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转化:结合《易经》人生哲学于动机式晤谈法的矛盾转化历程
作者: 陈伟任 夏允中 陈冠旭 / 6445次阅读 时间: 2017年11月23日
来源: 台湾心理谘商季刊2015年7卷2期 标签: 动机式晤谈 矛盾 易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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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转化:结合《易经》人生哲学于动机式晤谈法的矛盾转化历程
陈伟任 夏允中 陈冠旭
台湾心理谘商季刊2015年,7卷2期

摘要

动机式晤谈法是针对如何让个案准备好作行为改变的心理介入模式,当中的核心议题就是了解并处理“矛盾”。治疗主要基本原则是“表达同理心”、“创造不一致”、“与抗拒缠斗”以及“支持自我有能感”,可以看出富含许多西方强调的“个人主义”特质。然而,在台湾的谘商辅导体系中,因为华人文化有一部份的核心价值强调的是“和谐”,和西方将矛盾视为相对立的两端这样的概念有着显著的不同。如果只是一昧而不加调整将西方文化的理论与方法强行运用于习惯华人生活方式的当事人上,可能会出现不合宜的情形。华人重视“和谐”,而“和谐”的概念在《易经》占有重要地位。所以作者把华人最早触及到人生意义及生活智慧的《易经》,将其当中提到“反求诸己”、“阴阳两极的对立与和谐”、“命运观”以及“执简驭繁”这样的华人独特人生哲学,运用于动机式晤谈法处理矛盾困境的心理转化历程中,提出一个能够协助个案在面对“矛盾”时,促发其在和谐中蜕变的本土化谘商模式,以期使“动机式晤谈法”能更适合生活在华人文化下的我们所使用。希望这样的尝试,有助于心理谘商本土化的发展,并引发更多的讨论。

关键词:易经、动机式晤谈、矛盾

壹、前言

近几十年来的心理治疗潮流,朝向技术与治疗关系整合、理论整合、研究与实务整合、多元文化整合、有经济效益以及运用于健康照护提升生活质量的趋势(Gelso, 2011; Silverman, 2013)。研究者除了身为一位身心科医师外,也从事临床谘商服务十多年,一直在思考有没有比较合宜且有效的谘商理论及技巧可以运用于临床医疗实务上。

因为动机式晤谈法是一种短期(Lundahl & Burke, 2009)、同时是结合研究与实务的治疗法(Britt, Blampied, & Hudson, 2003; Burke, Arkowitz, & Menchola, 2003; Dunn, Deroo, & Rivara, 2001; Rubak, Sandb.k, Lauritzen, & Christensen, 2005),且在医疗领域的临床实务工作者也强调上述研究与实务整合、多元文化整合、有经济效益等种种的概念下,研究者近年来开始对于动机式晤谈法有了深厚的兴趣。

贰、动机式晤谈法

动机式晤谈法(Motivational Interviewing〔MI〕)首先在1983年时被提出来(Miller, 1983),是针对如何让个案准备好改变物质滥用行为所提出的行为改变取向的心理介入模式。动机式晤谈法是一种以案主为中心又兼具指导性,藉由探索及解决矛盾来强化内在的改变动机(Rollnick & Miller, 1995),临床实务工作者藉由表达接纳(acceptance)、慈悲(compassion)及引发(evocation)的精神,让个案感觉到临床实务工作者可以同理个案的感受及想法,和个案站在同一阵线来解决问题。其治疗的主要基本原则包括有:

一、 表达同理心(expressing empathy)

具有同理心是动机式晤谈法中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其背后的基本态度即为“接纳”,藉由回映式倾听,临床实务工作者不带任何判断、批评或责怪来倾听个案的看法,给予个案充分的自由去做改变,并建立同盟关系,提升个案的自尊

二、 创造不一致(developing discrepancy)

指的是协助个案看到其目前所处的情境和其所想要的情境之间有所差异,让个案感受到目前行为与个人生活目标之间的落差,自然的就会形成改变的动机。

三、 与抗拒缠斗(rolling with resistance)

指的是临床实务工作者认为个案是有能力解决自己本身问题的人,持续协助个案以新的观点视之,并邀请个案参与问题的解决而不放弃的态度与行为。

四、 支持自我有能感(supporting self-efficacy)

指的是一个人相信自己的能力,认为自己可以成功地执行某项工作或任务。基于上述四种基本原则下,运用动机式晤谈法的临床实务工作者常用的四种技术包括有:问“开放式”的问句(open-ended questions)、给予肯定(affirmation)、回映式倾听(reflective listening)以及作摘要(summary)。当中,动机式晤谈法的核心议题就是了解并处理“矛盾”。当事人在沈思阶段时,内心衡量的是改变的付出以及维持不变有哪些好坏处,这种充满矛盾的冲突可以用天平或跷跷板的两端,来比喻当事人体验到两种相抗衡的力量,各自拥有的优点和缺点,一种是当事人“认为”某项行动所具有的好处,而另一种则是当事人“认为”若选择其它行为所需付出的代价和坏处。

