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治疗关系中，创伤后症候群的患者会对治疗师发展出典型的移情作用。他们对任何一个权威的情感反应，都被其恐怖的经历扭曲了。因此，不同于一般的治疗经验，创伤移情反应有一种强烈的、非生即死的特质。康伯格表示，这好像是“患者的人生取决于能否有效地掌控治疗师”似的。有关创伤性移情作用的变化，一些最深入的观察出现在边缘性人格障碍典型的病历中，虽然当时创伤的起源还不为人知。在这些病历中，破坏性的力量显然一再地闯入治疗师和患者的关系之间。这个力量过去以为始于患者先天的侵略性，现在则认为可能是来自加害者的暴力。精神科医生艾瑞克·里斯特（Eric Lister）注意到，精神创伤患者的移情作用并非反映出单纯的二人关系，而是三人组合：“令人毛骨悚然的是，当患者和治疗师面谈时，好像有第三者在场似地，他是施虐者……他要求保持缄默，但他的命令现已不被奉行。”
创伤性移情作用不仅反映出患者的恐怖经历，并反映出患者的无助经历。精神创伤受害者当时是完全无助的，她无法保护自己，所以呼喊求救，但无人帮她。她感觉完全被摒弃不顾，这个经历的记忆将弥漫在所有往后的人际关系中。患者无助的、被放弃的情感信念愈强，她愈渴望能得到一位全能的救助者。通常她会选择治疗师来扮演这个角色，并对治疗师发展出一种强烈及理想化的期望。患者将治疗师理想化，可使自我产生一种受保护的幻觉，用以对付精神创伤恐怖感觉的再现。在一个成功的个案中，患者和治疗师都意识到，恐怖的根源是来自患者的求救：“治疗师说，‘对某人有如此强烈的需求，却不能控制他，实在令人害怕。’患者之后转诊于其他医生，但持续这个想法，‘可怕的是，你只要用你说的话……或漠不关心，或弃我而去，就能杀了我。’治疗师后来补充说，‘我们能明白为什么你需要我是完美无缺的。’”
当治疗师未能符合这些理想化的期望时——当然她不可避免地会失败——病患通常会怒不可遏。由于患者感到她的生活好似取决于救助者，她无法宽容、无法原谅任何人为的错误。越战退伍军人欧布莱恩的个案可以清楚地说明精神受创者对救助者——即使他仅有极小的过失——所产生的无助、绝望的愤怒。欧布莱恩这样描述他在战争受伤后的感受：”
复仇的渴望一再啃噬着我。晚上有时喝多了，我会想起被炮弹打中后喊叫军医；然后是等待、等待，无穷无尽的等待。我昏了过去，醒来后再呼叫军医，这呼喊似乎令我更痛；我身上散发出可怕的恶臭，汗水和恐惧紧紧包围着我，巴比军医那笨拙的手终于来帮我了。这些细节不断地在我脑海里打转……我想喊叫：“你这个笨蛋，我受伤了，我要死了。”但是我能做的，仅是悲鸣和哀号。这些我都记住了；医院和里面的一些护士，我也记住了，我甚至能记住我的愤怒。但我却没感觉了。最后，我只能感到那在我胸口深处的冰冷。第一，那家伙几乎杀了我。第二，这必须有报应。
这个证词不仅透露受害者面对死亡恐怖时，对无助的处境所展现的愤怒，而且显示他愤怒的对象，已从加害者转移至照护人员。他认为几乎害死他的是那个军医，而不是敌人。委屈和羞辱难堪的感觉更加深了他的愤怒，虽然他渴望得到救助者的帮助，却因自己污损的身体状况被看见而感到羞愧。当他在医院疗伤时，心中盘算着复仇大计，目标不是敌人，而是无能的救助者。许多精神受创者对于设法帮助他们的照护人员，都怀有相似的愤怒，并计划着类似的报复幻想。在这些幻想里，他们希望将同样难堪的处境、那种无助和羞辱，都加诸辜负他们、令他们不满的治疗师身上。
的确，精神受创患者有一股强烈的渴望要依靠治疗师的正直和能力，但她却做不到，因为信任的能力被创伤经历损坏了。在其他的治疗关系中，也许从一开始就可假定彼此间存有某种程度的信任；可是这个假设在精神受创患者的治疗关系里并不见得能够成立。患者进入治疗关系后，容易对治疗师产生各式各样的猜忌和怀疑，她常会认为治疗师根本不能或完全不愿帮助她。除非治疗师可以证明他的能力和意愿，否则患者将认定治疗师无法承受其精神创伤的真实面貌。直到他们确信治疗师能够忍受战争故事的细节，退伍军人不会与治疗师形成一个彼此信任的联盟关系。同样地，强暴罪行创伤患者、人质、政治犯、被殴妇女和大屠杀创伤患者，都对治疗师倾听的能力有类似的不信任。一位乱伦恶行创伤患者表示：“这些治疗师表现得像是他们能医治所有的疑难杂症，但遇到真正的问题时，他们就退缩了。”
