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一种方式哀悼
作者: 亚历山大·米切利希 / 1952次阅读 时间: 2020年9月26日
来源: 《无力悲伤:集体行为的原理》 标签: 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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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爱上一个人是因为其自身品质,而不是因为他肯定了我们的自爱,那么在我们为这样一个人哀悼时,我们心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现实检验显示、被爱的客体不再存在,所有力比多必须从对那个客体的依恋中撤回。这显然会引起人们的反对我们观察到,人们从来不愿意放弃‘力比多位置’。事实上,就算已有替代品也是如此。这种反对非常强烈,于是逃避现实的情况发生了,人们会借助精神病引发的幻觉固着于这一客体之上。”
——《哀伤与抑郁弗洛伊德

在哀悼中,丧失的客体被内摄了。然而,就算我们幻想自己仍然能与他在一起,就像他还活着,最后.我们还是不得不在现实层面上处理这个问题。人们必须经过挣扎、学习,最终才能从心里接受丧失客体这一事实。这就是我们在精神分析中提到“哀悼”的原因。

“哀悼是与记忆联系在一起的痛苦的最惊人的例子..…因此,回忆变成了碎片,被用于持续地撕裂与所爱客体的联结。哀悼者的自体中也会体验到撕裂和伤害。”
——《精神分析工作笔记》保拉·海曼

哀悼与我们在这里关注的防御机制水火不容,因为这些防御机制的目的在于回避现实,并避免现实带来的痛苦。为所爱之人一一他曾是我们的“客体力比多”投注的对象—一哀悼,也是一个旷日持久的分离过程。在一些情况下,我们可以很快摆脱一个满足我们“自恋力比多”的客体,因为它只是我们自爱的工具。我们不会不情愿放弃它,让它盘旋在我们的记忆中。相反,我们会不假思索地丢下它。但是不忠的后果比人们最初预见的情况更严重。

在哀悼丧失客体时.我们会同样试图效仿我们失去的那个人的自我理想。只有在哀悼接近尾声时,个体的力量才会释放出来,投注到新的客体上,让个体产生新认同、爱和兴趣。但是,如果人们对客体的爱是基于自恋,那么人们的悲痛是不同的(失去客体时,总是会伴随着自尊的丧失。失去这样的客体会让个体丧失心理能量.从而导致“自我的严重枯竭”。

痛苦不是因为丧失客体,相反,是因为自己,并且如果与明显的情感矛盾有关,那么就会导致忧郁和自我憎恨。这一痛苦的特点在于它并不表示一段关系的终结,相反,始终涉及自体的部分丧失.就好像身体的某部分被切除了一样。哀悼丧失客体与自我指责形成了鲜明对比。自我撕裂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责备,责备客体让自体承受了这样的丧失。


我们说过,如果不靠这些防御机制——否认、隔离、反向形成,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撤回兴趣和情感、对“第三帝国”去现实化,在战后德国,许多人都会不可避免地陷入极度忧郁之中。这是他们对希特勒自恋之爱的结果,也是他们为了他犯下凶残罪行的后果。在他们对希特勒的自恋认同中,希特勒的失败就是他们的自我的失败。虽然去现实化和其他防御机制的确可以防止忧郁症的发生,但 它们并不能完全避免“自我的严重枯竭”。对于我们来说,这似乎是理解德国人在心理上持保守主义,无法用一种发展的态度来处理社会问题的关键。

因此,无力哀悼的背后是一种爱,这种爱很少分享他人的情感,更多地在于肯定自己的自尊。对这种爱十分敏感是德国人的集体性格特征。德国人与他们的理想,或与这些理想的不同人类化身的关系,似乎有一个不幸的基础。无论如何,在政治领域中,德国人的使命感有助于抵偿无足轻重带来的恐惧.也有助于对抗德国人的无价值感。

同样重要的是,通过理想化,德国人试图否认不可避免的情感矛盾,最终迫于无奈只能投射它。没有人,甚至没有集合体,如“祖国”.成为我们的明确理想。所有理想都是我们制造的。成熟的任务之一是学会缓和、理解和整合矛盾情绪。否则,一个人的人格就可能发生分裂,其分裂的各个部分只能去理想化、去仇恨,或感到被一直回避的仇恨所害。

在这个调整过程中,共情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与我们自己、与我们的同胞,以及与世界的关系是成熟的。这种关系制造了矛盾情绪,并有意识地努力克服它、忍受它。但是.这种成熟的关系在德国人的文化态度中,最重要的是在其政治情绪中,都只具雏形。小公国时代,德国人就常常在地方正义和大帝国梦想中举棋不定,在傲慢和自卑中摇摆。但是,他们的自卑代表的并不是谦虚,而是忧郁,而且他们还悄悄地垢病他人的谦卑、他人的失败,抱怨他们受到错待,并因此指责他人对他们的误解。

哀悼并不旨在简单地恢复原状。渐渐地,它会让人们接受丧 失客体后出现的现实变化。在这个过程中,关系的矛盾性可以在同忆中被体验和认识。哀悼工作结束时,个体已经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他变得成熟了,可以更好地容忍现实。

但是.承认关系的矛盾性是自恋之人无法做到的。理想化戏剧性地结束了,被爱客体消失了,几乎无迹可寻,但它的丧失还是会导致个体出现严重的自找贬低,并因此导致个体出现前面描述的抑郁反应。当这种共生体验结束之后,相同的过程会重复发生在新的伙伴身上。

因此、德国人民用对待国家社会主义的态度对待现在的政府。在这里,同样,德国政治守护者的理想化,无论是在西德还是东德,都比客观情况所需的理想化更加强烈。西德和东德都通过这样的认同来重建他们严重受损的自信。从主观上说,这给了他们安全感。其邻国的公民会因此认为第三帝国犯下的罪行并没有对德国人产生多大的影响,他们的行为和性格根本没变,对他们的反感和恐惧也仍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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