动机式晤谈法在30年前就提出来,有很多学者也作了许多的阐述与相关研究,动机式晤谈法不单单只是一种心理治疗技术、也不是只以个案为中心的心理治疗、也不是一种决策平衡分析的方法、更不是你已经正在做的一般临床的作为而已(Miller & Rollnick, 2009)。典型的动机式晤谈法是短期的治疗,通常在2-4次的治疗,每次大约20-30分钟即可达到治疗效果,而且这样的效果可以在治疗后持续达一年之久(Lundahl & Burke, 2009)。训练一般而言,只需要2个工作天的工作坊训练就可以了,之后需要持续性的督导(Miller, Yahne, Moyers, Martinez, & Pirritano, 2004)。

研究显示不管是个案的问题是多严重、是男性是女性、是年轻是年老,动机式晤谈法都有其效用,并且它可以用于其它治疗开始之前,也可以单独使用于个案上(Lundahl, Kunz, Brownell, Tollefson, & Burke, 2010)。再者,动机式晤谈法除了运用于酒瘾及物质滥用疾患的治疗外,还被广泛的运用于治疗更多的临床问题,比如焦虑症、忧郁症、创伤后压力症候群、自杀行为、强迫症、饮食疾患、精神分裂症等。近几年来,有许多学者更将其推广到应用于改变其它需要动机以支持改变的慢行健康问题行为,包括需要持续服药控制的慢性生理疾病如高血压和糖尿病、减重、运动等(Britt et al., 2003; Burke et al., 2003; Dunn et al., 2001; Rubak et al., 2005)。

因为动机式晤谈法的建构过程是基于由下往上的方法学(Bottom-up approach),也就是说治疗模式的创建者一开始心中是没有保持任何无理论模式作基础,只关心介入的技术是否有效,之后将这些有效的技术统整,慢慢的累积经验整合成一个模式。所以尽管很容易就能将动机式晤谈的主要原则、核心精神及相关技术作操作型定义,诸多的实证研究也都能证明动机式晤谈在许多地方有其相关的疗效,但却很难说明这样的晤谈法为什么会发生效用?因此随着越来越的的人开始关注将动机式晤谈并将其运用于不同的领域,Miler及Rose提出是该开始思考动机式晤谈相关理论的时候了(Miller & Rose, 2009),事实上也有一些学者提出相关的理论假设来解释动机式晤谈法为何会有其效用(Markland, Ryan, Tobin, & Rollnick, 2005; Vansteenkiste & Sheldon, 2006; Williams et al., 2006),当中以心理学家Prochasaka与DiClement所发展出来的跨理论模式(Transtheoretical Model〔TTM〕)(Prochaska & DiClemente, 1982) 以及Deci和Ryan所提出的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SDT〕)(Ryan, 1995; Ryan & Deci, 2000)与动机式晤谈做结合,可以更清楚地说明改变是如何发生、提供临床实务工作者一个参考架构来看待个案改变的历程,同时,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观点来了解动机式晤谈的介入,为何可以让个案产生改变的效果。

跨理论模式可划分成五个阶段,分别是懵懂期(pre-contemplation stage)、沉思期(contemplation stage)、准备期(preparation stage)、行动期(action stage)、以及维持期(maintenance stage)。个案所处的阶段不同,临床实务工作者需要介入的任务策略也有所不同。例如懵懂期是改变的第一阶段,处在此阶段的个案尚未觉察到自己的问题所在,临床工作者的任务是促使个案产生疑问,增加个案对自己目前的问题所在的认知;沈思期是改变的第二阶段,处在此阶段的个案已经能觉察到自己的问题所在,临床工作者的任务是促使个案思考结果有利于改变,分别评估需要改变的理由,以及不改变要冒哪些风险;决定期是改变的第三阶段,处在此阶段的个案已开始做出一些立即性或较小的改变,临床工作者的任务是帮助个案决定最合适的行动策略;行动期是改变的第四阶段,处在此阶段的个案在行为上已经开始做出实际的改变行动,临床工作者的任务是帮助个案采取步骤,迈向改变;维持期是改变的第五阶段,处在此阶段的个案持续维持改变后的行为,临床工作者的任务是帮助个案辨识复发的迹象,并采取防范措施。最后,在早期的行动期及维持期的期间可能会发生再次复发时,个体会返回至懵懂期、沈思期或准备期(Prochaska, DiClemente, & Norcross, 1992)。整个改变历程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动机”的高低,在改变的历程中也被视为“改变准备程度(readiness to change)”,改变准备程度包含个案对问题的觉察,以及认为自己有能力改变的信心程度(DiClemente, Schlundt, & Gemmell, 2004)。也就是说,动机式晤谈的焦点,在于引发个案去看到自己的不一致,并诱发个案承诺尝试去解决矛盾。在所有的改变阶段中都可以采用动机式晤谈的相关策略及技巧,但这些技巧特别适用于懵懂期与沉思期阶段。

