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 190 8) 认为，发展出强迫障碍的个体在婴幼儿期天生具有高度的躯体敏感性。现代分析师（如Rice, 2004）虽然也同意生物遗传因素是造成思维强迫和行为强迫的原因之一，但仍对此假设有所质疑。多数分析帅认为“肛欲期”的发育问题在潜意识中对强迫人格具有很大影响。弗洛伊德(1909, 1913, 1917b, 1918) 也强调肛欲期（大致从18个月到3岁）的固着和这个时期的攻击冲动对强迫人格形成的影响。当时这一观点新颖独特，具有开创性，为后人所称道。
首先，弗洛伊德( 1908, 1909,1913) 注意到强迫型人格的典型行为与如厕训练的过程有关。这些特点包括清扫、固执、守时、克制等。第二，他发现强迫型患者的语言、梦境、记忆和幻想中都有肛欲期的象征意象。我也有同样的发现曾有位强迫思维者，他最早的记忆是坐在马桶上拒绝“释放”。而当我请他自由联想时，他称自己需要不断“缩紧”、“把藏进去的东西挤出来”。
第三，据弗洛伊德观察，他治疗过的强迫者大多经受过父母过早或过严的大小便训练，或父母在这方面干涉过多(Femchel, 1945) 。儿童18个月左右时直肠括约肌并没有成熟，控制大小便仍不够熟练。但20世纪早期，西方中产阶级的父母普遍接受权威建议，在婴儿一岁左右就开始进行大小便训练。这是非常错误的观念，父母的勤勉，却对孩子造成一种强制，本该逐渐获街的控制过程变成了主导－顺从的斗争。在那个年代，对幼觉进行灌肠成为一种风尚，这种不折不扣的心理创伤过程被打上了“保健”的名义。西方社会这种具有受虐性质的文化氛围，至今仍让人记忆犹新。
肛欲期经历和强迫症的联系已经得到实验研究的支持(Fisher, 1970,Fisher和Greenberg, 1996, Noblin, Timmons和Kael, 1966;Rosenwald,1972, Tribich 和Messer,1974），临床报告也反映出强迫症患者的症状多半与肮脏、时限、金钱等肛欲期主题相关(MaeKmnon, Miehels和Buekley,2006) 。强迫驱力与早期身体体验密不可分，这一经典表述至今依然盛行不衰（如,Benvemste, 2005;Ccla, 1995, Shengold, 1988)。
弗洛伊德推断：如厕训练通常构成了儿童的第一个困难情境，他们将面临选择社会接受的行为还是满足自己的天性。儿童如果受到过早和严苛的呵斥，或是父母过分的关注，都会与恪尽职守的家长形成权力争夺，而最终儿童注定处于劣势。被控制、披评判、被规定的体验会使儿宽产生愤怒情绪和攻击幻想，而这些幻想自然会与排便相关，儿童会象征性地感到部分自我的恶劣、肮脏、羞耻和该受惩罚，通过攻击性想象的排便行为使自已获得掌控、守时、整洁和条理分明。一旦感到失去控制、不守规则就会产生不良情绪（如愤怒和羞愧）。这些想象和行为对他们维持自我认同和自尊非常重要。由此诞生赏罚分明的超我，显示出泾渭分明的道德评判。Ferenczi,( 1925) 称之为“括约肌道德观”(sphincter morality)。
强迫者的基本情感冲突是愤怒（由于被控制而导致的强烈愤怒）和恐惧（对被谴责和被惩罚的恐惧）。但对于治疗师而言， 感触最深的却是他们那些不成体系、难以言说、欲罢不能、却又被合理化或道德化的情感(MacKinnon等人, 2006) 。现代学者大多将这种强迫性的情感敏感理解成一种情感的解离状态( Harris 和Gold , 2001 )。
语言常被强迫者用于掩盖感受而非表达感受。多数治疗师邵有过这样的经历：当问起某位强迫型来访者对某件事情的真实感受时，得到的回答通常是他觉得“应该”有的感受。例外的是，当思维强迫者觉得愤怒合情合理和出于正义，强迫者便会情不自禁地表达，但若因自己的愿望未遂，强迫者则将愤怒深藏不露。治疗师经常能够感受到强迫者的愤怒情绪，但对方却矢口否认，偶尔，他们也能够理智地承认有些行为（比如第三次忘带支栗，贸然打断治疗师说话、獗嘴等）是表示敌对或被动攻击的态度。
除了表达愤怒， 表示羞耻也是强迫者掩盖情绪特点的一个例外现象。他们对自己抱有很高的期待， 并投射于治疗师。因此，当他们认为自已难以达到治疗师的想法和行为标准时，就会感到尴尬。羞耻感一般能被意识所感知，至少表现为一种不太强烈的懊恼，如果治疗师足够友善，共情，对羞愧进行探讨和询问是完全可能的，不会像探究别的情绪那样引起强迫者的抗议和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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