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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络上读到大陆心理学家有关精神分析学的文章，对我这个身居海外多年的心理学家是一件很兴奋的事。于海外多年，鲜有机会和故国的心理学界交流，草作拙文，抛砖引玉。
曾奇峰先生的文章有一种很漂亮的简洁，一种东方式的整体把握的思维方式，他将西方概括为先将主客分裂、而后再寻求主体对客体的控制确实道出了一些西方的真情。将弗洛伊德归于此一类大约不为过。这种漂亮的简洁正是我感叹的地方。但这种方式的弱处也许也在于这种简洁，因为它有失之欠精细，缺乏分析的一面。曾文题目中提到客体关系学派，但文中却忽略了它对弗氏的巨大超越。将客体关系学派也归结为主体对客体的控制则未免不公，而且概念上可能说不过去。因为这里的客体先是指母婴之间，继之个体与其他的significant others 之间的关系的，不存在个体通过控制客体而获取心理健康。母亲通过对婴儿的holding从而形成一种心理成长的facilitating environment，总令我联想到老庄中“水” 的比喻：上善若水，滋养万物。
第一次接触到客体关系时曾令我好生感叹：许多西方心理学的进展都像是对东方的靠拢。 这尽管令我这东方人顿生自豪感，但仔细想来却悟到若以为进步是不断向东方靠拢，这本身可能倒违反了东方的阴阳辩证的智慧。
若将东方看成强调和谐，整合，西方强调分化。则我想个体人格的生长应螺旋式地分化，整合，再分化，再整合地上升，不可能有永恒的合一（唯一例外可能是佛教中的彻底开悟）。因而文化上东西方对理想人格的看法可能都易于陷入他各自的偏颇。
苏晓波一文比起曾文对精神分析的今天有略为仔细的描述。但总体来说，我不同意苏先生一文对精神分析之现状和发展趋势的分析和评价。十几年前在大陆的时候，对精神分析的翻译和引介仅限于弗洛伊德、荣格、阿德勒，和少数新弗洛伊德派如弗洛姆、霍妮。到了西方之后，我才了解到，实际上今天在实践中占统治地位，并极大地超越了弗洛伊德的是客体关系学派和Kohut的自我心理学。苏先生一文除了漏掉客体关系学派中的Winnicott，Fairbairn外，这两个学派的几个主要代表人物都被提及。但我觉的总体来说太过轻描淡写，对这些学派对弗洛伊德本质的超越似乎缺乏了解。也许正因此才得出结论今日精神分析学不过是在弗氏大厦内装修小房间？
首先荣格应该与精神分析学分开加以讨论。今日大多遵循荣格学派者往往自成一个阵营，称自己为analytical psychology。其理论框架与精神分析学分歧多过共同。而苏文提及的其他人物则属于精神分析阵营，他们装修或超越的是弗氏框架，与荣格多半无关。
其次，让我分析一下今日精神分析对弗洛伊德的巨大超越。简单地概括这种飞跃，用来自self-psychology阵营的语言来说，是“从驱力 (drive) 理论到情感(affect) 理论的飞跃。” 以另外一个著名精神分析学家Symington 的话来说：“随着客体关系理论的诞生，精神分析学从一种粗糙的自然科学一变而为一种关于人类情感关系的富有伦理意味的学说。”关于这一点，我觉得对中国人来说，也许意义深远。这令我联想到中国文化中“仁” 的概念。但精神分析的理论和实践的意义在于以其精细丰富的实际画面向我们展示了“仁”在现代人那里何以不能实现和怎样才能成为可能。
先从驱力理论说起。在弗洛伊德框架中，驱力含有源泉、目的、客体三要素。源泉是一种生物结构；目的是释放身体情欲区的紧张；客体是一些对象，通过这些对象，目的得以达到。则性欲可以通过异性来满足，也可以通过手淫来满足，客体是什么是不重要的，不过工具而已。但现在客体学派的Fairbain说：“驱力之本质在于寻求客体。” 这意味着还客体以本然目的的地位，而不再是工具。比较弗洛伊德框架，什么是工具，什么是目的，现在有了一个根本的颠倒。
