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共情是分享和理解他人情绪并对他人处境做出反应的能力。共情中的性别差异受到了社会心理学、演化心理学、发展心理学和认知神经科学等多个学科的关注。尽管研究者们对共情性别差异的意见尚有不一致的地方，但来自主观报告、行为实验、心理疾病分析和生理心理学测量等方面的研究结果还是表明共情确实存在一定的性别差异。共情的性别差异可能直接来源于个体家庭内和家庭外的社会化过程，以及个体信息和情绪加工心理特征的差异，共情的性别差异更深层的原因可能是包含激素水平和大脑机能在内的生理基础的差异，而共情中性别差异的最终原因也许可以追溯到演化上的性别原型。
文章编号：1673-9841（2014）04-0077-07 DOI:10.13718/j.cnki.xdsk.2014.04.011
共情（Empathy）是分享和理解他人感受，并对他人的处境做出适当反应的能力[1]。共情包含了认知的成分也包含了情绪的成分；并且，共情既可以是一种人格特质或者一般性的能力，也可以作为一种情境特异化的认知-情感状态[2]。共情对人类的社会生活有着广泛而重要的影响，如共情帮助个体和他人形成情感连接，抑制攻击和冲突，促进亲社会行为和合作等[1]。
一直以来，人们似乎就有这样的印象———和男性相比，女性更富同情心，更加共情。男性和女性的共情是否存在实质性的差异，而这种差异的根源又是什么? 这不仅是几百年来科学家和哲学家们不断探讨的问题，也是大众乐此不疲谈论的话题。本文将对共情性别差异的相关文献进行回顾，并探讨共情性别差异产生的可能原因。
一、共情性别差异的表现
很多研究都发现女性比男性具有更高的共情。这些研究来自社会、认知、神经等不同领域，使用自我报告、行为观察、生理测量和演化建模等不同的方法和技术，均从不同侧面为共情的性别差异提供了证据。
首先，在多种使用主观报告对共情的测量中，女性的共情成绩均显著高于男性[3]。这些自我报告的研究使用了不同的问卷工具，如人际反应性指标（InterpersonalReactivityIndex）[4]，共情商数[5]（EmpathyQuotient）等，这些问卷都具有很好的信度和效度。这些主观报告的测量方式也包含了多种不同的形式，但不论是自我报告[4-5]，还是父母报告[6]或教师报告[7]等他人的评定，都发现了明显的性别差异。同时，这些研究涵盖了不同的年龄层次，从出生仅几个小时的新生儿[8]到青少年[9]，再到成年个体[4]，结果都存在这样的性别差异。Mestre、Samper、Frías和Tur的研究还指出[10]，共情的性别差异有随年龄逐渐扩大的趋势。同时共情的性别差异也具有跨文化的一致性，除上述西方背景下的研究，在中国青少年中也发现了类似的性别差异[11]。
其次，行为研究的结果也支持共情表现存在性别差异。Sagi和Hoffman发现[12]，女婴比男婴具有更强的反应性哭泣的倾向，而反应性哭泣是共情发展重要的先驱指标。Zahn-Waxler等人使用模拟悲伤程序（Simulated Distress Procedure）[13]，即让母亲和主试等人假装受伤，考察被试的反应，发现女孩比男孩对他人的悲伤情绪表现出更多的好奇和询问，有更高的共情关注，并采取了更多帮助、安慰等亲社会行为。Kring和Gordon让被试观看包含他人面部表情的录像片[14]，发现女性对他人情绪的强度评定得更高。此外，在其它很多和共情有关的行为上，研究者们也都发现了显著的性别差异。如，不论是在儿童还是在成年人当中，女性能够更好地解码非言语线索[15]。
再次，和共情相关的精神疾病中也可以看到明显的性别差异。孤独症谱系[5]就是一类典型的和共情缺损密切相关的精神疾病。Baron-Cohen[16]等研究者在对孤独症患者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提出了共情化-系统化（empathizing-systemizing theory）的假设。他们认为，男性的典型思维是系统化，其优势在于对机械世界的逻辑分析；而女性的典型思维是共情化，其优势在于对复杂人际世界的感知。共情化和系统化分属同一维度对立的两端，Baron-Cohen和Wheelwright发现[5]，男性的系统化商数显著高于女性，而女性的共情化商数显著高于男性。此外，对于行为失调[17]、反社会人格障碍[18]等多种精神疾病，男性的患病机率要显著高于女性，而这些疾病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患病个体缺乏共情。
