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斯贝尔斯的“理解心理学”对当代心理健康服务的意义
赵旭东1，2*，徐献军2*
心理学通讯2018年第1期
摘要：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1913年发表的《普通精神病理学》是现代精神病理学的奠基之作，对精神病学、临床心理学及哲学的影响延续至今。该书针对当时随着科学心理学、生物精神病学发展而出现的方法论之争，提出精神病理学应该同时包含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方法论。由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可以发展出说明心理学（或称解释的心理学），而由人文科学方法论，可以发展出理解心理学（或称意义的心理学）。说明心理学侧重探索的是心理事件的神经机制，而理解心理学揭示的是心理事件的意义，或有意义的心理联结。目前，自然科学方法已经在心理学研究中取得了统治性的地位，而心理学的人文传统却受到忽视或有意的贬抑，但其重要性却随着社会文化的急剧变迁而愈加突显。近年来，为纪念上述经典著作面世100年而发表的许多文献普遍推崇雅斯贝尔斯对理解心理学的洞见，认为这为心理学、精神医学的健康发展引入了宝贵的人文精神与人文方法，尤其是为发展心理治疗、心身医学提供了有益的哲学启示。可以说，精神医学、临床心理学的实践活动是横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三种文化”的人类服务艺术；心理治疗师应该以说明心理学与理解心理学两条腿走路，通过共情与服务对象互动，实现助人的目的。
关键词：雅斯贝尔斯；精神病理学；理解心理学；人文精神医学；心理治疗
1 引言
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1883-1969）是有重要影响的德国-瑞士精神医学家、哲学家。他于1908年在德国海德堡大学精神病专科医院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并作为精神科医生工作至1914年。他不满于当时医学界对于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的研究方法，致力于创建精神病理学体系。1913年，他出版《普通精神病理学》；1914年成为哲学系的心理学教师；1921年晋升为哲学系教授、主任，成为了一个世界性的哲学家。1937-1945年，由于他的妻子是犹太人，他被解除教职、禁止出版。1946年，他重返讲坛，标志着德国战后文化教育开始复兴。随后，他对于德国社会批判纳粹主义、反思德国人的罪责问题起到了引领作用。1948年，他前往瑞士巴塞尔大学任教，直到1969年去世。
《普通精神病理学》1913年面世后一共出了9版，英文版于1963年在美国首次出版。2013年是《普通精神病理学》出版100周年，世界范围内的哲学、心理学及医学界掀起了纪念雅斯贝尔斯的一阵热潮，有大量论文与专著高度评价《普通精神病理学》的当代意义。
本文第一作者于1990-1993年在德国海德堡大学医学院心身医院师从海尔姆.史第尔林（Helm Stierlin）教授攻读博士学位。史第尔林是1945年德国大学复课后在海德堡大学注册的第一个学生，1950年在雅斯贝尔斯的指导下完成了哲学博士论文。他学术跨度极大，1956年取得医学博士学位后赴美国，成为第二代精神分析师；1974年返回德国，创建精神分析基础与家庭治疗研究所。第一作者当时的主要学习任务是系统家庭治疗，一直对于这位“师爷”的思想很好奇。
本文基于第一作者在中国心理卫生领域中35年的工作经历，借助几年以来的“雅斯贝尔斯热”，与来自哲学界、正在翻译上述名著的第二作者共同讨论，重新审视雅斯贝尔斯对于包括精神医学、心理学在内的当代心理健康相关领域的意义。首先探讨心理学、精神医学的方法学特点及其在当代三种学术文化中的地位；其次，以心理治疗为例，讨论心理学在神经科学新时代的方法论问题；最后，从雅斯贝尔斯的视角出发，探讨精神医学中科学与人文结合的问题。
