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拉尔夫·格林森《癔症的研究》一书可被视为精神分析学派创建的标志。在这本书里，弗洛伊德论述道：在癔症治疗过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治疗过程的本质是什么？我们可以看到，弗洛伊德当年描述的一些现象与方法如今已经成了精神分析治疗理论的基础和原则。这也是弗洛伊德理论发展过程的特点：他当年曾面临和克服的困难，使他以后逐渐意识到，正是这些困难促使了他理解病人神经症症状和治疗过程的本质！弗洛伊德的坚持不懈与灵活应变，使他成功克服了治疗中的种种困难，从而发现与创立了精神分析体系。
在《初始的交流》一书中，弗洛伊德和布洛伊尔均坚持：“当我们能够将病人的记忆及伴随着的强烈情感成功地激起和诱导出来，并且帮助病人识别情绪，诉诸语言时，每一个癔症症状都将迅速而永久地消失。”他们相信，宣泄能使情绪疏通、净化，从而摆脱癔症症状。而这种宣泄在一般情况下无法获得，只能通过催眠的方法来达成。
否认和屏蔽机制，使得病理性记忆如此顽固和鲜活地存留在潜意识中。这种病理性的记忆使得病人的情感处于压抑状态。而被压抑情感的释放将缓解病理性记忆的张力，从而导致症状的消失。
在精神分析发展历史上，曾一度认为治疗过程的本质就是帮助病人宣泄和回忆，所以尤其注重宣泄。治疗师在治疗过程中使用催眠促使病人回忆创伤性事件，帮助病人获得有治疗效果的情绪宣泄。在1882年治疗的安娜·欧的案例中，布洛伊尔使病人自发地进入催眠状态，在这种状态中再次经历与体验过去的创伤性事件，当她从催眠状态中清醒过来后，感到症状缓解了。安娜·欧案例的经验开创了情绪宣泄疗法的先河。她本人则称这种疗法为“谈话治疗”(talkingcure)或“打扫烟囱”(chimney-sweeping) 。
在一些对抗治疗的行为中，弗洛伊德逐步意识到了病人阻抗的力量。以后通过伊丽莎白·冯的案例，这些认识逐渐积累，最终形成了阻抗理论。在对伊丽莎白·冯的治疗中，他无法催眠病人，尽管他一再要求与催促，可病人拒绝与他讨论自己的心理活动。他得出结论：这种抵抗治疗的力量与那种阻碍病理性记忆被意识化的力量如出一辙，都源自防御！“癔症病人所说的‘不知道’更有可能是他们‘不想知道’。”弗洛伊德认为，治疗师一定要克服这种阻抗，在这方面，他本人常使用的技巧包括：追问、施压甚至重压病人额头诱导催眠等。
弗洛伊德意识到，在治疗过程中，治疗师个人的作用对治疗有着巨大的影响。所以他建议治疗师的行为要像个阐释者、教师、神父。但同时，他也意识到在某些情形下，病人与治疗师之间的关系会变得“令人心烦意乱”，成为治疗过程中的阻碍。当病人感觉到被忽视或是变得依赖，或是投射性地认为治疗师具有不良观念时，这种阻碍就会出现。此时，治疗师应尽量使这种阻抗意识化，并且追溯产生此种潜意识内容的治疗场景，并就这一主题展开讨论。
由此，虽然弗洛伊德发现了阻抗与移情现象，但是一开始它们被视为治疗过程的阻碍因素。治疗的主要目的仍然是情感宣泄与创伤性记忆的恢复。移情与阻抗只是治疗师要规避和克服的问题。
在《癔症的研究》一书中，弗洛伊德试图把他的治疗努力聚焦在病人单独的症状上。后来他意识到这种治疗方式治标不治本，不是病因学治疗。1905年发表的有关朵拉(Dora) 的案例中，弗洛伊德声称：精神分析技术获得了重大突破与彻底的改革(1905a) 。他不再尝试逐个理清每一一个症状，他发现这样的方式完全不适用于神经症的复杂心理结构。他开始让病人自己选择治疗时交谈的主题，而密切注意交谈中浮现出的任何潜意识内容。
显然，弗洛伊德意识到治疗过程中，单个问题的治疗效果不彰，是因为神经症的起因错综复杂。虽然他在《癔症的研究》一书中对于神经症的多重因素致病源早有认识，但真正弄清这一概念是在1904年发表的《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技术》一文中。在这篇文章中，他指出：治疗技术从催眠性暗示到自由联想的转变导致了一些新进展，并且使我们产生了完全不同的、与治疗理论并不矛盾的、有关治疗技术的新假设。催眠和暗示掩盖了阻抗现象的存在，由此阻碍了精神分析治疗师对病人心理动力状况的准确判断。祛除阻抗现象，治疗师只能获得片面的、短暂的治疗效果。治疗的目标应该是分析阻抗、释放压抑，使记忆的缺失得以填满。