自我决定理论是一种有关于人类自我决定行为的动机过程理论,认为人是积极的有机体,具备有先天的心理成长和发展的潜能(Ryan, 1995; Ryan & Deci, 2000)。自我决定理论认为人类这种与生俱来追求心理成长和发展的倾向,是因为个体受到三种基本心理需求所影响,包括胜任感需求(need for competence)、自主感需求(need for autonomy)及关系感需求(need for relatedness)。所谓胜任感需求是指个体觉得自己能有效地与外在环境互动的需求;自主感需求是指个体认为参与活动是出于自己的选择和意愿的需求;关系感需求是指个体和他人保持联系与互动,且期待自己成为团体中一份子的需求。当临床实务工作者在临床实务上面对个案时,运用“动机式晤谈法”的相关技术,可以满足个案内心的基本心理需求(胜任感需求、自主感需求、以及关系感需求),因而可以进一步触发个体心理成长与发展的机会(图1)。

图1 自我决定理论与动机式晤谈(Markland, et al., 2005, p. 821)

参、当东方社会遇上西方文化

有学者提醒我们注意,华人数千年来有着自己一套的处事方式,台湾的谘商辅导体系几乎承袭自美国文化而来,如果不加调整而只是一昧而将西方文化的理论与方法强行运用于长久习惯华人生活方式的当事人上,很有可能会出现不合宜的情形,因为是源自西方的许多理论观点与做法,是植基于“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式的特质论而来,如在重视“关系主义”(relationalism)的华人社会文化环境中运用,可能会产生部分的阻碍(Leung & Chen, 2009)。另外,华人文化的核心价值强调的是“和谐”,无论是人与自然的和谐,或人际间(家庭内)的和谐,此项价值具相当的强韧性,且具相当的共识性,这也是与西方文化有着显著不同的地方(黄囇莉,1999)。

不管是“动机式晤谈法”本身,还是与其相结合用来解释其改变机制的“自我决定理论”,这两者都是深受自西方文化“个人主义”影响下的产物。比方说,动机式晤谈法治疗主要基本原则是“表达同理心”、“创造不一致”、“与抗拒缠斗”以及“支持自我有能感”,基于上述四种基本原则下,运用动机式晤谈法的临床实务工作者常用的四种技术包括有:问“开放式”的问句、给予肯定、回映式倾听以及作摘要,可以看出许多“个人主义”的特质;而“自我决定理论”认为个体受到三种基本心理需求所影响,包括胜任感需求、自主感需求及关系感需求,即便这个理论有提到“关系感需求”,本质上也是从“个人主义”为出发点来论述;另外,当中动机式晤谈法的核心议题就是需要了解并处理“矛盾”,然而在此治疗法的概念下,将矛盾的两端比喻作为两个力量。也就是说,深受西方文化“个人主义”影响下而发展出来的“动机式晤谈法”,其核心议题是强调处理相对立两个极端力量的矛盾,这样相关的精神与概念,如不稍加修改而在重视“关系主义”及强调“和谐”概念的华人社会文化环境中使用,有可能会出现部分不合宜之处。

然而,随着全球化的浪潮影响,当今的华人社会不可避免的受到西化文化思想当代的冲击,使得传统的文化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变革,这样对于个人与社会的变迁所造成的影响,理当是

当代华人心理学界所应该关心的一个很重要的议题。那么,当代华人处于社会与文化变迁中,对于自我发展产生的影响又是什么?有学者提出“折衷自我”的概念,认为当前华人的自我,同时存在一套兼容并蓄中国传统“相互包容自我”以及西方文化“独立自足自我”的自我(陆洛,2003)。另外,有学者认为经过西方文化的冲击,华人知识分子对其文化传统的态度也有了巨大的转变,已经不再是把“传统”和“现代”看成是互不兼容的两个极端,而是转而肯定传统中也有值得保存并且有利于现代化的东西,同时也开始思索如何赋予“创造性的转化”(黄光国,1995)。本土化心理学的生成,不是必然对位于“西方的本土心理学”,而是一种也能保留存有本体论,而且也能超越本体论的本土化心理学(林耀盛,2011)。

上述这些学者们的观念及论述,启发了研究者体验到发展在地谘商理论与技术的必要性,因此,研究者尝试地在精神医疗的临床实务工作上,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样的构念,试着将东方文化元素融入西方动机式晤谈法的架构,提出一个协助个案在面对动机式晤谈法的核心议题“矛盾”时,能够促发个案在和谐中蜕变的本土化谘商模式。过程中,期待能从华人文化传统中捕捉“理论”,又能务实地应用实践于“日常”生活中,以期使“动机式晤谈法”能更适合生活在华人文化下的我们所使用。希望这样的尝试,有助于心理谘商本土化的发展,并引发更多的讨论。

在研究者找寻东方有关于谘商理论模式的过程中,虽然可以很清楚的感受到华人特有的思维模式,但发现比起西方众多的谘商理论来说,东方的谘商理论却是那样的缺乏,仅有部分的华人学者能提出独特于华人的谘商理论,例如易经谘商(杨淑兰,1995)、正念禅原理(陈玉玺,2013)、以及内观疗法和森田疗法(刘焜辉,2011)。造成东方的谘商理论缺乏的原因之一,是东西方在追求知识的方法上有根本上的不同,华人文化在社会科学的发展过程,比起西方文化普遍缺乏哲学的反思、理论的建构以及实征研究(黄光国,2009),因而导致于华人世界里鲜少发展出自己的谘商理论模式。

