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确定性的负面影响
作者: 《不确定世界的理性选择》 / 705次阅读 时间: 2020年2月10日
标签: 不确定性 斯金纳箱 适应性行为 迷信行为 超感官知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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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性的负面影响

人们通常厌恶不确定性。我们的社会花费了数百亿美元用来减少不确定性,为了减少最后10%的不确定性我们通常付出了荒谬的代价。最可怕的不确定性来自恐惧,特别是美国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所说的“未知的未知”(“the unknown unknowns”)——那些我们毫无概念以至于不知道如何去系统分析的事物。这些“未知的未知”,包括劫持飞机、恐怖袭击或者在欧洲发生的灾难性政治事件导致美国市场崩盘。

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我们已经系统地将之概念化的事件,如普通的飞机失事和正常市场中股票价格的每日上下波动。对于极端事件,我们通过总结本书反复提及的统计模型来管理不确定性。当我们认为某个蓄意的组织或个体企图伤害我们时,那些所谓的“未知的未知”便成为最可怕的事件。

应对我们生活中不确定性的一种常见方法是忽视它,或者发明一种“更高水平的基本原理”来解释它,通常这种原理使不确定性比现实中的更显而易见。传道书宣称:

“赛跑未必快者赢,打仗未必强者胜,面包未必属于智者,财富未必青睐有知识或者有才能的人;只是时运而已”。

这听起来像是为了预期和适应不确定性的告诫。但是这一观点和《旧约全书》的其他大部分描述相悖,在那些描述里人们通常会“得到他们应得的”,每一个故事都富含一种道德教训。

比如,当《旧约全书》中的以色列人远离了耶和华而去参拜伪神,或者采用其他部落异教徒的仪式时,他们就会在战争中落败。而当他们改正了行为之后,就获胜了。错误的预言者被处死,而真正的预言者虽然一开始有人身首分离,但是最终仍会获得成功。虽然战争的胜利并不总是属于强者,但它总是属于道德上占优势的一方;面包一定会属于智者,财富一定会属于有知识的人,尽管他们一开始或许要承受苦难,比如约伯。不确性和随机性只是表面上的,而并非真正存在。(需要承认的是,约伯第一个家庭中的哪些成员会受难;或者除了那些背信弃义的妓女之外,耶利哥城中的什么人应该接受其宿命,并不是完全清楚的。)

很多放弃了传统宗教信仰的人在占星学、基督教科学派、塔罗纸牌,或者不计其数的其他信仰系统里同样表现出对不确定性的恐惧。

他们认为,这些系统是他们急于理解的深层潜在结构的一部分,帮助他们对生命中的不确定性做出解释。Fred Ayeroff 和Bob Abelson(1976)在大学生中进行了寻找超感官知觉(extrasensory perception,ESP)能力的研究。在他们严格设计的实验中,并未发现任何超感官知觉能力的证据,但是他们的确发现了大量关于超感官知觉的信仰。(宇宙是有结构的,但是它与个人的生活经历相关吗?)

消除我们对生命中不确定性的恐惧和拒绝其存在的必要性是极其困难的,有些人具有深刻而强烈的理智信仰,认为世界不是按照人的需要所构建的;然而对这些人而言,当他们的孩子罹患白血病或者年迈的母亲意外地被偷车少年飙车所撞伤时,也不禁怀疑他们究竟错在哪里。即使是知识渊博的人也倾向于得出关于随机过程行为的错误概念,除非他们重新检查并应用在学校里学到的概率理论进行计算。

我们注意到,人们非常想要弄清楚那些需要他们有所投入的随机事件(比如,选择彩票或者抽奖),在这些事件里他们似乎具有某些技巧。甚至在诸如体育和学术测验领域中,虽然Kund和Nisbett(1986)发现,人们的朴素统计直觉很好,但是人们还是低估了随机性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尽管人们知道有难以表达的因素,甚至随机影响也会作用于人们的能力测试。

比如,运动员成绩中有百分之多少的变异可以归于其过去成绩所体现出的技能?Robert Abelson(1985)询问了专业球迷:联盟的某个主力棒球手在给定的击球机会里能否击中球?他要求球迷预测球员技术和随机性对结果的相对贡献。(事实上,他让球迷根据该球员击球的平均数据估计相关系数的平方或者“可解释变异的比例”,平均数据被认为是最有用的击球技能的汇总数据。)中位估计数据大约是25%,而真正的答案是约0.5%。即使在人们意识到随机因素的熟悉领域里,人们还是高估了技术的效应,约为其实际作用的50倍。就像Abelson指出的,“棒球迷倾向于将命中率为0.330的击球员视为英雄,他总能通过关键时刻的考验,而命中率为0.260的击球员是关键时刻的出局者。”

这个例子具有另外一层重要的含义:在许多场合中,当行为重复多次时,技术上的微小差别和其他的行为偏见会累加起来。即使是微乎其微的判断偏差,但当被数百次的职业成就评价、外科手术或刑事判决所放大时,偏差的影响就蔚为可观了。)


迷信行为的基础是对个体控制力的错觉和一种隐蔽的因果顺序。

当行为的结果既包含技术又包含机遇时,迷信尤其容易产生(比如,在棒球比赛中击中球),因为人们很容易混淆技术和机遇因素。事实上,如果我们仅仅通过注意人们的所作所为和随之而来的结果来评价这些行为,而没有谨慎地从系统性和随机性两个角度操纵行为和观察结果,并通过统计分析来探索究竟是哪些行为会与成败相关,那么我们是无法区分随机性和技术成分的。但是,不管是人还是动物都不会这么做(系统地或随机改变行为),相反,人和动物都明显倾向于采取“赢——保持,输——转换”的策略,即重复任何在成功前发生的行为、改变任何在失败前发生的行为(比如,在击球员准备区等待击球时正好挥拍5次)。

这种策略会产生两个逻辑后果:第一,无法评估成功相对于失败的机会成分;第二,区分适应性行为和迷信行为变得毫无意义。(一个简单的例子是,“做完X”,紧接着“Y就发生了”)。仅仅依赖于过去行为结果(强化)的决策并不符合理性的标准,因为这些决策没有考虑到可能的未来结果。


斯金纳的行为主义流派经常鼓吹自己能有效地解释迷信行为。

如果他们做出的解释是正确的,那么,这种成功仅仅是由于行为主义的原则不能区分适应性行为和迷信行为。并且,即使是一只鸽子或老鼠(甚至是人)具备了专业的统计知识和训练,它们也会在包含斯金纳箱(操作性条件的房间)的环境下做出迷信行为。在这种环境下,它们除了压杆或者被禁止压杆外无事可做,并且唯一的环境变量是食物的出现,一只非常饥饿的动物(在斯金纳的实验中动物的体重一般是其正常体重的70%)将会在极度的诱惑下采用“赢——保持,输——转换”的策略,因此,学习从未发生过。并且,问题被实验操纵者故意强化迷信行为所混淆,从而,进一步模糊了迷信行为和适应性行为间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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