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psychspace.com心理学空间网反移情
R.D. HINSHELWOOD,LONDON
┉让一个人自己专注于梦的材料而忽视急切的移情重现,这会得到一定的内省,原因在于梦产物表面上的客观性可能让分析师缓解不快,如同它会让病人得到不快后的缓解一样。(Glover,1927,p.50s)。
这篇论文的出发点是Kleinian,文中揭示的现代精神分析学派的"检索图”不可避免地表现了这一个人观点。我从Klein开始,转到最近的比较,在英国精神分析中发展起来的其它客体关系观点。
大西洋分界线在精神分析里很广阔,早期的自我心理学回避英国的发展。最近几年曾有几次”逃”离自我心理学束缚的尝试。在我看来,那些逃离或多或少符合两派:从Kohut发展而来的自体心理学;从人际学家(Sullivanian)发展来的具有影响的主体间主义者(如Ogden,Renik),同英国客体关系的说法一样。我们还可包括进伦敦的现代弗洛伊德学派(Sandler,Fonagy)。
伴随这些发展的是拉康论文集的出现,我对其它学派的了解各不相同,当我们沿着这一目录看下去时这些差异在减少。因而,这篇论文的细节和精确的地方也缩减了。
历史和概念的回顾
反移情的概念保留了弗洛伊德所给予它的最早的含义:分析师对病人的神经症性移情。他对这一问题不太感兴趣,根据标准版的索引,弗洛伊德对反移情的说明仅有四段。他要求反移情通过分析师的自我控制来消除。他常常用一个外科医师呆板的非个人化的术语,甚或一个电话接待员的口吻描述他的技术方法。这一“节制规则”保持到今天。
但是大约50年以前,这一概念得以扩展,超出了分析师的神经症因素的范围(Winnicott,1949;Heimann,1950;Little,1951;Reich,1951;Gitelson,1952;Milner,1952;Racker,1957)1,现在它涉及到分析师的整个情感反应(Heimann,1950;King,1978)。它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技术问题2。
这一变化是怎么发生的呢?
分析师的问题很早就开始作为一个特殊的研究对象而出现了。例如,Glover在1927年将他关于精神分析技术的第四次演讲专门用于讲述反移情3。他开始用这一方面的术语来思考,分析师让这一方面同病人的情绪状态联系起来。‘我们几乎会说,“当处在困难中时想起你自己被压抑的虐待狂”。’(p.510)4。
他正用一种以某风格为特征的方式写到这里,英国精神分析以这一风格发展了同精神分析设置相关心理学的关系---换句话说,客体关系精神分析。Fenichel也对检查很开放,而不是丢开分析师的神经症性冲突:
关于"反移情”这一非常重要的实际问题几乎没有写到:分析师和病人一样可以努力获得来自分析性关系的直接满足,也会运用病人那里由分析师的过去所决定的几项’见诸行动’(1979,p.183)。
这一态度认识到移情和反移情相互影响的特点。在来自所有学派愈加深刻的批判之下产生了分析师角色的空白屏幕观点,例如A.Balint(1936)或Fenichel(1941)。20世纪40年代,对分析师客体关系和分析性设置中特定客体关系的感受性惊人地发展起来。
关键性的论文是由Heimann(1950)所著,直接来自于对分析师自身功能活动相关方面的意识5。或许也是在经过了30多年的分析训练之后6,仍有分析师对他们的病人产生情绪反应。也许Heimann非常清晰而有说服力地表达了这一认识:分析师不只是一个’机械的头脑’,并提出下面的论点:
分析师在分析性情境中对病人的情感反应代表其工作的一个最重要的工具,分析师的反移情是进入病人潜意识的研究手段(1950,p.81)。
这一段将反移情从妨碍变成一个最重要的工具,这一变换是以将分析性设置理解为一种关系为基础的。Racker受到过Heimann和Klein的强烈影响,说到‘移情是对病人与分析师之间幻想的和真实的反移情关系的表达’(1957,pp.307-8)。客体关系方法将普通的情感性(或共情性)反应添加到神经症病人身上。
Kleinian方法
Heimann对"反移情”这一术语‘…包括了分析师对病人的所有感受体验’(1950,p.781)的运用与经典看法形成了鲜明对比,经典的看法是,反移情只不过是分析师的阻抗,应该消除。Klein在这一方面保留了一个更真实的弗洛伊德的学说,对反移情所能带来的领悟表示怀疑。‘Klein认为这样的延伸将打开一扇门,由治疗师声称他们自身的不足是病人引起的’(Spillius,1992,p.61)。
然而Klein的弟子们却主要参与形成反移情新观点,并强调移情-反移情相关的方面(Bion,1959;Segal,1975;Rosenfeld,1987)。他们贡献出一种特殊的思路,这是Kleinian叙述的主要焦点。
治疗师的部分工作是确定对病人来说他代表什么形象,在所给定的病人见到他的任一时刻都试图保留他对于自己是谁的理解。Bion在一个组工作时很生动的描述了这一点:
反移情的体验在我看来似乎有非常独特的性质…分析师感觉他正被操纵以便扮演一个角色,不论在另外某人的幻想中或者若不是因为在反省中我只能称为一种暂时丧失领悟的东西他便会去做,去识别体验强烈感受的感觉和与此同时的一种信念有多么困难,这种信念是,感受的存在由真实的情境十分充分地证明是正当的(1961,p.149)。
他的叙述对精神分析的个别设置和小组设置都同样适合。这引起了几个研究问题:
分析师的感受是怎样变得有影响力的?
