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淑娴译，朱一峰校）
仇恨是严重精神病理状况的最核心情绪，尤其是严重的人格障碍、倒错和功能性精神病。仇恨源于愤怒，愤怒是初级情绪，是攻击驱力的核心;在严重的精神病理学中，仇恨可能演变成一种直接对自己和他人的压倒性支配。这是一种复杂情绪，可能成为攻击性驱力的主要组成部分，盖过了其他普遍存在的攻击性情绪，如嫉妒或厌恶。
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主要关注愤怒的发展变迁，这发展导致了仇恨在某些有严重性格病理的患者中占据主导地位，导致了仇恨成为出现在移情中的主导情感。这种发展给予了精神分析对仇恨进行探索的可能，但它也给分析师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分析师必须在移情中解决相应的精神病理问题。接下来的构想，一方面是基于高风险婴儿的母婴关系和这类婴儿发展出过度攻击之间的关系(Massie1977; GaensbauerandSands1979; Call1980; Roipheand Galenson1981; Fraiberg1983; Galenson1986; Osofsky1988);另一方面是基于边缘人格组织和自恋及反社会人格障碍患者过度攻击的精神病理学理论(Winnicott1949; Bion1957a,1959,1970; A.Green1977; Moser1978; Ogden1979;Krause1988; KrauseandLutolf1988; Grossman1991)。对在移情中仇恨占主导地位的患者的极端退行患的观察，是构成以下构想的主要来源。
愤怒(rage)
临床上，在移情中表示攻击性激活的基本情绪状态就是愤怒。愤怒是一种轻微的攻击性情绪，表明潜在的愤怒反应，慢性形式表现为易怒。愤怒是一种比激惹(irritation)更强烈的情感，通常在其认知内容和被激活的客体关系性质上更有区别。一个充分展开的愤怒反应——其势不可挡的特性，其扩散性，及其对特定认知内容和相应客体关系的“模糊化”——
都可能会传达出一种错误的观点，即认为愤怒是一种“纯粹的”原始情绪。然而，从临床角度来看，对愤怒反应的分析——就像对其他强烈情绪状态的分析一样——总是揭示出一种潜在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幻想，其中包括自我的某个方面和重要他人的某个方面之间的特定关系。婴儿研究记录了愤怒作为一种情感的早期表现及其原始功能:是为了消除疼痛或激惹的来源。
愤怒的一个后期发展功能是消除满足的障碍;愤怒最初的生物学功能——向看护者发出信号，以促进消除刺激——现在变成了对看护者的更集中的呼吁，以恢复期望的满足状态。在围绕着愤怒反应发展起来的潜意识幻想中，愤怒既意味着激活了一个全坏的客体关系，也意味着希望消除它并恢复一个全好的客体关系。在发展的较晚阶段，愤怒反应可能是在面对极度沮丧的情况时，为恢复自主性而做的最后一击，而在潜意识中，愤怒反应被视为对所有坏客体、迫害客体威胁关系的激活。一种残暴的主张意愿的行为用来恢复自恋平衡状态，这种自我主张的行为代表了一种潜意识对理想化的全好客体的认同。
从临床上看，攻击性情绪的强度——无论是激惹、生气(anger)还是愤怒——与它们的心理功能大致相关:主张自主性，消除干扰或障碍以达到预期的满足程度，或者是消除或摧毁深刻的痛苦或挫折来源。但攻击性的精神病理学并不局限于愤怒攻击的强度和频率。共同构成攻击驱力的最严重和最主要的情绪是仇恨，一种复杂的或加工过的情绪。当我们将移情观察从神经症人格组织患者转换到边缘性人格障碍患者，尤其是那些患有严重自恋精神异常和反社会特性的患者,我们不仅越来越多地面临着移情中的愤怒攻击，而且还有仇恨,以及相伴的对此情绪的某些特定次级性格表达和防御。
