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自恋问题各种不同的治疗方法，Ron决定将他的文章聚焦到在人格障碍中自恋的角色上。我将沿袭他的思路，因为在这个领域Herbert Rosenfeld为自恋问题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他1971年的文章中，将自恋与死本能相联系，并描述了自恋的组织——一种自恋结构：既是对死本能的防御，又是死本能的应用，并以嫉毁的方式呈现出来。当然，由于在所有这样的组织中，力必多与破坏性元素都扮演着一定的角色。在Rosenfeld后期的文章中，他尝试去区分他命名的力必多自恋与破坏性自恋。我认为，他对破坏性自恋的描述，是一种以投射性认同于主导了人格（比如，他对破坏团伙（GANG）经典的描述）的一个内在客体为基础的结构，这一点毫无争议地得到广泛的接受，并激发和促进了我们后来的工作。但他对力必多自恋的描述上情况却并非如此。在自恋中的力必多与破坏性力量间事实上的互动上，存在诸多不同意见。
Ron在多个文章中表达了对Rosenfeld观点的描述，即区分“力必多占主导的自恋与破坏性占主导的自恋”非常重要。他提到了我的观点，认为“对她来说，只有破坏性自恋，而力必多自恋并不存在。”这并不那么正确。当我表述我不相信在一个持续的力必多自恋中，即一个力必多自恋是自恋结构的一部分，我真正的意思是：克来因对她称之为自恋的状态与自恋性客体关系进行了区分，但她真正的意思非常清楚，自恋客体关系是自恋结构，因为客体关系已经被内化了。自恋状态是对原初理想客体的认同。这是一个暂时的状态，因为在非病理性发展中，理想客体变成了一个好客体。如果理想客体被感知为足够地好和强大，就不那么需要将所有坏的东西都投射到外部——投射逐渐撤回，理想客体变成一个普通的好客体。由此，这种力必多自恋就只是一个过去式。当然，如同所有的婴儿化状态一样，它不会完全地消失，并在我们成年生活中不断再现，比如在一个恋爱状态中，通常会包含着一个强烈的自恋成分。而确实，如果我们未体验过这样的状态，我们的生活将会多么贫乏。但如果恋爱的状态没有发展为更成熟的爱，那我们就会陷入麻烦中。尽管Oscar Wilde说过，爱上自己的男人会在他的余生中幸福地继续爱下去，但事实上他并没有那么快乐。
Ron以罗密欧与朱茱叶为例，两人都是力必多自恋但却自我毁灭至死的结局。Ron引用了Rosenfeld破坏性自恋的说法，“死亡被理想化为一种可解决所有问题的方法。”他仅将此应用于破坏性自恋，但这似乎也适用于所谓的力必多自恋。听起来好像我正在说所有自恋性病人都是相同的。显然不是。但Rosenfeld将力必多自恋视为一种力必多凌驾于破坏性部分之上的一种状态，Ron赞同他，我认为在某些情况下，死本能是更有力量的，超越生本能占据了上风，而其它情况中死本能要弱一些。
显然Ron的两个案例中，第一个病人病得更重。她的整个人格差不多完全被她的自恋性组织所占据。第二个案例要轻得多。她对她的孪生兄弟有一个清晰的被理想化和高度色情化的关系，但问题在于为什么是整个自恋结构或组织？是什么陷入了困境？她明显有一个健康得多的自我，她有一份工作、有丈夫和家庭，但这种力必多注定成为自恋结构的一部分，使她的余生逐渐枯竭。
Ron提到John Steiner关于病理性组织的概念——其本质上自恋是作为一种防御偏执分裂性焦虑和抑郁性焦虑的结构。我认为最重要的在于支配地位。很显然，Ron的第一个病人是在与最原始的口欲性施虐偏执焦虑作斗争。第二个病人则似乎更多地在防御压迫性的俄狄浦斯焦虑。
我想提出的第二点是超我的问题。Ron引用Rosenfeld的话，即自恋结构的核心是嫉毁的(envious)、破坏性的超我。Ron提到他的两个病人都在与谋害性的超我作斗争。首先，我的问题是，为什么客体被描述为一个超我。我们现在将所有内化的客体都称为超我吗？Rosenfeld第一个案例中的病人，我会考虑是一个迫害性客体。我认为的超我，仅是内部客体通过其来源施加道德压力的这部分，它可能存在于迫害性的或理想化的客体中。当超我充满了憎恨时我认为超我是坏的，当然，如果充满过度的爱，也不是一个好的超我。我认为一个好的超我更像是一个石蕊试纸——道德范围内的现实感——它不应当是任何权力结构的一部分。它不会告诉你去做什么——仅告诉你是什么。同样，在有些地方Ron提到它是一个父母性超我——第三客体——但显然在他的第一个案例中，他也这样说过，这必然是一种更原始的、正发挥作用并渗入了俄狄浦斯主题的焦虑。
为什么嫉毁且谋害性的超我几乎被Rosenfeld和Ron Britton都视为理所当然？毕竟，自恋的人生活在一个四面都是镜子的大厅中。至少从某方面而言，难道谋害性的超我不是一个病人自己情感的投射么？在《僵局与解释》中Rosenfeld 描述了一个病人Peter，谈到了他嫉毁的残忍。因此，自恋性结构防御的是什么？客体的还是主体的谋害性？混乱（confusion）。Rosenfeld强调过，基本上在某处会有分裂的失败。Britton接受这个观点，我也接受，对混乱（confusion）的防御是最主要的。但我们知道，在混乱（confusion）中最强大的成份是嫉毁(envy)。如果你憎恨一个坏客体并爱一个好客体，你知道你处在何处。但如果你憎恨并将恨和嫉毁投射给好客体，那么你就必然陷入混乱，因为客体越好，就越快地变成一个被投射的恨意所充满的坏客体。自恋组织会保护我们免于这样的混乱。Ron强调了涵容（containment）失败的影响，以及父母的投射扮演的角色。当然，这非常的重要，但同等甚至更重要的是什么被投射给了容器（container）。
这将我们带到了在外部与内部因素间相对重要性的整个问题上。显然，两个病人中病得更重那个病人（第一个病人）的父母事实上没有第二个病人的父母那么可怕。因此，我们可以假定，她的投射更加暴力和有毁灭性。事实上，她责怪母亲喂养婴儿的梦，可能正是她对喂养过程残忍的嫉毁性攻击。我们三人——Rosenfeld, Britton和我——都观察到相反的结果，越好的环境却有越差的预后，除极端的案例之外，这就强调了内部因素的重要性（当然，没有忽略与环境的互动）。
我不认为Rosenfeld 会同意，但事实上在我的印象中，他越来越多地专注于创伤因素，而不是病人的现实或这个过程中孩子的部分。我们看Ron报告的治疗会谈，我有一种感觉，对涵容的欠缺和对坏超我的恐惧关注得更多，超过了关注病人的投射。
我想以我的一个自由联想结束此文。由于某种原因，当我阅读那些会谈时，一个古老的笑话浮现耳际。在一个聚会上，一个年迈的妇人无意中听到一些年轻人在谈性。她认真地听了，然后把一个年轻人叫到身边，低声问道“难道现在没有人用老式的方法来干这事儿了吗？” 我突然有了一个画面，我自己就是这个妇人，在有些害羞地问“难道现在就没有人以老式的方式干这事，并解释直接的嫉毁了吗？” 我想这个玩笑有一个要点。我认为，在所有情形中，对病人来说最困难的在于实施最原始的嫉毁，对分析家来说，要处理这个嫉毁的实施也是最可怕和最困难的事，我们有无穷的方法避免去处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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