我们怎么知道反移情是否具有暂时丧失领悟的特点这一点的?
我们怎样才能解释性地运用这一理解?
澄清这些问题已成为每天的分析工作,我将在这些标题下回顾这一发展,(1)投射,内射,(2)节制和(3)规定。
投射,内射
在Heimann对反移情的声明之后不久,分析师的情感是分析性设置的一个正常部分这一观点已被广泛接受。Money-Kyrle(1956)持有这一观点,人与人之间普通的互动过程由投射和内射的内在心理过程来传递(Heimann,1943)7。哪怕每天的谈话也包括让感受进入听者那里和他们想在头脑中有那一体验的愿望。我们用通俗的口语谈论‘表达某件事情’,或者‘给某某人一点点我的意见’等等。用Rosenfeld的话来说,‘分析性治疗的一个前提是,很有必要同病人的感受和想法做足够的接触,从而自己感受和体验在病人身上正发生着什么’(1987,p.12)。
Money-Kyrle描述病人试图在分析中将他的痛苦和干扰传达给分析师,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分析师实际上在接受干扰。分析师感受到干扰并因此能被说成是自我干扰,这是必要的。可以简单地将之称作共情,但这一工作方法研究了共情所依靠的机制---投射(病人所作)和内射(分析师所作)。一个正常的过程由这些机制的循环组成。Money-Kyrle叙述道,‘当分析师进展很好的时候似乎正在发生什么’:‘我相信在内射和投射之间有一个相当快的摆动。如病人所说,分析师似乎会变得同病人内射地认同,在内心理解他,并对病人重新投射,予以解释’(1956,p.23)。
传达这样的体验不只是用语言,‘我很生气’可用武力和威胁说出来,或用开玩笑的方式,或者用完全缺乏信任的态度,这句话可用众多的情感语调说出。这些情感成分被直接地和直觉性地接受,而不是以言语陈述的形式。
我在早上8点钟会谈开始时迟到了2-3分钟,我的病人在沙发上一躺下就说,‘你今天不想见我’。这句话可从许多方面来看:她很生气,我对她的忽视伤害了她,她正表达一份习惯的孤独…但我感受到一种开玩笑的特性,仿佛她在责备一个朋友,因此这种接触感觉很好,甚至有点亲密,不管我对她多么忽视。我说她看起来对此有点爱开玩笑。她否认这点,说她很辛酸。
在那一刻她把情绪状态的言语陈述留给我---辛酸,但另一方面,我体验到一种好开玩笑的亲密感,这一亲密感不在语言中,而在非语言的暗示中。我有一个选择:是将我对交流的感受作为我的过失去消除,还是把它作为一种潜在的交流大概是潜意识去表达。
在这次会谈之后没多久她告诉我一个梦,我不想叙述这个梦,但对它的联想涉及到许许多多对于早餐桌周围幸福家庭的描述,如同常在电视广告中所显示的那样。她对这种关于家庭生活的描述有些怀疑和轻蔑。
我能清楚地认识到她在运用她的联想来对付她的想象:我的家庭在我们幸福的早餐桌旁把我耽搁了,而她却被排除在外。她很傲慢,相反无意识地用她自己诙谐的亲密取代我家庭的位置。
当我对她提出这一点时,她愠怒地说:"你当然会象那样去说一件事。”她这么说的时候,感觉比她起初评论我迟到时所受到的伤害更多。之后对其排斥伊底帕斯情结的解释感觉就象一个对她的诱惑的拒绝,让她更多地感受令人痛苦的孤独,并容许她(可能更真实地)表达她对我恼怒的拒绝。
这样我的感受,对她最开始所说的话中取笑特性的感觉引导我去思考她的情绪状态本身的含义。这并不确切是我的共情性反应。或者相反,如果它是共情性的,会导致一些事从一开始就脱离我们所能达到的范围。在这一点上,我的情感反应大量地添加到在那一刻我实际上正在做的倾听之中。这为进入可能的潜意识状态增加了一条路线,在此状态下形成对俄底帕斯问题的有机防御的事件。
这是一个普通的交流的例子,这一交流来自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直接影响。分析情境由分析师的感受所支配,使我们似乎能够用缓慢的运动去理解过程。
从这样一种对分析师感受的‘正常’卷入开始,Money-Kyrle后来转向对正常的偏离。他说,不幸的是,分析师
不是无所不能的。尤其是,分析师的理解在下面两种情况下会失败,不论何时当病人同分析师自己的某些方面吻合得太接近,而这些方面分析师自己还没有学会理解时,…当标志分析过程的内射和投射之间的相互作用中断时,分析师可能倾向于在这两种情况中的一种或另一种情况下被难住(1956,PP.361-2)。
在第一种困难情形下,对病人疾病理解的方面保留在分析师内部并且麻烦他。而后,危险在于,病人体验的这些方面同分析师不被了解的方面一起将被投射到病人身上。接着,他在第二种投射的状态下被难住了。他将体验一种耗竭感,‘常常体验为理智潜能的丧失’(P.362),他会变得很迷惑不解,感觉很笨。
