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移情"概念的演变
┉让一个人自己专注于梦的材料而忽视急切的移情重现，这会得到一定的内省，原因在于梦产物表面上的客观性可能让分析师缓解不快，如同它会让病人得到不快后的缓解一样。(Glover，1927，p.50s)。
这篇论文的出发点是Kleinian，文中揭示的现代精神分析学派的"检索图”不可避免地表现了这一个人观点。我从Klein开始，转到最近的比较，在英国精神分析中发展起来的其它客体关系观点。
大西洋分界线在精神分析里很广阔，早期的自我心理学回避英国的发展。最近几年曾有几次”逃”离自我心理学束缚的尝试。在我看来，那些逃离或多或少符合两派:从Kohut发展而来的自体心理学;从人际学家(Sullivanian)发展来的具有影响的主体间主义者(如Ogden，Renik)，同英国客体关系的说法一样。我们还可包括进伦敦的现代弗洛伊德学派(Sandler，Fonagy)。
伴随这些发展的是拉康论文集的出现，我对其它学派的了解各不相同，当我们沿着这一目录看下去时这些差异在减少。因而，这篇论文的细节和精确的地方也缩减了。
历史和概念的回顾
反移情的概念保留了弗洛伊德所给予它的最早的含义:分析师对病人的神经症性移情。他对这一问题不太感兴趣，根据标准版的索引，弗洛伊德对反移情的说明仅有四段。他要求反移情通过分析师的自我控制来消除。他常常用一个外科医师呆板的非个人化的术语，甚或一个电话接待员的口吻描述他的技术方法。这一“节制规则”保持到今天。
但是大约50年以前，这一概念得以扩展，超出了分析师的神经症因素的范围(Winnicott，1949;Heimann，1950;Little，1951;Reich，1951;Gitelson，1952;Milner，1952;Racker，1957)1，现在它涉及到分析师的整个情感反应(Heimann，1950;King，1978)。它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技术问题2。
这一变化是怎么发生的呢?
分析师的问题很早就开始作为一个特殊的研究对象而出现了。例如，Glover在1927年将他关于精神分析技术的第四次演讲专门用于讲述反移情3。他开始用这一方面的术语来思考，分析师让这一方面同病人的情绪状态联系起来。‘我们几乎会说，“当处在困难中时想起你自己被压抑的虐待狂”。’(p.510)4。
他正用一种以某风格为特征的方式写到这里，英国精神分析以这一风格发展了同精神分析设置相关心理学的关系---换句话说，客体关系精神分析。Fenichel也对检查很开放，而不是丢开分析师的神经症性冲突:
关于"反移情”这一非常重要的实际问题几乎没有写到:分析师和病人一样可以努力获得来自分析性关系的直接满足，也会运用病人那里由分析师的过去所决定的几项’见诸行动’(1979，p.183)。
这一态度认识到移情和反移情相互影响的特点。在来自所有学派愈加深刻的批判之下产生了分析师角色的空白屏幕观点，例如A.Balint(1936)或Fenichel(1941)。20世纪40年代，对分析师客体关系和分析性设置中特定客体关系的感受性惊人地发展起来。
关键性的论文是由Heimann(1950)所著，直接来自于对分析师自身功能活动相关方面的意识5。或许也是在经过了30多年的分析训练之后6，仍有分析师对他们的病人产生情绪反应。也许Heimann非常清晰而有说服力地表达了这一认识:分析师不只是一个’机械的头脑’，并提出下面的论点:
分析师在分析性情境中对病人的情感反应代表其工作的一个最重要的工具，分析师的反移情是进入病人潜意识的研究手段(1950，p.81)。
这一段将反移情从妨碍变成一个最重要的工具，这一变换是以将分析性设置理解为一种关系为基础的。Racker受到过Heimann和Klein的强烈影响，说到‘移情是对病人与分析师之间幻想的和真实的反移情关系的表达’(1957，pp.307-8)。客体关系方法将普通的情感性(或共情性)反应添加到神经症病人身上。
Kleinian方法
Heimann对"反移情”这一术语‘…包括了分析师对病人的所有感受体验’(1950，p.781)的运用与经典看法形成了鲜明对比，经典的看法是，反移情只不过是分析师的阻抗，应该消除。Klein在这一方面保留了一个更真实的弗洛伊德的学说，对反移情所能带来的领悟表示怀疑。‘Klein认为这样的延伸将打开一扇门，由治疗师声称他们自身的不足是病人引起的’(Spillius，1992，p.61)。
然而Klein的弟子们却主要参与形成反移情新观点，并强调移情-反移情相关的方面(Bion，1959;Segal，1975;Rosenfeld，1987)。他们贡献出一种特殊的思路，这是Kleinian叙述的主要焦点。
治疗师的部分工作是确定对病人来说他代表什么形象，在所给定的病人见到他的任一时刻都试图保留他对于自己是谁的理解。Bion在一个组工作时很生动的描述了这一点:
反移情的体验在我看来似乎有非常独特的性质…分析师感觉他正被操纵以便扮演一个角色，不论在另外某人的幻想中或者若不是因为在反省中我只能称为一种暂时丧失领悟的东西他便会去做，去识别体验强烈感受的感觉和与此同时的一种信念有多么困难，这种信念是，感受的存在由真实的情境十分充分地证明是正当的(1961，p.149)。
他的叙述对精神分析的个别设置和小组设置都同样适合。这引起了几个研究问题:
分析师的感受是怎样变得有影响力的?
我们怎么知道反移情是否具有暂时丧失领悟的特点这一点的?
我们怎样才能解释性地运用这一理解?
