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需要用头脑思考，而不是用心灵
Mo Costandi 文
Mints 编译
2018年，心理学家/认知科学家保罗·布鲁姆在在接受Costabdi采访时谈到了道德、正义和公平感建立的复杂过程，他强调：过于狭隘的“共情”概念会导致错误的判断和有害的行为。
Q1：我们从《反对共情》一书中了解到，像共情这样看似仁慈的情绪可以引发许多好的行为，但是，共情或许也可能是非常糟糕的决定和致命的错误判断的根源，这是为什么呢？
保罗·布鲁姆：人们都知道“共情Empathy”这个词的意义，有些人只是用共情来描述道德和善良。这没什么不好。在《反对共情》这本书中，我关注的是更狭义的共情，即，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感受那个人的感受。事实证明，共情能力是偏见、狭隘和短视的。
如果你的道德观建立在情绪共情的基础之上，那么，到了最后，你会更关心那些和你关系亲近的人，而不是那些你不太熟悉的人；你会更关心同宗同族的人，而不是族群外的人；你会更加关心有魅力的人而不是平庸丑陋的人。就是这些狭隘的共情导致了偏见，这对道德来说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共情也会让你失去基本的判断，如果人们以情绪共情的角度看问题，就会觉得1 比100 重要。（比如有些粉丝会攻击那些不支持他们爱豆的人。）
所以，只要我们状态不错、可以理性思考，我们就不会让自己的决定跑偏到用情绪共情做决定的路上。
Q2：我在读《反对共情》的时候发现，区分共情（Empathy）和理性同情（rational compassion）特别有意义，而且似乎很清楚，人们更需要是理性同情，而对共情的需求却很少。但我怎样才能把我的行为从共情切换到理性同情呢？
保罗·布鲁姆：一方面，有很多方法可以避免我们陷入共情泥潭。有些人甚至认为正念冥想是有帮助的——它让我们更加专注于关心他人这件事，而不是去感受自己的感受到的情绪。另一方面，作为成年人，我们能够以一种更普通的、更实际的方式调整自己的生活，我们只需要知道共情的弱点，并谨慎对待共情的不足之处就可以做到。
我可以用种族主义的例子做类比：每个人都有一些种族主义偏见，不管我们是否知道，不管我们是否想要这种偏见。如果我们想要防止偏见引发一些不道德的决定，那么，解决的方法，不是试图减少种族歧视，而是你要首先认识到自己的偏见会导致不道德的决定，这样你才可以采取有效的行动来对付你自己的种族主义偏见。
当我们共情的时候，我们需要当心，不要让自己陷入共情陷阱。
当一个政治家或有权势的人想说服我们支持某个计划，或去打仗，或攻击某个团体，并通过唤起我们的共情来做到这一点时。我想，我们可以先等一等，先问问自己：“这里发生了什么？我觉得自己被感动了，但是，这对吗？”
Q3：政治家如何利用共情陷阱？
保罗·布鲁姆：无良的人会利用共情让我们去打仗。
例如，他们会讲述一些无辜受害者遭受苦难的故事——有时候，这的确是真实——他们用这些故事说：“我们现在必须击退那些让他们遭受苦难的人。”
也许在某些情况下，发动战争是正确的，但是，这些劝说行为引发的情绪共情，很容易让我们被利用了，并且进一步伤害到我们的感情，情绪共情剥夺了我们的质疑能力和理性谨慎的作风。
我们研究社交媒体时，发现了很多共情陷阱。推特治国的唐纳德·特朗普，在推特上转发了穆斯林袭击无辜儿童的视频，目的是让我们为受害者难过，刺激我们去憎恨另一个群体。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非常谨慎，并带着怀疑的观点看待这些视频。
Q4：为了培养这种健康的怀疑主义，我们就需要树立正确的道德感，而道德感从我们小时候就开始建立了，一个孩子是如何、以及何时产生善恶观念的呢？
保罗·布鲁姆：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地回答。
我们的实验发现，善恶感在幼儿期就已经出现了，也许出生时就已经有了，也许是在生命的最初几个月出现。我们在耶鲁大学做的研究表明，孩子们在很小的时候就有了是非观念，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就能分辨好人和坏人。