2 横跨“三种文化”的“两种心理学”
当今天人们面对心理学的学科性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等问题时，来自不同学术训练背景的心理健康服务人员常常缺乏共识，沟通起来如同“各吹各打、对牛弹琴”，互相间的不理解、鄙视、攻讦不少见。在我国的官方分类体系里，比如在科技、教育、图书出版部门的学科分类中，心理学的学科地位也游移不定，横跨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三种文化。这种情况源自于三种文化之间存在的鸿沟，并不是以管理部门、流派、个人的偏好和意志为转移的；克服分歧、解决矛盾的关键，在于意识到这三种学术文化是必须共存、互补、兼包并蓄的，不可以对它们作“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判断。精神医学与心理学关系非常密切，自然也面临类似问题。
雅斯贝尔斯将现象学哲学引入精神病理学的背景，是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在欧洲学术界持续多年的方法论之争，即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孰优孰劣的争论。当时的精神病理学以赞同自然科学方法论的神经科学家为主导。例如，他的导师弗朗茨.尼瑟尔是克雷佩林（Emil Kraepelin）的继任者，认为精神疾病源于大脑神经组织的病变。虽然雅斯贝尔斯也相信精神疾病的研究离不开自然科学的“第三人称进路”，但他不主张只走这条路。相反，他把完全依赖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精神疾病的做法，称为“躯体的偏见”（Somatisches Vorurteil）把还原主义的大脑中心范式称为“脑神话学”（Hirnmythologien） （徐献军 2015）。
注：2016年7月，作者（赵旭东）率同济大学研究生参加海德堡大学630年校庆，其间参观现代精神医学的主要发祥地——海德堡大学精神专科医院，在“雅斯贝尔斯厅”与现任院长Herpertz教授交流。
一百多年过去了，这场“方法学争论”直至今天仍在继续。自冯特1879年创建科学心理学以来，心理学、精神病学究竟是什么性质的学科，还并不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
Jerome Kagan对三种不同取向的学术文化进行了对比，认为可以用十一个维度来进行区分：（1）基本问题；（2）证据的基本来源、对条件的控制；（3）基本词汇；（4）社会历史条件的影响；（5）伦理的影响；（6）对外在支持的依赖；（7）工作条件；（8）对国家经济的贡献；（9）美的标准；（10）对模糊性的容忍；（11）真理的标准（Kagan,2009）。
这些指标并没有绝对的好坏、强弱、有用无用之分。用它们来衡量，心理学、精神医学既是自然科学，又是社会科学，还是人文科学。以下谨提出几个例子来简要说明：
第一，自然科学追求超越当下的历史时刻，是一般化、泛化的普遍真理，而临床心理学、精神医学则不能缺少对于明显受历史事件创造的一过性情况影响的探究。
达尔文提出进化论的时候，是想忠实于自然的意图，但他没有料到，他的理论被人用于对边缘人群进行生物学贬低，助长了社会达尔文主义乃至纳粹的优生学。与此同时，人们需要说法来抚慰不公平感，就把希望放在巴甫洛夫学说、美国行为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身上。别看精神分析与行为主义互不买账，其实它们是有共同点的——对自由市场经济中不良心理的解释都较强调社会经验，都对通过努力来改变人很乐观。
编者按：文中部分西为德语
