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人际关系治疗问题领域案例
7.1 哀伤
案例 1:宝拉是一位 20 岁的女性，她最近失去了两个亲人。在参加团体人际关系治疗两 年前，她的丈夫死于肺结核，11 个月前她的小女儿也去世了。宝拉无法从他们的死亡阴 影中走出来。她每天都哭，无法照顾她剩下的两个孩子;她不吃东西，无法理家，她觉得 自己毫无价值，认为未来不会再有幸福。她说丈夫死后那段时间里她从来没有哭过，因为 她根本没有时间。在小女儿去世后，她变得麻木了。她丈夫的家人拿走了她的大部分财产。 朋友来访时，宝拉不想说话，很快就找借口将朋友支走。她千方百计待在家里。她担心自 己可能会死，留下其他的孩子无人照看。团体带领者认为宝拉的问题是哀伤。她没有经历 过自己文化中常见的死亡后的哀悼期。团体带领者的任务是帮助宝拉为失去的两位亲人进 行哀悼。通过帮助她详细讨论亲人死亡的情况;她是如何得知死亡消息的;她与丈夫的关 系以及他们是怎样认识的;他生病期间的时光;还有谈论她的小女儿的情况。团体还帮助 她找到可以安慰她的人和活动，以及看看能否拿回丈夫死后被拿走的她最珍爱的个人物品。
案例 2:吉安是一个 60 多岁的已婚妇女。她和丈夫生活在一起。她有抑郁症。最初她不 情愿参加团体，但后来同意了。1990 年，第一个与艾滋病有关的死亡袭击了她的家庭， 到 2002 年她失去了住在附近的 8 个孩子中的 4 个。2003 年，她住在另一个城镇的长子失 踪了，过了一段时间，她又收到了住在远方的已婚女儿去世的消息。她不知道究竟发生了 什么。她从来没有看到过她儿子的尸体。她和丈夫把他们所有的孩子都教育到大学水平， 大多数都能够赚钱养活家庭和年迈的父母。在团体的初期，她大部分时间都在哭，很少谈 论自己的问题，也几乎不对别人的问题做出任何反应。她讲话很慢，说自己睡觉、走路和 吃饭都有困难，记忆也不好。她感觉精疲力尽、恐惧、悲伤、愤怒。她说她病了，但又不 知道得了什么病。团体带领者认为吉安的问题是哀伤。
在团体的中期阶段，她开始谈论自己的经历。在大家的鼓励、安慰和支持下，她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她描述了自己多年来就像是个行尸走肉，总是在家里哭，把丈夫激怒到再也不能耕种自家的田地。她说她一直都不能编织席子，因为她老是弄错颜色。她抱怨生活是怎样变得不堪忍受。她剩下的两个孩子已经不再来看望她了，因为他们和孙子们都发现她很不好相处。
在过去的几周里，她开始改变自己在团体中的态度和行为。她开始讨论她的孩子们，并回顾她与每一个孩子的关系以及他们的死亡情况。她开始对他们的死亡表示接受，也认识到自己在他们去世以后生活的改变。她开始微笑，积极友好地参与团体讨论。在团体中分享并听取了其他女性的经历后，她意识到她并不是唯一一个遭受丧亲之痛的人。团体结束时，她几乎没有抑郁症的症状，而且又开始编织席子了(这次不会再编错颜色了)。
在设定目标和倾听团体中年轻女性的过程中，她了解到，尽管她自己的孩子已经去世，她仍然可以为其他年轻女孩扮演一个年长女性的角色。她最终选择在团体中，甚至在团体之外和更广泛的社区中，为她们做一个明智的老师。她似乎对这个新角色感到很满意。
案例 3:西蒙，一个老人，正在哀悼他儿子的去世。他的儿子曾是他唯一的帮手。西蒙加 入了这个团体，希望得到一些物质上的帮助。他解释说，他抑郁的诱因是哀伤，加上他失 去了原来可以从儿子那里得到的帮助。儿子的遗物还在一个很远的地方，但是他没有钱去 领取，这让他感觉雪上加霜。他的目标是取回儿子的遗物，开始对他的哀悼，并继续他自 己的生活。团体成员建议他去城里卖掉一两件东西，来支付他儿子遗物的运输费用。西蒙 采纳了这个建议并付诸实施。当他向团体汇报他是如何成功地取回他儿子的遗物以及团体 对他的帮助时，他几乎哭了出来。最后在团体治疗结束时，他的抑郁症状消失了，他感觉 自己很正常，他似乎已应了经历过变化的新生活。
7.2 冲突