澄清这些问题已成为每天的分析工作，我将在这些标题下回顾这一发展，(1)投射，内射，(2)节制和(3)规定。
投射，内射
在Heimann对反移情的声明之后不久，分析师的情感是分析性设置的一个正常部分这一观点已被广泛接受。Money-Kyrle(1956)持有这一观点，人与人之间普通的互动过程由投射和内射的内在心理过程来传递(Heimann，1943)7。哪怕每天的谈话也包括让感受进入听者那里和他们想在头脑中有那一体验的愿望。我们用通俗的口语谈论‘表达某件事情’，或者‘给某某人一点点我的意见’等等。用Rosenfeld的话来说，‘分析性治疗的一个前提是，很有必要同病人的感受和想法做足够的接触，从而自己感受和体验在病人身上正发生着什么’(1987，p.12)。
Money-Kyrle描述病人试图在分析中将他的痛苦和干扰传达给分析师，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分析师实际上在接受干扰。分析师感受到干扰并因此能被说成是自我干扰，这是必要的。可以简单地将之称作共情，但这一工作方法研究了共情所依靠的机制---投射(病人所作)和内射(分析师所作)。一个正常的过程由这些机制的循环组成。Money-Kyrle叙述道，‘当分析师进展很好的时候似乎正在发生什么’:‘我相信在内射和投射之间有一个相当快的摆动。如病人所说，分析师似乎会变得同病人内射地认同，在内心理解他，并对病人重新投射，予以解释’(1956，p.23)。
传达这样的体验不只是用语言，‘我很生气’可用武力和威胁说出来，或用开玩笑的方式，或者用完全缺乏信任的态度，这句话可用众多的情感语调说出。这些情感成分被直接地和直觉性地接受，而不是以言语陈述的形式。
我在早上8点钟会谈开始时迟到了2-3分钟，我的病人在沙发上一躺下就说，‘你今天不想见我’。这句话可从许多方面来看:她很生气，我对她的忽视伤害了她，她正表达一份习惯的孤独…但我感受到一种开玩笑的特性，仿佛她在责备一个朋友，因此这种接触感觉很好，甚至有点亲密，不管我对她多么忽视。我说她看起来对此有点爱开玩笑。她否认这点，说她很辛酸。
在那一刻她把情绪状态的言语陈述留给我---辛酸，但另一方面，我体验到一种好开玩笑的亲密感，这一亲密感不在语言中，而在非语言的暗示中。我有一个选择:是将我对交流的感受作为我的过失去消除，还是把它作为一种潜在的交流大概是潜意识去表达。
在这次会谈之后没多久她告诉我一个梦，我不想叙述这个梦，但对它的联想涉及到许许多多对于早餐桌周围幸福家庭的描述，如同常在电视广告中所显示的那样。她对这种关于家庭生活的描述有些怀疑和轻蔑。
我能清楚地认识到她在运用她的联想来对付她的想象:我的家庭在我们幸福的早餐桌旁把我耽搁了，而她却被排除在外。她很傲慢，相反无意识地用她自己诙谐的亲密取代我家庭的位置。
当我对她提出这一点时，她愠怒地说:"你当然会象那样去说一件事。”她这么说的时候，感觉比她起初评论我迟到时所受到的伤害更多。之后对其排斥伊底帕斯情结的解释感觉就象一个对她的诱惑的拒绝，让她更多地感受令人痛苦的孤独，并容许她(可能更真实地)表达她对我恼怒的拒绝。
这样我的感受，对她最开始所说的话中取笑特性的感觉引导我去思考她的情绪状态本身的含义。这并不确切是我的共情性反应。或者相反，如果它是共情性的，会导致一些事从一开始就脱离我们所能达到的范围。在这一点上，我的情感反应大量地添加到在那一刻我实际上正在做的倾听之中。这为进入可能的潜意识状态增加了一条路线，在此状态下形成对俄底帕斯问题的有机防御的事件。
这是一个普通的交流的例子，这一交流来自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直接影响。分析情境由分析师的感受所支配，使我们似乎能够用缓慢的运动去理解过程。
从这样一种对分析师感受的‘正常’卷入开始，Money-Kyrle后来转向对正常的偏离。他说，不幸的是，分析师不是无所不能的。尤其是，分析师的理解在下面两种情况下会失败，不论何时当病人同分析师自己的某些方面吻合得太接近，而这些方面分析师自己还没有学会理解时，…当标志分析过程的内射和投射之间的相互作用中断时，分析师可能倾向于在这两种情况中的一种或另一种情况下被难住(1956，PP.361-2)。
在第一种困难情形下，对病人疾病理解的方面保留在分析师内部并且麻烦他。而后，危险在于，病人体验的这些方面同分析师不被了解的方面一起将被投射到病人身上。接着，他在第二种投射的状态下被难住了。他将体验一种耗竭感，‘常常体验为理智潜能的丧失’(P.362)，他会变得很迷惑不解，感觉很笨。
Money-Kyrle在一次会谈中叙述了一种过程，这一会谈以病人觉得无用并为此看不起自己开始。分析师在会谈期间感觉几分茫然，病人对他的解释表现出越来越多的拒绝和轻视。到会谈结束时病人不再感觉自己无用，但是生气了:‘感觉无用和茫然的人是我’。治疗师写道(1956，p.363)。分析师完全被病人对他的虐待搅乱了，只是在会谈之后‘我终于认识到结束时我的状态与他在会谈开始时描述的他的状态是如此相似’(p.27)。病人的投射和分析师的内射是清晰的。但是有关治疗师心理的结果是：治疗师直到投射的病人消失时才意识到正在发生什么。他自己的心理被搅得太乱以致在那一刻不能继续适当地发挥作用。
Brenman Pick进一步理解了这一点，她描述病人经历的一些方面是如何被投射进分析师的一些"特定”方面的。她将此叙述成‘精神的紧密配合’。例如，
病人将分析师想成为一个母亲的愿望投射进来…病人触及到分析师很深的问题，其焦虑与被爱的需要和面对缺陷时对灾难性后果的恐惧相关联，也就是原始迫害或者超我焦虑(1985，p.161)。
这不只是一个被扰乱的病人的现象，在Brenman Pick看来，‘假如有一张嘴寻找乳房作为一种天生的本能，我相信有一种心理上的等价物，即寻找另一种心理状态的一种心理状态’(p.157)。她列举下面的例子:
考虑一个病人带来特别好或者特别坏的消息;比如说，家庭里一个新生婴儿的诞生或某人的死亡。目睹这样的事件会产生一些复杂的问题，需要认真仔细的分析，最开始病人可能并不想要一个解释，而是一个反应;对快乐或者悲伤的分享。而且这也可能是分析师直觉上所希望的。除非我们能够在我们的解释中恰到好处地承认这一点，解释本身要么变成一种冷淡的拒绝，要么被放弃，我们觉得自己不得不非解释性地去行动而作‘人’(P。160)。
这预示反移情的两个相关问题，Scylla和Charybdis---象钢硬的外科医生一样冷淡的情感8;或者成为超人并被引诱脱离角色(可能最终导致不合乎职业道德的关系)。
分析师被要求注意到在病人和她自己之间这一亲密的联系或者‘紧密配合’。分清这一牵连就是Brenman Pick所说的‘在反移情中修通’9。Money Kyrle详细说明了这一修通.