然而，若治疗师没有退缩，患者也同样会怀疑他如此积极的动机。她也许认为治疗师的许多动机和加害者是一样的。她经常怀疑治疗师有剥削或窥私的意图。如果精神创伤不幸再度发生或延长，那么，患者对治疗师的不合情理或有恶意的信念就更坚定了。遭受长期精神创伤而产生复合性创伤后症候群的病患，亦呈现复杂的移情反应。长期与加害者相处彻底改变了患者与人相处的关系模式，以至于她不只恐惧再度受害，也似乎无法保护自己免于受害，甚至很微妙地显得希望受害。统治支配与屈服顺从两股冲撞的力量，会重现于患者所有往后的人际关系里，包括与治疗师的关系。
长期精神创伤患者能精妙地掌握下意识和非语言的人际交流。由于长时间惯于解析其作为俘虏的情感和认知状态，创伤患者亦将此能力带入治疗关系里。康伯格发现，边缘性人格障碍的患者拥有“超自然的”能力，可揣测治疗师的心思并发掘其弱点。泰内指出，纳粹大屠杀创伤患者有“强烈的敏感性和感知能力”，他补充说：“治疗师注意力有些微波动，这些病患都能迅速及异常敏感地觉察到。”
患者详查解析治疗师的每句话和每个肢体语言，以保护自己免于遭受预期中的敌对态度。由于不相信治疗师心怀善意，她会顽固地曲解治疗师的动机和反应。治疗师或许最终会使用非传统的方式反应患者的敌对态度；当治疗师不自觉地被引入这种统治支配与屈服顺从的拉扯中时，他也许会因一时疏忽，而重现虐待关系中的一些状况。这类发展模式在边缘性人格障碍患者的治疗中广泛研究过，一度被认为源于患者自我防御方式中的“投射性认同作用”（projective identification）；加害者再次于这种类型的相互作用中扮演影子的角色。当精神创伤的源头显露之后，治疗师会发现，原始的精神创伤与它在治疗关系中的再现之间，有离奇的相似性。普特南如此描述一名多重人格障碍患者的病例：“患者在童年时一再地被捆绑，并被迫吮吸父亲的阴茎。在最近的住院治疗期间，她患有严重的厌食，而且有自杀倾向。工作人员设法通过胃管喂食，但她一直抗拒，并拔掉它。结果，他们被迫将她的四肢绑起来。患者被拴在她的床上，有一根管子强插在她的喉咙里；这一切都是以救她的命为名义。直到有人指出这些‘治疗性’的干预行动与她早期被虐经历的相似性后，强迫喂食才中止。”
患者与加害者之间关系的重演，在含有性欲的移情作用里最明显；童年长期性受虐的创伤患者常会产生这类移情作用。患者会认为自己在他人心目中的唯一价值，特别是在权威者的眼里，只是作为一个性对象。就这一点，举例来说，在一个被诊断为边缘性人格障碍的乱伦恶行创伤患者病历里，治疗师描述一个冗长但成功的治疗的最后面谈过程如下：“她现在终于感觉自己是个成年人了；尽管如此，我没有与她发生任何性关系的事实，或许会让她觉得是因为自己不够性感。在最后的诊疗面谈中，她好奇地想知道，如果她除了口头上谢我之外什么都不做的话，我是否能够知道她有多感激我对她的诊治。走到门口时她意识到，或许光说声谢谢就够了。这是在我们首次诊疗面谈后的第7年。”
有些患者会将与治疗师发生性关系的欲望表现得相当直接，有些甚至会要求将这样的关系作为唯一能令人相信治疗师是真心关怀患者的证明。但即便是这样的患者，亦畏惧在治疗中重演性的关系；这样的再现简直就是证实患者的信念——所有的人际关系都是腐败的。
多重人格障碍的患者展现极端复杂化的创伤性移情作用，这些移情作用也许高度地分裂，每一部分由不同的人格拥有。普特南建议，诊治这些患者的治疗师，须做好妥善的心理准备，应将强烈的敌对和有性欲的移情作用视为惯例。即使是没有这类极端解离能力的患者，移情作用也可能是纷乱和破碎的，且易摇摆不定，这是创伤症候群最显著的特征。因此，对患者和治疗师双方而言，复原关系内的情感转变，势必都是变化莫测、混淆不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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