另一方面，一种成熟的道德观念可以识别道德中的更多微妙之处，比如：陌生人的生命和朋友的生命一样宝贵，性别歧视和种族主义是错误的。通常而言，只有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后，我们才会开始思考道德、发展理性道德的能力。简言之：有的道德观早已存在，而有的道德会在今后获得发展。
Q5：研究表明，儿童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把同伴分成内群体（in-group）和外群体（out-group）。这种群体观念和帮助他人的切实愿望有着怎样的关系，为什么这种区分会导致一些看似相反的事情，比如形成偏见，甚至变得残忍？
保罗·布鲁姆：正如你所说，人性中的一个面向确实会把世界分成我们和他们，事实上，这与道德核心发展的密切相关——我们非常关心身边的人，我们爱他们，我们想帮助他们，但是，我们对外群体就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我不认为这一定是件坏事，如果我说 “哦，我更关心白人，而不是深色皮肤的人”，这可能是件坏事，但假设我告诉你 “我更关心我的孩子，而不是别人的孩子”——那么这似乎也不会那么糟。而且，事实上，从本质上来说，道德和人们的群体观念有关，同时也和外群体与内群体的思考交织在一起。
但我们的问题在于，我们会过于认真地对待这些群体，太快地把世界分裂成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对抗。
我们生活在这个有着几十亿陌生人的世界里，成为一个好人需要从心理上消除我们和他们之间的界限，这并不容易。它需要理性的深思熟虑；这包括做一些感觉起来并不是很自然的事情。如果我说“非洲陌生人的生活和我儿子的生活一样重要”。听起来就会有些不自然，但从理智上来说，我们会承认这是对的。
Q6：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应该教导孩子们关心不同宗教或遥远国家的人，就像他们关心他们的表妹或伙伴一样？
保罗·布鲁姆：首先，我会拒绝这个问题的大前提。即，他们永远不会用关心自己所爱之人的方式关心另一个国家的人。你应该停止这样思考。
因此，你要尝试一些不同的东西。道德不要求平等的关怀，也不要求平等的爱。
如果你想让孩子们青睐权利、公正和公平感。这会让孩子们陷入这样的境地——他们会说“您瞧，我不认识这些移民，我也不爱他们，我也不知道他们的生活是好是坏。我无法想象这些，但是，他们是人。”
那么，那些移民，作为一个人，有什么权利？作为一个人，我们对他们有什么义务？有哪些原则可以证明我们对待他们的方式是对的？再说一遍，这是在用头脑思考而不是用心灵思考。
在某种程度上，我认为你应该鼓励孩子们成为道德哲学家。我们知道，道德哲学是一个非常过时的观点；每个人都说我们应该置身于一个充满情绪的世界；强调理性是一个非常19世纪的想法，很多人拒绝它。但我认为强调理性是完全正确的。
Q7：一些批评人士认为，情绪共情是同情(compassion)的前兆，为了完全理解一个受苦受难的人，仅仅依靠理性的理解是不够的。但你相信，同情心和共情心并不像你曾经说过的那样是一个整体。请解释一下。
保罗·布鲁姆：从发展的角度来看，我们认为同情心(compassion)和共情心(empathy )是不同的；就连很小的孩子都关心其他孩子，但他们不一定感到痛苦。
事实上，有研究表明，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和关心别人的心理过程是不同的。德国的神经科学家塔尼亚·辛格（Tania Singer）在实验室里发现了这一点，并且做出了一些精彩的成果。
但民众不需要实验室研究；一般的常识也会让我们知道同情和共情是不同的。
你可以想象一下，假设你有一位非常焦虑的朋友，突然惊恐发作（译注，惊恐发作是突然而来的极端焦虑，常常伴有出汗、无法呼吸心悸、濒死感、颤抖、手脚发麻和失去控制感）。如果你感觉到了她的焦虑，你就会和她一起恐慌。如果你说“我很关心你，我会尽力让你平静下来”，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你一点也不着急，但你爱她，你希望她感觉好些，所以你也关心她。所以，我认为我们可以区分同情和共情，的确如此
www.psychspace.com心理学空间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