最后，使用更加客观的生理测量方法也发现了共情的性别差异。面部肌电（facial electromyography）可以作为个体对他人情绪进行无意识反应的一个指标。给被试呈现快乐和悲伤的照片，同时记录被试颧肌和皱眉肌的肌电，结果发现女性在看见他人情绪照片的时候会产生更强的肌肉电流，表明女性对他人情绪有更强的无意识模拟[19]。fMRI研究具有很高的空间敏感性，能够揭示个体共情过程中激活了哪些功能脑区。在Singer等人的研究中[20]，女性在看见公平和不公平的对手遭受疼痛刺激时，负责痛苦感受的前扣带回皮层（ACC）的激活程度没有差异，而当男性看见不公平的对手受到疼痛刺激时，上述脑区的激活程度明显降低，相反负责奖赏和积极情绪的脑岛（insula）被激活了，男性不仅没有对不公平的对手产生共情，反而因为他们的痛苦而“幸灾乐祸”。这些结果提示我们男性和女性可能具有不同的共情策略。
总之，尽管还有一些研究者质疑共情中的性别差异是否真的存在[21]，但上述研究表明，女性比男性对他人的情绪更加敏感，有更强烈的共情体验，并能够做出更多和更准确的共情反应。男性和女性具有不同的共情倾向和风格。总结起来，至少在共情的某些方面，女性确实比男性更加共情。
二、共情性别差异的原因
男性和女性的共情为什么会存在差异呢? 从上述分析中可知，个体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表现出共情的性别差异，提示共情的性别差异可能有先天的生物基础[12]。而其他非人类物种和共情有关的特性也存在一定的性别差异，表明共情的性别差异可能具有演化上生存适应的价值。在性别差异的形成和发展中，社会化的过程使得男性和女性在面对他人情绪的时候逐渐形成不同的应对和处理策略[22]。共情的性别差异可能是男性和女性不同的演化原型、生理基础、心理特征和社会化过程共同造成的。其中，男性和女性在演化过程中扮演的不同角色可能是共情性别差异最深层的根源；不同的演化原型选择了男性和女性的生理基础，塑造了不同的心理反应倾向；而被选择和塑造的个体又会形成相应的文化和社会规则，使得不同性别的个体接受不同的社会化过程，这形成了共情性别差异的最直接原因。下面，我们将从社会化过程、心理机制、生理基础和演化根源四个层次，由浅入深地对共情性别差异的来源进行探讨。
（一）社会化过程导致共情性别差异的最直接原因可能是社会过程的差异。男性和女性之所以会有不同的共情倾向、能力和表现，很可能是因为他们所处的社会化环境不同，承受的社会要求不同，以及社会化过程不同。儿童社会化的环境可以典型地区分为家庭环境和家庭外的环境，这两个方面的研究都表明社会化对男性和女性共情的影响是不同的。
首先，父母和其他家庭成员对男孩和女孩有不同的要求和期望。父母往往更期望女儿具有善良、关心他人等和共情有关的特质，并更多地向女儿传递和共情有关的行为要求。从儿童1-2岁开始，父母与子女谈话的内容就已经出现性别的偏向。女孩的母亲比男孩的母亲更多地谈论情绪状态[23]。在给2-5岁的孩子讲故事的时候，父亲往往会和女儿更多谈及情绪[24]。女孩的母亲往往会更多地讨论负性情绪，更多使用支持性的对话方式，从而让女儿更好地学习如何表达对他人关心[25]。最近的研究表明，父母双方对儿童共情的影响也是分离的，母亲更多影响子女共情中的情绪成分，如共情关注，而父亲则更多影响子女共情中的认知成分，如观点采择[25]。在共情的代际传递中，母亲的观点采择能够预测青少年时期女孩的观点采择能力，但是不能预测男孩的[26]。母亲行为控制对男孩和女孩的影响也是不同的。母亲的高控制与女儿的低共情相关，那些高行为控制的母亲可能会破坏女儿内在的共情表达动机，但是母亲的这一特质则没有发现与男孩的共情相关[27]。总之，一般来说，父母对子女不同的教养方式、谈话风格是共情性别差异的家庭根源。
其次，走出家庭，在更加广阔的社会中，男性和女性在人际关系的质和量两个方面也都存在显著的差异，这也是共情性别差异形成的重要的社会化因素。研究表明，和男性相比，女性有一张更大的人际网，女性接触的常规性人群要大于男性[28]；同时她们更深地镶嵌在自己的人际网络中，和身边的人有着更高频率、更加密集的交往模式[29]。此外，人际交往中，女性更加重视基本人际关系中的亲密性，而男性更在意权威和等级的差异[30]。