第二，生物学家对脑进行描述时使用的语言，至少现在还不能够与社会科学家以及人文学家的词汇意义相对应。事实上，机器、基因不是解释人脑进程或心理活动的准确模型。起自神经元的短暂活动激发并终止于持续时间较长的感知、思维、情绪、行为；微观世界里的神经元活动与宏观世界里的心理行为之间必须使用多个层级的不同指标进行描述。于是，科学家们也许已经可以对“神经元-神经核团-脑区-神经网络-行为”这样一个从内到外的因果链进行合乎逻辑的、线性的解释。但当这个瀑布样的因果链要倒转过来进行解释时，每一个层级的指标都还不能翻译为上一个层级的指标；或者说，当要进行心理学的理解，将“社会互动”、“意义”转变为神经科学的因果关系的时候，自然科学无语了，因为自然科学忽视非言语的意义，因为非言语包含了不能被精确测量、不能划分“对”与“错”的知觉及情感。
第三，三种学术文化对“模糊性”的宽容度不同，自然科学对学术表达中描述和结论的模糊性容忍度最低，社会科学次之，人文学科最大。由于自然科学不能处理无法精确测量或量化的东西，自然科学就可以剔除这些被认为是干扰、混杂因素的东西。但要是医生对患者的生活经历、主观感受没有兴趣，这将会是很大的疏漏。因此，自然科学范式倚重分析-还原式思维，研究的只是世界与人的一部分特征，而不是整体，也与情境无关。这个因素不仅影响对研究对象的观察，还会作为学者的个性特征和文化背景因素，影响他们对学术领域的选择。
第四，三种文化对于真理的参考指标不同，也是很本质性的差别。在以下四个指标中，自然科学家注重（1）+（2）；社科学家追求（1）+（3），而人文学家在意（3）+（4）：（1）正确（correct）—— 对身外之物、自我之外的事件的共同观察（有共识的观察），且可以被别人确认。（2）有效（valid）—— 符合逻辑、数学；（3）一致（coherent）—— 在叙事文本的语义学网络中具有意义的一致性；（4）（伦理上）正当（right）—— 强烈的情感。由此可见，心理学家、精神科医生处理临床问题的时候，不仅与基础理论研究者难以形成共识，就是他们面对同一个受试、咨询顾客或患者时，也容易各执一端。
第五，证据的客观性区别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前二者喜欢用机器记录，倚重数学的精准计算，力图排除人为观察、思辨；后者关心语言陈述、行动的意义，更多利用专家共识防止有误差的观点。现在，有很多人喜欢用量表进行临床评估，就是想把内隐的行为化为机器可以处理的数码语言，却把人文的意义滤过或忽略了。
实际上，神经科学已经有很多的发现，对心理治疗（包括以人际系统为对象的心理治疗）的必要性、可能性提供了佐证，但非常符合自然科学范式要求的“硬指标”还是缺乏。心理治疗是通过主观的、非神经进程的东西（如治疗师对病人的共情、健康的生活态度）去影响神经进程，但这两个过程之间的界面、中介机制还不清楚。
雅斯贝尔斯100多年前就主张多元主义立场，认为精神病理学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方法相辅相成的综合性学科。这个看法在今天仍然有非常大的意义。尤其在心理治疗中，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仍然各有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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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心理治疗：基于科学证据及因果说明的艺术
如下文所述，由自然科学可以发展出说明心理学，而由人文科学可以发展出理解心理学。在完整的精神病理学与心理学中，这两种意义上的心理学都是不可或缺的。
我们先从神经科学两个方面的进展，说明不同的方法论有协调、合作、整合的前景。