我相信此时读者们会发现一个精神分析治疗技术的转变，即从强调情绪的宣泄转向记忆的再现。这与重视情绪宣泄功效并不矛盾。通过紧张情绪的释放，病人通常会体验到短暂的症状缓解。另外，情绪宣泄也减少了不良情感的累积，因而也就降低了处理不良情感的难度。更重要的是，学习用语言表达情感和冲动，使得我们能更清晰地研究这类现象，更容易追溯到早年的记忆。尽管具有这些功效，但是情绪宣泄已不再是治疗的根本目标了。这正是弗洛伊德“完全不同的、与治疗理论并不矛盾的”一语所指的含义。
新理论更强调：将潜意识的内容意识化，克服遗忘以及恢复被压抑的记忆。因此，阻抗理论成了精神分析的基石，引导人们去探寻导致压抑的心理动力能量，从而通过解释，破译阻抗的密码。
在朵拉的案例(1905a) 中，弗洛伊德第一次强调了“移情”的关键性作用。“移情，似乎注定是治疗关系最大的障碍，但是，如果我们能觉察到它的存在，并且通过适当的解释让病人知晓，将变成精神分析最有力的助力与同盟者。”在这个案例的后记中，弗洛伊德描述了由于他没能成功地分析那些干扰治疗的移情现象，从而导致病人的脱落。
在《移情中的动力学》一文中，他描述了移情与阻抗、正性移情与负性移情之间的关系，以及移情反应的矛盾性。其中一节清晰地反映出弗洛伊德的治疗理论新取向。“ 在移情现象里，医生与病人之间、理智与本能之间、理解与付诸行动之间的冲突表现得淋漓尽致，正是因为移情，治疗师必须引导病人通过处理移情达到痊愈。毫无疑问，要处理好移情将是精神分析师面临的最大困难，但是不应忘记，移情帮助我们快速清晰地揭示了病人隐藏的本能冲动。换句话说，如果病人无动于衷或寡情少欲，那反而会使治疗师更加束手无策。”
从1912年开始，对移情和阻抗现象的分析已成为治疗的核心元素。同年，弗洛伊德也提出了对移情性痊愈的警惕，他建议精神分析师在面对病人时要像镜子一样，如实反映病人的状况，注意保持自己的匿名性，不透露过多的个人资料给病人(1912b) 。在他的文章《记忆、重复与修通》中，弗洛伊德描述了移情和阻抗的“付诸行动”形式，并将其与“强迫性重复”相联系。他也常用“移情性神经症”一词来形容医患关系。病人在精神分析过程中，通过与治疗师的互动来实现其神经症性愿望。这在《精神分析引论》第28章中有详细论述。在那一章中，弗洛伊德提出：通过对移情的有效分析，可使自我做出更好的选择来适应环境。弗洛伊德指出：通过解释，分析师将潜意识的内容意识化，这一过程削弱了潜意识，扩展了自我的功能。在《自我与本我》一书中，弗洛伊德非常简洁地表达了这一观点：“精神分析是一种促使自我成长并征服本我的工具。”在1933年，他又写道：精神分析治疗试图“加强自我的功能，让它更加独立于超我，扩展它的感知范围和组织功能，这样，它就能在本我中滋生出新的成分。哪里有本我，哪里就会有自我”。在《分析的有限与无限》(Analysis Terminable and Interminable，1937a) 一文中，他再次声称：精神分析的职责就是为自我功能的正常运转提供一个最好的精神状态，鉴于此，自我功能才能水到渠成。
回顾精神分析主要治疗技术与治疗进程的历史发展，我们会观察到催眠的方法已经被摈弃，一些元素仍然被保留，但其治疗地位已大不相同。暗示不再被用来获得病人的记忆，也不再被当作主要的精神分析工具。有时为了需要，也许它会被作为一种临时的、支持性的工具加以使用，但这种需求本身应在治疗过程中被进一步分析。
情绪宣泄具有一定的价值，但不再被认为是治疗的目标。精神分析师们寻找潜意识的热情一如既往，但他们更多地使用自由联想、梦的分析以及解释的方法。分析工作的主要内容是移情和阻抗，是使潜意识的内容意识化、寻找被压抑的记忆，但这些仍然不是我们的终极治疗目标。精神分析最终的目标是增强自我的功能，使其能更好地处理与超我、本我和外部世界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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