再来看一下情感(affect)理论。被self-psychology 阵营时常述及的情感理论是学院心理学中的Tomkins。Tomkins之情感理论否定了传统弗洛伊德学说的情感是驱力的派生物，也否定了认知学派的情感是评估(appraise)后的结果。他以为，情感系统是完全独立的系统，当然驱力也是一个独立的系统。Tomkins有这样一个很生动的对他的理论的说明：“弗洛伊德显然知道，性驱力是如此容易被种种羞耻、害怕的情感所打断，……性驱力要发挥作用，必须向情感系统借助能量。”这一点只要想一想种种性障碍就不难理解。
正因为情感系统现在被视作一个独立于驱力之外的系统，每个个体的情感系统的发展便有了一条独立的发展脉络。而这脉络的起端当然是母亲和婴儿之间的互动，而在他发展的某个段落，心理治疗插进来了。近几十年有关婴儿研究的巨大成果，促进且证明了这个思路的价值。
现在让我一谈Kohut。Kohut框架中自恋的重要地位并非仅仅因为它能对付自恋人格的治疗，而是因为随着对自恋的深入理解，self概念的提出。 self是一个高于ego，id，superego的概念(superimposary)。这样个体就不再是id的奴隶，也不再只是用ego来控制id。个体现在有了一个“灵魂”，一个整体性，agency的东西。接下来是self-object之概念，当他人对个体empathy attunement时，也就是滋润这个self的时候，他人成为了self-object。Kohut风格给精神分析带来了一种很温情的东西，在这点上走近了Carl Rogers的人文主义学派。Kohut的三个关于移情的概念 (idealized，mirror，twinship) 更是栩栩如生地概括了治疗关系(也许同样包括人际情感关系)中三种最重要的成份。(Kohut之概念有这样一种特点：接近经验) 。Kohut之移情概念实质上是很不同于弗洛伊德的，弗氏将移情看成是过去的反复，是需要加以破译的；Kohut了解的则要深刻的多：客人需要的是治疗师完成他的父母没有做到的――暂且成为他的心理功能的一部分，以完成self的形成和发展。
基于以上论述，我想一谈对精神分析长达数年之看法。首先精神分析与心理治疗并非都是一回事。精神分析素有长程的传统，并非今日之变化使然。对相当一部份的客人，这种长程的精神分析，它本来就与严格的病理学意义上的治疗不太一样。许多西方客人做精神分析，并非仅因为要消除症状，而更像是为了一种“自我实现” 。弗洛姆曾直截了当将精神分析分成灵魂的治愈和适应社会两种。因此某些精神分析像是西方的“禅宗修练”。自我实现、精神修练是一个一生的过程。几年之内，转化长久形成的性格，会是太长的吗？关于它成为少数人的奢侈品，不错，精神分析的对象常是受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为公平原则，只有靠公费医疗来支持，则责任在于国家，不在于精神分析师。即令如此，接受分析者可能仍将是少数，因为它对客人的要求是高的：客人有起码之悟性，并愿意走此漫长过程。这我想并没有什么不正常，中国当年禅宗之真正修行者也是人口中的少数者。而精神分析取向的心理治疗和其他流派的心理治疗长度是可灵活多变的，这取决于各种条件，也取决于客人愿意在哪个层次上理解和转化自己。适合于不同人群。心理治疗师因根据具体情况，见机说法，随缘行事。
对于苏文对精神分析未来的展望是我最感迷惑的地方。
关于“适应性”概念。我不太理解何以这样一个概念将摧毁精神分析的意义。