Money-Kyrle在一次会谈中叙述了一种过程,这一会谈以病人觉得无用并为此看不起自己开始。分析师在会谈期间感觉几分茫然,病人对他的解释表现出越来越多的拒绝和轻视。到会谈结束时病人不再感觉自己无用,但是生气了:‘感觉无用和茫然的人是我’。治疗师写道(1956,p.363)。分析师完全被病人对他的虐待搅乱了,只是在会谈之后‘我终于认识到结束时我的状态与他在会谈开始时描述的他的状态是如此相似’(p.27)。病人的投射和分析师的内射是清晰的。但是有关治疗师心理的结果是:治疗师直到投射的病人消失时才意识到正在发生什么。他自己的心理被搅得太乱以致在那一刻不能继续适当地发挥作用。
Brenman Pick进一步理解了这一点,她描述病人经历的一些方面是如何被投射进分析师的一些"特定”方面的。她将此叙述成‘精神的紧密配合’。例如,
病人将分析师想成为一个母亲的愿望投射进来…病人触及到分析师很深的问题,其焦虑与被爱的需要和面对缺陷时对灾难性后果的恐惧相关联,也就是原始迫害或者超我焦虑(1985,p.161)。
这不只是一个被扰乱的病人的现象,在Brenman Pick看来,‘假如有一张嘴寻找乳房作为一种天生的本能,我相信有一种心理上的等价物,即寻找另一种心理状态的一种心理状态’(p.157)。她列举下面的例子:
考虑一个病人带来特别好或者特别坏的消息;比如说,家庭里一个新生婴儿的诞生或某人的死亡。目睹这样的事件会产生一些复杂的问题,需要认真仔细的分析,最开始病人可能并不想要一个解释,而是一个反应;对快乐或者悲伤的分享。而且这也可能是分析师直觉上所希望的。除非我们能够在我们的解释中恰到好处地承认这一点,解释本身要么变成一种冷淡的拒绝,要么被放弃,我们觉得自己不得不非解释性地去行动而作‘人’(P。160)。
这预示反移情的两个相关问题,Scylla和Charybdis---象钢硬的外科医生一样冷淡的情感8;或者成为超人并被引诱脱离角色(可能最终导致不合乎职业道德的关系)。
分析师被要求注意到在病人和她自己之间这一亲密的联系或者‘紧密配合’。分清这一牵连就是Brenman Pick所说的‘在反移情中修通’9。Money Kyrle详细说明了这一修通
使得三个因素有必要加以考虑:首先是分析师的情绪干扰,因为在他能充分除去对自己的约束去理解另外两个因素之前,他不得不在自己身上静静地处理这些干扰;而后是在产生反移情中病人的角色,最后是它对(病人)的影响。当然,所有这三个因素可以在几秒钟之内被整理出来,然后,反移情实际上在发挥一个灵敏的接收装置的作用(1956,p.361)。
当分析师能在他自己的和病人的情绪干扰之间作出区分并且遇到麻烦时,我们在正常的反移情之间作出区分是有些意义的。
节制
Bion开创了描述分析师情绪干扰的本质和过程的一个不同方式,他的详尽阐述的好处在于:为一个熟悉精神分析的人提供一种模式---同婴儿在一起的母亲的模式。他具体阐述了作为‘容器和被节制’这一观点。
分析情境在我脑中制造了一种目睹极早时期场面的感觉。我感觉,病人在婴儿期目睹了一个对婴儿的情绪表现尽职地发生反应的母亲,这一尽职的反应里本身含有不耐烦的成分:‘我不知道这孩子是怎么回事。’我的推论是:为了理解孩子所想要的,母亲应该将婴儿的哭声看成不仅仅是对她存在的一种需要(1959,pp.312-3)。
婴儿除了需要来自母亲的责任之外还需要一些东西,它需要一个能感受干扰的母亲,母亲自己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干扰。
在婴儿的眼光看来,她应该把孩子快要死的恐惧放在心里,从而去体验它。孩子不能控制的正是这一恐惧…一个善解人意的母亲能够体验这种恐惧感,婴儿正努力通过投射性认同来处理这种感受,而保持了一个平衡的看法(Bion,1959,p.313)。
这一以婴儿和母亲为特征的情绪化的,非言语的互动已成为核心分析性关系的一个模式,技巧是"感受”恐惧且仍旧保持头脑平衡。Segal赞同这一作用:
母亲的反应是,承认焦虑并去做对缓解婴儿痛苦有必要的任何事情。婴儿的理解是,他将一些不能忍受的东西投射到客体那里,但这个客体能够控制并对付它。然后他就不仅能够重新内射他原始的焦虑,而且还有借助被控制而减轻的焦虑。他也内射了一个能够控制和对付焦虑的客体(1975,pp.134-5)。
接受、对付痛苦并让婴儿了解痛苦的功能现在普遍被称为‘节制’,在这点上看,重点放在一个人内部发生什么,对痛苦的投射放在这些事情上。有时称作‘领会’(或者代谢),重要作用是将痛苦转化成一个可忍受的痛苦体验。
但事情可以走向反面;该母亲不能‘忍受对这些感受的体验,表现出的反应要么是否认它们进入,要么替代性地变成对焦虑的牺牲品,这一焦虑由婴儿情感的内射而产生。’(Bion,1959,p.313)。
这两个替代同较早描述的分析师的问题相联系---要么冷淡,要么脱离角色。结果是,婴儿‘重新内射,不是一个制造得可以忍受的对快要死的恐惧,而是一种不可名状的害怕’(1962,p.116)。运用这一模式,分析性设置包含一个类似的容器---“内射病人的痛苦,‘领会’它并将其变换成一个有声的容器”,这一容器在当时作为以解释形式进行的谈话而得以传送。
在下面的简介中病人将自己体验为与分析中的一个客体(他记得的‘母亲’)有关并且在内心‘否认他进入’。这一客体不顾及他的需要,那时病人内疚地认为他的需要对客体而言是不能忍受的负担。
