特,2016:24-26)。这不仅仅涉及到某种专业领域的“智识分子”对于知识以及相关日常生活的“管辖权”(jurisdiction)的争夺,还涉及到职业之间和职业内部各种关于资源与社会地位的竞争(阿伯特,2016:37)。精神分析在进入美国之时,美国社会中关于人的心灵或灵魂的“关怀和治疗”的领域并非一片空白,而是存在着多种蓬勃发展的治疗运动。这些运动理念彼此之间的竞争和冲突正方兴未艾。在这一背景下,精神分析要获得合法性,并且在剧烈的社会变迁和激烈的知识市场竞争中赢取对日常生活的管辖权就变得极其艰难(阿伯特,2016:425-438),从而必须要在实践层面采取更为激进的职业主义态度。
与阿伯特的这一研究颇为吻合,精神分析进入美国之时,在这一领域之中争论最为激烈的问题就是“外行人议题”(question of lay analysis)。在1927年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的年会上,该问题成为争论的焦点。然而从弗洛伊德本人的理论观点来看,这一跨文化的科学式挑战的真正威胁恐怕并不仅仅在于治疗方式和界定资格问题,而是在何谓精神分析的基本理念方面与他自己的理论背道而驰了:当精神分析的治疗方法被视为教条知识而在学校中加以传授时,当精神分析必须要以职业主义的态度才能在现代社会中立足并获得发展时,这一关于灵魂的认识与自我认识的运动基本也就失去了活力。
然而,弗洛伊德对精神分析美国化的态度却一直都暧昧不清。一方面,这是由于与德语学界对于弗洛伊德根深蒂固的偏见与忽视相比,英语学界尤其是美国对于弗洛伊德工作的态度要更为友好;另一方面,弗洛伊德本人也明白,这一友好态度的基础是误解(Freud, 1986d: 236)。美国许多学者在接受精神分析的时候,已经将其视为了科学心理学的内容。沃森(J.B. Watson)曾说过,他在讲解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时,会省略原著中那些“粗浅的活力论术语(vitalistic terminology)和心理学术语”(转引自扎列茨基,2013:102)。所以弗洛伊德本人对于英译本那暧昧不清的态度,同时也包含着对于发展精神分析的诉求所带来的矛盾心态。
总体来说,在大规模翻译和传播的过程中,美国化的精神分析成为了一种可以适用于患者分析的精神病理学知识结构与实践工作,而非一种同时反诸自身之灵魂、增进自我认识的实践。然而在弗洛伊德的原著中,对于灵魂的关注所着重的是自我拯救的问题。这也是为何弗洛伊德一再强调精神分析首先是一种自我分析。从《释梦》中的自我分析开始,到最后的《摩西与一神教》中对于犹太民族的整体自我分析为止,弗洛伊德自始至终身体力行的方法论原则都是:精神分析首先是一种自我分析,是对于灵魂的自我认识。精神分析既是对于患者的要求,同时更是对于医师的首要要求。然而这一意向在英译本以及精神分析美国化的过程中基本消失了。精神分析仅仅成了某种职业知识与技能。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贝特海姆才说美国的精神分析实际上已经完全忽略了灵魂的问题。
然而,这一问题还需要更为细致和复杂的社会学分析。首先,即便不谈美国化,精神分析也要面临脱离弗洛伊德并进入到专业化或职业化的过程,也必然要将弗洛伊德的克里斯玛魅力常规化,即“从其私人权威走向开放的、理性的、分权的自制形式(forms of self-governance)”(盖伊,2015: 249)。其次,具体到美国社会中的精神分析职业化过程而言,正如阿伯特所指出的,这一过程和任何其他职业化过程一样,都必然嵌入于一个更大的美国现代社会的变迁过程之中(阿伯特,2016: 56)。显然,这一点不仅超出了译者的考虑,也会超出弗洛伊德本人的掌控。
这一美国社会的现代化变迁,就是理性化的时代洪潮。在此背景下,欧洲和美国的精神分析都存在着日益医学化,也就是日益职业化和专业化的趋势。在精神分析迅猛发展的美国,这一趋势显得尤其突出。1925年,美国精神分析学会制定了一个新制度,要求美国的精神分析师必须具备医学学位(盖伊,2015: 260)。弗洛伊德立刻对此表示反对。不过他的反对并未起到太大的作用。1927年,《国际精神分析杂志》以业余精神分析为主题,推出了一本专题论文集,其中绝大多数作者都反对弗洛伊德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