“思维”乃是一切人类活动的关键所在,思维的方式是人类观察世界、认识世界,从而指导自己的思想方法,也是人们在接收、反映、加工外界信息过程中所形成的思维模式,是一种民族文化行为中特定的思想方法和习惯。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整体的思维倾向,进一步形成该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这样的思维方式决定一个民族文化传统特质的走向。在传统华人文化体系中,追求实用生活智慧,经常远比追求客观知识更重要,这些生活智慧透过日常沟通用语呈现而出,进而塑造出特有的思维信念与心理调适习惯。“经验”则是人们在日常生活实践的过程中尚未升华成理论较为初级的认识,包括从我们自己或者别人做过、经历过的事情中去学习相关的知识与技能。经验思维是一种生活智慧,指的是从实际经验出发思考和解决问题,是人们体验自身与世界关系最普通、最基本的方式。所以,研究者如果想将东方文化元素融入西方动机式晤谈法的架构中,提出一个协助个案在面对“矛盾”时,能够促发其在和谐中蜕变的本土化谘商模式,就得从老祖宗的生活智慧中去找寻相关的本土谘商元素。谈到老祖宗的生活智慧,就不得不谈到被称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的《易经》。

肆、易经

中国人最早触及到人生意义及生活智慧的书,应该算是《易经》了,它为中国最古老的文献之一,是中华民族在早期悠远的文化发展中,探索“宇宙自然”与“人类生存”律则的经验成果,它给予了中国人一种认识世界的方法,它提供的思维方式,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基本格局。

《易经》由“经”与“传”两部分组合而成,“经”先于“传”因而称为原经。原经包含六十四卦卦画、卦辞以及三百八十爻之爻辞,原本为卜卦用书。“传”后于“经”,“传”系诠释辅翼“经”文昌明而作,由〈系辞传〉上下、〈象传〉上下、〈彖传〉上下、〈文言传〉、〈序卦传〉、〈说卦传〉及〈杂卦传〉十个部分所组成,又称“十翼”,相传为孔子所著作,但也有学者认为是集体创作。《易传》重于经文,也就是说“传重于经”,在哲理上的重要性,胜于“经”。

《系辞传》里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关象于天,府则关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就是说,远古圣王伏羲藉由观察大自然的种种景象,进一步以一阴一阳两个符号来描述大自然状态(吴怡,2011)。这样说明了《易经》一书是古人对人与万物在天地中定位的一种反思及经验的整理,其中的中心思想是以阴阳的交替变化描述世间万物,透过“象”、“数”、“理”一连串的连锁作用,来掌握未来的种种变化,这样充分表现了中国文化的哲学观、生命观和宇宙观。

总的来说,《易经》可以说是中国人的人生指南,是让人们知道如何趋吉避凶,如何加强道德修养的。这样的思想观念,千百年来也潜移默化的影响了整个华人文化的哲学观及人生观。

一、反求诸己

《易经》原被视为占卜之书。占卜原本是人对未来某事有所怀疑而为无法决定,想象有一不受时空限制的存在能“神以知来”,这“神”的观念原本含有宗教意味,亦即卜卦中把鬼神当作超越的存有,而将之视为宗教的对象。但是,在“易传”中,已将这种宗教性质转化为反求诸己,变成自己的力量,也就是说,从“神(God)”中心的思考转化为“人”对主体之本性的自觉。这样的转变,影响了华人对人的“主体自觉”和“自己认识”的特性,这样的特性,不像西方哲学那样的由宗教方式来说明人的本质。

易经中浓厚的人文伦理味是在文王、周公、孔子之后才逐渐形成的。人对于自己的认识必然经过某种忧患的体验之后,才有可能达到深化与成熟。简言之,这种忧患意识是使我们得以获得对自己主体性的认识。然而,《周易》说:“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在这里所说的“忧患意识”就是一种“危机意识”,这样的忧患意识与西方宗教所提的根源罪恶、恐怖意识是不同的,因为西方的宗教情操并非是源自于忧患意识,而是源自于恐怖意识。哲学家Kierkegaard曾指出恐怖之不同惧怕,因为惧怕是有所惧的对象,而恐怖则不必有一定的对象,它可以以整个宇宙为对象,也就是说,一个人面对苍茫的宇宙时,恐怖之心油然而生。西方的宗教认为每一个人皆有罪,在上帝之

前卑不足道,更把视天灾视为是上帝对人间罪恶的惩罚,带着原罪的人们在这天灾之里,只有恐怖地祈求上帝的宽恕,也就说西方宗教是源自于典型的恐怖意识(Adell, 1991)。

《易经》讲的是人谋,不是神谋、鬼谋。整部著作始终贯穿的是认为人的因素决定了思想观念,人的主观努力可以逢凶化吉,促使事物发生变化,相信人谋可以改造环境,促使事物达到转化的作用。所以《易经》在六十四挂中的第一卦《干》卦的九三爻辞就谈到“君子终日干干,夕惕若,厉无咎”,这个意思就是说要我们终日勤奋努力,夜晚也要时时警惕着,纵然虽然危险,也不会发生灾难。《易经》“复”卦中提到“不远复,无祇悔,元吉”,这就是说为恢复自己内在的善性,不用假诸外求。同一道理,在《易经》“困”卦中,可看出人如果能反求诸己,虽穷,但不困。这个含意就是当出现困卦时,代表当前环境之艰难,此时务必将苦难看成天意,切忌步入邪道,付出比平时更多的努力,不久便可以脱离苦难,也就是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这样的反求诸己是脱离困境的方法。