关于精神分析学的生物学趋势。诚如以上所述，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觉得其实精神分析的发展趋势更向是反动物化的，而不是相反。我所注意到的发生在精神分析学阵营中的一个现象是与神经心理学，婴儿研究的联手。精神分析学理论的建构基于如此众多关于婴儿时期的心理发展的假设，因而从婴儿研究的角度出发验证它们实在没什么令人诧异的地方。硕果丰盛的在于，精神分析的治疗实践，婴儿研究会同神经心理学构织出一些完整的画面。这是极令人鼓舞的。这方面首推Allen Shore 的著作：《the affect regulation and the origin of self》。现在，我们获得这样一个视角：人际之间的关系(母婴关系，心理治疗关系等) 对个体之影响可以从人的大脑内部的结构，化学物质的发生的变迁来看。心理分析学家们现在可以从神经心理学的角度获得关于心理治疗疗效的证据。
关于与东方哲学的融合，这是我部分同意苏文的地方。精神分析学所呈现的系统论观点，同样在靠近self psychology 阵营的intersubjectivity 流派有很充分的表达。西方思想长期以来受笛卡尔的“孤立，分离的mind”之桎梏，弗洛伊德当然也不例外。从以上对Kohut思想的描述，细心的读者不难看出已经开始了的对这种思想的偏移。intersubjectivity 更进了一步。但是说“易经，道家的‘水’哲学是最早，最深奥的精神动力学” ，广义的来说也许还马马虎虎，狭义上来看它混淆了一些并非没有意义的不同。
从实践的意义上来探讨这个问题也许能看得更清楚。如果说 intersubjectivity与东方思想是一种不谋而合的话，西方对东方的融合集中体现在佛教修炼的流行上。一些在西方享誉盛名的佛教传播者本身就是心理学家。Jack Kornfield在成为心理学家以前，曾在东亚出家为僧多年；John Wellwood有两个老师：一为人文主义心理学派的Gendlin(卡尔•罗杰斯的同僚)，一为藏教密宗的大师……。然而，也正是这些向东方虔诚学习身体力行的人具体地感受到这些传统修炼方式可能有的局限。一个很具体的问题是，这些原在深山老林中修炼的方式如何能体现在现代人的生活方式中？Jack在他的畅销书《心灵之路》生动展示了他从和尚回到心理学家的过程。
有一种相当富有代表性的思想：“You need to become somebody, then become nobody.” (你必须先建立起你的自我，而后你才能走向无我)。这种思想以为佛教修炼境界是比较高的一种，但它不能代替低一些的但却是不能逾越的阶段的人格发展：而这些阶段之发展是心理治疗的天地。另外的一种不分高低阶段的思想更多来源于许多西方人的实践性经验：以静坐为核心的佛家修炼不能代替心理治疗。常被举的一种例子是许多达到高境界的佛教修炼者最终需要同时进行心理治疗去超越童年时代的印痕。
我长期以来一直关注着思考着东西融合的问题，令人鼓舞的是我所注意到的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象。我相信整合是一种趋势，但这不是一种简单化瓦解他者的吞并，而是因了整合他者而极大地丰富了原系统的整合。而与此同时，分化依旧在进行，无法被整合的分化流派依旧存在，这保证了知识的继续生长。而实践中，东方的传统修炼方式和精神分析之并存不仅将始终是事实而且是一件可欲之事实。
让我最终提几句有关精神分析实践可能有的对中国人的意义。我曾在以上提到Syminton的一句话令我联想到中国文化中“仁” 的概念。我以为过往中国文化的泛道德主义之流弊在于：一开始就把理想设的太高，修身齐家还不够，还要平国治天下，不治国平天下似乎就无须修身齐家；“大公无私”，“小我服从大我”这一类也许表征一种需经长久人格情感之修养方能领悟的境界却被用行政手段来推行。因此当社会转型束缚尽去之后，过往集体主义式的道德不堪一击，落的白芒芒一片真干净。而精神分析之实践以其平易的“认识你自己” 的路向，培养一个富有责任感的、分化的、能够选择的自我为目的也许能够提升国人之灵魂？不知大陆同仁意下如何？