仇恨(HATRET)
仇恨是一种复杂的攻击性情绪。生气和愤怒的认知部分是易变的，仇恨的认知方面则是长期和稳定的。仇恨还呈现出性格固化，包括强合理化以及相对应的自我和超我功能的扭曲。被仇恨吞噬的人的首要目标是摧毁他的客体，一个潜意识幻想的特定客体，以及对于这个客体的意识上的衍生物;在本质上客体既是被需要的，也是被渴望的，对它的破坏也同样是被需要和被渴望的。理解这个悖论是精神分析研究这种情绪的核心。仇恨并不总是病态的:作为一种对特定目标的反应，一种应对客观、真实的身或心毁灭的危险，这威胁着自己和所爱的人的生存，仇恨是一种旨在消除这种危险状态下的对愤怒的正常加工。但是潜意识的动机通常会侵入并加剧仇恨，就像在寻找报复一样。当仇恨是一种慢性的性格倾向时，它总是反映出攻击的病态。
一种极端形式的仇恨形式要求对客体进行物理消除，可以用谋杀或对客体的彻底贬低来表达，这种形式可以概括为对所有客体的象征性破坏——即与重要他人的所有潜在关系——这在反社会人格结构的临床上可以观察到。这种形式的仇恨有时在自杀中表现出来，在自杀中自我与被憎恨的客体等同，因此自我消灭也是摧毁客体的唯一方式。
在临床上，一些患有恶性自恋综合征(自恋型人格、自我协调性攻击、偏执和反社会倾向)和“精神病性”移情(以虚伪作为一种主要的移情特征)的患者可能会持续地试图剥削、破坏、象征性地阉割或非人性地对待重要他人——包括治疗师——在某种程度上用对抗治疗师来保护或夺回一个原始的理想化全好客体关系孤岛。
与此同时，这种移情似乎没有明显的攻击性;长期的欺骗和寻找一种原始全好的自体状态(这种自体状态消除了所有的客体——例如，通过酒精或药物，通过潜意识或有意识的努力来引诱治疗师参与剥削或摧毁他人)主导了这一场景。
治疗师去抵抗这种弥散的、普遍的破坏或玷污所有事情价值的努力，可能会被患者(通过投射机制)体验为一种残忍的攻击，这导致了移情中会直接出现愤怒和仇恨;我们会看到“精神病性”的移情向“偏执型”移情的转变(seechap.14)。恰恰这种移情给这些患者带来了一线希望。
不那么严重的仇恨表现为虐待倾向和愿望;患者有一种有意无意的愿望:想要让客体受苦，并对这种痛苦有一种巨大的意识或无意识层面地享受。施虐可能采取性倒错的形式，对客体造成实际的身体损害，或者也可能是恶性自恋、施虐型人格结构综合征的一部分，或者有时是一种理性化、理智化的残忍形式，包括想要羞辱客体。与更原始的、更包罗万象的仇恨形式相比，施虐者的特点不是为了消除客体，而是希望与被仇恨的客体保持关系，通过上演一种施虐者和瘫痪的受害者的关系。在这里，想要造成痛苦和快乐是核心，代表了在诱发这种痛苦时攻击和力比多兴奋的隐性凝缩。
还有一种仇恨的温和形式，在于想要主宰客体，寻求对客体的控制权，这可能包含施虐的成分，但这种情况下，对客体的攻击往往会自我限制，基于客体的屈服及其隐含的对主体自由和自主性重新确认。肛门施虐成分比更原始的口头攻击成分(在更严重的仇恨形式中)更有优势;在社会互动中主张等级优越和“地盘”，以及在回归的大小群体进程中具有的攻击方面，是这种仇恨更缓和的表现。
最后,在那些有相对正常超我整合和具有良好分化的三重结构的的神经症人格组织中,仇恨可以采取一种理性化的认同一个严格和惩罚性的超我、激进地主张独特但合理的道德体系、正当的愤慨和对报复理念的初级水平承诺。当然，这个层次上的仇恨，会过渡到一种责任感，那就是勇敢进取地坚持理想和恪守道德体系的承诺。