另外,《系辞上传》提到“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这意涵着懂得变化规律的人,就代表着知道神明的所作所为,我们就把它叫作“神”(Sato, 2009);有学者提到“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这意思是传递了古代的先贤早已知道事情的变化、万物的运转,无不从微小隐微的状态开始的讯息(小易,2010)。《系辞下传》说“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告诉我们的是,在千变万化的背后,会有一个不变的真理(孙郁兴,2006)。

孔子在系辞传里从六十四卦中选出九卦,教人自修以防忧患于未然。这九卦就是:天泽履、地山谦、地雷复、雷风恒、山泽损、风雷益、泽水困、水风井以及巽为风,更是人生处事最好的指南。修此九卦必须对于起心动念之处,有一个细密的观察,并且务使念念分明,当中的“履谦复”,所阐扬的重点就是说当我们遭遇到生活的困境时,正确的因应之道,是应该回归自然的本体,来体会到迷悟是由自己所生的,进一步回过头来“反求诸己”,认清自己的缺点,来修正自己的观念与行为,觉察人是自然的一分子,并且与世界共为一体(王立文、简婉,2010)。这样“反求诸己”的哲学思想,对于我们现今华人文化中强调的“反躬自省”、“扪心自问”、“自知之明”等等自我觉察心性修养概念的影响甚大,凡此种种,可以了解到华人文化在在都在彰显个人对自己的认识、了解、反省的重要性,由此可知,在华人世界中,自我觉察是个人心性修养的首要工作。华人这样擅长“自我觉察”的概念,在心理谘商本土化的发展过程中,提供了一个值得参考的方向。

动机式晤谈法的主要精神之一是“创造不一致”,临床实务工作者需要做的是协助个案看到自己所处情境和其想要情境间有所差异,让个案感受到目前行为与个人生活目标间的落差,自然地就会形成改变的动机。这样源自于西方文化动机式晤谈法的“看见”与华人文化强调自我觉察的精神是相当一致的,因此临床实务工作者在运用动机式晤谈时,可以运用“反求诸己”这样的哲学思想,更贴切地协助华人个案“看见”自己的不一致,同时,也可以更有效率地协助个案从“懵懂期”进入“沈思期”、或是从“沈思期”进入“准备期”,进而引发改变的发生。

二、矛盾

 “矛盾”指的是“你不能同时声称某个事物在同一方面既是如此又不是如此”,这个想法源自于亚里士多德的“无矛盾律”(The Law of Non-Contradiction)(Cohen, 1986)。逻辑学上的不一致,矛盾必然不一致,然而不一致不必然矛盾。“矛盾”这样的心理历程是许多心理问题中共有且很正常的心理现象,在心理学上指的就是说,一个人在两个或更多的想法或行动之间的不一致,而又必须彻底的拒绝至少其中一个想法。某个人有两种以上截然不同的感觉,这是相当常见的,人的一生没有过这样经验反而是让人难以想象的。亚里士多德认为,“无矛盾律”是一个真的、有关实在界的普遍法则,他并且提出了许多的论证去辩护这样的定律。在亚里士多德之后的西方文化脉络中,“无矛盾律”无疑已成为西方形上学思想中一个核心概念,并且成为当代逻辑的一个很重要并且很基本主张。

然而,“矛盾”这个概念并非是舶来品,这样的概念早在《易经》等古代著作中都有对矛盾概念的各种不同理解,是华人生活智慧的一个部分。《易经》以“阴阳”为核心思想,认为万物是由天地的变化而产生的,此阴阳是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当中《易经》所提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反应的就是由太极到八卦的衍生过程中,描述的是矛盾/统一的概念,是“对立统一或矛盾关系”的一种划分。

《系辞上》说:“一阴一阳谓之道”,即是对此最好之解释与阐释,这是指宇宙间一切事物的运动变化规律,无不由于相互对立的阴与阳两者的作用而成,阴属于静,阳属于动,只有在动静结合,阴阳相交之时,才能产生出变化,生成天地间万有与万物。例如日与月、天与地、男与女,有阴必有阳,两者既是相互对立,又是相互关联有相互依存,缺一是不可的,这样的概念含有着相互对立、依存互根、相互消长、相互转化的内涵(杨维杰,2013)。

“阴阳相互对立”指的是任何事物本身不管是属于阴或属于阳,都有其相对应属阳属阴的另外一个面向。阴阳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在每一个事物中,都存在着两方面的对应;“依存互根”指的是,阴阳普遍存在于天地万物之中,只有阴阳处同时在一个统一个体中,阴阳协调,相互为用,相互依存,万物才能得以生生不息;“相互消长”在《系辞》有提到“…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指的是阴消且阳长,也就是说世界上的事物,时时刻刻都在持续发生变化,没有停息的时候,阴阳两种势力的消与长,也就是代表着事物发展变化的表现;“相互转化”指的是,阴阳两种势力的变化消长达到一定限度时,阴即可变为阳,阳也可以变为阴;而“中和观”在《周易》论述阴阳时,指的是对立性,但《周易》中,更重要的倾向则是强调阴阳的统一性,主要的内容主张对立面的和谐与协调。