这个35岁的男人带着对受攻击的妄想狂的恐惧开始分析,这很快采取了分析中的焦虑形式,这一焦虑是,我放进他脑中的观点会让他及其观点消失。
在一次会谈开始他告诉我,他还没有写好在那次会谈之前我给他的账单的支票。今天早晨,他在临时上夜班之后直接来找我。今天,他发觉和他从家里来找我的感觉相比不一样。在5分钟的沉默之后,他说一个亲戚曾给他讲过一个故事,故事讲的是他的母亲在街上路过一个无家可归的男人且拒绝给钱。他暗示到,这是很没有同情心的。
他对母亲的这一看法极为多见:在她头脑中被她所具有的其它想法和问题而分心的某个人。
我说这个情况很复杂:他的工作很清楚地将他从我在账单里表达出来的需要中分散出来,但之后他对此感到内疚,仿佛在我这里他就象他的母亲没有给无家可归的乞丐一点点钱一样。而我意识到自己极渴望解释这一联系。
他用一种略带傲慢的方式作出反应,他认为我生活在伦敦的一个多么豪华的地区。这或许是一个简单的否定,可我觉得它带来了别的东西。我想知道,我那么急切地要对这一联系作出解释,这对他来说是否感觉我似乎想要管住他,一直让他觉得自己处于被除去的危险。实际上我可能快了一些,我意识到,这或许是因为我觉得他对关于支票的说法带有一点非道歉的性质。
当我正努力在脑中捕捉这一想法时,他又转移到另一个话题。他告诉我,在今天到我这里来的路上他看见街上有一个乞丐。他很真实地说起这一点,仿佛他期望我认识到这同早期某个无家可归的人的故事的联系。片刻之后,他说他更为自己的需求担忧。
然后我就根据一个后来证明是错误的假设做了一个解释。我假定冲突是与接受对需求的理解有关的。因此,我对他谈到在他那里,在乞丐那里,在我这里以及在他上夜班时照看的那些人那里存在的需求。我发觉自己对这一解释感觉有些满意。
他的反应很独特。他说跟我在一起就象在撞一堵砖墙。那时我认为自己的假设已经错了,在那一刻他的冲突并不是关于对他的需求的理解。相反,冲突仍旧是,他同在我这里一个客体之间的斗争,一个忽视他的想法,有砖墙一样头脑的母亲,并且对我自己的想法很满意,我将这些想法加到他那里。
我说,在那一刻他觉得我被自己的想法而分散了注意,并从他所说过的内容中转移出来,我让他想起一个没有机会考虑他的母亲。
格外明显的是,他不满的时刻消失了。他清楚地感觉到由这一解释引起的回忆,而后他说出自己处于攻击之下的种种感觉。这不单纯是他的需求,而是当他处在需求中时却被一个消灭他的想法所攻击。该病人对这一点极度敏感:同他在一起的人是否具有对其痛苦很开放的头脑。我记录的那些时刻表明,我声称在这一互动中我所做的实际上有我自己特有的一些感受,我对这一互动发生了反应。在这一点上我能和他制造出一种易激动的干扰而进入他的心灵。
当我的病人试图利用我的头脑作为一个放他自身体验的空间时,就象Bion说的那样,他发觉我的头脑拒绝接受他的体验和需求,在我这里,病人被一个客体所占据,这个客体远离他的需要,并使得他因给母亲带来麻烦而感到内疚。
然而,我在一刻充分把握了这一问题,他感觉到自己的恐惧实际上得到了理解,而且当他发现了自己的能力,考虑到这一点时,他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在这一情况下,我的言语阐述控制了即刻的痛苦,一段时间之后他恢复了对此加以思考和理解他自己的能力。
如这里所说,当事情‘走向反面’时,之后病人就面对一个未控制痛苦的分析师。当病人投射不能忍受的体验,那时他常常关心分析师脑中所想的(Hinshelwood,1985)。那么对这一事态的解释可能有两种。分析师要么可能直接对病人指出他对分析师的投射,要么可能叙述病人针对分析师的威胁和破坏的幻想10。后者指向病人对分析师所做贡献的体验。Steiner对这一事件评论道:
在这段时间病人最直接的关心是他对分析师的体验…我认为这些解释以分析师为中心,并将它们区别于以病人为中心的解释…一般而言,以病人为中心的解释更多以传达理解有关,而分析师为中心的解释更有可能给病人一种被理解的感觉(1993,p.133)。
如果分析师的心理状态占据了病人,那么在会谈中这是直接的焦虑,如果可能的话,需要通过解释提出来。是的,即使病人对分析师的幻想不正确也应如此,因为对病人来说这是真实的。
对于病人关于分析师情感的幻想所做的这些解释可用一个‘因为’从句得以详尽的阐述,指出分析师的心理状态是由于病人的特殊影响而产生。但是,至少在开始病人没有准备的时候这会带来一些困难。此后,病人感觉到被侵犯而不是被理解。对于Steiner的一个病人,
R.D. HINSHELWOOD,LONDON
┉让一个人自己专注于梦的材料而忽视急切的移情重现,这会得到一定的内省,原因在于梦产物表面上的客观性可能让分析师缓解不快,如同它会让病人得到不快后的缓解一样。(Glover,1927,p.50s)。
这篇论文的出发点是Kleinian,文中揭示的现代精神分析学派的"检索图”不可避免地表现了这一个人观点。我从Klein开始,转到最近的比较,在英国精神分析中发展起来的其它客体关系观点。