摘自www.psychspace.com心理学空间网
曾奇峰先生的文章有一种很漂亮的简洁，一种东方式的整体把握的思维方式，他将西方概括为先将主客分裂、而后再寻求主体对客体的控制确实道出了一些西方的真情。将弗洛伊德归于此一类大约不为过。这种漂亮的简洁正是我感叹的地方。但这种方式的弱处也许也在于这种简洁，因为它有失之欠精细，缺乏分析的一面。曾文题目中提到客体关系学派，但文中却忽略了它对弗氏的巨大超越。将客体关系学派也归结为主体对客体的控制则未免不公，而且概念上可能说不过去。因为这里的客体先是指母婴之间，继之个体与其他的significant others 之间的关系的，不存在个体通过控制客体而获取心理健康。母亲通过对婴儿的holding从而形成一种心理成长的facilitating environment，总令我联想到老庄中“水” 的比喻：上善若水，滋养万物。
第一次接触到客体关系时曾令我好生感叹：许多西方心理学的进展都像是对东方的靠拢。 这尽管令我这东方人顿生自豪感，但仔细想来却悟到若以为进步是不断向东方靠拢，这本身可能倒违反了东方的阴阳辩证的智慧。
若将东方看成强调和谐，整合，西方强调分化。则我想个体人格的生长应螺旋式地分化，整合，再分化，再整合地上升，不可能有永恒的合一（唯一例外可能是佛教中的彻底开悟）。因而文化上东西方对理想人格的看法可能都易于陷入他各自的偏颇。
苏晓波一文比起曾文对精神分析的今天有略为仔细的描述。但总体来说，我不同意苏先生一文对精神分析之现状和发展趋势的分析和评价。十几年前在大陆的时候，对精神分析的翻译和引介仅限于弗洛伊德、荣格、阿德勒，和少数新弗洛伊德派如弗洛姆、霍妮。到了西方之后，我才了解到，实际上今天在实践中占统治地位，并极大地超越了弗洛伊德的是客体关系学派和Kohut的自我心理学。苏先生一文除了漏掉客体关系学派中的Winnicott，Fairbairn外，这两个学派的几个主要代表人物都被提及。但我觉的总体来说太过轻描淡写，对这些学派对弗洛伊德本质的超越似乎缺乏了解。也许正因此才得出结论今日精神分析学不过是在弗氏大厦内装修小房间？
首先荣格应该与精神分析学分开加以讨论。今日大多遵循荣格学派者往往自成一个阵营，称自己为analytical psychology。其理论框架与精神分析学分歧多过共同。而苏文提及的其他人物则属于精神分析阵营，他们装修或超越的是弗氏框架，与荣格多半无关。
其次，让我分析一下今日精神分析对弗洛伊德的巨大超越。简单地概括这种飞跃，用来自self-psychology阵营的语言来说，是“从驱力 (drive) 理论到情感(affect) 理论的飞跃。” 以另外一个著名精神分析学家Symington 的话来说：“随着客体关系理论的诞生，精神分析学从一种粗糙的自然科学一变而为一种关于人类情感关系的富有伦理意味的学说。”关于这一点，我觉得对中国人来说，也许意义深远。这令我联想到中国文化中“仁” 的概念。但精神分析的理论和实践的意义在于以其精细丰富的实际画面向我们展示了“仁”在现代人那里何以不能实现和怎样才能成为可能。
先从驱力理论说起。在弗洛伊德框架中，驱力含有源泉、目的、客体三要素。源泉是一种生物结构；目的是释放身体情欲区的紧张；客体是一些对象，通过这些对象，目的得以达到。则性欲可以通过异性来满足，也可以通过手淫来满足，客体是什么是不重要的，不过工具而已。但现在客体学派的Fairbain说：“驱力之本质在于寻求客体。” 这意味着还客体以本然目的的地位，而不再是工具。比较弗洛伊德框架，什么是工具，什么是目的，现在有了一个根本的颠倒。