在这一层次的整合中，通常也有一种以超我的残酷形式将自我导向仇恨的倾向;临床上，我们看到了从原始的“偏执”转变为更先进的“抑郁”类型的移情的潜力。受虐和施受虐的人格结构以及包括偏执、受虐和施虐特征在内的混合神经症群组，可能会在抑郁和偏执的退行移情之间突然转变。相反，在更严重的精神病理水平上，移情几乎是绝对的偏执型，除非精神病态移情防御偏执移情时。
在次级的病理患者的移情中，我们可以观察到仇恨的情绪和性格成分的全部谱系，这些患者至少希望保存被仇恨的客体。仇恨的长期性、稳定性和性格上的固化，与对客体施加痛苦的渴望，性格化的)有时候是性层面的——虐待和残忍行为。
原始的仇恨还表现为一种倾向，这种倾向在于去破坏一种愉悦人际关系出现的可能性以及在人际交往中学习有价值东西的可能性(seechap.13)。我相信，在这种破坏亲密关系中的真实和沟通的需求之下，是对客体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嫉妒，特别是一个不受相似仇恨内在支配的客体。
是梅勒妮·克莱因(MelanieKlein,1957年)首次指出，对美好事物的嫉妒是严重自恋精神病患者的一个显著特征。这种嫉妒是复杂的，因为患者需要摧毁他自己对此的意识，以免他的恐惧被暴露，恐惧他的仇恨的残暴，因为他仇恨的客体身上的内容本质上也是他看重的内容。在对客体嫉妒以及对那些任何会带来好感受的客体的摧毁和破坏意愿，背后都是源于潜意识对最初仇恨的——也是需要的——客体的认同。嫉妒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原始形式仇恨的来源，它与口头攻击、暴食和贪婪密切相关，也是一种从创伤固着发展出的仇恨的并发症。
从表面上看，对潜意识——和有意识——嫉妒的客体的仇恨通常被合理化为害怕客体的潜在破坏，这即来自患者以前的依赖的客体所施加的实际攻击(患者被严重创伤)，也来自患者投射自己的愤怒和仇恨。
恶性自恋综合症常常伴随着慢性和潜在的严重自残行为以及非抑郁性自杀行为倾向。自残典型地反映出对一个凶狠和被仇恨的客体的潜意识认同。仇恨和无法容忍与客体的沟通可能会保护患者免于暴露一些综合意识形态，包括对客体的残酷攻击、对客体的偏执恐惧以及认同客体的自我导向攻击。
临床上，以傲慢、好奇和假性愚蠢(不能反思治疗师所说的话)为特征的移情，被比昂(1957a)描述过，阐明了患者的行为是出于对治疗师的嫉妒、对意义的摧毁以及施虐。移情的一个最一致的特征是表现出深深的仇恨，这是患者对治疗师的极度依赖，同时表现出对治疗师的攻击——这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对创伤固着”的表现。
同时，患者的幻想和恐惧反映出他的假设，除非他一直与治疗师对抗:否则他将受到治疗师的仇恨和虐待性剥削以及迫害等类似攻击。显然，通过投射性认同，患者将自己的仇恨和施虐倾向归咎于治疗师;这种情况说明了迫害者与被迫害者、主人与奴隶、施虐者与受虐者之间的密切联系，所有这一切最终都指向虐待、沮丧、挑逗的母亲和无助、瘫痪的婴儿。
基本上，患者在迫害者和受害者之间建立了一种客体关系，在他的身份认同中交替扮演这些角色，同时将对应的角色投射到治疗师身上。在最病态的情形下，似乎避免成为受害者的唯一选择就是变成一个暴君，对仇恨和虐待的反复主张似乎是除谋杀、自杀或精神变态之外的唯一的生存形式和意义。在较温和的情形下，另一个动力因素，嫉妒，出现了——不能容忍好客体，这好客体能逃脱残暴，故意不愿意(患者想象的)让自己从一个迫害性的客体变成一个理想化的客体，因此而被患者仇恨。在此，寻求一个理想化客体(理想母亲)，是隐藏在移情中无休止的仇恨攻击背后的。