使得三个因素有必要加以考虑:首先是分析师的情绪干扰，因为在他能充分除去对自己的约束去理解另外两个因素之前，他不得不在自己身上静静地处理这些干扰;而后是在产生反移情中病人的角色，最后是它对(病人)的影响。当然，所有这三个因素可以在几秒钟之内被整理出来，然后，反移情实际上在发挥一个灵敏的接收装置的作用(1956，p.361)。
当分析师能在他自己的和病人的情绪干扰之间作出区分并且遇到麻烦时，我们在正常的反移情之间作出区分是有些意义的。
节制
Bion开创了描述分析师情绪干扰的本质和过程的一个不同方式，他的详尽阐述的好处在于:为一个熟悉精神分析的人提供一种模式---同婴儿在一起的母亲的模式。他具体阐述了作为‘容器和被节制’这一观点。
分析情境在我脑中制造了一种目睹极早时期场面的感觉。我感觉，病人在婴儿期目睹了一个对婴儿的情绪表现尽职地发生反应的母亲，这一尽职的反应里本身含有不耐烦的成分:‘我不知道这孩子是怎么回事。’我的推论是:为了理解孩子所想要的，母亲应该将婴儿的哭声看成不仅仅是对她存在的一种需要(1959，pp.312-3)。
婴儿除了需要来自母亲的责任之外还需要一些东西，它需要一个能感受干扰的母亲，母亲自己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干扰。
在婴儿的眼光看来，她应该把孩子快要死的恐惧放在心里，从而去体验它。孩子不能控制的正是这一恐惧…一个善解人意的母亲能够体验这种恐惧感，婴儿正努力通过投射性认同来处理这种感受，而保持了一个平衡的看法(Bion，1959，p.313)。
这一以婴儿和母亲为特征的情绪化的，非言语的互动已成为核心分析性关系的一个模式，技巧是"感受”恐惧且仍旧保持头脑平衡。Segal赞同这一作用:
母亲的反应是，承认焦虑并去做对缓解婴儿痛苦有必要的任何事情。婴儿的理解是，他将一些不能忍受的东西投射到客体那里，但这个客体能够控制并对付它。然后他就不仅能够重新内射他原始的焦虑，而且还有借助被控制而减轻的焦虑。他也内射了一个能够控制和对付焦虑的客体(1975，pp.134-5)。
接受、对付痛苦并让婴儿了解痛苦的功能现在普遍被称为‘节制’，在这点上看，重点放在一个人内部发生什么，对痛苦的投射放在这些事情上。有时称作‘领会’(或者代谢)，重要作用是将痛苦转化成一个可忍受的痛苦体验。
但事情可以走向反面;该母亲不能‘忍受对这些感受的体验，表现出的反应要么是否认它们进入，要么替代性地变成对焦虑的牺牲品，这一焦虑由婴儿情感的内射而产生。’(Bion，1959，p.313)。
这两个替代同较早描述的分析师的问题相联系---要么冷淡，要么脱离角色。结果是，婴儿‘重新内射，不是一个制造得可以忍受的对快要死的恐惧，而是一种不可名状的害怕’(1962，p.116)。运用这一模式，分析性设置包含一个类似的容器---“内射病人的痛苦，‘领会’它并将其变换成一个有声的容器”，这一容器在当时作为以解释形式进行的谈话而得以传送。
在下面的简介中病人将自己体验为与分析中的一个客体(他记得的‘母亲’)有关并且在内心‘否认他进入’。这一客体不顾及他的需要，那时病人内疚地认为他的需要对客体而言是不能忍受的负担。
这个35岁的男人带着对受攻击的妄想狂的恐惧开始分析，这很快采取了分析中的焦虑形式，这一焦虑是，我放进他脑中的观点会让他及其观点消失。
在一次会谈开始他告诉我，他还没有写好在那次会谈之前我给他的账单的支票。今天早晨，他在临时上夜班之后直接来找我。今天，他发觉和他从家里来找我的感觉相比不一样。在5分钟的沉默之后，他说一个亲戚曾给他讲过一个故事，故事讲的是他的母亲在街上路过一个无家可归的男人且拒绝给钱。他暗示到，这是很没有同情心的。
他对母亲的这一看法极为多见:在她头脑中被她所具有的其它想法和问题而分心的某个人。
我说这个情况很复杂:他的工作很清楚地将他从我在账单里表达出来的需要中分散出来，但之后他对此感到内疚，仿佛在我这里他就象他的母亲没有给无家可归的乞丐一点点钱一样。而我意识到自己极渴望解释这一联系。
他用一种略带傲慢的方式作出反应，他认为我生活在伦敦的一个多么豪华的地区。这或许是一个简单的否定，可我觉得它带来了别的东西。我想知道，我那么急切地要对这一联系作出解释，这对他来说是否感觉我似乎想要管住他，一直让他觉得自己处于被除去的危险。实际上我可能快了一些，我意识到，这或许是因为我觉得他对关于支票的说法带有一点非道歉的性质。
当我正努力在脑中捕捉这一想法时，他又转移到另一个话题。他告诉我，在今天到我这里来的路上他看见街上有一个乞丐。他很真实地说起这一点，仿佛他期望我认识到这同早期某个无家可归的人的故事的联系。片刻之后，他说他更为自己的需求担忧。
然后我就根据一个后来证明是错误的假设做了一个解释。我假定冲突是与接受对需求的理解有关的。因此，我对他谈到在他那里，在乞丐那里，在我这里以及在他上夜班时照看的那些人那里存在的需求。我发觉自己对这一解释感觉有些满意。
他的反应很独特。他说跟我在一起就象在撞一堵砖墙。那时我认为自己的假设已经错了，在那一刻他的冲突并不是关于对他的需求的理解。相反，冲突仍旧是，他同在我这里一个客体之间的斗争，一个忽视他的想法，有砖墙一样头脑的母亲，并且对我自己的想法很满意，我将这些想法加到他那里。
我说，在那一刻他觉得我被自己的想法而分散了注意，并从他所说过的内容中转移出来，我让他想起一个没有机会考虑他的母亲。
格外明显的是，他不满的时刻消失了。他清楚地感觉到由这一解释引起的回忆，而后他说出自己处于攻击之下的种种感觉。这不单纯是他的需求，而是当他处在需求中时却被一个消灭他的想法所攻击。该病人对这一点极度敏感:同他在一起的人是否具有对其痛苦很开放的头脑。我记录的那些时刻表明，我声称在这一互动中我所做的实际上有我自己特有的一些感受，我对这一互动发生了反应。在这一点上我能和他制造出一种易激动的干扰而进入他的心灵。
当我的病人试图利用我的头脑作为一个放他自身体验的空间时，就象Bion说的那样，他发觉我的头脑拒绝接受他的体验和需求，在我这里，病人被一个客体所占据，这个客体远离他的需要，并使得他因给母亲带来麻烦而感到内疚。
然而，我在一刻充分把握了这一问题，他感觉到自己的恐惧实际上得到了理解，而且当他发现了自己的能力，考虑到这一点时，他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在这一情况下，我的言语阐述控制了即刻的痛苦，一段时间之后他恢复了对此加以思考和理解他自己的能力。
如这里所说，当事情‘走向反面’时，之后病人就面对一个未控制痛苦的分析师。当病人投射不能忍受的体验，那时他常常关心分析师脑中所想的(Hinshelwood，1985)。那么对这一事态的解释可能有两种。分析师要么可能直接对病人指出他对分析师的投射，要么可能叙述病人针对分析师的威胁和破坏的幻想10。后者指向病人对分析师所做贡献的体验。Steiner对这一事件评论道:
在这段时间病人最直接的关心是他对分析师的体验…我认为这些解释以分析师为中心，并将它们区别于以病人为中心的解释…一般而言，以病人为中心的解释更多以传达理解有关，而分析师为中心的解释更有可能给病人一种被理解的感觉(1993，p.133)。
如果分析师的心理状态占据了病人，那么在会谈中这是直接的焦虑，如果可能的话，需要通过解释提出来。是的，即使病人对分析师的幻想不正确也应如此，因为对病人来说这是真实的。
对于病人关于分析师情感的幻想所做的这些解释可用一个‘因为’从句得以详尽的阐述，指出分析师的心理状态是由于病人的特殊影响而产生。但是，至少在开始病人没有准备的时候这会带来一些困难。此后，病人感觉到被侵犯而不是被理解。对于Steiner的一个病人，
当以病人为中心的解释暗示，她对我们之间发生的事情负有责任时，[然后]她变得非常为难，倾向于离开。她觉得有时候我采取一种正当的语调，这使她觉得，我正拒绝细查自己对这一问题的贡献而且自己不愿意接受责任感，这尤其超出了责任感的问题。(1993，p.144)。
责任感对抑郁性焦虑而言是一个关键性的刺激物，在病人想象中的角色能够得以解释之前，也许不得不完成对该状况某种程度的修通。也就是说，病人对分析师情绪的责任感带来一种负罪和责备感，可能涉及到一种理该得到惩罚的感觉11。是否应对这一责任感加以解释，或者如Steiner所提议的那样，病人的这一责任感和负罪感不应受到伤害，这是一个关键性的技术问题。或者相反，我们需要在分析过程中不妨碍病人继续反省能力的情况下判断病人所能承受的责任感程度。
规定
规定的一个方面是压力，分析师在这一压力下实际上履行着病人的移情人物的角色12。Joseph以下面的工作开始:
注意病人利用我们-分析师-带着焦虑帮助他们的方式。毕竟，促使病人来作分析的原因主要是他们不能控制焦虑。尽管这当然并不意味着病人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1978，p.223)。
病人对他需要的治疗的看法或许不同于我们。事实上，这一冲突很常见，尤其当病人基本相信痛苦很难被任何一个人所控制时。然后他们通常会无意识地期望，我们会如他们对一个共同的回避所预期的那样去行动(Feldman，1997)。
接着，实际上我们常常发现，自己被迫真正去扮演角色。只有通过反省我们让自己进入了什么角色，我们才能理解病人和自己---这能确切地告知我们，要避免什么，或者我们共同期望沉湎于什么样的满足和兴奋之中。评论Joseph的工作时，Feldman和Spillius写到:
分析师大概觉得处在某种压力下来减轻痛苦，时常借助一些形式的活动(诸如回答问题，给予保证，或予以解释)，对病人来说其心照不宣的含义是，分析师也不能忍受痛苦(1989，p.50)。
然后，分析师受到诱使，朝向具有行为特性的防御行动---做一些什么来改变关系---而不是清楚地表达这一关系的痛苦。Joseph叙述了一个简介，表明她用一种方式感受到病人正需要她在病人的一个幻想中扮演一个角色:
A病人在会谈开始时告诉我，他头一天晚上又一次对妻子发脾气，他列举了一系列自己所做的明显不和善的、不可容忍的事情以及他妻子的反应。从这一点听起来他可能正体验我们所称的"超我焦虑”…或者他也许正谈论对于妻子、妻子的冷淡以及坏的婚姻状态的焦虑…或者，他在给我讲我工作的失败?…或者这可以理解为同分析师关系的一种见诸行动?(1978，p.223)。
交流本身存在着各种可能的含义或相近的含义。她接着描述，在这一会谈中她本人的经历是如何帮助在这些含义之间作出决定的:
其实，从我对正发生的事情的感觉，从病人谈话的方式以及在会谈中制造的气氛来看，在我看来，最重要的因素似乎是，病人试图把我卷入一种…对他的抨击…这里的企图是，让分析师同病人一起行动，受到干扰，变得生气而有批判性(p.223)。
分析师通过用一种特殊的方式理解她自己的感受，开始明白了这一使人激动的抨击幻想13。她象Bion一样传达这一思想，(不知不觉地)被还原到一个特定的角色，分析师的特殊工作在于，识别病人无意识中将分析师推进了什么角色。这些是在会谈中共同的规定。它们可能很烦;而对分析师来讲又很适宜。
由Joseph的病人所做的，对于扮演性虐待迫害者的邀请则不同。其自我反向激励的特性使得分析师能够相当快地意识到这一压力。
然而，更多与环境相适应的邀请发生了(Feldman，1997)。分析师易于倾向的本质关系是履行一个好母亲的角色，分析性的关怀时常可喻为母亲式的关怀。Brenman Pick描写一个病人，病人报告了一件事，在一次汽车事故之后母亲在接电话是把电话放下，因为她不能忍受听到儿子出事。病人
渴望有某个人不会把电话放下，而是接纳和理解…由此料想，对分析师的移情为，一个更善解人意的母亲的形象。可我相信，这同在这一情境下，分析师那里可能希望母亲般地保护病人的某个部分‘不谋而合’。如果我们不能接纳和考虑自身的这样一种反应，我们要么见诸行动，用实际的母亲般的保护(可用言语或其它共情性的姿态)使病人得到满足，要么对做到这一点变得特别害怕，一直很冷淡，未触及到病人想要被母亲般照顾的愿望(1985，P.159)。
实际上，做到象一个母亲常是成为一个精神分析师或心理治疗师的第一个重要动机。病人会正确认出这一点。因此，将这一例子扩展开来，将母亲般照顾的不好方面归结于家庭、配偶和过去的客体等等，远离了会谈和分析师个人。取而代之的是，分析师成了令人满意的好母亲---好于其它所有客体。为了自我与环境相适应，双方可能都喜欢那一假设。
当分析师借助这些反移情的参与跟上病人，而且共同的规则出现时14，病人可能会准确地察觉到分析师那里正发生着什么15。随后产生三种可能性a)病人在分析师那里错误的看见他的幻想;(b)病人在分析师的心理和行为状态中准确地看见他的想象;(c)在某种程度上，病人在制造他自己对分析师心理的想象方面发挥作用(角色应答---Sandler，1976)。在任何一个病例中，从病人的观点来看，他与一种在某方面被扰乱的心理有关。
有一个倾向，那就是，病人所受的干扰越多，他们审视分析师的解释来评估分析师头脑中正发生的东西就越准确。对分析师来说，解释是大量提供的领悟，但对病人来讲则完全不同。它们似乎可能就象进入分析师心理工作的开始，告诉病人他是做了一些破坏还是没有，并且可能将关于分析师的不满或者报复---或者宽恕的迹象给予病人。
客体相关的‘扮演’
在英国精神分析惯例中有关反移情观点的第二个主要来源来自Ferenczi的临床试验(1988)。这由Balint在布达佩斯继续下去并在20世纪30年代被带到伦敦(Balint&Balint，1939;Balint，1950)。这一‘Ferenczi惯例’已由英国分析师自治团体阐述。(Kohon，1986;Rayner，1991;Stewart，1996)。