另外,《系辞传》说:“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说的就是华人的阴阳之道强调的是阴阳两者都需具备,刚柔要彼此相推互动,并不是只由刚强的一方采取主动,变化就在其中。《说卦》也说:“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约仁与义。”“水火相逮,雷风不相悖,山泽通气,然后能变化,既成万物也。”《系辞下》也曾说:“阴阳和德,而刚柔有体。”“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剥与复、损与益、鼎与革、坎与离、干与坤、否与泰、既济与未济等等,都说明了阴阳对称、相反同时也相成、互根且转化、这种矛盾的对立且统一。综合上述所言,《易经》思维蕴含了深刻的辩证思维。阴与阳两者具有相互对立的属性,但又居于同一个体中,即是所谓的对立统一。

动机式晤谈法的核心议题就是了解并处理个案内心的“矛盾”。当我们运用动机式晤谈法与个案的“矛盾”一起工作时,不是光指出个案缺乏动机,因为这样根本对事情没有帮忙,重点是在于协助个案找出他可以增强动机的方法。然而,在此治疗法的概念下,临床实务工作者在实务上是将“矛盾”的两端比喻作相抗衡的两个力量,进而加以处理之。这样的理论基础论述,不难发现这和东方文化强调阴阳两极是对立且和谐的概念有着显著的不同。

三、华人的命运观

《易经》认为“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这句话总括了易的三种意思:“简易”、“变易”和“不易”。“简易”的基本意义是指这些生成万物、万事及万象的原理,这些被理解的法则是非常简单扼要的、同时也单纯且平易近人的;“变易”是指宇宙间万物、万事及万象在时空中不断的变化,没有休止;这些我们能够觉察且理解的变化,不论多么的错综复杂,但是都离不开不变的原则,这就是所谓的“不易”(李震,2005)。《易经》透过卦象和卦辞提示我们趋吉避凶的基本道理,在“变易”的现象中,找出一些共同的“不易”法则,如此就能对轻重缓急、孰先孰后产生合理的辨识,进一步做出正确的选择。在日常生活中,常会有人说“早知道我就会…”、“千金难买找知道”等等的感叹,殊不知这就是不明事理、难以趋吉避凶的后果,这样的“趋吉避凶”,就是《易经》精神想要传达的的重要目的之一。《易经》说到“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刘昌佳,2013),这句话可以看出包含了华人“自信”的概念,我们将可以控制的部分归之为“操之在我”,不可控制的部分归之为“操之在天”,所以华人的信心是对“天”有相当的信心,相信“天”会保佑有自省、自觉、自律的我们。

《易经》原本是一本占筮的书,占筮的神灵除了祖先灵、山川神等自然神之外,最重要的则是作为主宰宇宙万物的“天”,是一神性义的“天”。对于“天”,中西哲学界大概有四种类型的解释:(1)人格神的天,称作神性义的天(2)自然界的天(3)道德义的天(4)形学的天,称作形而上的天。神性义的天,这样的“天”是一个无上的神,具有主宰宇宙及人类一切的权力;自然界的天,这样的天指的是宇宙的自然现象,其中完全没有意志的成分;道德义的天,则是属于神性义的天的再附加属性,会赏善罚恶的天;“形而上的天”指的是万物所以形成的依据,也就是所谓的本体,是指事物产生的根本源头,形上之『天』只表一实体,就是天道运行的规律,而当中的规律,则具有一定的次序,如阴阳运行的规律等(刘昌佳,2013)。

《易经》作为中国哲学的源头,然而从西周以来至今,在整个发展过程之中,随着时代思潮的不同,引起后续的读者对它进行不同的诠释与解释,这样的诠释其意义则是由读者所处的时代环境来决定。《易经》原是占筮之书,占筮的神灵除了山川神、祖先灵等自然神之外,最重要的则是作为主宰宇宙的“天”,是一神性义的“天”。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后代的人们对于“天”的诠释也有很大的转化,王弼对《易经》的诠释,将其神性义的“天”全面转化为“形上义”或是“道德义”的解释,“形上天”

是先秦道家的一个思想核心,又称之为“道”;而“道德义”是先秦儒家的一个很重要的思想核心,先秦儒、道二家思想将《易经》所说神性义的“天”转化,藉由儒、道二家思想再作进一步诠释,以建立自己的玄学思想体系。在王弼对《周易》作全面性的诠释之后,神性义的“天”之后就转化为“形上义”或“道德义”的解释。而“形上天”与“道德义”就成为华人文化的一个核心思想概念了(刘昌佳,2013)。

