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生命时间是闵可夫斯基吸收了以柏格森为主的生命哲学思想而在现象学精神病理学领域提出的一个全新概念,用以描述忧郁症和躁狂症患者在时间感上表现出的停滞或破碎等病理现象。受到存在主义启发的宾斯旺格则在海德格尔“存在于世”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存在于躁狂之世”的崭新说法,对闵可夫斯基关于躁狂症患者的生命时间变异的描述进行了更为深入细致的讨论。通过构建生命时间这一现象学概念的精神病理学模型,不仅能为传统精神病学家理解精神病症状提供一种崭新的思路,也能为现象学家描述人类的存在境况提供一种精神病理学模型的观照。
关键词:闵可夫斯基;宾斯旺格;生命时间;忧郁症;躁狂症;现象学精神病理学
中图分类号:B089;R7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17)050-0010-08
意识的内在时间进行了细致考察。海德格尔则直接用时间性问题阐释此在,认为时间是一种存在问题的超越境域。而早在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之前,柏格森就已经以“绵延”(durée)为论题,在一种朴素的现象学层面上对时间性问题进行过充分讨论。这三位哲学巨匠在时间性问题上的志趣相投并非偶然,毋宁说是一种出自于对人类存在问题的共同关注的必然结果。
时间性问题是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始终关切的基本命题。胡塞尔区分了客观时间、主观时间和内在时间,并在现象学的意义上对作为一种内时间而在精神病学的日常实践中,对病人时间感的检验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临床参考价值。受到柏格森生命哲学的影响,法国现象学精神病学的先驱尤金·闵可夫斯基(Eugène Minkowski)提出了“生命时间”(le temps vécu)这一概念,用以解释忧郁症患者在临床中表现出的时间感停滞等病理现象。而后冯·葛布萨特尔(von Gebsattel)和斯特劳斯(Straus)等现象学精神病学家也分别在闵可夫斯基工作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扩大了这一概念的解释效力。同时代的另一名精神病学家,路德维希·宾斯旺格(Ludwig Binswanger)则充分吸收了海德格尔存在主义思想,将“生命时间”的概念应用到躁狂症患者的临床解释中,并在海德格尔“存在于世” (être au monde)说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存在于躁狂之世”(être au monde maniaque)这一崭新说法。正是由于闵可夫斯基和宾斯旺格等现象学精神病学家的不懈努力,现象学的精神病学不再仅仅停留在雅斯贝尔斯意义上的那种对精神病理现象和临床材料的静态现象学描述,而成为一种真正现象学化了的精致的精神病学理论体系。
一、 生命时间的哲学源流
虽然柏格森主义是一种完整的生命哲学形态,其对时间问题的探索也充分体现在对“绵延”一词的描述中,但他却从未明确提出过“生命时间”这一概念,甚至只在《论意识的直接予料》(Essai sur les Données Immédiates de la Conscience)一书的后半部分才将“生命”(vécu)一词作为我们所经验到的东西来使用。真正提出这一概念的是法国著名现象学精神病理学家闵可夫斯基,正是由于他在精神病理学领域对柏格森主义生命哲学以及舍勒主义现象学的积极实践,才使得精神病学从雅斯贝尔斯的那种朴素的现象学描述中挣脱出来,转变成为一种以人性存在而非以症状为中心的精神病学取向。然而在此之前,我们无法忽视闵可夫斯基精神病理学思想中浓郁的柏格森主义的生命哲学气息。
情感现象学》(La Phénoménologie des Sentiments de Sympathie)这样的书更感兴趣,而非《物质与记忆》(Matière et Mémoire)那样的形而上学论著。参见Eugène Minkowski, Traité de Psychopathologie, Paris: Empécheurs de Penser Rond, 1999, p. 553. 以及参阅Eugène Minkowski, crits Cliniques, Paris: rès, 2002, pp. 100101.
需强调的是,闵可夫斯基对柏格森哲学思想的借鉴并非全方位的,毋宁说是一种剔除了形而上学而被还原为意识的纯粹材料的柏格森主义。参见Hebert Spiegelberg, Phenomenology in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2, p. 236.这种哲学品味上的偏好并非偶然。在闵可夫斯基生活的那个时代,胡塞尔的现象学尚未发展为一场浩荡的哲学运动,因此,与其说他受到了现象学思想的影响,不如说是出自于一种与柏格森类似的先天的现象学直觉——绵延的概念就是胡塞尔现象学时间的内部意识中的构成性时间的原型。这种现象学直觉就决定了闵可夫斯基对柏格森的《论意识的直接予料》和舍勒(Max Scheler)的《直接予料(données immédiates)的概念直接标记了柏格森主义生命哲学中的现象学品性。对柏格森来说,一个实在的东西一定是一种直接显现的予料。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予料的直接显现并非纯粹胡塞尔现象学意义上的“回到事物本身”(retour aux choses mêmes),而是一种“回到事实”(retour aux faits),确切来说,回到一种心理事实。这种心理事实从根本上来讲就是一种纯粹的意识现象,一种异质多样却前后相续的意识状态。柏格森将这种在时间当中直接显现的予料命名为“绵延”,亦即一种意识的绵延、世界的绵延、宇宙的绵延。参见莫伟民等:《二十世纪法国哲学》, 上海: 人民出版社, 2008年, 第34页。绵延的这种流动不居的状态反映了柏格森生命哲学与胡塞尔现象学的根本差异。详细来说,胡塞尔所谓的本质虽然是一种直观显现的现象,但在根本上仍从属于理念的范畴,因而必须在意向性分析这把“手术刀”的解剖下才能展现其逻辑的、观念的共相本质。这样一来,胡塞尔现象学就必须具有一个“我思”的结构,才能进行意向性分析的活动,这就重新掉入了康德“物自体”的不可知论。同时,胡塞尔現象学这种抽象的逻辑共相也就意味着它本质上是一种位于空间中的静止僵化的现象,不具有时间的结构。这一点正是柏格森与狭义现象学运动的根本区分。因为柏格森要回到的不是抽象静止的事物,而是一种流动不居的心理现实,一种纯粹的绵延。对柏格森来说,绵延在现象中直接显现,因而其生命哲学在广义上来说仍属于现象学,并且是一种原始野性的现象学,带有强烈活力论印记的生命现象学。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