案例 1:卡罗尔是一个 32 岁的已婚妇女，有 4 个孩子。自从 9 个月前生病以来，她就无 法像过去那样照顾自己的孩子、丈夫或家庭。她很容易疲劳，经常感到身体不，甚至不 能下床。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卡罗尔和她的丈夫争吵越来越多。她的丈夫因为房子很脏、 晚餐没有做、她不再像从前一样而批评她。他似乎不理解卡罗尔心情很糟糕，所以很想离 开她。过去他们一直很幸福，但现在总是争论不休，相互听不进对方讲话。卡罗尔想要放 弃。她每天都哭，不吃饭也不睡觉，一直很生气，觉得自己对不起丈夫和孩子们。卡罗尔 患上了抑郁症，时间是从她生病并且不能承担妻子和母亲的责任时开始。团体带领者帮助 卡罗尔思考如何和她的丈夫交流，使他能理解她病的有多严重，如何影响到工作的能力， 并且告诉他自己正在接受抑郁症的治疗。结果，她的抑郁症有了明显的改善。
案例 2:在某个村子里，绝大多数人际关系治疗团体成员都是酗酒的人。在很长一段时间 里，他们只谈论物质上的问题:没有钱、没有工作、没有食物、也没有学费。他们从不谈 论人际关系问题。但在第六次团体上，有一个人改变了这一情况。他开始谈论影响他情绪 的一个家庭问题。他承认他和妻子之间有问题:他们已结婚五年了，但她似乎不喜欢也不 爱他，这让他很烦恼。其他人立即提出了建议和支持。有些人说自己也有类似的问题。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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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则建议他应该向村里的长者寻求帮助，去征求一些建议。一个星期后，这个人微笑着来到了团体。在上次会谈结束后，他立刻去找了村里的长者，长者给了他很好的建议。他并不想向大家公开这个建议，但似乎已经奏效了。结束时，他的抑郁症也基本上消失了。
7.3 生活变化
案例 1:罗莎是一个 40 岁的妇女，三个孩子的母亲。去年，她和家人搬到了另一个村子， 抑郁症在搬家后就慢慢开始了。刚开始她还很高兴，因为她的丈夫找到了一份薪水更高的 工作。然而，在加入团体前的 7 个月里，她并没有像刚搬来时那样开心。她想念自己的老 朋友，和新认识的人又亲密不起来。在以前的家里，她每天都能见到她的两个姐姐和母亲， 但自从搬家后，她只见过她们一次。她的丈夫也不像以前的工作一样能经常在家，因为他 现在不得不加班加点。罗莎发现自己比以前更易生气，总是感到忧伤，没有精神，晚上也 睡不着。她想搬回原来的家。团体带领者帮助罗莎理解她的抑郁和搬迁之间的联系，让她 回思过去的生活，找到与家人保持联系的方式，并设法去结交一些新朋友。在治疗结束时， 罗莎已不再有抑郁症状了。
案例 2:阿尔斯是住在一个小村庄里的中年男子。他有过自己的生意，十年前破产。他又 试着经营了一次，但又失败了。这时，他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是一个失败者，变得很抑郁。 他加入了这个团体，希望能解决他的抑郁症，并找到一些事情做。在开始阶段，他很安静 但看起来很专注，当团体中的其他人分享他们的问题时他总是很认真地倾听。他认为他的 抑郁症与他的生意失败密切相关，这使他的生活中断，在村子里没有地位。随着时间的推 移，他的症状得到了改善，对自己的看法也有了改变。尽管他的日子仍然有好有坏，但总 体感觉好了很多，因为他意识到与自己相比，其他的成员有更严重的问题。他也意识到， 留在村子里只会让他更加郁闷。在团体中讨论自己现有的选择时，他决定与一些老同事联 系，讲明自己的困难。结果他的老同事们答应支持他创办一家新企业。在团体期间，他还 在附近的一个小镇上开了一家公司。在团体进行到一半时，他告诉团体他的生意进展很顺 利，没有时间继续参加了。阿尔斯没有完成所有的团体会谈，但当他离开时，他的抑郁症 状已基本消失了。
7.4 孤独或社会隔离
案例 1:凯拉是一位 68 岁的妇女，3 年前她的姐姐去世后她感到非常孤独，因此前来求 助。虽然她说很想念她的姐姐，但很明显她的抑郁与她缺少社会联系有关，而不是因为她 的悲伤。凯拉说她姐姐是她唯一的朋友。
