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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资深心理咨询师的反思:心理病也是时代病,有时心理咨询的作用是有限的
三联生活周刊
口述/徐凯文
主笔/徐菁菁
做了20年的心理咨询师,徐凯文感到,西方式的心理咨询有它的局限性。它能够处理个体困惑,但面对时代进程中出现的普遍问题和中国的社会现实,我们需要有其他路径。
徐凯文(宝丁 摄)
心理病也是时代病
我从2000年左右开始从事正式的心理咨询工作,在大约20年的时间里,一个明显的感受是:人们心理问题的层次越来越丰富,文化环境和时代的变迁在其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神经症。简单地说,来访者的性格、人格发展都是完好的,心理上没有什么重大缺陷,在现实生活中他/她可能是一个好父亲好母亲,好老师好医生,社会适应良好,但他们的内心痛苦纠结,所以来寻求帮助。在很大程度上,这些痛苦是因为他们内心的一些本能需要和严苛的道德标准相冲突导致的。
在我职业生涯的早期,大多数来访者存在的问题都是精神分析的产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两次工业革命之后,西方宗教和神学的影响衰落。原本人生问题有《圣经》提供终极答案,但当这个答案被否定之后,人到哪里去寻找答案,如何去面对价值观的冲突?心理咨询成为了某种替代渠道。在弗洛伊德的著作里,他的个案大多数也是神经症水平的,他的理论同样适合于治疗神经症水平的来访者。弗洛伊德为什么提出性欲理论?正是因为那个时代,性是禁区。人性被压抑的这个部分导致了强迫症、癔症等心理障碍。
如果以西方心理咨询的发展作为参照,我们会发现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