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序言
内疚(guili)（guilt在汉语中有不同的译法。如内疚、负疚感、负罪感、罪感等。为避免不同的译法可能产生的概念理解上的混淆，同时也为与“羞耻”一词相对应，本文沿用“内疚”的译法）和羞耻(shame)关系的研究是最近十多年来国外心理学界研究的热点课题。作为人类高度社会化的负性自我道德情感体验，内疚和羞耻既是个体对自身经历的不良事件进行评价和认知的产物，同时也是影响个体后续行为的重要因素，而且它们都与个体的身心健康和社会化的发展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越来越多的研究揭示出这两者在内容特点上表现出很大的不同，特别是在概念界定、认知评价、情感体验、行为表现以及心理病理学等方面表现出巨大的差异性。但通过对这些研究的深人分析发现，关于内疚和羞耻的研究方法却有许多相似之处。总结和梳理内疚和羞耻研究在内容上的差异性和方法上的趋同性，对深人探讨两者错综复杂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2内疚和羞耻的差异
2.1现象学方面的差异
内疚和羞耻现象学差异的第一个表现是对内疚事件和羞耻事件的区分。有研究者认为，某些事件或情境会导致个体的内疚感，而另一些事件则会引起羞耻感【1-2】。对此的验证多采用让被试报告自己亲身经历过的内疚事件或羞耻事件。但仍有很多研究表明，羞耻事件和内疚事件并不具有特异性，很多事件如撒谎、偷窃、未帮助他人等既可以引发内疚感，又可使人产生羞耻感【3】。内疚与羞耻现象学差异的第二个表现是“公开化和私人化”假设，即内疚更多与内在的道德要求有关，它代表着自我的良心受到冲击后产生的更私人化的体验，因此内疚产生于无他人在场的情境中，而羞耻的产生更需要观众，个体所关注的是消极的自我如何呈现在他人面前，因此，羞耻产生于公开化的情境中【4】。羞耻和内疚现象学差异的第三个表现是情绪体验和行为表现。Parrott认为，内疚的个体体验到焦虑、后悔和懊恼，并可以通过纠正某些事情或弥补错误来减轻内疚感，而羞耻者则体验到沮丧、无助、渺小感和无能力感，并试图隐藏、逃避或消失自我【5】。Higgins的自我不一致理论(self-discrepancies)强调，现实自我和理想自我的不一致将导致羞耻感的产生，而现实自我和应该自我的不一致将产生内疚感【6】。一般而言，羞耻者总喜欢掩饰自己的不良行为，更想逃避当时的痛苦情境，而内疚者对自己的行为会感到更后悔并努力采取补救措施【7】。内疚与羞耻现象学差异的第四个表现是谢波等人提出的“伤害自我与伤害他人”假设【8】。谢波对中国大学生的羞耻和内疚故事进行了分析，发现被试的主观描述上存在着不同的倾向性:当描述自己的羞耻体验时，相当多的被试明确提到，他们感到羞耻是因为觉得自己受到了伤害，而感到内疚是意识到自己的言行伤害了其他人。钱铭怡等人的研究证实了这种假设【3】。
2.2 归因倾向上的差异
个体特定的情绪和情感的反应都与其认知特点有关。作为自我道德情感的内疚和羞耻，由于人们对环境事件或个体行为的认知评价或归因的差异，其产生的频率和可能性也不一样。Weiner在其归因理论中提出，内疚与羞耻情感与原因的控制性有关:羞耻与不可控制归因相联系，内疚则与可控制性归因相关【9】。lamb认为，当个体认为他们对所做的不良行为的后果负有责任时会感到内疚，而羞耻者却对此并不感到有任何的责任川。在所有羞耻与内疚的差异研究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当属Lewis提出的“自我和行为”假设【10】。他认为，羞耻是直接针对自我(self)的，个体的负性行为或失败被看作是“坏自我”的反应，而内疚的评价焦点是个体所做或未做的行为(action)。强调自我（我是一个可恶的人）还是强调行为（我做了可恶的事）的差异导致了不同的情感体验。之后，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Lewis的上述理论假设进行了验证【11】。总之，对失败或违法的行为出现羞耻反应还是内疚反应，主要取决于行为者对事件的认知评价（归因），即羞耻与强调自我有关，内疚与强调行为有关【12】。