Ferenczi在他的<<临床日记>>(1988)中大胆记录的实验似乎设想知识只会以一种方式起作用，只有病人是已知的。这与对空白屏幕分析师的需要相一致。然而，为了平等的利益(以及攻击性的退行)，他安排了这样的设置以便可以被颠倒过来。反之，分析师正常的处于一个了解病人的位置，颠倒分析师和病人的有形位置会使得谁去了解谁倒过来。Balint(1936)回顾了Ferenczi的试验，最后建议在许多病例中坚持经典的技术。但是Little(1951)也考察了这一问题，建议分析师偶尔分享她同病人在一起时自身感受的分析。
Balint强调，病人和分析师在分析过程中彼此都有利比多的投注。但他也提出，对病人移情和分析师反移情的理解不耗尽必要的工作。对两个个体状态的描述‘由于对基本特征的忽略仍是不完善的，也就是说，所有这些现象都在两个个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发生，处在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客体关系中’(1950，p.123)。
那一客体关系是‘移情和反移情的相互作用’(p.123)并组成某些超乎寻常的东西。Balint强调‘由分析师制造的一种对病人很恰当的气氛’(p.123)，并宣称，每个分析师是独一无二的，并且将自身的气氛带入特定的分析中发挥一份作用。
这在Winnicott‘避免通过作解释打破这一自然过程’的指令中得到了回应(Winnicott，1969，p.711)。Winnicott越来越多的将移情/反移情看作其自身的一个微妙的活动场所，由两方面共同组成。作解释阻碍了一个正常的过程。‘我认为我的解释主要是让病人明白我理解的范围。原则是，是病人也只有病人才具备这些答案’(p.711)。
这些是对一个趋势的基本陈述，以英国独立派为特征，以一种整体的方式处理关系，而不是单独的剔除个体。Winnicott开始特别显著地用他对第三领域的描述让这一趋势理论化，他将第三领域这一过渡性空间详细说明为同时具备‘我’和‘非我’的特性。在这一领域里个人能够继续‘纵情于一个游戏’，使他们婴儿期的无所不能在成人生活中得到满足(Winnicott，1971)，在极端状况下，反移情的概念完全并入对个人风格的考虑，这一风格同病人的风格协调16。这些起源同Ferenczi的试验一起，导致许多客体关系分析师驳斥这一看法:分析师可能同他们的病人一起分享他们的感受，Bollas(1989)在某种程度上讨论了这一点。分析师的风格和造成的气氛成为病人和分析师之间一种幽默的创造力，这一认识在独立派惯例中形成了牢固的根基。它看起来好似，在一个恢复一人对另一人‘情感反应’的正常共鸣过程中，为病人提供一种平等的伙伴关系。
当这一共鸣看起来要被打断时，分析师会谦虚地倾向于假定，病人感觉分析师错过了病人正在表达的某些东西。然后，独立派分析师会参加一个内部督导(Casement，1985)。
这些关于创造力游戏，或者关于分析师需要作督导的失败感受的观点也许可以同Money-Kyrle关于反移情的正常和异常阶段的见解相提并论。但是，这些观点在理论上差异很大，从而导致技术上的差异。
Klein/独立派的比较
客体关系惯例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独立派和Klein组)，其意见的主要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对病人与分析师之间‘距离’的注意方式上。尤其是，Kleinians作为在心灵内部关系中一个要被分析的人来处理这一人际距离。独立派客体关系分析师会将其看成其间一个独立的空间，在这一空间内双方都能创造并实践一种创造性的、自发的关系。这也导致在分析性设置中关于行为的不同看法。
当情感变得混乱、纠缠不清时，分析师旨在意识到这一点，并认识病人正在寻求的关系。问题是，在多大程度上戒除对这些所提及关系的遵循---或积极应付新的关系。我们需要在认识这一被要求角色和实现这一角色之间做出区分。
在一定程度上病人会希望这一角色被承认，从而希望分析师的头脑用这一方式来认识他。他会做一部分努力来理解自己。此时Bion对相关联系的阐述很有用。他根据Klein对好奇心的研究，以一种特殊的epistemophilic联系为出发点;称其为‘K’联系(1962)。他将其与更亲密的情感联系相对照，描述更亲密的情感联系的特性为‘L’(爱和被爱)和‘H’(恨与被恨)。‘K’联系是了解与被了解的特定关系，代表对另一人心理的询问与好奇。
加入‘L’和‘H’联系相当于情感的满足，弗洛伊德的节制规则禁止这一点。用Bion的术语(1967)，弗洛伊德的节制是为了优先考虑‘K’联系，并充分重视‘K’联系的环境。换句话说，不论病人寻求同分析师心灵中的哪一部分作何种‘紧密配合’，分析师在角色上试图与病人用一种‘K’联系紧密配合。
在不同的学派里对分析师是什么的身份存在着分歧。一个观点取决于Klein的发现，这一发现导致试图证实基于epistemophilia的身份以及因此在‘K’联系中的身份。另一观点来源于Ferenczi的Balint成长，与Winnicott对Klein的拒绝合并在一起，寻求一种同病人协商好的灵活的分析身份以创造和实践新的关系。
因而这些理论的考虑导致在Kleinian惯例和英国‘独立派’或者‘Ferenczi’惯例之间技术实践方面的一些尖锐分歧。
1) Kleinians运用分析师的感受作为材料的一个来源，这些材料将作为它们所卷入的规定的适应症而得到分析---对病人自由联想的补充。对独立派来说，他们的感受在制造针对设置的治疗气氛方面是一个重要因素(可能重要的因素)。
2) 这一差别部分取决于Kleinian对分析认识目标的强调---知道正在发生什么。相反，独立派的目标是，在感情关系内部和之间结合的或者共同的创造力，是一种全新的、截然不同的关系，而不是新的领悟。
3) 在Kleinian分析中两人之间规定的清楚指定的角色反映出他们的理论设想:人一生下来就有一个清晰的自我界限;而对独立派组中的许多人而言，在分析性设置中对剧本的共同构建将与初生婴儿的初始阶段相对应，这一阶段同幼儿期无所不能的阶段合并在一起。
4) 最后，这引起规定方面的差异。对Kleinians来说，分析师同病人的潜意识规定可能信息丰富;但假如上升到意识上的认识，仅此而已---因此它产生一种消极评价。另一方面，在独立派看来，两个结合的伙伴之间共同创造性时刻的观点将潜力增加为规定的‘积极’形式。