凯拉的早年经历很值得一提。她在两岁时发生的一次严重的事故中失去了一条腿。接下来的四年里，她大部分时间都在医院里度过。出院后她不能正常上学，唯一的朋友和社会关系就是她的姐姐。她记得和姐姐一起去参加一些家庭活动。凯拉喜欢出门，但只喜欢和姐姐一起去。在姐姐和其他人交谈时，凯拉“只是听着”，还说这已经足以满足她对社会交往的需求。她从未结婚，也没谈过恋爱，因为她觉得别人会对她的身体残疾感到害怕或厌恶。
凯拉对参加团体会谈感到很不自在，因为她害怕和别人在一起时不得不说话，但她又觉得自己非常孤独绝望，所以愿意来尝试。在个别的团体创建前会谈中，团体领导者向她保证，除非她觉得准备好了，否则她可以不必说话。
在最初的几次会谈中，凯拉很安静。团体领导者并没有强迫她在团体中发言，但让她知道，如果她觉得准备就绪，大家会非常欢迎她的参与。其他的团体成员随后开始谈论造成他们抑郁的原因。他们关于如何处理各种状况和关系的询问得到了其他团体成员的支持和建议，凯拉开始并没有给别人提出什么建议，但她坚持参加会谈。不过她的抑郁程度也没有改变。大约到中期时，团体成员开始约她在团体会谈之外跟他们在一起活动。起初，凯拉不愿意去。她总是借口说自己有事情要做，团体领导者尽管知道这不是真的，但决定不去挑战她。团体领导者开始担心凯拉在建立关系方面无法取得任何进展。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有一个重要的节日即将来临。团体成员们正在讨论怎样通过练习唱歌来准备。像往常一样，他们问凯拉是否愿意参加。她说这是她过去喜欢和姐姐一起做的事情，所以答应加入他们。大家非常支持她的决定，并向她保证，在整个练习过程中大家会一直陪在她身边。在接下来的团体会谈中，凯拉的抑郁有所好转，她认为与参加唱歌练习有关。到团体治疗结束时，凯拉唯一的社会联系是与她一起唱歌的一些团体成员，但这似乎足以减轻她的孤独(造成她抑郁的主要原因)。
案例 2:阿里是一名 48 岁的男子，因为安危问题离出自己的祖国。三年前，他的妻子 和两个儿子在一次国家动乱中被杀害。那天他没有任何办法可以帮助他们:炸弹爆炸时， 他正在外面工作。在阿里持续为家人的去世哀伤的同时，他确信自己的抑郁与极度的孤独 有关，因为在这个新的国家里，他没有如何可信任的人，也没有人能理解他。在他自己的 祖国，他曾经有几个常常见面的好朋友。他不信那些从他自己的国家移民到这个新国家来 的人。在自己的家乡，他也曾有过一份职位高责任重的工作，但在这出来的 8 个月里， 他一直都处于失业状态。
当阿里开始加入这个团体的时候，他并没有很投入。他觉得自己的问题和别人的很不一样。他说他现在的生活非常孤独，和来自他祖国的人都没有任何联系。起初，大家给了阿里建议，教他如何与人会面。他生气地对其他团体成员说这并没有什么用，因为他确信在这个新国家里根本就找不到像他的那些老朋友一样的人。一些成员对他放弃了帮助，但还有一些人继续坚持，邀请他在团体外一起出去活动。一开始，他感谢他们想到他，但拒绝了邀请。然而，在团体的中期，阿里开始同意出去了，因为他“不想再得罪”他们。当他来参加下一次团体会谈时，他告诉大家，在去了一家咖啡店后他感觉好些了。虽然咖啡没有他最习惯的那种好，但至少那天他并不孤单。他说那个星期他想再出去一次，他也真的做到了。当他再出去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个以前村子里认识的人。那周他见了这个人好几次，得到了很多有关他以前的社区的最新消息。阿里回到团体里说他感觉好多了。他把自己的进步和与团体成员一起出去活动联系了起来，因为这使他有机会遇见以前村里的人。接下来的几周内，阿里的抑郁症有了明显的好转。在那段时间里，他又结识了来自他祖国的其他一些人，而且通过互联网与很多人重新取得了联系。他还建立了一个和平运动网站来帮助预防其他家庭的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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