一方面,“三脑一体”及“依恋理论”将进化论、神经科学与人文主义的心理治疗整合在一起：麦克林在20多年前系统阐述了三脑一体的概念（Cozolino,2010），强调处于不同进化阶段的脑结构之间的联结、协调的重要性。爬行脑（reptilian brain）在进化中一直存留，具有激活、唤醒、内稳态和生殖的功能；旧哺乳脑（paleomammalian complex），即边缘系统，与学习、记忆、情绪有关；新哺乳脑（neomammalian complex），大脑皮质，组织有意识的思维，解决问题，自我意识。在人的一生中，三个脑不一定可以交流、合作得好，而且只有新哺乳脑可以有意识地进行言语的交流。人类婴儿期长，新皮质功能出现、成熟晚，在需要进行大量学习的过程中，很多最重要的社会情绪学习经验，只能受到意识之外的反射、行为和情绪的组织、控制，且常常被不成熟的脑歪曲。当年夏科特（Jean-Martin Charcot）、弗洛伊德所说的分离、癔症，似乎就是三个各自不同又互相依存的脑未能恰当整合、协调的结果。用类比的说法可以说：“心理治疗师是在同时对付一个人、一匹马和一条鳄鱼”。
基于这些相关理论，借鉴现代神经科学的发现，Cozolino认为，心理治疗很大程度上，就是对付这些进化、发育中的“史前老古董”（artifacts）。心理是基于脑的已有结构和功能，为适应要求而作出的“精确自动编程”。心理治疗是在保存（conservation）与变异（exaptation）之间进行平衡、调整，尤其是调整情绪与认知的关系。脑作为进化的精密产物，其中的重要神经网络的形成、成长及整合性极易受到各种因素的损害。心理治疗正是针对脑面临的这些发育性的、环境性风险而产生的。理想的治疗就是试图重构神经网络，使人的行为、认知和情绪更具适应性。因此，各心理治疗流派之间的鸿沟并没有通常人们认为的那么大。
另一个方面，心理治疗与神经科学交互的界面是脑的建构与重建，患者的心理体验经由二者的互动过程来协调、传达：神经系统在发育过程中，将约千亿个神经元纳入神经网络，并表征进化史的过去。但这个过程是发生在当下关系背景中的，人际互动的质与量都会得到编码，并塑造神经结构。当心理体验被翻译为神经生物学结构时，遗传天性（nature）与后天养育（nurture）就变为了一体。心理治疗通过理解和利用二者之间交织的力量来发挥作用。心理健康可能就等于理想的神经网络的成长和整合，所有形式的成功的心理治疗都是找到一种方法来建构和矫治神经结构的过程。
现有证据证明，对脑发育及心理健康的积极变化有促进作用的方面是：情绪/情感调控、构建叙事。心理治疗师基于神经网络、可塑性的观点，用依恋关系、情绪调节和叙事作为工具，即使不用改变基因或化学的方法，也有可能改变、塑造脑。在心理治疗关系下，治疗师的知识、技术、信心、关切、鼓舞，就是调节、整合的主要途径。
简言之，广义的心理健康服务不仅要干预消极、病理的因素，而且要促进保护性的因素，而核心原则就是在社会文化层面及家庭中，以及在专业的设置下，发生人际互动，营造良好的关系。这个原则，在十九世纪中叶揭开麦斯默磁疗术神秘面纱，发现催眠术的暗示机制的时候就已经被提出来了。当年的几位医生指出，催眠现象跟“rapport”（催眠师与被催眠者建立的和谐关系）有关，与施术者宣称的“磁场”无关。随着100多年来神经科学的进步，对解答这种“关系”何以影响脑结构、脑功能这个问题，有了越来越多的证据和相应的“因果说明”。
4 心理治疗中的“意义”及其“理解”
雅斯贝尔斯区分了说明心理学（Erklärend Psychologie）与理解心理学（Verstehende Psychologie）。说明心理学相当于“客观的精神病理学”，关注精神和精神病理现象发生的神经和物质基础，说明的是因果关系。理解心理学重点在于精神世界内部的“有意义的心理联结”，相当于“主观的精神病理学”。治疗师将自己沉浸到心理情境中，从发生学上，通过共情（同理心）去理解一个（心理）事件何以出自于另一个事件。在理解心理学中，治疗师不只是问：“什么是可以认识的？”，更要进一步问：“当我理解性地去观察时，我是怎样去认识的？当我说明性地观察时，又能认识到什么？并且在作这两种观察时，我是怎样去认识的？”理解心理学侧重的是治疗师对其本人的反思。理解心理学认为：主观的认识是真正的认知方法，而将同感（Mitempf i nden）作为方法的组成部分，让治疗师成为重新体验的个体（Nacherlebendes Individuum)（李雪涛,2005）。