2.3心理适应性的差异
内疚与羞耻的心理适应功能主要体现在对个体行为的动机作用和对心理健康状况的预测作用上。内疚作为动机刺激，会激发个体努力并增进其行为表现，而羞耻则使人从任务中退出，并抑制随后的行为表现。羞耻使人无地自容并带来巨大的痛苦，让人觉得自身毫无长处、没有任何价值。内疚虽然具有痛苦的成分，但这种痛苦指向了失败的原因或受到伤害的客体，目的是纠正错误，因此，内疚并不像羞耻那样消极。与适应不良有更大的正相关【13】。Tangney等使用量表法对羞耻和内疚与临床症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羞耻感与SCL-90功量表中的九个因子都存在正相关，而在控制羞耻感的前提下内疚感与任何一个维度均无相关【14】。Dearing等人的研究表明，羞耻者比内疚者表现出更多的酒精和药物滥用【15】。woien等人的研究也表明，羞耻与低自尊、高压力和精神病性症状相联系，而内疚与心理障碍并无显著的相关【16】。还有研究发现，抑郁和瘫症患者报告出过分的羞耻体验，而强迫症和偏执型病人多反映过分的内疚【4,17】。综上所述，绝大多数研究认为，羞耻比内疚更易产生心理上的不适应，也更易造成心理障碍（如抑郁症、躁狂抑郁症、自恋症、精神分裂症）。
2.4 文化背景上的差异
Demos分析了新英格兰从以羞耻为基础的社会控制到以内疚为基础的社会控制的变迁。19世纪前半叶，新英格兰的宗教信仰由对原罪的关注转向了牺牲和受难。与之对应的是，教育的方式不再包括公众暴露和责难，而将重点转移到对孩子的孤立以使他们的良知受到惩罚而达到教育的目的，这样，外源性的社会控制（羞耻）就转化成了依赖于内部道德的内源性控制（内疚）【18】。有学者认为【19】，西方国家是内疚取向的文化(罪感文化)，而东方社会(尤其是中国)是羞耻取向的文化(耻感文化)。但钱铭怡等人的研究表明，中国大学生羞耻和内疚的现象学差异与西方人基本相似吻一。为更直观起见，本文对内疚和羞耻的差异进行了总结，见表1。
表1内疚和羞耻的差异
| 维度 | 内疚 | 羞耻 |
| 评价焦点 | 特殊行为 | 整体自我 |
| 痛苦程度 | 弱 | 强 |
| 情感体验 | 紧张、懊恼、后悔 | 退缩、感到渺小、无价值感、无助感 |
| 自我的状态 | 自我统一 | 自我分离 |
| 对自我的影响 | 自我未被削弱 | 自我被削弱 |
| 与他人关系 | 对他人的影响 | 自我的他人评价 |
| 反事实过程 | 对行为进行心理模拟 | 对自我进行心理模拟 |
| 动机性质 | 忏悔、承认、弥补行为 | 想去隐藏、逃避或还击 |
| 心理适应性 | 健康 | 心理障碍 |
| 文化背景 | 西方文化 | 东方文化 |
3 内疚和羞耻的研究方法
3.1 情境模拟法
该方法最早由Pedman于1958年提出。基本做法是:呈现给被试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可以诱发被试羞耻体验或内疚体验的假设情境(guilt/shame一indueingsituation)，如“在一件重要的事情中很多人都依靠你的表现，可你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你的老板批评了你”。每个情境都有关于被试在特定情境中出现内疚体验或羞耻体验的现象学描述，如“你恨不得找个地方藏起来”(羞耻体验)或“我应该认识到问题并努力做得更好”(内疚体验)。被试在阅读完每一情境后，在五点、七点或九点量尺上对上述描述是否符合自身的情况进行评定。在情境模拟法中，使用最广泛的是TangneyJP等编制的一种基于情境的自我报告纸笔测验—自我意识情感与归因问卷(the Seif-Conseious Affeet and Attribution Inventory，SCAAI)，后来他们又作了修订并命名为自我意识情感测验，由羞耻体验量表和内疚体验量表两个分量表组成。