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后之爱-分析师的色情性反移情
作者: 陈姮译 / 655次阅读 时间: 2021年9月17日
来源: 徐建琴 审校 标签: 色情性移情 移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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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后之爱-分析师的色情性反移情
陈姮译 徐建琴 审校
Jody Messler Davies, Ph.D.文


(1994). Love in the afternoon: a relational reconsideration of desire and dread in the countertransference. Psychoanalytic Dialogues, 4(2), 153-170.DOI:10.1080/10481889409539011


午后之爱

精神分析对分析师的色情性反移情的探索一直是个在公开场合很少涉及的主题。

本文将这种专业上的缄默视为两种相互交织的阻抗的表现。

第一,回避从结构驱动模型的某些成见中发展出来的自我和客体组织的生理基础,

第二,不愿意把父母/分析师看作是孩子浪漫的俄狄浦斯斗争的完全参与者。

一种基于心理结构的重构关系模型的替代模式被提出来了。

在这里,自我与一系列内化的重要他人之间的关系中的身体体验成为对患者和分析师都有意义的组织组成部分,这个部分必须被纳入到正在进行的关于移情-反移情的探索中。同样地,在父母和孩子、患者和分析师之间展开的俄狄浦斯情结是从两人模型的角度来看待的,在这种模型中,双方共同的象征性参与成为必要的前提条件,为成熟的爱打下坚实的基础。本文从几个角度探讨了一个临床案例,在这个案例中分析师认为有必要揭示色情性反移情的存在。

爱情和激情是诗人和哲学家最喜爱且永恒的话题,但在当今的精神分析文献中一直被极力回避。特别是当这种压力开始对分析师的反移情体验产生影响时,我们在对患者的反应上,在对话的开放性上变得慎重和小心。患者和治疗师好像都忽视了想法和行动之间的区别。普遍存在的俄狄浦斯期的乱伦幻想,和没有边界的前俄期色情性恐惧,在对现实的乱伦活现的恐惧和不可理解之中,变得不普遍了。

目前对早期性创伤以及咨访之间同样真实的性接触的兴趣和关注,无意中带来一个危险,即进一步剥夺这个已经被限制的象征性人际对话、实验和游戏的舞台。

近现代文献

关于反移情的欲望的文献很少。最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色情性移情的领域,特别是性别差异如何影响女性分析师/男性患者二元关系中正向和负向俄狄浦斯移情的发展。

这场争论围绕着这样一个问题:对退行的恐惧引发了与无所不能的前俄期母亲融合的恐惧和危险是否从本质上抑制了更强烈的性欲(Lester,1985;Goldberger and Evans,1985;Goldberger and Evans Holmes,1993;Person,1985;Kulish,1984、1986;Karme,1979,1993;Diamond,1993)。

虽然这些作者中有几个提到了分析师对色情性移情发展的反移情阻抗问题,但没有人将它延伸到临床探索的中心。据我所知,有四个明显的例外。

Searles(1959)是第一个探索他的色情性体验以及自己对男性和女性患者的性体验和反应的分析师。

Searles坚信:处于俄狄浦斯情境的体验与最终克服俄狄浦斯情结一样重要,虽然放弃俄狄浦斯的愿望是通过内化超我来完成的,但是内化父母和孩子之间彼此爱的欲望将成为自我功能重要的一部分。这当然会在患者和治疗师的移情-反移情中重演,并将出现在所有成功治疗的最后一个阶段。

他表明:

如果孩子与父母的关系达到一定程度的健康,那么他会获得力量去接受俄狄浦斯挣扎的不可实现性,这主要不是通过认同令人生畏的、与之竞争的父母一方,相反,主要是通过强化自我的体验,发现他爱的父亲或母亲,把他当作有价值的,被爱的个体,回报了他的爱,在拒绝他的俄狄浦斯的爱恋时,父母这一方也有失落感。[pp. 301-302]

然而,Searles接着说,分析师对这种感觉,觉察到就足够了,患者能“感知”到,公然表达这种反移情经验会将分析师置于“不稳定”的境地(p.291)。他没有详细评论患者对意识到这种移情的强烈阻抗,但是他暗示了绊脚石可能是反移情的阻抗。

根据Kumin(1985)的研究,人们对色情性移情与反移情的意识日益增强的反应可能包括强烈的焦虑感、挫败感、羞愧感、羞耻感和厌恶感,最好称作“色情性恐怖”。Kumin认为并不是患者的欲望,而是分析师的欲望抑制了色情性移情的发展和叙述。