雅斯贝尔斯指出两种心理学方法的区别：一种是“我们通过反复经历一些现象有规律地联结在一起，就以此为基础来解释他们之间有因果关系”。另一种是“我们将自己沉入心理的情境中去，并用共情、同理心去理解一个心理事件何以从另一个心理事件里出现”（Jaspers,1973）。二者的对立是认识方法上的差异。“说明”要求重复的经验，“经由观察事件、实验，收集大量例子，使得我们可以总结出一般规律和理论来。与此相反，‘理解’的达成（如果可以达成的话）却是直接取决于面对特定事例。”他又说：“心理学上的理解不能机械地作为一种一般知识来使用，每一种场合都需要鲜活的、个人化的直觉” （Jaspers,1973）。可以说，他赋予“理解”一种认识论上的特殊性。理解不是服从于经由反复观察得来的一般法则的某些事实来达到的，我们头脑中对于“在特定的事例中，一个心理事件如何产生于另一个心理事件”的领悟与把握是“一些不证自明的东西，它们不可以再被分解开来”（Jaspers,1973）。
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的欧洲，与今日世界相似，正经历着神经科学的热潮，说明心理学占据统治地位，而理解心理学不受重视。1866年，Wilhelm Griesinger 在其创办的《Archiv für Psychiatrie und Nervenkrankheiten》首期发表论文，提出“精神疾病是人脑的疾病”。自此以后，弄清“为什么”好像比弄清“发生了什么”、“怎么发生的”更为重要，或者说“人脑神话说”盛行。雅斯贝尔斯反对片面的生物学还原主义：“历史地来看，精神疾病就是人脑疾病这一观点的盛行，既是有益的，又是有害的。它促进了对人脑的研究。每个医院都有它的解剖实验室，但这种观点损害了精神病理学研究。无意中，许多精神科医生被这个信念所征服：如果我们拥有对人脑的准确知识，那么我们就能知道精神生活及其紊乱。他们完全荒废精神病理学研究，并完全不科学地从事这项研究，因此他们丢失了可以增益精神病理学知识的东西”（Jaspers,1973）。相应地，雅斯贝尔斯提出了存在主义治疗，提倡对患者及其发展发挥人性的影响方法；通过理解，基于共情、再扮演及与患者的亲和性，治疗师觉得自己是患者的同类 （Stanghellini &Fuchs,2013）。他回忆说，当初学习精神医学的目的就是满足两个需要：在人的现实中认识人，并在实际的现实中加以运用（Hersch,1980）。
那么，精神病理学又是什么呢？首先，精神病理学不是“精神的”病理学，而是一个学科，并向临床工作者提供有关影响人类心理的现象的基础知识、有效且可靠的运用方法。其次，精神病理学不仅仅是研究症状学而且也涉及疾病取向，以及人的取向，用于描述患者特殊的体验及行为模式，患者与其自身的关系、与世界的关系。精神病理学不仅仅关涉对症状的评估，而且事关如何理解一种特定的体验和一种特定的在世界上存在的方式。第三，精神病理学不是诊断分类学——诊断须综合心理体验及其它因素；而在考虑心理体验时又主要是挑选被认为有诊断价值、有助于临床决策的症状，忽视人们的真实、全面的体验。最后，精神病理学其实是一种让本来属于不同学派、说着自己一套行话的专家可以互相理解的共同语言。
5 心理治疗中的“共情”或“同理心”
共情（empathy）这个概念，经由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发扬光大，现在成了临床心理学里的核心概念之一。其实，这个英文词是1907年才从德文词Einfühlung（投入的感受），或Einfühlendes Verstehen（投情的理解）转译而来。而对于这个概念的内涵的赋义、解析，雅斯贝尔斯有精深的见解。
