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rderline Level of Organization 边缘水平的人格组织
mints 译 自《Psychodynamic Diagnostic Manual》 Second Edition
边缘人格组织个体的情感调节出现了困难，因此容易受到压倒一切的极端情感的影响，这些情感包括强烈的抑郁、焦虑和愤怒的发作。他们可能会反复出现人际关系困扰；严重的情绪亲密问题；工作问题；冲动调节问题，药物滥用和其他成瘾行为（赌博、偷窃店铺、暴饮暴食、性冲动、视频游戏或网络成瘾）的易感性。在痛苦（例如，当依恋关系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们自我伤害的风险风险更大，包括自我毁灭、性冒险、积累超额债务，以及其他的自我毁灭活动(Bourke & Grenyer, 2010, 2013; Clarkin et al., 1999; Yeomans, Clarkin, & Kernberg, 2015)。
这种行为反映了他们对自己无法调节不可忍受的情感，无法控制的冲突，或两者的绝望。通常而言，具有人格病理学的个体严重到足以 在组织的边缘水平上符合DSM人格障碍诊断标准的诊断，而不是特定的DSM人格障碍诊断标准（例如, Yeomans et al., 2015）。人格组织的边缘水平可以分为高水平的（靠近神经症的边缘），描述的患者的整体人格更接近于神经质人格组织（Caligor，Kernberg，Calkin，2007），和低水平（靠近与精神病的边缘），描述中的患者有严重的缺陷（Clarkin等人，2006；Kernberg，1984）。高水平和较低水平边缘人格组织的患者可能需要不同的治疗方法，即，高水平的患者的更需要探索性（即解释性、洞察力）的治疗，而低水平的患者需要更多的支持性的、能力建设的治疗。
临床医生使用Seeler-Western评估程序（SWAP; Lingiardi, Shedler, & Gazzillo, 2006; Shedler, 2015; Westen & Shedler, 1999a, 1999b, 2007; Westen, Shedler, Bradley, & DeFife, 2012）对患者进行的描述研究，强调了具有边缘人格组织的个体在情感和冲动上的调节问题。他们谈到了来访者极端的和粗暴的情绪，以及许多学者声称的，他们对“原始的”、“不成熟”防御或“代价高昂”防御的依赖（参见，例如，Cramer, 2006; Kernberg, 1984; Kramer, de Roten, Perry, & Despland, 2013; Laughlin, 1979; Perry & Cooper, 1989; Perry & Presniak, 2013; Perry, Presniak, & Olson, 2013; Vaillant, Bond, & Vaillant, 1986）。考虑到神经症水平的个体也可能在压力下使用原始防御，在区分边缘水平的心理组织和神经质水平的心理组织就有了争议。可能边缘组织更多的是缺乏成熟的防御机制，而不是存在不成熟的防御机制（McWalm，2011）。
最常见的代价高昂的或原始的防御是分裂和投射性认同。“分裂”倾向于分裂积极的和消极的感知与情感，从而以讽刺、黑或白、全好或全坏的归类方式（例如英雄和救援者、恶棍和辱骂者、或者冷漠无情的目击者）审视自我和他人。分裂可能会将某些人视为“全好的”，同时认为其他人是“全坏的”，或者会卷入到对同一个人的相互矛盾的看法之中（例如，Galdnne，2002；Maple，1957）。
无法将完全不同的面向整合为一个连续的整体是分裂的结果。因此，边缘水平人格组织患者表现出“同一性弥散”的现象：他们的态度、价值观、目标和自我感觉是不稳定的和变化着的，他们的自我感知可以在两极分化之间振荡。在不同的场合，这样的患者可能看起来大不相同，因为同一性浮现了分割了的不同面向。例如，当感觉良好时，他们对前一周抑郁导致的自杀事实显得的无动于衷；沮丧的时候，他们可能没有任何的积极情感或自我感知。
边缘人格组织个体的其他防御特征包括：
- “否认”（忽视或无视令人不安的事物，就好像它们不存在）；
- “退行”（转化成幻想）；
- 随意“内摄”（有时称为“内摄性认同”）——完全的摄入他人的特征，态度，甚至举止”；
- “全能控制”（把另一个作为自己的延伸，很少承认其他人是一个独立的人）；
- “行动化”（重复地上演一出内心的戏剧，这个戏剧无法被记住、感受或概念化）；
- “躯体化”（压力下形成的身体症状）；
- 严重“解离”（经验的不同面向不一致的断开，或者自我状态的切换没有任何在体验上没有任何连续感）；
- “原始理想化”（认为另一个人是全好的、大于生活的，就像一个小孩可能会看到一个受人尊敬的成人）；
- “原始贬低”（认为另一个完全没有价值的东西，没有任何可挽回的品质）。
Vaillant（1992）的研究在这个代价高昂的防御列表中增加了疑病担忧和被动的攻击，这些防御意味着更为严重的人格障碍。
尽管将防御机制划分为“原始”或“未成熟”与“成熟的”或“高阶的”的研究方式仍然有些不足，但是，这种划分在严重人格障碍的文献和心理防御的实证研究中已经相当普遍(e.g., Cramer, 2006, 2015; Di Giuseppe, Perry, Petraglia, Janzen, & Lingiardi, 2014; Drapeau, De Roten, Perry, & Despland, 2003; Hibbard & Porcerelli, 1998; Lingiardi, Lonati, Fossati, Vanzulli, & Maffei, 1999; Perry, 1990, 1993; Perry & Kardos, 1995; Perry, Kardos, & Pagano, 1993; Porcerelli, Cogan, Kamoo, & Miller, 2010; Porcerelli & Hibbard, 2004)。（请参阅本章末尾附录1.2中关于防御的讨论，以进一步讨论这个主题。）
与神经症人格障碍患者让临床医生发生良性同情相反，边缘组织的患者，尤其是较低水平的患者，可能会唤起临床医生难以控制管理的情绪。这些情绪通常都是负面的——恐惧、混乱、无助或敌意；例如，强大的拯救幻想、性欲，以及普遍出现的希望通过爱治愈病人的愿望(Betan, Heim, Zittel Conklin, & Westen, 2005; Bourke & Grenyer, 2010; Colli, Tanzilli, Dimaggio, & Lingiardi, 2014; Dahl, Røssberg, Bøgwald, Gabbard, & Høglend, 2012; Gazzillo et al., 2015; Lingiardi, Tanzilli, & Colli, 2015b; Røssberg, Karterud, Pedersen, & Friis, 2007) 。患有严重人格障碍的患者往往会唤起他们治疗师的强烈的行动化倾向，这些行为往往与他们的职业角色不一致。临床医生可能会发现自己想攻击这些病人或跨越职业边界限“拯救”他们（Groves，1978；GuTiel.，2005；Kernberg，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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