大西洋分界线在精神分析里很广阔,早期的自我心理学回避英国的发展。最近几年曾有几次”逃”离自我心理学束缚的尝试。在我看来,那些逃离或多或少符合两派:从Kohut发展而来的自体心理学;从人际学家(Sullivanian)发展来的具有影响的主体间主义者(如Ogden,Renik),同英国客体关系的说法一样。我们还可包括进伦敦的现代弗洛伊德学派(Sandler,Fonagy)。
伴随这些发展的是拉康论文集的出现,我对其它学派的了解各不相同,当我们沿着这一目录看下去时这些差异在减少。因而,这篇论文的细节和精确的地方也缩减了。
历史和概念的回顾
反移情的概念保留了弗洛伊德所给予它的最早的含义:分析师对病人的神经症性移情。他对这一问题不太感兴趣,根据标准版的索引,弗洛伊德对反移情的说明仅有四段。他要求反移情通过分析师的自我控制来消除。他常常用一个外科医师呆板的非个人化的术语,甚或一个电话接待员的口吻描述他的技术方法。这一“节制规则”保持到今天。
但是大约50年以前,这一概念得以扩展,超出了分析师的神经症因素的范围(Winnicott,1949;Heimann,1950;Little,1951;Reich,1951;Gitelson,1952;Milner,1952;Racker,1957)1,现在它涉及到分析师的整个情感反应(Heimann,1950;King,1978)。它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技术问题2。
这一变化是怎么发生的呢?
分析师的问题很早就开始作为一个特殊的研究对象而出现了。例如,Glover在1927年将他关于精神分析技术的第四次演讲专门用于讲述反移情3。他开始用这一方面的术语来思考,分析师让这一方面同病人的情绪状态联系起来。‘我们几乎会说,“当处在困难中时想起你自己被压抑的虐待狂”。’(p.510)4。
他正用一种以某风格为特征的方式写到这里,英国精神分析以这一风格发展了同精神分析设置相关心理学的关系---换句话说,客体关系精神分析。Fenichel也对检查很开放,而不是丢开分析师的神经症性冲突:
关于"反移情”这一非常重要的实际问题几乎没有写到:分析师和病人一样可以努力获得来自分析性关系的直接满足,也会运用病人那里由分析师的过去所决定的几项’见诸行动’(1979,p.183)。
这一态度认识到移情和反移情相互影响的特点。在来自所有学派愈加深刻的批判之下产生了分析师角色的空白屏幕观点,例如A.Balint(1936)或Fenichel(1941)。20世纪40年代,对分析师客体关系和分析性设置中特定客体关系的感受性惊人地发展起来。
关键性的论文是由Heimann(1950)所著,直接来自于对分析师自身功能活动相关方面的意识5。或许也是在经过了30多年的分析训练之后6,仍有分析师对他们的病人产生情绪反应。也许Heimann非常清晰而有说服力地表达了这一认识:分析师不只是一个’机械的头脑’,并提出下面的论点:
分析师在分析性情境中对病人的情感反应代表其工作的一个最重要的工具,分析师的反移情是进入病人潜意识的研究手段(1950,p.81)。
这一段将反移情从妨碍变成一个最重要的工具,这一变换是以将分析性设置理解为一种关系为基础的。Racker受到过Heimann和Klein的强烈影响,说到‘移情是对病人与分析师之间幻想的和真实的反移情关系的表达’(1957,pp.307-8)。客体关系方法将普通的情感性(或共情性)反应添加到神经症病人身上。
Kleinian方法
Heimann对"反移情”这一术语‘…包括了分析师对病人的所有感受体验’(1950,p.781)的运用与经典看法形成了鲜明对比,经典的看法是,反移情只不过是分析师的阻抗,应该消除。Klein在这一方面保留了一个更真实的弗洛伊德的学说,对反移情所能带来的领悟表示怀疑。‘Klein认为这样的延伸将打开一扇门,由治疗师声称他们自身的不足是病人引起的’(Spillius,1992,p.61)。
然而Klein的弟子们却主要参与形成反移情新观点,并强调移情-反移情相关的方面(Bion,1959;Segal,1975;Rosenfeld,1987)。他们贡献出一种特殊的思路,这是Kleinian叙述的主要焦点。
治疗师的部分工作是确定对病人来说他代表什么形象,在所给定的病人见到他的任一时刻都试图保留他对于自己是谁的理解。Bion在一个组工作时很生动的描述了这一点:
反移情的体验在我看来似乎有非常独特的性质…分析师感觉他正被操纵以便扮演一个角色,不论在另外某人的幻想中或者若不是因为在反省中我只能称为一种暂时丧失领悟的东西他便会去做,去识别体验强烈感受的感觉和与此同时的一种信念有多么困难,这种信念是,感受的存在由真实的情境十分充分地证明是正当的(1961,p.149)。
他的叙述对精神分析的个别设置和小组设置都同样适合。这引起了几个研究问题:
分析师的感受是怎样变得有影响力的?