更温和的情形下，在神经症人格组织中，有着更复杂和更精细的施虐受虐行为类型，我们发现了在疼痛中获得快乐的潜意识可能，被诱惑去体验疼痛(作为体验快乐的先决条件，在阉割焦虑、潜意识对俄狄浦斯追求的内疚的背景下，以及作为从被动经历痛苦到主动妥协解决潜意识冲突的终极转换)。所有这些力量都可能由于程度和比例的不同而紧密地凝缩和合并在一起。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强烈的动机要与所恨的客体保持联系，这种联系满足了各种原始的移情，在我看来，这是对这种创伤关系强有力固着的原因。
创伤固着
我相信，峰值情绪状态对内化的客体关系的组织不只在爱的情况下——这种喜悦对应于全能自体和全能客体之间的一个原始的理想化融合——而且还同时存在于愤怒的情况下，在最初未分化的所有坏自体和客体的内化中，这些关系在仇恨的支配下逐渐被整理成典型的客体关系。在对被虐待的儿童和高风险婴儿的研究以及在对处于极度创伤环境中人群的研究中，例如被劫持的飞机乘客最终会为劫持者辩护(“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让我们得以观察在仇恨支配下与制造创伤的客体的强有力的联系。Fraiberg(1983)和Galenson(1986)在关于婴儿内化母亲对他们的攻击行为并在与母亲和其他客体关系中复制母亲行为的研究尤其具有指导意义。
对令人挫败的母亲的强烈依恋是愤怒转化为仇恨的最终根源。这一转化的原因是固着在与一个在根本上需要的客体的创伤关系上，这个客体被体验为全坏的，已经摧毁了或吞噬了理想的全好客体。对这个坏客体的报复性破坏是为了奇迹地恢复全好的客体，但在这个过程中，它导致了自体面对客体的能力的破坏。这种转化采取的形式不是简单地与客体(母亲)认同，而是认同与她的关系，因此，对作为施害者的母亲的仇恨，及其伴随的痛苦、无助、无力等影响，也被转化为对她作为残忍、全能、破坏性客体的认同。与此同时，发展了寻求其他客体作为被攻击、被贬低的自体可以投射的对象。在同时认同受苦的自体和施虐的客体时，主体本身就已被关系中包罗万象的攻击性所吞噬。
仇恨作为对痛苦的逆转，是对客体的报复性胜利的基本类型，也是对通过投射性认同战胜可怕自体表象，对过去苦难的象征性报复，凝缩成对虐待行为模式的固着。患者如此有动机地虐待他人是因为他们再一次通过虐待客体来体验自己被虐待;不知不觉中，虐待被害者的同时，他们也变成了被害者。他们无法逃脱同时是受害者和施害者的命运。作为施害者，他们的生活离不开他们的受害者——被投射、否认的受迫害自体;作为受害者，他们在内心
粘附于迫害者，有时外在表现也是如此，他们的行为令旁观者震惊。由母亲做出的极端矛盾和不可靠的行为，很可能因为通过允许解释她的行为是由于被潜在好客体背叛，才使得她变成了不可预测且淹没性的坏，而铸就了仇恨谱系的精神病性结局。认同了一个背叛的客体，便开始了报复性破坏所有客体关系的道路。偏执的背叛冲动的最终来源(雅各布森1971a，第302-318页)可能就在这里。最严重的精神病理依恋行为已被描述在婴儿时他的母亲的行为是复合了遗弃、暴力、混乱、过度戏弄同时伴随长期沮丧(Fraiberg1983; Galenson1986)。在其他地方(Kernberg1991b)我已经描述了性兴奋的攻击性成分——侵入和被侵入的攻击性含义——将攻击性结合到做爱中的一种手段，利用疼痛体验中的潜在性兴奋来作为在性兴奋和性高潮中获得与他人融合的满足感的关键因素。这种将痛苦转化为性兴奋的正常能力在以严厉攻击为特征的母婴关系中已经被断送了，并且这种能力可能是导致以虐待他人获得色情性兴奋的关键桥梁。如果，与此同时,正如布伦瑞克和费恩(1971，1975)所建议的那样，母亲对婴儿的交替性的性欲刺激和撤回的态度构成了他潜意识中对一个戏弄型母亲和被戏弄的自己认同的基础，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将激活他自己的性兴奋作为一种基本的情绪，那么一个行为中包含对婴儿过分挑逗成分的母亲可能会使婴儿的仇恨特定指向施虐受虐的倒错方向。