再来看一下情感(affect)理论。被self-psychology 阵营时常述及的情感理论是学院心理学中的Tomkins。Tomkins之情感理论否定了传统弗洛伊德学说的情感是驱力的派生物，也否定了认知学派的情感是评估(appraise)后的结果。他以为，情感系统是完全独立的系统，当然驱力也是一个独立的系统。Tomkins有这样一个很生动的对他的理论的说明：“弗洛伊德显然知道，性驱力是如此容易被种种羞耻、害怕的情感所打断，……性驱力要发挥作用，必须向情感系统借助能量。”这一点只要想一想种种性障碍就不难理解。
正因为情感系统现在被视作一个独立于驱力之外的系统，每个个体的情感系统的发展便有了一条独立的发展脉络。而这脉络的起端当然是母亲和婴儿之间的互动，而在他发展的某个段落，心理治疗插进来了。近几十年有关婴儿研究的巨大成果，促进且证明了这个思路的价值。
现在让我一谈Kohut。Kohut框架中自恋的重要地位并非仅仅因为它能对付自恋人格的治疗，而是因为随着对自恋的深入理解，self概念的提出。 self是一个高于ego，id，superego的概念(superimposary)。这样个体就不再是id的奴隶，也不再只是用ego来控制id。个体现在有了一个“灵魂”，一个整体性，agency的东西。接下来是self-object之概念，当他人对个体empathy attunement时，也就是滋润这个self的时候，他人成为了self-object。Kohut风格给精神分析带来了一种很温情的东西，在这点上走近了Carl Rogers的人文主义学派。Kohut的三个关于移情的概念 (idealized，mirror，twinship) 更是栩栩如生地概括了治疗关系(也许同样包括人际情感关系)中三种最重要的成份。(Kohut之概念有这样一种特点：接近经验) 。Kohut之移情概念实质上是很不同于弗洛伊德的，弗氏将移情看成是过去的反复，是需要加以破译的；Kohut了解的则要深刻的多：客人需要的是治疗师完成他的父母没有做到的――暂且成为他的心理功能的一部分，以完成self的形成和发展。
基于以上论述，我想一谈对精神分析长达数年之看法。首先精神分析与心理治疗并非都是一回事。精神分析素有长程的传统，并非今日之变化使然。对相当一部份的客人，这种长程的精神分析，它本来就与严格的病理学意义上的治疗不太一样。许多西方客人做精神分析，并非仅因为要消除症状，而更像是为了一种“自我实现” 。弗洛姆曾直截了当将精神分析分成灵魂的治愈和适应社会两种。因此某些精神分析像是西方的“禅宗修练”。自我实现、精神修练是一个一生的过程。几年之内，转化长久形成的性格，会是太长的吗？关于它成为少数人的奢侈品，不错，精神分析的对象常是受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为公平原则，只有靠公费医疗来支持，则责任在于国家，不在于精神分析师。即令如此，接受分析者可能仍将是少数，因为它对客人的要求是高的：客人有起码之悟性，并愿意走此漫长过程。这我想并没有什么不正常，中国当年禅宗之真正修行者也是人口中的少数者。而精神分析取向的心理治疗和其他流派的心理治疗长度是可灵活多变的，这取决于各种条件，也取决于客人愿意在哪个层次上理解和转化自己。适合于不同人群。心理治疗师因根据具体情况，见机说法，随缘行事。
对于苏文对精神分析未来的展望是我最感迷惑的地方。
关于“适应性”概念。我不太理解何以这样一个概念将摧毁精神分析的意义。
关于精神分析学的生物学趋势。诚如以上所述，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觉得其实精神分析的发展趋势更向是反动物化的，而不是相反。我所注意到的发生在精神分析学阵营中的一个现象是与神经心理学，婴儿研究的联手。精神分析学理论的建构基于如此众多关于婴儿时期的心理发展的假设，因而从婴儿研究的角度出发验证它们实在没什么令人诧异的地方。硕果丰盛的在于，精神分析的治疗实践，婴儿研究会同神经心理学构织出一些完整的画面。这是极令人鼓舞的。这方面首推Allen Shore 的著作：《the affect regulation and the origin of self》。现在，我们获得这样一个视角：人际之间的关系(母婴关系，心理治疗关系等) 对个体之影响可以从人的大脑内部的结构，化学物质的发生的变迁来看。心理分析学家们现在可以从神经心理学的角度获得关于心理治疗疗效的证据。