总之，在Kleinian惯例中，反移情保留了与之有关的病理特性---虽然是一种具有潜力的病态，因为它转变成了关于特殊病状新知识的强有力来源。但在独立派‘Ferenczi惯例’中，反移情有更多的意义，它为病人提供了一个领域，从而同分析师一起获得真实的人际创造力体验。
自我心理学
自我心理学家支持弗洛伊德将反移情仅仅看成一个干扰的观点18，且在这一主题上的文章相对来说极少。例如，经典的教科书象Hartmann(1964)或Rapaport(1967)未将这一术语编入索引，而且，其实看一看近来的发展，Eagle(1984)也没有指明它。
Hartmann和Rapaport将他们的重点固定地放在自我对减少驱力的管理，利比多从系统的清除上。他们的理论是根据结构模式创造性移植弗洛伊德的能量模式的一个产物。那么，分析师的分析是对反移情的直接回答。好像是由意识决定，他应能够把自己从自身的经历中隔开。
[分析师]在工作中的心理态度，他从首先进入理解，之后进入交流的自由徘徊的注意开始，与控制退行的能力之间有着非常清楚明白的相互关系。在他自己的情感反应中，他局限于情感信号及其利用---有时同反移情混淆在一起---成为一个重要工具。这一将自己从自身体验中隔开的能力，从自我观察到自我分析的步骤，使他同病人保持不断的联系(E.Kris，1956，p.453)。
一种对于‘情感-信号’的真实的自我分离认识应带来对自我观察的分离功能的发挥。在分析师那里，从道理上讲，任何朝向对减少驱力更直接的满足的倾向总能借助分析师人格的足够好的心理分析来消除。
对节制规则的这一描述主要保留了分析技术的‘空白屏幕’观点---从个人体验中预料的分离。自我心理学家将这一论点建立在具备一定自主功能的自我内部分离之上(Hartmann，1939)。这些功能不服从于俄底浦斯情结的神经症性冲突。分析师的职责是，扩大工作中病人自主的无冲突领域。这是自我心理学对‘哪里有本我，哪里就应该有自我’的解释。分析师在工作中也必须完成这一解释。这样，分析性作用和按照自我心理学家的解释从自我活动免于冲突的领域继续下去---或它们应该是这样。
关键性的比较
客体关系观点和自我心理学观点之间有些主要差别。将能量模式用于结构模式，同Klein将结构模式看成是将心理分析从利比多现象中解放出来相对照。
1、 按照自我心理学，驱力减少是心理装置的第一个目标，而非在Klein那里更强烈的将重点放在冲突的解决上。
2、 在Klein和客体关系方法中，自我在所有功能领域内都服从潜在冲突。自我心理学的无冲突自主领域不存在，，它适用于分析师的自我。因此反移情被看成是不可避免的、要得以充分利用的某样东西。
3、 所以，按自我心理学的观点，反移情是对无冲突功能的干扰，而在Kleinian和许多客体关系理论中，它是一个灵敏的探测器。
伦敦的当代精神分析学信徒们
安娜.弗洛伊德的学生们---英国分析师团体有很长时间同北美的自我心理学家观点一致。最近，他们在理论上作了一些改变，以跨越在他们自身和英国客体关系---尤其是Kleinian观点之间的分歧。
他们尤其受到这一见解的影响:投射性认同作为反移情中的一个重要成分19。Sandler(1993)注意到，越来越多的分析性理论学派的发展促进了在临床实践、临床资料和分析性实践理论方面的兴趣。在那篇论文里，他提到一种认同的反应形式，所有人都会原始地用这一形式进入(或真正模仿)其他人的情绪甚或困境中。他说这一形式随着描述它的人而有着不同的名称:‘原始的被动共情’McDongall(1909);‘原始认同’(弗洛伊德，1923);‘共鸣重复’(Weiss，1960)，或Sandler非常喜欢的术语‘经常发生的原始认同’。
在分析师身上对病人感受和行为的这一‘回应’对于Sandler思考移情-反移情的相互作用影响极大。分析师不论他愿意还是不愿意，都屈服于一种压力，要对病人的情感内容作出反应。Sandler运用这一‘共情性倾听’的观点去考虑Kleinian对于反移情规定的见解。Sandler(1976)宁可将其称为一种‘角色应答’。在这一点上，Sandler描述了病人期望在分析师那里找寻的角色以及在分析师的体验也或许是行为中实际得到实现的角色。
Sandler似乎愿意保持这一点:将反移情这一术语和它最初的神经症概念相联系。而后，在最近的延伸中他保留了分析师的‘角色应答’这一术语，或者有时称为‘角色实现’。
Sandler的思考同Kleinian对临床事件认识的近似使得Kleinians最近认识到Sandler的术语同他们术语的等同性(例如，O’shaughnessy，1992，Feldman，1993)。同Kleinian对分析关系观点的集中程度结合在一起，Sandler的术语越来越多的在北美自我心理学及其派生物内部得到使用，尤其是那些具有主体间主义者立场的分析师(例如Renik，1993;Ogden，1994)。
主体间主义者也影响了伦敦的团体，或许尤其是Fonagy(1991;Target&Fonagy，1996)的精神化理论:‘我更愿意把想象一个人自身和他人意识和潜意识心理状态的能力称为精神化的能力’(Fonagy，1991，p.641)。Fonagy的观点是，在婴幼儿成长过程中的一个特殊时刻产生了一种认识:有一种精神存在于外部其它的客体中，与其感受自身体验的能力相当。这一步在幼儿进入心理世界时至关重要，并且标志着他称之为‘精神化’的心理学思想的开始。精神化注重客体的内心和主观性，所以它不单是仅用于驱力减少的目的，而是同另一个主体相联系。这表明婴儿一开始就意识到其他人也有思想，这是Fonagy所说的成人边缘人格仍在努力克服的问题。这一概念同Kleinian的‘D状态’明显相似。Kleinian的‘D状态’的概念在英国精神分析中获得了广泛的影响，也从而影响了Fonagy(见Mitrani，1993)对‘精神化’这一术语的Klein含义。作为病人外部现实的一个关键成分，病人对分析师的识别以当前Kleinian对反移情和分析师为中心的解释的兴趣为指向。
Kleinians可能不同意这一精神化步骤发生的时刻，因为Kleinian有一个观点是，在客体内部从很早开始，可能一生下来(天生的预想)就有一个潜在的心理想法。但这一不一致是在理论水平。如Sandler所说，我们可以将临床工作标准看作一个新的驱力，这一驱力正在影响Kleinian观点和伦敦经典精神分析信徒以及一些自我心理学家尤其是主体间主义者的那些观点之间的和睦状态。但是，大体上这些针对Kleinian术语的提议将伦敦当代的精神分析信徒们同自我心理学多少有点疏远开来，在这些提议里，病人的主观意识成为精神分析的一个特征。
脱离自我心理学
对能量模式的细致运用以及理论的精确对于临床观察的支配引起越来越多的机械‘感受’，这些‘感受’是关于实践---或起码是对自我心理学家工作的记录的。因此，最近这一本质上机械的态度似乎耗尽了精力!