就共情（投情的理解）而言，治疗师作为客观的观察者，要判断患者有无“投情的理解”方面的损害；而为了理解患者症状的意义，自己要有共情的能力。互相理解心理事件的意义联接是一种基本的人类活动。但只有自然科学头脑的研究者不喜欢这种“心理学理解”。不过，他们发现的因果关系其实只是对外部因果关系的说明，并没有进入心理的世界。对心理治疗师来说，雅斯贝尔斯在100多年前的话仍然极有价值：“如果没有对内容（意象、格式塔、符号、思想）的同情（mitnehmen），没有看到表达，没有对体验现象的共感（miterleben），那么就不会有心理学的理解。所有客观感性事实与主观体验的领域，都是理解的材料。只有在拥有这些材料的情况下，理解才能得以实现。理解的材料，是通过发生理解而联系在一起的。……在有意义的现象的心理学中，对一个个案运用直接感知的、可理解的联系，永不会导致演绎性的证明，而只可能提供可能性。心理学理解不可以被机械地当作一种概括、泛化的知识来使用，它是鲜活的、随时需要个人直觉的。正如Bleuler所说的，‘解释只是原则上的科学，它的应用永远是艺术’” （Jaspers,1973）。
雅斯贝尔斯的《普通精神病理学》共有六篇：（1）病态心灵活动的主观显现（现象学）；（2）心灵活动中可理解的关系（理解心理学）；（3）心灵活动中的因果关系（说明心理学）；（4）心灵生活整体性的观点；（5）社会、历史中的异常心灵（精神病和病态人格的社会学及历史学）；（6）作为整体的人。100多年过去了，这部著作因为语言及其它因素，在中国没有被足够多的专业人员所认识，甚为遗憾。在急需发展人文精神医学、心理治疗及心理咨询的当前形势下，很有必要重新理解和应用他提倡的哲学方法论，因为它对我们发展理论及操作技术都是很有用的。
笔者曾在《Eempathy的内涵与译名》一文中介绍道：“第二篇的内容更多是论述医生如何理解患者的心灵活动——进入到心灵活动中去，理解心灵的现象如何产生出来，也即在患者的各种心灵体验之间寻找有意义的联系。自然科学的‘理性的说明’，依据的是逻辑，患者表达出来的言语内容可以用逻辑原理来说明。但要进一步理解言语内容所产生的其它心理活动，如心境、愿望或恐惧，此时就涉及对这个表达者整体的理解。前者（理性的说明）只是后者（整体心理的理解）的帮手而已。雅斯贝尔斯所说的共情，在后来的心理治疗中也得到很多呼应。美国心理学家罗杰斯（Carl Rogers）于上世纪50年代强调，心理治疗师的共情是促进治疗性人格改变的必要及充分条件之一。理性-情绪疗法的创始人艾利斯（Albert Ellis）指出，共情有‘情感’和‘哲学’两个成分；理性-情绪治疗师不仅要向咨客提供情感性的共情（即治疗师向咨询者展示‘他知道他们的感受’），还要提供哲学性的共情（即表明治疗师理解他们的情绪所依据的哲学基础）。此观点与前述雅斯贝尔斯有关‘理性的说明’和‘心理学的理解’的看法遥相呼应” （赵旭东,2010）。
6 结语：临床心理服务中的两种文化及其整合的必要性
在心理治疗中存在着两种思维方式：一种是分析-还原思维，对事物进行“分离式抽象”，即用“非此即彼”逻辑来提取感兴趣的因素，排除无关、混杂因素，进而化繁为简，建立线性因果联系；另一种是综合-演绎思维，即进行综合式抽象，注重建立普遍联系，喜欢化简为繁，甚至有时不惜“牵强附会、无中生有”，偏爱“既……又……”逻辑，建立循环因果联系。
这两种思维方式对应着两种临床取向：前者对物质性地解决精神科问题乐观，但对待具体的病患却可能持严肃的悲观主义，或冷漠的玩世不恭的态度，喜欢专业权威的身份和社会控制角色较强的位置，容易发展出疏远的医患关系，因为不想把病人当作平等伙伴，因而话不投机半句多，懒得说话。后者虽然知道非物质性的助人方式有局限性，常常出力不讨好，却可能抱着盲目的乐观主义，或轻信的利他主义的态度，喜欢处于个人影响欲较强的位置，同情心、同理心（共情）皆很强，让别人的事成为自己的事。
笔者倾向于两者兼顾。精神科医生及心理治疗师要做灵与肉的工程师，应该是全面、人道的助人者，是有科学头脑的艺术家。要避免做缺乏理性的民间疗病者，也不做无感性的哲学家、科学家或匠人，要游戏于科学与艺术、技术与直觉之间！
（照片由作者提供）
参考文献
李雪涛.(2005).论雅斯贝尔斯的世界哲学及世界哲学史的观念——代“译序”.大哲学家(李雪涛 主译).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徐献军.(2015).雅斯贝尔斯与现象学精神病理学.(2015-01-12).中国社会科学报.