关于与东方哲学的融合，这是我部分同意苏文的地方。精神分析学所呈现的系统论观点，同样在靠近self psychology 阵营的intersubjectivity 流派有很充分的表达。西方思想长期以来受笛卡尔的“孤立，分离的mind”之桎梏，弗洛伊德当然也不例外。从以上对Kohut思想的描述，细心的读者不难看出已经开始了的对这种思想的偏移。intersubjectivity 更进了一步。但是说“易经，道家的‘水’哲学是最早，最深奥的精神动力学” ，广义的来说也许还马马虎虎，狭义上来看它混淆了一些并非没有意义的不同。
从实践的意义上来探讨这个问题也许能看得更清楚。如果说 intersubjectivity与东方思想是一种不谋而合的话，西方对东方的融合集中体现在佛教修炼的流行上。一些在西方享誉盛名的佛教传播者本身就是心理学家。Jack Kornfield在成为心理学家以前，曾在东亚出家为僧多年；John Wellwood有两个老师：一为人文主义心理学派的Gendlin(卡尔•罗杰斯的同僚)，一为藏教密宗的大师……。然而，也正是这些向东方虔诚学习身体力行的人具体地感受到这些传统修炼方式可能有的局限。一个很具体的问题是，这些原在深山老林中修炼的方式如何能体现在现代人的生活方式中？Jack在他的畅销书《心灵之路》生动展示了他从和尚回到心理学家的过程。
有一种相当富有代表性的思想：“You need to become somebody, then become nobody.” (你必须先建立起你的自我，而后你才能走向无我)。这种思想以为佛教修炼境界是比较高的一种，但它不能代替低一些的但却是不能逾越的阶段的人格发展：而这些阶段之发展是心理治疗的天地。另外的一种不分高低阶段的思想更多来源于许多西方人的实践性经验：以静坐为核心的佛家修炼不能代替心理治疗。常被举的一种例子是许多达到高境界的佛教修炼者最终需要同时进行心理治疗去超越童年时代的印痕。
我长期以来一直关注着思考着东西融合的问题，令人鼓舞的是我所注意到的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象。我相信整合是一种趋势，但这不是一种简单化瓦解他者的吞并，而是因了整合他者而极大地丰富了原系统的整合。而与此同时，分化依旧在进行，无法被整合的分化流派依旧存在，这保证了知识的继续生长。而实践中，东方的传统修炼方式和精神分析之并存不仅将始终是事实而且是一件可欲之事实。
让我最终提几句有关精神分析实践可能有的对中国人的意义。我曾在以上提到Syminton的一句话令我联想到中国文化中“仁” 的概念。我以为过往中国文化的泛道德主义之流弊在于：一开始就把理想设的太高，修身齐家还不够，还要平国治天下，不治国平天下似乎就无须修身齐家；“大公无私”，“小我服从大我”这一类也许表征一种需经长久人格情感之修养方能领悟的境界却被用行政手段来推行。因此当社会转型束缚尽去之后，过往集体主义式的道德不堪一击，落的白芒芒一片真干净。而精神分析之实践以其平易的“认识你自己” 的路向，培养一个富有责任感的、分化的、能够选择的自我为目的也许能够提升国人之灵魂？不知大陆同仁意下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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