北美的一些分析师表达了来自驱力-减少模式的及早不同意见:如Searles(1959a，b)和Kernberg(1965)。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Wolstein，1983)，对自我心理学的脱离部分来自于，在自我心理学(尤其在客体关系惯例中)以外发展起来的反移情新观点的压力。自我心理学理论的发展使分析师离病人的体验隔得太远(Kohut，1982)。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新的理论结构再次考察了反移情(Peterfreud，1975;Langs，1976;G.Klein，1976;Schafer，1976)。这些脱离自我心理学重大观点的改变倾向于对分析性设置的关系或交流方面带来并给予更多的强调。看起来两种倾向从当前占优势的观点出现:首先是自体心理学，其次为主体间主义者。
自体心理学
Kohut(1971)有意脱离自我心理学，将一个受苦的自体作为一个幽灵嵌进结构中。自体心理学旨在把同自体的关系增加到经典精神分析中，继续将反移情看作神经症的干扰。这一干扰20扰乱了平静的态度，这一态度主要用于共情性倾听并对病人的自恋提供镜子体验。这个反移情的镜子可以做两件事清:要么借助为病人重新表演自体观察的作用组成(a)自体;要么同一个被看成理想的客体做一种夸大的融合而组成(b)时机。这样一个镜子需要高度完善并免除沾染物，分析师可能用其自身的神经症性反移情形式将那些污染带进来。
因而，自体心理学采用了关于分析师体验中非移情性方面的新观点。当病人在移情和治疗联盟之间可能被划分开时(自我的无冲突方面)，分析师与之对应的方面是反移情(神经症的)和共情。尤其是，分析师的共情正视病人自恋的自体。在自体心理学中这一正视本身也许是有疗效的，带来更为开放和互动的工作风格，较少的用于领悟而更多用在建立以分析师的共情为基础的矫正性体验(Bacal，1990)。
关键性的比较
在共情和反移情的概念之间有一些清楚的比较点，这可在精神分析的其它学派中了解到。
1) 自体的体验不仅仅借助其本人的知识，还借助他人的”体验”形成。这在治疗中给予反移情特有的优先权。在移情和反移情之间的互动中，精神分析让那些未表达和表达不出的内容得以表达---不只是系统阐述的内容，而是潜意识。用这一创造性的方式，病人和分析师两方面的体验都接近英国独立派的观点。
2) 给予环境缺陷一个超过冲突的最重要的地位，在分析性设置中，反移情的运用是用于治疗的一个必要而且可能充分的措施(或回复措施)
3) 在Winnicott和拉康的发展心理学中，镜子体验的观点也很清楚。Kohut把分析师的镜子角色称为"镜子移情”。象Winnicott一样，Kohut认为这对病人发展其自体同一性是一个非常好的(或许绝对好的)体验。另一方面，拉康认为这是社会强加给不成熟的未成年人的，虽有必要但却有害。
主体间主义者
其它一些精神分析师对自我心理学的相同问题---它的机械化采取了一种不同的解决方法。这些近来的自我心理学惯例的继承人同自体心理学家一起分享他们对于主体---病人和分析师的主观性共情。对于病人和分析师之间关系的等同性，社会所承受的日益增多的压力对合作者之间相互关系的看法产生了影响21。他们的担忧是，自我心理学不能研究，在精神分析中观察者是如何影响被观察者的(Atwood&Stolorow，1984;Stolorow等，1987)。实际上他们有时似乎要从英国独立派惯例中脱离;尽管在其它时候(或同其他人)他们同等的转向由Kleinians(Ogden，1994)所强调的原始机制。
Ogden的‘对个体作为主体彼此体验的潜意识过程的主体间的共鸣’(1988，p.23)叙述了一个特殊的框架，用于思考病人和分析师作为相互依存的主体和客体(移情和反移情)是如何走在一起形成一个‘第三客体’的---或共同创造的分析第三者(Ogden，1994)。在广义上被称为反移情的分析师体验提供了大量的‘主体间的’临床事实。他可能将它们体验为明显专顾自己的杂乱思想，表面上与接受分析者无关的身体感觉，或者在分析性的一对组合内部其它任何一个主体间产生的现象(Ogden，1994)。
治疗重点放在这一看法上:个体主观性在主体间前后关系之内。这恢复了Sullivan的一个重新调查，以及人际心理分析的众多惯例(Levenson，1984;Cushman，1994)。可是，主体间主义者的治疗焦点放在分析性前后关系上，病人的前后关系就是同分析师的相互作用---这同人际学家强调社会关系在分析之外的方法形成了对照。他们以此时此刻为焦点的解释也促使这些分析师与英国所有形式的学派接近。
关键性的比较
主体间主义者依照各自的风格而各有千秋，而他们所用的一些方法同人际学家及英国客体关系学派的邻近学派形成了对照。
1) 许多主体间主义者大量依据Kleinian有关投射性认同的观点用于他们对人际距离的探索，但总的看来，他们拒绝接受Kleinian观点中破坏性的角色。
2) 主体间主义者倾向于忽视超乎正常的移情及附加的相关材料，支持彼此共同的时刻，与Klein将移情作为‘总体状况’的运用形成对照。
3) 主体间主义者脱离了个体心理学中人物特性的未知单元的观点，而这一观点是许多学派的大量分析性实践的焦点。
4) 主体间主义者通过强调治疗的此时此刻(如在英国精神分析中那样)与人际精神分析相区别，而非象Sullivan所做的那样去触及社会关系。
5) 用一种自体-客体的形式，主体间主义者从自体心理学家关于和自体关系的假定中退回。
拉康
与其它精神分析学派相比，拉康的技术非常古怪。移情和反移情同样不可信。在人际领域中同其他人的关系意味着社会对个体的强加。和他人一样，拉康认为自我心理学远远缺乏对精神分析实质的赞同。拉康的人际态度同主体间主义者有某些相似之处，但其理论结构是不同的。拉康采取一种政治上激进的姿态。他将婴儿的社会化描述成，社会有结构的符号世界对一个表面上质朴的天真的强加。他将此描述为在想象性命令和符号性命令之间的冲突，通过语言特别强硬的加以执行。在拉康看来，这作为精神分析内部一个强有力的斗争重新表现出来。因为在幼年期，分析师(父母)总是‘胜者’。
Limentani(1986)在他对IPA的总统演说中引用了Donnet将精神分析框架比喻成母性身体的比喻。他也引用了Donnet的脚注:
在一个脚注里他如下记录到:‘拉康的一个病人以躺下开始:拉康说"最后”…"好”来终止会谈。’当然，任何一个人能够明白，有一些富于刺激性的、挑衅性的而且可以调动许多激怒的东西与分析师这边这样的行为相对应，但这与精神分析有什么关系?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我们对将会谈时间固定在45或50分钟的理由并不太有把握(1986，p.236)。
拉康对精神分析的贡献也许更多的是，刺激了对作为分析性理论而变化的僵硬教条的思考(Spero，1993)。如Spero评论，对一个会谈不固定和无法预言的结束，从一种观点来看仅仅如此，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却有着一个自然的发展。从病人的角度来看，给予一个解释也同样具有不可预料和不固定的特性。在谈话的时间中加入解释大多不加思考的被主流分析师加以接受。拉康关于时间体验的问题由会谈的持续时间引起，朝向一个更广泛的需求以将设置理论化。Spero断言，‘时间的暂存模式是在分析性外壳中固有的一个完整自我功能’(1993，p.139)。