我们怎么知道反移情是否具有暂时丧失领悟的特点这一点的?
我们怎样才能解释性地运用这一理解?
澄清这些问题已成为每天的分析工作,我将在这些标题下回顾这一发展,(1)投射,内射,(2)节制和(3)规定。
投射,内射
在Heimann对反移情的声明之后不久,分析师的情感是分析性设置的一个正常部分这一观点已被广泛接受。Money-Kyrle(1956)持有这一观点,人与人之间普通的互动过程由投射和内射的内在心理过程来传递(Heimann,1943)7。哪怕每天的谈话也包括让感受进入听者那里和他们想在头脑中有那一体验的愿望。我们用通俗的口语谈论‘表达某件事情’,或者‘给某某人一点点我的意见’等等。用Rosenfeld的话来说,‘分析性治疗的一个前提是,很有必要同病人的感受和想法做足够的接触,从而自己感受和体验在病人身上正发生着什么’(1987,p.12)。
Money-Kyrle描述病人试图在分析中将他的痛苦和干扰传达给分析师,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分析师实际上在接受干扰。分析师感受到干扰并因此能被说成是自我干扰,这是必要的。可以简单地将之称作共情,但这一工作方法研究了共情所依靠的机制---投射(病人所作)和内射(分析师所作)。一个正常的过程由这些机制的循环组成。Money-Kyrle叙述道,‘当分析师进展很好的时候似乎正在发生什么’:‘我相信在内射和投射之间有一个相当快的摆动。如病人所说,分析师似乎会变得同病人内射地认同,在内心理解他,并对病人重新投射,予以解释’(1956,p.23)。
传达这样的体验不只是用语言,‘我很生气’可用武力和威胁说出来,或用开玩笑的方式,或者用完全缺乏信任的态度,这句话可用众多的情感语调说出。这些情感成分被直接地和直觉性地接受,而不是以言语陈述的形式。
我在早上8点钟会谈开始时迟到了2-3分钟,我的病人在沙发上一躺下就说,‘你今天不想见我’。这句话可从许多方面来看:她很生气,我对她的忽视伤害了她,她正表达一份习惯的孤独…但我感受到一种开玩笑的特性,仿佛她在责备一个朋友,因此这种接触感觉很好,甚至有点亲密,不管我对她多么忽视。我说她看起来对此有点爱开玩笑。她否认这点,说她很辛酸。
在那一刻她把情绪状态的言语陈述留给我---辛酸,但另一方面,我体验到一种好开玩笑的亲密感,这一亲密感不在语言中,而在非语言的暗示中。我有一个选择:是将我对交流的感受作为我的过失去消除,还是把它作为一种潜在的交流大概是潜意识去表达。
在这次会谈之后没多久她告诉我一个梦,我不想叙述这个梦,但对它的联想涉及到许许多多对于早餐桌周围幸福家庭的描述,如同常在电视广告中所显示的那样。她对这种关于家庭生活的描述有些怀疑和轻蔑。
我能清楚地认识到她在运用她的联想来对付她的想象:我的家庭在我们幸福的早餐桌旁把我耽搁了,而她却被排除在外。她很傲慢,相反无意识地用她自己诙谐的亲密取代我家庭的位置。
当我对她提出这一点时,她愠怒地说:"你当然会象那样去说一件事。”她这么说的时候,感觉比她起初评论我迟到时所受到的伤害更多。之后对其排斥伊底帕斯情结的解释感觉就象一个对她的诱惑的拒绝,让她更多地感受令人痛苦的孤独,并容许她(可能更真实地)表达她对我恼怒的拒绝。
这样我的感受,对她最开始所说的话中取笑特性的感觉引导我去思考她的情绪状态本身的含义。这并不确切是我的共情性反应。或者相反,如果它是共情性的,会导致一些事从一开始就脱离我们所能达到的范围。在这一点上,我的情感反应大量地添加到在那一刻我实际上正在做的倾听之中。这为进入可能的潜意识状态增加了一条路线,在此状态下形成对俄底帕斯问题的有机防御的事件。
这是一个普通的交流的例子,这一交流来自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直接影响。分析情境由分析师的感受所支配,使我们似乎能够用缓慢的运动去理解过程。
从这样一种对分析师感受的‘正常’卷入开始,Money-Kyrle后来转向对正常的偏离。他说,不幸的是,分析师
不是无所不能的。尤其是,分析师的理解在下面两种情况下会失败,不论何时当病人同分析师自己的某些方面吻合得太接近,而这些方面分析师自己还没有学会理解时,…当标志分析过程的内射和投射之间的相互作用中断时,分析师可能倾向于在这两种情况中的一种或另一种情况下被难住(1956,PP.361-2)。
在第一种困难情形下,对病人疾病理解的方面保留在分析师内部并且麻烦他。而后,危险在于,病人体验的这些方面同分析师不被了解的方面一起将被投射到病人身上。接着,他在第二种投射的状态下被难住了。他将体验一种耗竭感,‘常常体验为理智潜能的丧失’(P.362),他会变得很迷惑不解,感觉很笨。