华人的“命运观”常常被误以为是消极的宿命论,然而,实际上积极的面向是被低估的。华人文化中所讲的“天命”,承认“命运”并且更重视个人内心与社会理想所赋予的“任务”,强调知识分子社会责任感的实现,依据此“天命”来达到社会期许的目标(黄光国,1995)。上述的天命观是华人传统哲学的一种特殊的理论,也是整个华人文化世界中,对宗教感缺失的一个替代品。虽然这样的天命观塑造了华人性格中逆来顺受被认为是消极的人格特质,但也同时提供华人一条蜕变的路径,也就是说在某些程度上,也适时的缓解了华人对无常道恐惧的心理。如能正确合理的理解“天”与“命”,并且保持积极的态度来从事内心修为,并建构自己的人格,所谓天命将可与人和谐的一起共处(姜永志、张海钟,2011)。也就是说,华人世界中强调天命是整个社会生活的基础,天命决定我们人世间的一切,也是人世间一切存在的合法性基础以及价值评判的最后裁决者,当中具有赏善罚恶的功能,这样的意涵是最为简单的对于天命观的描述。另外,华人世界也把它当成一种理性化的解决途径,也就是在天命的不可抗拒性之外,更加强调了对个体命运的体认和积极的把握,因此给了命运的超越性与个体的现实努力两者有了联系在一起的机会。

《易经》主张“阴中有阳,阳中有阴”以及“阴极成阳,阳极成阴”(Li & Louie, 2012),说明了阴阳是不可分割的,有正就有反、有上就有下,宇宙万物看起来复杂,其实乱中有序,当中维系的关键在于“中道”的概念。这样的辩证思维也影响了老子,老子提出了“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的人生哲学观点(程南洲,2007)。这样物极必反的概念,相信这个世界中可以存在着矛盾,也进一步启发了华人特有的人生智慧,例如“否极泰来”、“泰中有否”、“凶未必是凶,吉也未必是吉”、“谦受益、满招损”...。另外,根据《易经》提到“调和为吉,不调和为凶”、“天地以和顺而为命,万物以和顺而为性”的概念,可见《易经》也强调“和谐”这个的观念,无怪乎华人文化那么重视“和谐”。

丰卦彖传说:“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这意涵着盛极必衰的概念。《系辞传》也说:“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所谓“穷”,可以解释成是阴阳转化的条件,只要当阴阳的变化消长达到一定的极限时,两者才能实现转化的历程。例如干卦上九爻辞说:“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坤卦上六爻辞说:“龙战于野,其道穷也。”都意涵着阴阳转化,物极必反的人生哲学。这样的阴阳转化后,事物的发展也会进入一个新的历程,即达到所谓的“通”(王瑞瑾、王仁堂,2002)。

如果单从卦象来看(图2),将泰卦反过来就变成否卦,将否卦反果来就变成泰卦。泰否两挂的爻辞,都是从两卦的六爻之变化而得知。然而,泰卦未必都吉,否卦未必都凶。根据《序挂》所说:“物不可以终通,故受之以否。”这是根据阴阳相互反复、物极必反的原则而说“泰极否来”以及“否极泰来”的观念,也就说明了天地事物相反形成以及盈虚消长的必然定律。这样来自大自然观察“泰极否来”以及“否极泰来”的观念,深深烙印在我们华人哲学思维脉络中。

图2 否卦与泰卦

“泰极变否”或“否极泰来”情况的发生,基本上包含有两种的因素:一种是人力不能掌控的因素;另一种是自由意志能掌控的因素。人力不能掌控的因素我们将之归因于天命的运作,也就是所谓的“生死有命,富贵在添”之类的说法,在华人文化中这是极为普遍的信仰,我们称之为“命”;自由意志能掌控的因素,我们将它称之为“运”。另外,《系辞传》提到:“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里所说的“通”,是需要经由人为的努力,使其朝向有利于的人要求的方向来发展。也因为如此,“通”才能持“久”。

在华人的文化脉络里,强调的是人应该法天、顺天、敬天,透过占卜的符号并藉由效法天地变化来启发我们生活的智慧。然而过程中,我们并没有特别将“神”搬出来说“神”是一切的主宰,而对于“神”的认识相对来说是单纯,把“天”当成是人间的最高主宰,相当于西方基督教中的“上帝”,使我们得以能进入以“人”为本位的大门,没有以“神”为本位的想法,这和西方的观点有显著的不同。这样的观念一直到现在,仍然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另外,华人的文化中,也深深的相信人生而有命,命不一定是按照直线前进的,而是有多重选择的。宇宙的秩序是有机的,并不是机械式的。相信人生的命运决定于自己的选择,自己才是自己生命的主宰,从“天定胜人”和“人定胜天”的合一中,找出“人之所以为人”的合理定位,并且也不违反顺天的大原则下,进一步发挥人的潜力,从中寻求人生的解答扭转命运的好方法。也就是说“一切有定数”的真正意涵,是在于“大自然的运作依循一定的定数进行,如果人们真的想改变的话,也相信原有的定数是可以与机会改变的”。如此,可以看出华人的世界中,“天”和“上帝”一样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但是华人只把人力所不能决定的部分归于天意,人力所能及的部分,我们就必须自己负责,人只管尽自己最大的心力,成被与否,交由“天”来作最后的决定,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尽人事以听天命”。晚近的学者也尝试的将“命”与“运”这样的概念,运用在人际情感议题的调适心理历程中,认为人遭受特定的生命事件时,只要曾努力的“运”大过于“命”,就能感觉对得起自己、问心无愧,进一步达到心理调适的目的;相对的,倘若没有经过竭尽心力的历程,那么遭逢重大的人际挫折或压力时,便容易“埋怨”,严重时甚至出现“后悔”(徐欣萍,2012)。倘若我们能以“反求诸己”作为“修养”的基础,要求自己尽到自己的角色义务,那么就能完成“修养”,进而能坦然而无悔的接受自己已经“努力”后的“正命”(黄光国,2010)。