幼儿只有在他开始意识到别人，或者特别是当他察觉到别人对他的认识时，他才开始认识自己。拉康将此称为镜子阶段(1949)，这样，幼儿只在他由他人的感觉所理解和组织时，才了解他自己。这在分析性工作中也同样适用。病人只有借助其分析师有结构的知识才能增加他对自身的了解。
拉康省却了‘反移情’(1966)这一术语，理由是，它传达了在受移情支配的病人和受反移情支配的分析师之间的相互关系，但这一关系完全不平等(拉康，1977;Aslan，1989)。拉康对分析师和病人的‘欲望’给予同等程度的关心，病人和分析师都有分析的愿望22。病人的愿望清楚地包括那些原始的移情性质的愿望;他希望成为分析师欲望的客体。但分析师也有欲望。最起码他希望做一个好的分析师治愈病人，大概是促进精神分析本身。在他自己的塑造中，他在社交方面需要成为‘一个被期望了解的人’(le sujet-suppose-savoir---拉康1949)。这意味着对病人所拥有知识的一个毁灭性谈判。拉康(1991)采用Money-Kyrle(1956)对于反移情的临床实例传达可能发生的潜意识斗争的性质(见Palomera，1997)。
在这一意义上，病人是分析师欲望满足的焦点。在这点上分析师处在一个有特权的位置，潜在地实现他自己的满足。因而病人作为分析师欲望的客体而脱离了他自己。
拉康从经典的弗洛伊德立场---反移情是干扰，某种直接干涉病人的东西，得出反移情的观点(拉康，1951;Muller&Richardson，1982)。如Etchegoyen所写，‘反移情破坏论证过程的发展时，移情开始了’(1991，p.297)。然而，拉康抛弃了弗洛伊德经典的技术中立原理(Evans，1996)。象Heimann一样，他承认分析师有他自己的反应，这些反应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干涉了病人。但是，拉康认为，分析师自身的分析只是让他的欲望更加明显和公开。技术上取而代之的是，拉康认为，按符号顺序分析师的形成是，分析师接受新的愿望，‘分析师的欲望’。那应是一种反欲望，一种不希求治愈等，不强加给病人的欲望。这一似非而可能是的论点似乎也出现在拉康明显自相矛盾的传统愿望中---希求避免他作为移情(欲望)客体的强有力身份的过分要求，与此同时，他将一个绝对专横的时间间隔强加在分析性会谈中，会谈完全掌握在分析师手里23。
关键性的比较
尽管拉康那双关而又混乱的神秘语言， 尽管他有能力用异乎寻常的方式对之易如反掌地加以改变，他的许多偏见都与主流分析师的那些观点类似。
1) 拉康关于由分析师修改病人未系统阐述的体验的观点恢复了Bion的放弃记忆和欲望的指示。许多作者注意到这一一致性(如，Aslan，1989;Bader，1994;Barratt，1994)24。可是Bion的节制观点既考虑到潜在的一个创造性的结果，也考虑潜在的不可名状的恐怖的可能;对拉康来说，只有后者被预料到。
2) 个人在语言符号世界中的社会存在仅仅是被迫的。因此，文化在精神分析方面模棱两可，文明是不满的来源，言语的解释是支配的武器。
3) Winnicott(1967)接受了拉康关于将‘他人’作为对于孩子的一个规定的镜子角色的观点。象拉康一样，Winnicott声称这是客体的一个必要阶段和功能。与拉康的系统阐述形成对照，Winnicott强调其不复杂的温和特性。
4) 拉康对被强加的个性方面的怀疑，这种不完善的自体认识(Grotstein，1994)同Winnicott的不完善自体极为相似。
5) 拉康的认识重点使他的风格同大多数主流分析师的风格形成对比，在多数主流分析师的风格里，情感是欲望或者关系的能量源泉，以及解释的焦点。
对于由分析师强有力的立场所作的歪曲，拉康关于个人弱点的怀疑几乎完全取消了任何专业活动。
结论
所有关于近50年期间发展起来的反移情观点都包括这一认识:分析师的身份包含着一个富于同情心的人。他既有作为人的身份也有专业身份，两种身份都卷入运行正常和不正常的工作之中。这一正在增长的相互关系一般是对社会上运用语言技能的分析性反应，需要专业身份的民主化。那一压力给反移情的观点敲了一根弦，是所有专业工具中最为个人化的。
现在所有学派都围绕着这一认识:分析师的身份包括了一个富于同情心的人，但那是什么人呢?
他在反移情中体验的角色不只是一个专业能力的问题，也是一个个人身份的问题:他正同他的病人一起进入什么样的意识和潜意识角色?他努力去成为一个分析师;而他在病人的幻想中扮演一个角色;此外，他还有自己的意识和潜意识幻想生活，这些生活同他的客体一起进行。
病人精神世界的外化在移情中治疗性的扩大，通向许多可能的了解反移情内心模式的途径;(a)病人可能错误地把分析师看成他想象中的一个人物;或(b)分析师的精神状态可能因为巧合的原因与病人的幻想一致;或者(c)，最后，病人实际上引起分析师进入"角色应答”。从病人的观点来看，所有这些发生的事件都是均等的，因为他保留着一部分对分析师的信仰，成为作为一个内在客体而存在的人物。
但是存在另一种可能性，独立派和主体间主义者支持这一点，有一个人际焦点。合作者双方都有助于两者之间共同的创造。这一过渡空间或分析性第三者有着一个极其乐观的进展。他与拉康所描述的对分析师闯入这一空间所赋予的强烈消极的含义形成对比。Balint和拉康都既强调分析师也强调病人的亲密接触需要。
从Kleinian的观点来看，危险是对病人内心世界的亲密接触。对Kleinian而言，针对另一人或者他们的心灵所采取的行动可归因于客体关系的一个暴力形式或者交流的一种变异(非言语的)形式。修复就是，将这些东西放在言语的有意识询问或详尽研究之下。这导致同其它学派的一些分歧，在其它学派那里，重点放在，保持扮演和紧密接触之间的恰当平衡，或对自体心理学家而言保持作为病人的一面明晰、纯净的镜子。
这篇论文已成为一篇不同于一种占优势地位观点的报道。我所介绍的歪曲和不准确的地方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我自己的局限所致，但尤其从Kleinian观点来看，他们也会特别指向特定的偏见和约束。
反移情已成为一个掌握分析学派之间分歧的有用节点。由于他是关于每个分析师作为一个专业人员工作时个人身份的讨论，这些分歧坚持到学派之间甚至个别分析师之间技术实践的广泛差异中。精神分析日益接受个人成为专业人员。
感谢:我感谢我的同事Joan Raphael-Leff的鼓励和对写这篇论文中一些部分的建议。还有Richard Rusbridger和Bob Michels对早期草案的评注。
注：英文原文由武汉中德心理医院吴和鸣医生提供，译者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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