Money-Kyrle在一次会谈中叙述了一种过程,这一会谈以病人觉得无用并为此看不起自己开始。分析师在会谈期间感觉几分茫然,病人对他的解释表现出越来越多的拒绝和轻视。到会谈结束时病人不再感觉自己无用,但是生气了:‘感觉无用和茫然的人是我’。治疗师写道(1956,p.363)。分析师完全被病人对他的虐待搅乱了,只是在会谈之后‘我终于认识到结束时我的状态与他在会谈开始时描述的他的状态是如此相似’(p.27)。病人的投射和分析师的内射是清晰的。但是有关治疗师心理的结果是:治疗师直到投射的病人消失时才意识到正在发生什么。他自己的心理被搅得太乱以致在那一刻不能继续适当地发挥作用。
Brenman Pick进一步理解了这一点,她描述病人经历的一些方面是如何被投射进分析师的一些"特定”方面的。她将此叙述成‘精神的紧密配合’。例如,
病人将分析师想成为一个母亲的愿望投射进来…病人触及到分析师很深的问题,其焦虑与被爱的需要和面对缺陷时对灾难性后果的恐惧相关联,也就是原始迫害或者超我焦虑(1985,p.161)。
这不只是一个被扰乱的病人的现象,在Brenman Pick看来,‘假如有一张嘴寻找乳房作为一种天生的本能,我相信有一种心理上的等价物,即寻找另一种心理状态的一种心理状态’(p.157)。她列举下面的例子:
考虑一个病人带来特别好或者特别坏的消息;比如说,家庭里一个新生婴儿的诞生或某人的死亡。目睹这样的事件会产生一些复杂的问题,需要认真仔细的分析,最开始病人可能并不想要一个解释,而是一个反应;对快乐或者悲伤的分享。而且这也可能是分析师直觉上所希望的。除非我们能够在我们的解释中恰到好处地承认这一点,解释本身要么变成一种冷淡的拒绝,要么被放弃,我们觉得自己不得不非解释性地去行动而作‘人’(P。160)。
这预示反移情的两个相关问题,Scylla和Charybdis---象钢硬的外科医生一样冷淡的情感8;或者成为超人并被引诱脱离角色(可能最终导致不合乎职业道德的关系)。
分析师被要求注意到在病人和她自己之间这一亲密的联系或者‘紧密配合’。分清这一牵连就是Brenman Pick所说的‘在反移情中修通’9。Money Kyrle详细说明了这一修通
使得三个因素有必要加以考虑:首先是分析师的情绪干扰,因为在他能充分除去对自己的约束去理解另外两个因素之前,他不得不在自己身上静静地处理这些干扰;而后是在产生反移情中病人的角色,最后是它对(病人)的影响。当然,所有这三个因素可以在几秒钟之内被整理出来,然后,反移情实际上在发挥一个灵敏的接收装置的作用(1956,p.361)。
当分析师能在他自己的和病人的情绪干扰之间作出区分并且遇到麻烦时,我们在正常的反移情之间作出区分是有些意义的。
节制
Bion开创了描述分析师情绪干扰的本质和过程的一个不同方式,他的详尽阐述的好处在于:为一个熟悉精神分析的人提供一种模式---同婴儿在一起的母亲的模式。他具体阐述了作为‘容器和被节制’这一观点。
分析情境在我脑中制造了一种目睹极早时期场面的感觉。我感觉,病人在婴儿期目睹了一个对婴儿的情绪表现尽职地发生反应的母亲,这一尽职的反应里本身含有不耐烦的成分:‘我不知道这孩子是怎么回事。’我的推论是:为了理解孩子所想要的,母亲应该将婴儿的哭声看成不仅仅是对她存在的一种需要(1959,pp.312-3)。
婴儿除了需要来自母亲的责任之外还需要一些东西,它需要一个能感受干扰的母亲,母亲自己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干扰。
在婴儿的眼光看来,她应该把孩子快要死的恐惧放在心里,从而去体验它。孩子不能控制的正是这一恐惧…一个善解人意的母亲能够体验这种恐惧感,婴儿正努力通过投射性认同来处理这种感受,而保持了一个平衡的看法(Bion,1959,p.313)。
这一以婴儿和母亲为特征的情绪化的,非言语的互动已成为核心分析性关系的一个模式,技巧是"感受”恐惧且仍旧保持头脑平衡。Segal赞同这一作用:
母亲的反应是,承认焦虑并去做对缓解婴儿痛苦有必要的任何事情。婴儿的理解是,他将一些不能忍受的东西投射到客体那里,但这个客体能够控制并对付它。然后他就不仅能够重新内射他原始的焦虑,而且还有借助被控制而减轻的焦虑。他也内射了一个能够控制和对付焦虑的客体(1975,pp.134-5)。
接受、对付痛苦并让婴儿了解痛苦的功能现在普遍被称为‘节制’,在这点上看,重点放在一个人内部发生什么,对痛苦的投射放在这些事情上。有时称作‘领会’(或者代谢),重要作用是将痛苦转化成一个可忍受的痛苦体验。
但事情可以走向反面;该母亲不能‘忍受对这些感受的体验,表现出的反应要么是否认它们进入,要么替代性地变成对焦虑的牺牲品,这一焦虑由婴儿情感的内射而产生。’(Bion,1959,p.313)。
这两个替代同较早描述的分析师的问题相联系---要么冷淡,要么脱离角色。结果是,婴儿‘重新内射,不是一个制造得可以忍受的对快要死的恐惧,而是一种不可名状的害怕’(1962,p.116)。运用这一模式,分析性设置包含一个类似的容器---“内射病人的痛苦,‘领会’它并将其变换成一个有声的容器”,这一容器在当时作为以解释形式进行的谈话而得以传送。