总之，社会规范要求女性更加共情，女性所生活的社会圈子也要求她们表现得更加共情。这可能是共情性别差异的社会环境的原因。
（二）心理加工特点
男性和女性往往表现出不同的信息加工能力和心理特点，这也可能是共情性别差异的原因之一。共情首先取决于对他人情绪的感同身受，因此那些具有更好的情绪敏感性和情绪知觉能力的个体往往具有更高的共情水平。不论是对社会性的刺激还是非社会性的刺激，女性都更加敏感，这也许导致女性对他人的内部感受也更敏感。从这个角度来说，女性自身的一些心理特点很可能决定了女性的共情优势。
首先，女性对疼痛等非社会刺激表现出了更大的敏感性。个体对自我疼痛感较低的阈限会导致对他人疼痛具有更加强烈的体验[31]。Schulte-Rüther等人的研究发现[32]，在痛觉等来自物理刺激的感觉上，女性的感觉阈限更低。这可能是女性在多种疼痛共情范式中表现出更强共情反应的原因之一。
其次，在情绪和社会性刺激方面，女性也表现出对自我和他人刺激的双重敏感。很多研究都指出女性具有更高的人际敏感性。如，女性在由面部、身体和声音所表达的非言语线索判断任务上具有比男性更高的准确性[15]，在回忆他人非言语行为[33]和外表[34]的任务上准确性也更高。此外，女性有更高的情绪敏感性，能够更加敏锐地知觉到他人的情绪[35]。在判断由视觉和听觉传递的情绪时准确性更高[36]。与此同时，女性自身的情绪体验更加复杂，而且能够更加清晰地分辨自己的不同情绪状态[37]。研究还指出，和男性相比，女性认为自己经历了更多的快乐和悲伤情绪[38]。尤其是对于消极的情绪事件，女性具有更强的易感性。此外，女性对于自己和他人发出的侵犯行为也更加敏感[39]。女性对于他人这些情绪和社会信息的敏感性可能导致女性对他人的情绪和社会线索产生更加强烈的体验，这些可能是心理层面上共情性别差异的原因之一。
（三）生理基础
大量研究指出，男性和女性在内分泌、脑电和皮层功能等多方面的数据都存在差异，这些差异可能是共情性别差异的生理基础。
共情的发生和维持都和激素有着密切的关系。研究发现，睾丸酮（Testosterone）和催产素（Oxytocin）这两种激素和共情有着密切的联系，且在个体体内的水平有显著的性别差异。首先，个体睾丸酮水平和共情有关行为之间存在负相关。在一系列研究中，Baron-Cohen及其同事通过羊膜穿刺技术测量了胎儿的睾丸酮水平，发现胎儿的睾丸酮水平对其出生后的多种共情有关行为都有着重要的调节作用。如，胎儿睾丸酮水平和个体4岁时的意图判断呈负相关[40]，和个体6-8岁时母亲评定的共情和眼中读心任务成绩也有显著的负相关[41]。由于男性的睾丸酮水平显著高于女性，很可能会导致男性在很多和共情有关任务的表现上不如女性。其次，催产素也是影响共情及有关行为的重要激素。催产素在动物和人类的情感联结（pair-bonding）、母性行为和其他社会性行为中具有重要的作用[42]。一些研究发现催产素能够促进共情。如，让被试观看情绪短片，要求他们评定片中主人公的情绪和自己的共情。结果发现血液中催产素含量提升的比率不仅和个体看情绪录像时报告的共情强度正相关，也和使用问卷测量的个体特质性共情水平之间有显著正相关[43]。男性和女性上述激素水平的差异可能是共情性别差异的重要原因。大量研究都发现女性的催产素水平显著地高于男性[44]，这也会导致女性相比男性会有更强的共情反应。
共情的性别差异和男性、女性的大脑情绪加工的差异也有着密切关系。镜像神经系统（MirrorNeuronSystem）在共情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镜像神经元最早发现于猕猴运动皮层前区的F5区和顶下叶的PF区，在人类大脑的两个同源区域即额下回（IFG）和顶下小叶（IPL）也发现了镜像神经元[45]。镜像神经系统为共情等社会认知活动提供了神经机制层面的解释。镜像神经元系统的基本工作原理是知觉-行动机制（Perception-ActionMechanisms），也就是说，无论是亲自体验还是观察他人情绪体验，都会激活相似的脑区。因此，通过知觉行动机制，人们就能感知到他人的动作、情绪等内部心理状态。