在这一问题上,弗洛伊德的态度非常明确。1926年,弗洛伊德发表了著名的《业余精神分析问题》(The Question of Lay Analysis)一书。在这本书中,他甚至讨论了精神分析与美国文化之间的关系。
该书写作的基本背景,一方面是为他的学生西奥多·瑞克(Theodor Reik)辩护,而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回应上述更广泛范围内的争论。这一回应并不仅仅体现在这部著作中。在1938年去世之前,弗洛伊德还曾经就这一主题宣称:“我从未放弃过这些观点,而且现在我对之比之前更为坚信”(Freud, 1986c: 281)。
在这部著作里,弗洛伊德区別了大学系科意义上的心理学和精神分析。他认为,两者主要的不同在于,精神分析所处理的乃是灵魂生活(Seelenleben)问题。灵魂生活的问题就是意义的问题。这一问题并不能通过科学的心理学研究来获得。
弗洛伊德将精神分析视为关于灵魂的深度心理学。它与一般的心理学不同。弗洛伊德承认,由于精神分析总是涉及到性,而患者和一般人往往会认为,只有真正的持照医生才有资格与患者谈论其性的问题。然而弗洛伊德辩论说,在精神分析中,性的问题实际上要追溯到患者儿童期的性活动,但是这方面的知识并不能从医学院学到。此外,关于文明史与神话学的知识,对于精神分析也同样必不可少,而所有这些却无法由医学院的专业训练来提供。受过医科教育的医生更有可能敌视精神分析,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于关注有关解剖学、身体及化学方面的“客观”知识,习惯于以一种与人之灵魂无关的方式描述、探究与治疗疾病,而对那些在精神分析实践中真正重要的材料(如口误、笑话、梦和疯言疯语)熟视无睹,或者鄙夷不屑。
至于在精神分析阵营中支持专业化、职业化和科学化的那些成员,弗洛伊德认为,他们的观点来自于其承受的巨大压力:他们希望能够以此换来对于精神分析作为一门“专业/职业”(profession)的承认。然而在真正的治疗实践中,一名医学背景的分析师的反应和行为往往与普通人并无两样,都与精神分析实践的要求相去甚远(Freud, 1986b:349)。
宗教与社会秩序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Freud, 1986b: 351)。
出于对精神分析的理解,弗洛伊德并不想让精神分析被迫融入医学院的课程体系中,成为与其他治疗方法并列的某种流派。他认为精神分析要比催眠暗示和自我暗示等疗法更具科学性。然而他对于科学的理解显然超出了自然科学的范畴。在这方面,弗洛伊德极具野心,他期许精神分析能够同时成为与人类文明相关的伟大科学与艺术实践:“作为一种关于灵魂无意识的理论,精神分析要成为在人类文明的发展演变过程中那些必不可少的科学中的一员,也要成为其主要构成部分如艺术、在这个意义上,治疗只是它的各种应用中的一种而已,弗洛伊德雄心勃勃地表示“未来将会表明,治疗甚至并不是最重要的”(Freud, 1986b: 351)。所以,仅仅因为这一种小小的治疗应用涉及到了医学,就因此而将其“囚禁”在医学院的体系下并牺牲了所有其他的应用,其实是错误的。
在该书后记中,弗洛伊德自述心声,称虽然自己是由于谋生的需要进入了医学界,但却从来都自认并非一个真正的医生。对于他来说,精神分析的研究主题要求其具有与涂尔干式的社会学类似的出发点:“精神分析惟一的主题是人类的灵魂进程(seelischen Vorgänge des Menchen),只有在人类中才能研究此种学问。出于某些很容易理解的原因,患有官能症的人类比起正常的人类能够提供更多赋予指导意义的材料,这些材料也更易于为我们所接受”(Freud, 1986b: 359; Freud, 1948: 2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