该测验共设计了十五个情境，其中现象学描述(如认知特点、情感反应和行为倾向等)的评定采用李克特五点计分法【22】。之后，Luyten等人使用此量表对个体的内疚和羞耻进行了测试，发现该量表具有良好的效度【23】。O connor等编制了人际内疚问卷(the Interpersonal Guilt Questionnaire，IGQ)，该问卷共有67道题目，用于测查人际内疚的四个维度。钱铭怡等人编制了适合中国人特点的大学生羞耻体验量表(ESS)，由个性羞耻、行为羞耻、家庭羞耻和身体羞耻四个项目构成。全表共24个项目，每项从“1”(完全没有)到“4”(经常如此)进行评分。被试分数越高，说明羞耻感越强。该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同时，钱铭怡等针对传统自我报告研究范式对自变量不易控制的缺点，发展出了一种新的方法:由主试提供几个假设情境，这些情境事先根据要验证的假设以实验研究的范式进行了因素控制，要求被试想象自己经历此情境，从而考查引起被试的内疚和羞耻情感以及强度和理由。如在她的一项研究【3】中，呈现给被试的材料是一些叙述简短的故事情境，各情境均以“主干+因素组合”的形式组成。“主干”即日常生活中的典型事件，“因素”是与情境相结合的一句话，以Al、A2、B1、B2的形式呈现。“因素组合”即A、B两句话的组合，共有A1B1、A1B2、A2B1、A2B2四种组合方式。例如在故事甲中，主干是考试作弊，因素A1为“老师当场发现我作弊”，因素B2为“我违背了道德规范，没遵守考试纪律”，A1B1就是以上两句都呈现且A因素在B因素之前。按此种搭配方式共构成了16种模拟情境。然后将每一个情境材料呈现给被试，要求他们想象自己亲身经历了该情境，并分别回答自己体会到的羞耻感和内疚感的程度。
3.2整体形容词核查表(global adjective chheeklists)
该方法不是诱发被试于特定的情境和事件当中，而是向被试呈现具有内疚倾向或羞耻倾向的形容词项目，然后统计被试在每一项目下的得分或出现的频率。Harder DM编制了基于形容词的自我报告纸笔测验—个人情感问卷（PFQ-2，Personal Feelings Questionnaire-2），该核查表共有16个羞耻形容词和20个内疚形容词，内疚项目如后悔、懊恼等，羞耻项目如尴尬、屈辱、自我意识等。该核查表由16个项目的形容词构成，要求被试在五点量尺上（0=从来没有体验到，4为经常体验到）进行评定。该量表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重测信度和结构效度【24】。Averill等人的研究表明，该方法在测查羞耻和内疚方面具有较高的价值【14】。整体形容词核查表法在羞耻与内疚研究中使用较少。
3.3自我报告法
该方法的基本思路是让被试描述一件他(她)经历过的内疚或羞耻事件，然后要求被试回答一些相关问题，或做一些测查和评定。内疚事件或羞耻事件的收集既可以以纸笔的形式进行，也可以是半结构式访谈，相对而言，纸笔方式更有利于消除被试的防御反应，从而得到较为真实的事件描述。张智等人使用自我报告法对270名全日制大学生的内疚与羞耻的现象学差异进行了研究，他首先让被试回忆一件令他(她)内疚或羞耻的事情，然后发放大学生羞耻体验量表(EES)，让被试对照量表项目根据自己的符合程度进行评定【21】。
上述三种研究方法各有优缺点。首先，从信效度来看，情境模拟法和整体形容词核查表法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和结构效度，同时情境模拟法的表面效度也较高，但其构想效度却值得怀疑。因为情境模拟法的基本假设是羞耻和内疚具有不同的现象学描述(如内疚指向行为、更私人化，羞耻指向自我、更公开化等)，但事实上，这些现象学的差异是否具有普遍性本身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因此，以此为前提来编制典型内疚体验或羞耻体验的现象学描述还需要更大范围的样本和情境去检验。