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为自己的方法建立起稳固的目的论意图之后，荣格需要引人更多的基本要素来支持它，使之更加具有应用价值，至少是在自己的治疗目的论的范围之内。他最初对知识的集体结构的理解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但需要对其进行进一步阐释。直到荣格引人原型的概念，他才能够最终完成这个阐释。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荣格的原型理论引人的是一种复杂的状态，通过将个人的世界和更广 泛的集体结构进行桥接，扩展了自己早期的目的论架构。具体而言，荣格认为“原型…仅通过其组织意象和观念的能力显现出来”（JungI954: par.440） ，而且“如我们所知原型是……意识的基础” （Jung1958:par.656）。因此，从认识论的角度讲，如果一个人没有理解原型对认识过程和意识的组织效应，那么他就无法明确地理解自己知识的来源。
这就意味着，除了将认识过程中各种起作用的因素纳入一个还原的过程，即连接到个人的历史、人际关系和社会影响（如上所述），荣格式的方法还包括一个建构的过程，其将原型组织效应考虑其中。如果制作成图，将会有几条虚线箭头表示对个体（图1.1中的人物A与B）的影响以及，人际互动和无意识的相互投射（lE 和UP），同时还有个人与其自身历史之间的交互作用（PHA 和PHB）以及社会文化的影响（S-CI） 。
图1.1 需要进一步的说明。交互网络中并非只有一个原型，而是由一组原型构成（“原型意象网络”，因为原型之间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存在只有单一的原型被激活，而其他原型没有参与到和其他个体的关系网络中（Papadopoulos 1996） 。而且，即使是在单独一个个体身上，原型也并不是自我激活的，而是被相关的原型触发的（以补偿或补充的方式）。这就意味着在大多数情况下，原型以群组/网络/集聚体而非孤立的形式影响个体和群体。
图1.1中还描绘出这个过程的另一些特点：首先，原型（或原型集聚体/网络）不仅能够影响个体，也能够影响个体的一切关系和互动；这些包括个体和自身个人历史以及其他个体和群体的互动，同时也包括社会化对个体施加的影响。其次，虽然荣格本人也没有特别强调这点，但从他的理论可以推论出一个人的个人历史不只对个体施加单向的、因果的影响（就像因果-还原法所强调的一样） ；相反，个体的关系也会在个体面对自己的过去时因自己立场和角度的改变而受到影响。产生这些改变的原因有很多，包括原型集聚体所产生的特有组织效应，这正是其特有的本质，而这并非指向过去，而是指向未来，即原型效应不是倒退而是前进，带有目的论性质的终极性（因此图中虚线箭头有别于其他交互关系中的箭头，因为它们永远朝着一个终点运动）。事实上，这表示荣格式的方法意味着（不论它乍一看是多么自相矛盾） “不仅是过去塑造现在，而且现在也在塑造过去” （Papadopoulos 1996:158）. 二者的影响是相互的。
图1.2
图1.2 显示的是因果-还原式认识论的线性模型。根据这个模型，如果A 导致B进而导致C，就可以说现象B 是由现象A 引起的，现象C 是由现象B 引起的。例如，荣格认为弗洛伊德对神经症的理解就是线性的：一个人自己的童年经历（A）导致其人格的形成（B），接着导致神经症症状（C）。该模型呈现的治疗取向是逆向追溯治疗师需要通过揭示人格（B）来回溯症状（C）的肇因，而揭示人格需要通过探索童年冲突（A）来实现。荣格认可因果-还原式认识论的价值，但他认为这个模型并不是唯一的，而且也绝对不是在情结的目的功能情境中理解情结现象的最好模型，特别是在将原型考虑其中的时候。对于这些情境，荣格认为使用建构的方法更加适合，其强调的是“终极”的功能“当一个心理事实需要被解释的时候，我们要谨记心理数据需要一个双重的立场，即因果性和终极性的立场。”（Jung 1916/1948: par.456） 而“使用因果性理解心灵只能理解其中的一半” （Jung 1914:par.398） 。
这表示荣格对情结心理现象的理解主要是基于“终极性的方法论”其中也可能包括线性的方法论。终极性的方法论和现代系统家庭治疗师所称作的“循环”或“系统”方法论相类似（参见Becvar and Becvar 2002;Keeney 1983; Papadopoulos 1996. 1998） 。根据这种认识论， 三个位置（图1.2 中的A 、B 和C）的关系不仅仅是一种线性的、因果-还原的模式，也以循环的方式不断相互影响（如图1.3 所示）。重要的是，不要忘记相互影响的模式是荣格炼金术模型的核心所在，在炼金术的模型中，圆（曼陀罗）便是完满的最卓越的象征。更确切地说，这三个位置（A 、B 和C）处在不断的交互关系中，其中症状更为“终极”，即影响人格的目的功能会影响我们理解过去的视角。
图1.3