一般地说，对婴儿和幼儿造成的深刻痛苦首先导致愤怒，然后，通过上述的认同和转换机制，发展成仇恨。因此，正如Grossman(1991)所提出的，疼痛可能通过一系列的心理转化，导致攻击性强化和精神病性攻击。
作为驱力的攻击性被过度激活(性格固着的仇恨在根本上起到了作用)干扰了在分离个体化发展阶段结束后相互分裂的全好与全坏的内化客体关系的正常整合，并且因此干扰了客体恒常性的启动和俄狄浦斯情结发展的高级阶段。在破坏这些的过程中，过度的攻击性会导致固着在一个点上，当所有好的和坏的内化客体关系没有被整合，而在全好的和全坏的客体关系中的自体和客体表征是相互区分的。这些构成了边缘性人格组织的心理结构状况，严重人格障碍的特征:前俄狄浦斯期和俄狄浦斯期的攻击占主导地位。
在更有利的情况下，全好的和全坏的内化客体关系的整合可能会继续进行，客体恒常性可能会发展，导致自我和超我结构的整合，并建立自我和本我之间的压抑边界;这三方面的结构正在巩固。在这种情况下，病态的仇恨被超我吸收了。一方面，早期的施虐超我前驱物与前俄期的理想化自我的整合，另一方面，整合了俄狄浦斯情结的禁忌和要求与更早的超我结构，这些引发了施虐性的超我需求、抑郁-受虐性的精神病理，以及次发合理化的性格施虐狂，与残酷和施虐的性欲系统的整合相关。或许各种各样的性倒错，包括在人格结构中神经症水平的倒错，可以将仇恨容纳为一种相对无害的、色情性的症状。羞辱他人的欲望是仇恨的另一种潜在的表现形式，这种仇恨有可能融入到受超我影响的性格特征中。强迫症患者需要控制和支配他人，以感觉受到保护，以免他人爆发攻击性的叛逆和混乱——因此，他与一个令人憎恨的客体进行了认同，并在一个相对较高的心理功能水平上投射了他自己不可接受的、压抑和投射的方面。对特定憎恨客体的依恋可以在精神病理学的整个谱系中被发现，有时几乎是夸张的表现为对敌人或迫害者的依恋。它可能表达了在共生阶段愤怒和性兴奋等基本情绪的共同起源，即持续相互凝视的最高潮存在于强烈仇恨和强烈爱的情况下。
治疗问题的一些讨论
以下是一些关于治疗严重的精神病理攻击患者的一般考虑，特别是关于在移情中的强烈仇恨。在其他地方(chap.3)我指出，必须连贯和深入地解释在移情中激活的愤怒的隐含潜意识幻想的本质，特别重要的是解释对承认愤怒的愉悦方面的次级防御。在考虑仇恨的精神病理学谱系时，我首先要强调这种情绪的反移情后果。
我在早期的工作(1975,1984)中指出，患者，尤其是具有反社会特征的自恋患者，极度憎恨他最需要从治疗师那里得到的东西:对他坚定不移的奉献。因为他的嫉妒，于是患者也憎恨在治疗师努力获得理解和将这种理解传达给患者的过程中所包含的创造力。精神分析师感到精疲力竭，他的努力将付之一炬，他感到患者极度缺乏感激之情，这可能会导致反移情，这种反移情往往倾向于永久化或甚至掩盖患者的仇恨和嫉妒等付诸行动。
治疗师可能试图通过在情感上与病人断绝联系来摆脱他的沮丧。治疗师恢复平静可能是以内心的屈服为代价的，对此患者通常能感知到，这并不奇怪，但很容易容许，因为他正确地将其体验为治疗师的失败。一种不自在的平衡可能随之而来，其中表面友好掩盖了治疗关系的“寄生性的”(Bion1970)本质。或者治疗师可能与患者的分裂过程串通起来，促使其将攻击部署到其他地方，并促使建立一个伪治疗联盟，以确保移情中友好的表面关系。