其次，从研究的内容来看，情境模拟法和整体形容词核查表法都是以事先设计好的假设情境或主观描述为内容的，其资料是概念驱动的，而自我报告法是要求被试回忆他(她)亲身经历过的内疚或羞耻事件，其资料是材料驱动的，这样就能更大程度地诱发被试真实的情感反应。最后，从误差的控制来看，情境模拟法对被试区分内疚概念和羞耻概念的能力没有过多的要求，对于受教育程度不太高的被试该方法同样适用。但由于该方法有时候需要使用同一事件来诱发羞耻和内疚，因此会出现两种情感的融合。同时，情境模拟法要求被试对内疚体验或羞耻体验的现象学描述进行评价（如，我感到自己无地自容），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产生社会赞许效应。而整体形容词核查表法依赖于被试在复杂情境中对羞耻和内疚概念的理解能力，很难在更大的样本群体中使用。自我报告法在被试选择上面临同样的问题，因为它要求被试对自己所体验过的羞耻或内疚事件回忆并表达出来，对部分被试而言可以做到，但对另外一部分被试来说能够回忆出来但不能有效而具体地表达出来，而还有一部分被试可能根本不愿意回忆，这样就会产生被试的防御反应偏差。
4总结与展望
内疚和羞耻作为重要价值的自我意识道德情感，已引起了包括心理学家在内的许多学者的关注。本文通过近些年来国内外心理学界关于内疚和羞耻关系研究的集中梳理和分析，从研究内容的差异性和研究方法的趋同性两条主线进行了概括和总结。无疑，已有的研究成果对打破传统的只重视基本情绪的探讨而忽视人类更为复杂的高级情感的实证研究注人了活力，同时也对深入了解内疚和羞耻之间的具体关系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未来关于内疚和羞耻关系的研究中，以下问题仍待进一步解决。首先，尽管已有的绝大多数研究揭示出内疚和羞耻在现象学、归因倾向、心理适应性以及文化背景等方面表现出一定的差异，但事实上，两者作为自我反思的社会性情感，却具有某些共同的特征，如两者都属于社会化的自我道德负性情感，都有低头、目光回避、视线转移等外部的行为表现，都会产生自责等负性的自我评价。那么，如何透过两者的差异性找到它们的共同点，是心理学家不得不思考的一个问题。同时，尽管绝大多数心理学家认为内疚和羞耻在诸多方面存在差异，而且有一定的实证依据，但并不是所有的学者都同意这些观点，即使影响最大的Lewis提出的“自我和行为”假设，仍存在一定的分歧。事实上，关于内疚和羞耻差异性的观点一直存在着争议，甚至有些观点完全相反，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不是还有更深层次的问题没有发现，抑或是没有找到合适的研究方法?更进一步讲，内疚和羞耻关系研究的根本意义是什么?这些都是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值得关注的问题。其次，已有的研究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内疚和羞耻关系的具体层面上，而缺乏更为系统的深层次的理论思考，特别是关于内疚和羞耻心理机制的探讨缺乏相关理论和模型的支持，这极大地限制了从更高的视角探讨两者的关系。再次，在研究对象上，已有研究主要是以正常人为样本进行的(如大学生)，鲜有特殊人群内疚和羞耻的研究。对于从事特殊行业或经历过重大生活事件的其他群体如艾滋病患者、罪犯、戒毒人员、体育运动员、心理障碍患者以及法官等，他们的内疚和羞耻的特点是否与正常人有差别?从这些特殊群体身上得到的研究结论或许能在更大程度上丰富内疚和羞耻关系的已有研究成果。最后，从内疚和羞耻的测量方法来看，尽管心理学家已经找到了以上三种基本的测量方法，但如前所述，每种方法都有其无法克服的缺点。内疚和羞耻作为人类的高级情感，它们在表现方式上往往具有内隐性和深刻性，能否找到一些更为科学有效的测量内疚和羞耻的技术?特别是在提高研究的生态效度方面能否有新的突破?这是内疚和羞耻关系的未来研究中需要重点考虑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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