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理想化移情是精神分析的临床实践中非常普遍的现象,本文通过克莱因和科胡特理论模型来阐述理想化移情的内在心理动力,并结合笔者的临床经验尝试探讨分析家在临床工作中应如何识别分析者的理想化移情,以及如何做出恰当的临床干预推动分析的进程。
【关键词】理想化移情 理想化
心理治疗的临床工作中,分析者(analysand)所表现出的各种理想化移情(idealization transference)是一种极为常见的临床现象。所谓“理想化”(idealization),是指“一种精神过程,经由这一精神过程,客体的品质和价值被抬升到完美的程度”。而理想化移情则是指在治疗关系中,分析者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的将全部的权力、美好、完美、控制等品质或价值归之于分析关系中的某一方或双方,同时依从于这一理想化的角色,往往伴随着对另一方的负面感受(脆弱、无助、依赖等)。笔者在临床中发现分析者表现出的理想化移情既有可能促进分析关系的建立,并推动分析进程,但也有可能破坏分析关系或阻碍分析进程。本文将结合笔者的临床经验,尝试探讨分析家在临床工作中应如何识别分析者的理想化移情,以及如何做出恰当的临床干预才能更好地推动分析的进程。
在精神分析或动力学一、两种理论模型:克莱因与科胡特
防御机制的一种,其发生与人格形成和发展的早期有密切的关系,也是许多国外精神分析家关注和讨论的一个重要主题。其中,梅兰妮—克莱因(Melanie Klein)和海因茨·科胡特(Heinz Kuhot)分别对理想化的发生机制提出了他们的理论假设,并发展成最有影响力的两种理论模型。具体来讲,克莱因和科胡特分别沿袭了弗洛伊德关于理想化发生机制的两种理论假设。首先,弗洛伊德从驱力(drive)投注的角度解释了理想化的发生机制。他注意到理想化来自于目标受限的力比多投注,它既可以体现为幼儿对自己性对象的过度评价(overvaluation,over-estimation)——这个过程中的理想化来自于儿童对母亲温柔的情感,也可以表现为一种自恋现象,即力比多对自我的投注导致自恋力比多多于客观力比多。其次,弗洛伊德也从攻击性(aggression)的角度解释了理想化的发生,即理想化源于攻击性以及攻击后的内疚感。弗洛伊德在讨论宗教起源以及俄狄浦斯冲突的解决等问题的时候都潜在地讨论了孩子对父亲理想化的需要。弗洛伊德认为,在孩子对父亲的认同、内化过程中,包含了对好父亲的内化和认同,以及为了处理对父亲的恨、竞争而发展出的对父亲的理想化。弗洛伊德在讨论乱伦禁忌的起源时,假设了原始部落中儿子们杀死父亲后有强烈的内疚感,为了消除这种内疚,儿子们将父亲视为神并给予图腾崇拜,所以,这里的理想化其实是源于攻击以及攻击后的内疚感。下面将简要介绍克莱因和科胡特是如何分别继承和发展了弗洛伊德理想化发生机制的两条线索。
理想化本身是克莱因:理想化与攻击性冲动
克莱因继承了弗洛伊德关于理想化和攻击性有关的这一线索,但他将理想化的发生置于生命的最早期,并指出理想化作为原初自我(primary ego)所使用的原初防御机制源于应对迫害焦虑的需要。克莱因认为,婴儿通过理想化母亲的好乳头这一部分客体来防御被内在的攻击性冲动所投射的坏客体--乳头,以避免在心理内部感受到迫害的焦虑。在1946年的“关于某些分裂机制的说明”一文中,克莱因对理想化的心理机制作了如下阐述:“理想化源自于客体的分裂,乳房好的方面被扩大以防卫被迫性的乳房带来的恐惧。理想化是迫害恐惧的必然结果,它源自于指向无限制的满足的冲动欲望,并以此创造了一个永不枯竭的,丰富的乳房形象--理想的乳房。”当婴儿对外部客体的理想化无法实现时,或者由于过强的迫害焦虑使其理想化的客体转化为迫害性的客体时,婴儿就会将冲动内投,转而对部分自己(part of the self)予以理想化。
简言之,克莱因认为理想化的本质是对攻击性冲动的掩藏,并常常和投射(projection)、分裂(splitting)、贬低(devaluation)等防御机制联合使用。所以当面对临床工作者中分析者的理想化移情时,克莱因学派提倡综合移情的线索,通过解释手段着重分析此时此地分析者所隐藏的指向分析家的嫉妒(envy)·怨恨,竞争等各种攻击性冲动,以帮助分析者从其理想化的防御中走出,并面对真实的无意识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