赵旭东.(2010).Eempathy的内涵与译名.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4(6),405-406.
Cozolino,L.(2010).The Neuroscience of Psychotherapy.New York: Norton&Company.
Fulford,K.W.M.,Davies,M.,Gipps,R.G.T.,Graham,G.,Sadler,J.Z.,&Stanghellini,G.,et al.(2013).The Oxford Handbook of Philosophy and Psychiat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ersch,J.(1980).Karl Jaspers: Eine Einführung in sein Werk.Munich:R.Piper &Co.Verlag.
Jaspers,K.(1973).Allgemeine Psychopathologie.9.Auf l age.Heidelberg:Springer Verlag.
Kagan,J.(2009).The Three Cultures:Natural Sciences,Social Sciences,and the Humanities in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undt,C.(2003).“The Philosophical Roots of Karl Jaspers’General Psychopathology”.In: K.W.Ghaemi,S.N. The Concepts of Psychiatry.Baltimore,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Stanghellini,G.,&Fuchs,T.(2013).One Century of Karl Jaspers’General Psychopatholog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Karl Jaspers’Understanding Psychology and Its Meaning for the Mental Health Promoton in China Today
ZHAO Xudong1，2*,XU Xianjun2*
1Department of Humanistic Medicine and Behavioral Sciences,School of medicine,Tongji University,Shanghai 200029,China
2Department of Psychology,Tongji University,Shanghai 200029,China
Abstract: The background of Karl Jaspers’book“General Psychopathology” was a methodological debate in the European academic circle in early 1900s.Karl Jaspers proposed that psychopathology should include methodology of both natur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On the basis of the methodology of natural sciences,explanatory psychology can be developed;and on the basis of humanities methodology,understanding psychology (or psychology of understanding) can be developed.Explanatory psychology focuses on exploring the neural mechanisms of mental events,while understanding psychology strives to grasp meaningful psychic connections between mental events.Nevertheless,in the past 100 years,the methodology of natural sciences have achieved a dominant position,whereas the understanding psychology is considered unscientif i c.Karl Jaspers’insights provide useful philosophical revelation for humanism in psychiatry and in psychotherapy today.The practice of psychiatry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is an art of human services that straddles the three cultures of natural science,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Psychotherapists should achieve the goal of helping people by interacting with their clients through empath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sychology and understanding psychology.
Key word: Karl Jaspers;psychopathology;understanding psychology;humanistic psychiatry;psychotherapy
赵旭东，先后于昆明医学院、华西医科大学、海德堡大学获得医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现为同济大学精神医学及心理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附属东方医院精神科主任医师，附属精神卫生中心（筹）院长。兼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日本立命馆大学客座教授，北京协和医学院兼职教授；世界心理治疗学会副主席，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副理事长，中华医学会心身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常委。学术兴趣：心身医学、心理治疗、文化精神医学。
[心理学通讯,2018,1(1): 58-64 doi: 10.12100/j.issn.2096-5494.218024]
基金来源
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对青少年抑郁障碍家庭动力与家庭治疗疗效的功能影像及生理心理机制研究（81771464）；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现象学与精神病理学的相互澄明关系研究”（17BZX084）。
利益冲突声明
作者声明本研究无利益冲突。
*Corresponding authors: ZHAO Xudong,zhaoxd62@gmail.com XU Xianjun，xuxianjun2007@aliyun.com
[Psychological Communications,2018,1(1): 58-64 doi: 10.12100/j.issn.2096-5494.218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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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旭东博士是同济大学精神医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精神病学与精神卫生专业的临床医疗、教学和科研工作近30年，专长是心理治疗/家庭治疗、心身医学、跨文化精神病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