这种新认识论的另一种重要启示是所有这三个位置（A 、B 和C） 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受原型集聚体的激活的影响（又总是与原型有关，但是以目的论的方式，而非因果还原的方式） 。这就意味着三个位置之间的交互作用模式受到更广泛的原型网络的影响。循环认识论的治疗取向并非建立在追溯“原因”或“诸多原因”的基础之上。而是与其所在环境的模式建立有意义的连接。当荣格关注这些关系并澄清分析师不能够分析、转译或诠释言行或原型对人的影响（以还原的方式） ，而只能与其建立连接或联系（以建构、目的性和目的论的方式）时，他所指的是“目的感”而非清晰的解释：
因此“解释”应该始终确保原型的功能意义不受损害，由此意识心理和原型之间适当且有意义的连接才能够得到保证。（Jung 1940, par.271）
这句话可能是荣格对认识主体/人与原型之间关系的最佳描述。首先，他用引号将“解释”强调出来，以保证读者不会将此类的交互（主体和原型之间）和给出逻辑解释的理性过程相混淆。在论述到这种特定的交互类型时，很多作者都会回到社会科学中理解（ Verstehen ）和解释（Erklären） 的传统划分中（参见Jaspers 1923/ 1963; von Wright 1971） ,即在领悟/理解和逻辑/理性之间，倾向于选择前者（例如， Brooke 1991;Giannoni 2004; Hillman 1974; Rauhala 1984; Shelburne 1988） 。荣格在同一个句子中提到原型的“功能意义”，他希望这一点不要被“削弱” 。但需要提醒的是荣格强调“功能”的意义超越其一般的因果内涵，包含目的论的维度（见上文） ；他使用的是“意义”而非意思，很明显，他的目的是避免与逻辑的解释和阐释相混淆。意义暗含着内在固有而非客观的知识。因此，荣格在这里所讲的“功能意义”指的一定是含义，其从原型的交互中涌现出来，而实际上主体之间交互作用的网络关系应该如图1.4所示。
尽管荣格在同一个句子中所阐述的仅仅是“意识心理和原型”之间的关系，但如上文所述， 二者并不是相互独立且可以被清晰描绘的实体。在两者都卷入关系的网络中的时候“功能意义”在这里指的是从所有这些关系的交互中涌现出的意义。很明显，这种意义并不是外在的逻辑定义或解释所赋予的含义类型（参见Mathers 2001）。
最后，荣格阐明他所偏好的原型和“意识头脑”之间的关系一定是“有意义的连接”。荣格赋予认识主体和原型之间交互的首要特征是“连接”即一种关系、交互以及“有意义”，但并非暂时的连接，而是可以经受住时间的考验从而深化的联系。一且“有意义的连接”得以建立，那么某条道路便会被开辟出来，新的环境便会被建构出来，主动的过程和鲜活的经验便会开启，新觉察、新目的感和新知识也会逐渐涌现出来。但这并不是一般的主体拥有客体的知识类型，而是一种全新的感觉，一个人位置的改变，他在带有目的方向的原型簇被激活之后所产生的交互关系网络中觉察自己的位置。
在梳理荣格论述原型的这句话时，我们现在能够理解荣格想要明确传递的独特交互关系（认识主体和原型之间）并不是一套清晰确定的逻辑描述，而是一种拥有目的和终极性、超越因果-还原和线性认识论的鲜活经验。原型集聚体会在个体身上产生一种新的环境、改变和新的独特模式，从而塑造，事实上也是模式化一个人对向己的理解、与别人的关系和自己的认同感。涌现出的模式也将个体与更广泛的社会文化生态学（包括“意义的集体结构”（Papadopoulos 1996 J ） 以及自然的生态学以能够预见的方式联系在一起。
在提到原型与模式之间的关系时，荣格经常将之与“行为模式”联系在一起。比较心理学和生理学领域，荣格所使用的模式指的是当某种本能被激活时所产生的行为系列组合。同样，他认为原型在触发思想、观念、意象和情感等一系列人类的功能性心理（同时还有生物）元素时，也以类似的方式起作用（例如，Jung1954:par,398） 。模式这个词（包括在生物学和心理学领域）指的是交互关系的网络，而非线性的因果关系。《牛津英语词典》将模式定义为“一系列事物产生时一种有规律的或可识别的形式或秩序”，这就是以上示意图所呈现的交互关系组合。
这种原型性的模式化会产生新的情境，个体在这种情境中获得新的视角，产生不同于以前的思想和感受。因此，可以说通过引人原型，荣格的认识论可以被视为“认识论式的语境主义”。认识论式的语境主义表明我们所认识到的一切都依赖于情境，因此不同的情境产生不同的流行标准和条件（例如， Annis 1978, Cohen 1998, Sosa and' Kim 2000a, Williams2001） 。
因此，进一步阐述荣格的认识论需要引人荣格的原型理论，图1.1至图1.4所概括与呈现的新内容都要包含在内。原型性的模式化推动了荣格以前不完整的目的论联系，使其以新的方式来重构他旧有的基本假没，将它们整合进一种新的原型终极认识论之中，从而使系统模式代替孤立的实体互动，以创造一种新的认识论条件得以出现的全新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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