在下面的简介中病人将自己体验为与分析中的一个客体(他记得的‘母亲’)有关并且在内心‘否认他进入’。这一客体不顾及他的需要,那时病人内疚地认为他的需要对客体而言是不能忍受的负担。
这个35岁的男人带着对受攻击的妄想狂的恐惧开始分析,这很快采取了分析中的焦虑形式,这一焦虑是,我放进他脑中的观点会让他及其观点消失。
在一次会谈开始他告诉我,他还没有写好在那次会谈之前我给他的账单的支票。今天早晨,他在临时上夜班之后直接来找我。今天,他发觉和他从家里来找我的感觉相比不一样。在5分钟的沉默之后,他说一个亲戚曾给他讲过一个故事,故事讲的是他的母亲在街上路过一个无家可归的男人且拒绝给钱。他暗示到,这是很没有同情心的。
他对母亲的这一看法极为多见:在她头脑中被她所具有的其它想法和问题而分心的某个人。
我说这个情况很复杂:他的工作很清楚地将他从我在账单里表达出来的需要中分散出来,但之后他对此感到内疚,仿佛在我这里他就象他的母亲没有给无家可归的乞丐一点点钱一样。而我意识到自己极渴望解释这一联系。
他用一种略带傲慢的方式作出反应,他认为我生活在伦敦的一个多么豪华的地区。这或许是一个简单的否定,可我觉得它带来了别的东西。我想知道,我那么急切地要对这一联系作出解释,这对他来说是否感觉我似乎想要管住他,一直让他觉得自己处于被除去的危险。实际上我可能快了一些,我意识到,这或许是因为我觉得他对关于支票的说法带有一点非道歉的性质。
当我正努力在脑中捕捉这一想法时,他又转移到另一个话题。他告诉我,在今天到我这里来的路上他看见街上有一个乞丐。他很真实地说起这一点,仿佛他期望我认识到这同早期某个无家可归的人的故事的联系。片刻之后,他说他更为自己的需求担忧。
然后我就根据一个后来证明是错误的假设做了一个解释。我假定冲突是与接受对需求的理解有关的。因此,我对他谈到在他那里,在乞丐那里,在我这里以及在他上夜班时照看的那些人那里存在的需求。我发觉自己对这一解释感觉有些满意。
他的反应很独特。他说跟我在一起就象在撞一堵砖墙。那时我认为自己的假设已经错了,在那一刻他的冲突并不是关于对他的需求的理解。相反,冲突仍旧是,他同在我这里一个客体之间的斗争,一个忽视他的想法,有砖墙一样头脑的母亲,并且对我自己的想法很满意,我将这些想法加到他那里。
我说,在那一刻他觉得我被自己的想法而分散了注意,并从他所说过的内容中转移出来,我让他想起一个没有机会考虑他的母亲。
格外明显的是,他不满的时刻消失了。他清楚地感觉到由这一解释引起的回忆,而后他说出自己处于攻击之下的种种感觉。这不单纯是他的需求,而是当他处在需求中时却被一个消灭他的想法所攻击。该病人对这一点极度敏感:同他在一起的人是否具有对其痛苦很开放的头脑。我记录的那些时刻表明,我声称在这一互动中我所做的实际上有我自己特有的一些感受,我对这一互动发生了反应。在这一点上我能和他制造出一种易激动的干扰而进入他的心灵。
当我的病人试图利用我的头脑作为一个放他自身体验的空间时,就象Bion说的那样,他发觉我的头脑拒绝接受他的体验和需求,在我这里,病人被一个客体所占据,这个客体远离他的需要,并使得他因给母亲带来麻烦而感到内疚。
然而,我在一刻充分把握了这一问题,他感觉到自己的恐惧实际上得到了理解,而且当他发现了自己的能力,考虑到这一点时,他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在这一情况下,我的言语阐述控制了即刻的痛苦,一段时间之后他恢复了对此加以思考和理解他自己的能力。
如这里所说,当事情‘走向反面’时,之后病人就面对一个未控制痛苦的分析师。当病人投射不能忍受的体验,那时他常常关心分析师脑中所想的(Hinshelwood,1985)。那么对这一事态的解释可能有两种。分析师要么可能直接对病人指出他对分析师的投射,要么可能叙述病人针对分析师的威胁和破坏的幻想10。后者指向病人对分析师所做贡献的体验。Steiner对这一事件评论道:
在这段时间病人最直接的关心是他对分析师的体验…我认为这些解释以分析师为中心,并将它们区别于以病人为中心的解释…一般而言,以病人为中心的解释更多以传达理解有关,而分析师为中心的解释更有可能给病人一种被理解的感觉(1993,p.133)。
如果分析师的心理状态占据了病人,那么在会谈中这是直接的焦虑,如果可能的话,需要通过解释提出来。是的,即使病人对分析师的幻想不正确也应如此,因为对病人来说这是真实的。
对于病人关于分析师情感的幻想所做的这些解释可用一个‘因为’从句得以详尽的阐述,指出分析师的心理状态是由于病人的特殊影响而产生。但是,至少在开始病人没有准备的时候这会带来一些困难。此后,病人感觉到被侵犯而不是被理解。对于Steiner的一个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