Han等人发现[46]，当看见他人处于疼痛状态下的时候，女性的镜像神经系统有更大的激活。在Schulte-Rüthe等人的fMRI研究中[32]，当面对他人的情绪的时候，女性的右外侧前额皮层（人类镜像神经系统的组成皮层之一）有更加强烈的激活。而男性的左侧颞顶联合区激活程度更强，这表明男性能够更好地区分自我和他人，从而阻止他人情绪对自己的影响。同时，脑电研究也发现男性和女性的镜像神经系统加工他人情绪的时间进程上存在显著差异。研究者们使用ERP的方式考察了和共情密切相关的Mu节律的抑制。不论在人类[47]还是动物中[48]，雌性个体的mu节律比雄性的抑制水平更强。Fukushima和Hiraki的研究进一步发现[49]，男性和女性在体验了游戏的消极结果之后都会在300毫秒时出现一个内侧前额叶负波；但只有女性看见对手经历失败时才会出现相似的成分。Cheng等人使用了三维像素形态测量分析发现[50]，女性镜像神经元脑区的灰质容量大于男性。上述研究均表明人类镜像神经系统的神经解剖学基础上存在性别差异，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我们理解共情的性别差异。
（四）演化机制：性别原型对性别差异的影响
共情中性别差异的最终原因可以追溯到物种演化的层面。雌性和雄性个体在演化过程中会产生不同的劳动分工并形成不同的性别原型[3]。在很多物种中都能够观察到亲属之间、陌生个体之间甚至是跨物种个体之间存在共情行为，这表明共情对于物种的社会生活很可能具有生存意义[1]。从演化的视角来看，女性的共情优势是因为共情的特质更加符合女性在演化中的原型。总体而言，男性往往联系着家庭和社会，而女性往往加强家庭单元内部的人际关系[51]。而这种男性和女性的分工塑造了男性和女性不同的性别原型，可能决定了男性和女性在以下两方面的差异，并最终决定了男性和女性不同的共情水平。
共情本身起源于母婴之间的情感联系（affectivebonding）。在很多哺乳类和鸟类中都演化出了父母照顾子女长大的家庭模式。未成年的幼仔会发出哭叫声来促使父母等照顾者为其提供食物和照顾[52]。那些能够更加敏锐地感知到幼崽需求的父母才能够更加成功地哺育后代。在人类和很多具有这种家庭模式的物种中，雌性个体都是幼崽的主要照顾者，演化的选择压力决定了女性的共情优势。
而一旦共情演化出来，就能够超越亲子交流的范围，在更广阔的社会沟通和交流的情境中发挥作用。在社会生活中，男性更加注重独立和自治，女性则更加注重发展亲密和谐的人际关系。这些早期情绪体验的差异可能会使得男性和女性发展出不同的自主努力模式—男性在独立性上更加有效，女性在关系的调节方面更加有效[53]。
总之，演化的压力塑造了女性在家庭中的“养育者”角色，在家庭外塑造了女性“联系人”角色，这都要求女性更加共情。
三、总结和展望
通过对来自自我报告、行为实验、心理疾病分析和生理心理学测量等方面的研究的回顾，可以看到共情确实存在一定的性别差异。我们可以从社会化环境、心理加工特点、生理基础和演化起源这四个层面来解释共情的性别差异。其中演化可能是共情性别差异最根本的来源，演化不仅选择了男性和女性不同的生理基础及相应的心理反应，还塑造了偏好这些性别特点的社会环境，从而使得男性和女性表现出不同的共情反应。
但是，共情的性别差异是非常复杂的。最新的研究表明，共情的性别差异可能是“不均衡的”，可能会因为共情的不同成分以及承载共情的不同情绪而出现差异[3]。而且共情的性别差异可能不是一个静态的结果，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发展的不同阶段，男性和女性的共情加工的差异可能也是不同的[21]；而且，男性和女性共情中真正的差异也可能只体现在共情过程中的某一个或几个加工环节[49]。正是因为这些原因，目前对共情的性别差异的研究才会出现一定的分离和冲突。总之，先天和后天，主观和客观，能力和倾向等多种因素交织在一起，要真正描画出共情中性别差异的规律，并对其各个层次的原因进行分析，还需要更多的研究证据和理论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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