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文化与心理治疗
Culture and psychotherapy in Japan
Christopher Harding | Feb 2017 The Lancet
mints 译 | 心理空间
当国际社会对日本“3/11”事件（2011年3月的地震、海啸和核反应堆熔毁）的注意力渐渐淡去之后，人们发现一位禅师开着皮卡穿梭在日本北部的荒凉地区。车顶的牌子上写着“和尚的咖啡”。佛教僧侣Taiō Kaneta在移动的式咖啡屋里弹奏钢琴家Thelonious Monk的唱片，倾听人们对生活的“抱怨”，这就是这位僧侣应对日本灾难的方式。
至今仍在营业的Kaneta的咖啡屋是2011年春天制定的救济计划的一部分。这项被归入“心灵咨询室”保护伞之下的救济计划旨在协调医疗、治疗和宗教之间的作用，同时也是日本全国性对话的成果。日本曾就如何最好地理解、谈论和治疗心理疾患展开了微妙的全国性的对话。
日本东京庆应大学的人类学教授北田中俊子指出，1995年日本神户大地震推动了这一对话的启动。人们开始谈论幸存者对“心灵关怀”的需求。这句完全开放的话促进了其流行。“心灵”有助于避免与精神疾病相关的概念的领地之争。“关怀”是所有人都可以欣然接受的价值和愿望。
随之而来的是公众心理健康意识的增长——至少从西方的角度来看——这一直是心理治疗和咨询（的领域）。
资金是一个因素。日本的国民健康保险模式部分报销医生提供的特定检查和治疗费用，患者自己也支付一部分。多年来，门诊心理治疗仅由精神科医生覆盖，但是精神科医生太少，每个工作日几乎没有时间空闲，无法让持续的心理治疗成为切实可行的选择。
2017年早些时候颁布的国家心理学家许可制度可能会部分缓解这些问题。然而，正如驻东京的英国临床心理学家安德鲁·格里姆斯（Andrew Grimes）所指出的，日本医疗保险会因此而覆盖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的程度还有待观察。
除了”心理治疗如何为躺椅付费”之外，还有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心理治疗是什么？“
福冈的精神病专家Toshihide Kuroki指出，虽然认知行为疗法(CBT)自2010年纳入有限医疗保险之后在日本得到了扩展，但许多日本医生仍然对CBT存有偏见，因为该疗法试图提供的解决方案是身体上的。
处理文字是这两种疗法达到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珍贵知识的载体。
二十世纪初，日本确实存在心理治疗。但它的发展虽然赢得了日本人民的赞誉，却远离了那些著名大学的医学体系，错失了从这一体系获得政府资助的机会。虽然欧洲和美国一直都对谈话疗法情有独钟，但日本早年与之相应的东西似乎完全建立在否定话语的基础之上。
精神科医生森田正马是森田疗法的创立者，他认为，试图用心智控制心智在哲学上是荒谬的，在治疗上也是对自我的挫败。日本本土的森田疗法用于治疗所谓的“神经症”，该疗法包括一周的卧床休息，接着是逐渐增加的体力劳动。其目的不是去探究一个人的烦恼。而是患者让学会接受本性——包括他或她自己的本性——让患者逐步接受这种方式，并将其融入到日常生活之中，直到他/她的焦虑不太容易、不被广泛地触发。
另外两种疗法都从日本佛教中汲取了灵感，处理文字是这两种疗法达到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珍贵知识的载体。古沢平作(KosawaHeisaku)こざわ-へいさく在奥地利维也纳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及其同事进行了短暂的研究，他创造了一种精神分析的形式，这种精神分析没有宗教含义，但其最终目的是让来访者深切的感受到他/她的深深依赖感、以及被超个人力量所接受的爱。KosawaHeisaku将其理解为“佛陀之爱”。
吉本石信Yoshimoto Ishin的本土内观疗法，改编自佛教冥想实践，穿插了长时间的独自反思，以及来访者和“导师”之间的语言交流。这些交流是简短的、仪式化的简短报告，而不是一个开放的、探索性的谈话。治疗的疗效来自对他人的深切感激，这是持续映照本性产物的结果。
尽管这些疗法在当时满足了少数人的需要，但在日本没有获得广泛的认可，西方人也过于热衷于将这些疗法视为东方的或者日本的独特疗法。事实上，这三种方法在日本国外的影响可能和日本内部一样。在欧洲和美国都有森田疗法和内观疗法的实践者，Mark Epstein在1995年出版的《没有思想者的思想：佛教视角的心理治疗》一书中，以及其他人对精神分析与佛教之间的关系的探索比KosawaHeisaku更为深入。
《Thoughts without a thinker》封面
然而，这些早期日本疗法显露出了像“心理治疗是什么？”这种带有明显答案的问题，并且由于时间和地点的不同，可接受的答案也会不同。
日本从业者很快认识到，真实和自主并不一定是同一件事。
对于京都大学临床心理学副教授YasuhiroOyama来说，一个恰当的例子就是卡尔·罗杰斯的来访者中心疗法（CCT）。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久，CCT开始在日本起步，日本的支持者认为，对于一个刚刚摆脱社会和政治压迫时期的国家而言，CCT在思想和教育方面采取了个性化、人本化的做法。
然而，日本从业者很快认识到，真实和自主并不一定是同一件事。Oyama说，一些日本CCT从业者在第一次看到卡尔·罗杰斯的治疗录像片段时感到震惊。罗杰斯有时候会打断病人，有时候会明确地试图说服病人，频繁地使用“我”和“你”——旨在让咨询师的共情（在帮助来访者自己的反思过程中）起作用——这种边界的维持在很多日本的CCT治疗中不太明显。相比之下，日本咨询师在CCT会谈中可能只是重复并肯定来访者所说的话。Oyama说，这会让咨询师和来访者在相同的情绪中分享相同的感受。
这是否能够代表成功的治疗，显然取决于个体，但也取决于一个人对治疗目标的理解。如果治疗主要目的是培养更强大更有效的自主性自我，通过学习摆脱自我的故步自封，讲述他们的经验，并获得新的见解，那么上述日本医生的工作方式可能是失败的。KosawaHeisaku也曾因类似的原因受到一位美国精神分析家的批评，他指责KosawaHeisaku不是解开人们“内心的枷锁”，而是将他们捆得更紧。
但是正如加拿大蒙特利尔McGill大学社会与跨文化精神病学教授Laurence Kirmayer指出的，理解理想的自我并努力实现自我的方法还有很多。这样的自我可能更多的是社区、环境或宇宙取向的，并且它的出现可能更多的是由于非对话的结果，不是咨询室中的话语活动的结果。
早期日本心理疗法的批评家和支持者参与了各种过时心理类型的划分，划分标准包括国籍、性别或阶级。然而，更有希望情况是：多年以来人们越来越愿意在尽可能广泛的范围内——从个人、政治到存在主义——评估人们的症状和需求，以便相应地调整治疗方案。
这种态度的转变似乎是3/11事件后Taiō Kaneta的僧侣咖啡馆和日本北部农村地区的其他干预措施取得成功的关键。这些干预主要为老年人，以及那些在某种情况下不熟悉、或敌视精神病学或心理范畴的人提供服务。在熟知的佛教的礼节下穿着长袍，小心翼翼地以非劝教的方式进行交往和谈话。
日本讨论精神疾病的方式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在经济困难和老龄化人口不断增加的背景下，预测政府对心理治疗的支持程度，以及公众感兴趣的疗法并非易事。但是救灾工作，以及公众对精神疾病的认知和反映，预示着一个资源充沛的社会面临着不确定的未来。
www.psychspace.com心理学空间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