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心目中，历史上最有趣、我最想与之共饮一杯啤酒的科学家是阿尔弗雷德・罗素・华菜士（ Alfred Russell Wallace），他是19世纪的博物学家，也是自然选择的发现者之一（另一位是达尔文）。我在2002年为他写的传记《在达尔文的阴影之下》（In Darwins Shadow）中指出，华菜士是一位伟大的综合家，他从生物学数据中归纳出了几条重要原则，由此革新了生物地理学、动物学和进化生物学。他曾经用4年时间考察亚马孙雨林，但在返乡途中遭遇沉船，丢失了大部分标本。他在对马来群岛一次长达8年的考察中发现了自然选择现象，当时他身患疟疾发热，在病中想到了最能适应环境的生物也最有可能生存繁殖。
开阔的思维能够带来伟大的发现，但它同样能使一些科学家铸成大错。以华菜士为例，他就是颅相学、招魂说和通灵术的忠实信徒，他还不顾同行的怀疑和反对，到降灵会上去搜集资料托马斯·亨利·赫胥黎（ homas Henry Huxley）坚决反对他的这些迷信，还怒斥道:“我宁愿活着做个清道夫，也不愿意死了之后，有人在降灵会上雇个“灵媒”，让他替我说胡话。
华莱士的探索精神使他超越了自己的时代，他反对优生学，抗议穷兵黩武；他维护女性权利，也提倡保护野生动物。但在领导反疫苗运动一事上，他却站在了错误的一方。他是一流的美文作家，却相信了著名诗人艾伦·坡（ Alan Poe）的一则轶事：据说，后者写诗来抵偿他在旅馆的账单。最坏的是，他在人脑进化的问题上背离了达尔文，主张人脑不可能单靠自然选择产生（理由是，其他灵长类动物靠小得多的大脑也照样生存），因而必然出自某种至高力量的手笔。达尔文为此朝他怒吼:“希望你没有把你的孩子子和我的孩子赶尽杀绝才好！”（这里的“核子”是指进化论。）
华莱士是我所谓“异端科学家”的第一人。这类科学家眼界开阔，对革命性的观念和可笑的想法兼收并蓄。这类人在天体物理领域屡见不鲜。马里奥・利维奥（ Mario Livio）2013年写了一本名叫《聪明反被聪明误》（ Brillant Blunders）的书，阐发了这样的观点:“通向成功之路非但是由错误铺就的，而且奖品越大，可能的错误也越大。”
利维奥的例子包括达尔文那个错误的泛生论，即认为父辈的性状可以通过所谓的“胚芽遗传给子辈；还有开尔文严重低估了地球的年龄，利维奥认为，这个错误不是因为他忽略了放射性，而是因为他漠视了对流之类的热传导机制；还有菜纳斯・鲍林（Linus Pauling）错误地将DNA描述成三螺旋结构（因为他一心和沃生、克里克赛跑，忙中出错）；弗雷德・霍伊尔（Fred Hovle）维护稳恒态宇宙，并把证据充足的对立观点轻蔑地称作是“大爆炸”的言论。
至于爱因斯坦在公式中加入“宇宙常数”的“最大错误”，利维却宣布爱因斯坦其实从未那样说过——爱因斯坦的原意是物理学理论要有“简单之美”，因此在公式中加进宇宙常数是没有必要的。
应该如何避免这类错误？利维奥引用伯特兰·罗素的话说:“不要对任何事情完全肯定。”他还介绍了一条怀疑论的基本原理:“怀疑往往被视为心虚的象征，然而它也是一个有效的防护机制，在科学中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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