治疗师经常采用的另一个解决方案是吸收患者的攻击性，充分意识到正在发生的事情，但没有找到一种方法来将这种付诸行动转化为可行的解释。这种发展相当于一种对“不可能”病人的受虐服从，有时治疗师会相当有意识地参与其中，他相信只要有足够的爱，大多数事情都可以治愈。这种面对患者这样受虐的结果，通常是最终在反移情中付诸行动攻击:要么是解除咨询，要么是无意识地刺激患者离开。
然而，最有可能的是，治疗师，甚至是经验丰富的治疗师，也会在他的内在立场中摇摆，日复一日，从一次咨询到另一次咨询，摇摆于试图分析性地解决移情中仇恨的激活和放弃或撤退。这些自然的动荡过程实际上可能反映了一种合理的妥协形式，允许治疗师退后一步，评估他的各种干预措施的效果，并在他返回积极的解释立场之前给他一些喘息的空间。在所有的案例中，我认为诊断针对移情中的攻击谱系中最病态的一端的仇恨(也就是反社会或精神病态移情的发展)的次级防御是极其重要的。必须始终检查患者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破坏所
有关系，尤其是治疗关系，治疗师需要充分意识到这样的检查可能会将表面上“平静”的精神病态移情关系转变为严重的偏执型关系，并在移情中激活强烈的仇恨。
治疗师的正常超我功能，他是品行端正的而不是道貌岸然的(E.Ticho，个人通信)，这将被具有反社会倾向的患者体验为毁灭性的攻击和批评。
把对患者的偏执反应的解释作为对反社会移情的解释的一部分是很重要的。这样的解释可能如下:“我的印象是，如果我向你指出，我认为(某某行为)是你强烈需要破坏(某种关系)的表现，你可能会把我的评论解释为我在攻击你，而不是试图帮助你理解我认为是你目前困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一旦移情从主要的反社会模式转变为偏执模式，对严重偏执退行的一般技术方法我在第4章中指出了，以及它的特点和管理。我现在只想强调，有必要坦率地对那些相信偏执扭曲现实的患者承认，治疗师以完全不同的方式看待这一现实，但尊重他和病人对这一现实的看法暂时不相同:换句话说，在试图用解释来解决这一现实之前，在移情中识别、限制和容忍一个“精神病核”。通常只有在严重精神病患者治疗的晚期，才会发生理想化和迫害性内化的客体关系的整合，并相应地将偏执转化为抑郁移情——也就是说，患者出现内疚感，会关注攻击性的危险影响，并希望修复心理治疗关系。当施虐因素特别明显时，重要的是让患者意识到他在仇恨中的快乐，这是我在第3章中广泛讨论的一个主题。这就要求治疗师能够理解患者的攻击性中所隐含的快乐。当权力关系成为移情中的主导问题、仇恨被表示为过分需要维护权力和自主性时，对移情的这一方面分析通常就涉及到普通的肛门施虐部分，而治疗师是在处理攻击性的精神病理学谱系中的“更健康”一端。
同样，最困难的患者是那些同时具有强烈攻击性与深层超我功能精神病理(因此他们缺乏对危险攻击的内部约束)同时存在的患者，治疗师可能会现实地害怕释放出超出治疗能力
的破坏性力量，难以容纳它们。这适用于一些患者的恶性自恋综合征，可能是反社会人格本身是不适用精神分析治疗方式的一个主要原因。治疗师需要有一种合理的安全感，这是很重要的，确保对强大的攻击性力量的分析不会给患者或他人(包括他自己)带来新的风险。对这种可能性进行现实评估，并对治疗情况进行现实构建，以保护患者、治疗师和其他人免受由于攻击性行为造成的过度危险以及潜在的不可逆转的影响，这是这一领域成功工作的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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