动机式晤谈法强调个案需要被接纳,在华人的世界里,临床实务工作者更可藉由华人独特的命运观,来协助个案可以被深层地接纳。另外,运用动机式晤谈的临床工作者在“准备期”时,需要帮助个案决定最合适的行动策略,在“行动期”时,需要帮助个案采取步骤迈向改变。在促发改变的历程中,临床实务工作者可以运用华人文化下特有的“命运观”,更可以提供个案改变参考的蓝图,协助个案自己在“矛盾”的组成中分析、归纳、综合及区分哪些是属于不可抗拒冥冥中为“大自然老天”所安排属“命”部分,哪些是属于自己可以努力改变属“运”的部分。

四、执简驭繁

执简驭繁是认识事物的最好的方法之一,《周易》中很早就提出这样的说法。虽然世界上万事万物变化无穷,但在《周易》看来,其基本规律应该是简单的。《系辞上传》说:“干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以乾坤,说明易简之义。可以说是简单明白,易从易知。《系辞上传》又说:“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有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则天下之理得矣。”怎样才能做到“易简”这样的体悟呢?这就必须将事物进行归纳、分析、综合,进一步找出其内在的相关连性,并加以高度抽象和概括,也就是说任何事物只要将其复杂性转化并且归纳成为简单的代表,这时候,事物就会相对的变得简单明白了,即使是再复杂的事物,用这样的方法处理起来也都能得心应手,这样就能够执简驭繁。

临床实务工作者在运用动机式晤谈法协助个案面对及处理“矛盾”心理时,将这样“执简驭繁”的概念以及华人深信不移的“天命观”相互结合,协助个案自己“矛盾”的组成中,分析、归纳、综合及区分哪些是属于不可抗拒冥冥中为“大自然老天”所安排属“命”部分,哪些是属于自己可以努力改变属“运”的部分,临床实务上,这样很简易的道理就变得很重要。

伍、结合“易经”人生哲学于动机式晤谈法的矛盾转化历程

研究者身为一位身心科医师,在现今强调经济效益的精神医疗临床实务上,为将谘商服务的相关理念与技术运用于身心健康照护上,尝试地在临床精神医疗实务上,运用以案主为中心又兼具指导性的短期动机式晤谈法来处理个案内在的矛盾。为了在临床实务上更有效及更贴切地将这样源自西方社会的谘商技术,运用于长久习惯华人文化下的个案上,研究者回顾相关文献并统整相关的论述如下:

一、 动机式晤谈法是一种结合研究与实务的短期治疗法,且可被运用于处理各种不同的临床问题,精神医疗的临床实务上,是一种值得被广为推广的治疗法。

二、 华人数千年来有着自己一套的处事方式,如果不加调整而只是一昧而将西方文化的理论与方法强行运用于长久习惯华人生活方式的当事人上,很有可能会出现部分不合宜的情形。

三、 思考如何提出一个协助华人个案促发其在和谐中蜕变的本土化谘商模式,就得从老祖宗的生活智慧《易经》中去找寻相关的本土谘商元素。

四、“反求诸己”这样的哲学思想,可以贴切地协助华人个案“看见”自己的不一致,同时,也可以更有效率地协助个案从“懵懂期”进入“沈思期”、或是从“沈思期”进入“准备期”,进而引发个案改变的发生。

五、 动机式晤谈法的核心议题就是了解并处理“矛盾”,然而,在此治疗法的核心概念下,实务的运用是将“矛盾”的两端比喻作相抗衡的两个力量,这和东方文化强调的阴阳两极是对立且和谐的概念有所出入。

六、 临床实务工作者更可藉由华人独特的命运观,来协助个案可以被深层地接纳,以及提供个案改变参考的蓝图。

整合了上述西方相关的理论与东方老祖宗的智慧,研究者尝试的将“反求诸己”、“阴阳对立并统一”、“华人的命运观”等相关“易经”中提到的人生哲学,以及“执简驭繁”的概念整合成矛盾困境的心理转化历程(图3),并将这样的心理转化历程运用于动机式晤谈法核心的议题“处理个案的矛盾困境”。


图3矛盾困境的心理转化历程

总的来说,研究者把华人最早触及到人生意义及生活智慧的《易经》,将其当中提到“反求诸己”、“阴阳两极的对立与和谐”、“命运观”及“执简驭繁”这样华人独特的人生哲学,运用于动机式晤谈法处理矛盾困境的心理转化历程中,提出一个能够协助个案在面对“矛盾”时,促发其在和谐中蜕变的本土化谘商模式,以期使“动机式晤谈法”能更适合生活在华人文化下的我们所使用。希望这样的尝试,有助于心理谘商本土化的发展,并引发更多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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