Wrye和Welles(1989;Welles和Wrye,1991;和Wrye,1993)的论述更进一步,他们研究出一个独立发展路线,即“母性的色情性移情和母性的色情性反移情”,从前俄期二元的、身体感官快感的阶段到更狭义的、三元的、俄狄浦斯式的、性欲亲密的阶段,最终到“更具适应性和创造性的转型,视母亲/分析师为更具整合性的完整的客体”阶段(Wrye和Welles,1989,p.675)。

在这里,也强调了分析师需要修通对治疗关系中的共同体验的反移情性阻抗。Wrye(1993)说:

我们假设在前俄期的移情-反移情的情境中,反移情的问题可能不是举止规范,而是允许自己参与其中。语言可能被色情化,而体验却奇怪地不足,病人渴望的是与分析师的身体或身体产物接触;双方可能都面临与对方融为一体的渴望和恐惧。不仅是患者,分析师也必须识别并处理这种愿望[p.243]

一种新的精神分析模型的含义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精神分析真正开始于认识婴儿性欲、乱伦愿望及其这些对幼儿幻想组织的影响。

治疗成为一次聚焦性的尝试,试图解开交织着身份认同,色情性欲望和凶残的仇恨的错综复杂的线索,因为它们赋予每个人内部客体世界组织以独一无二的色彩和质地。

随着治疗技术理论围绕着对移情的理解(患者对分析师的幻想和愿望,反映了患者和重要客体之间早期和无意识的关系)而组织起来,强调最大限度地突显这些移情体验并保持其“无染”,不受特定分析师的暗示和影响。

强烈的、片面的移情扭曲体验(患者根据自己过去的病理关系对现在进行扭曲重构)成为分析的典范。分析行为的模式取决于对这种扭曲的阐述,以及对其历史的和本质的病理根源的解释澄清所产生的洞察力。

因此,节制和中立这对双生子成为精确分析的必要条件。在这样的模型中,分析师仅作为患者的欲望和反欲望的客体存在;而只有完全挫败了移情性的俄狄浦斯愿望才会导致可解释的移情性神经症

当然,精神分析在解构这种基本的分析原则方面已经走了很长一段路。

我们中的许多人都已经将精神分析相遇视为两人互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患者和分析师都带来了对他们共有的经历的独特感知,这不仅受到对彼此的现实感知的影响,而且被每个参与者相互投射、相互认同的独特的内在客体关系系统所着色、塑造,有时甚至被扭曲了。在这样一个修正的模型中,传统意义上的分析中立性理解是站不住脚的。我们假设——事实上,我们依赖——这样一种希望:分析师和患者将一起陷入早期与重要他人之间的复杂的、未经阐述的体验再现中,通过分析性的关系重新处理早年被剥夺的体验领域,揭示患者目前的人际上的和心理上的困难。

当我们进入由分析性的参与再活现以及最终达成理解所定义的领域时,节制和不满足的古典精神分析观念受到了质疑。从逻辑上看,如果移情-反移情体验中的再活现被理解和整合,不是患者的治疗性再创伤,那么就必须发生一些本质上不同的事情以使这种再活现仅是部分的。

精神分析师凭借自身的存在和能力提供某种保护、抱持和涵容的功能,这从根本上改变了患者早期的焦虑、悲伤、嫉妒、愤怒和性欲亢奋的体验。

通过这样做,分析空间提供了一个背景,在这个背景下先前被禁锢的体验可以被重新打开,掌控,并更有效地整合到内部系统中,这个系统不再将这样的时刻看作是淹没性的和危险的。

分析师自己既成为吸引无意识内在自体和客体系统重现的磁石,又成为过渡空间的缔造者,在那里,这种自体和客体体验可以自由呈现,并以更和谐的方式重新设定自己。作为磁石和缔造者,分析师在积极诠释的前台和涵容抱持的后台之间穿梭,在诠释过去和共同创造新体验之间找到最佳的张力。

事实上,如果认为在这样一个模型中,分析师对分析情境的主观体验可以被忽略,或者认为这种体验本身(尽管可能是主观的)并不是接触患者未明确的体验的通道,那就太天真了。

因此,我们对分析师的反移情很着迷:如何知晓,如何使用,何时披露,什么是分析师这边将危险反移情付诸行动?Aron(1991)在对Benjamin(1988)的重要著作的临床应用中定义的,患者对分析师主体性的理解和幻想是什么样的?在这样的氛围中,对于分析师的性和情爱体验,根本没有任何有根据的讨论,令人更加困惑。我希望,清醒地反思那些将这种对话排除在专业文献之外的无意识过程,能够对精神分析相遇中某些平行的工作过程有所启示。

关系性的反思

在试图消解这些顽固抵抗时,我将重点放在两个特定的反移情压力上,我认为这与抗拒探索分析师的性主体性边界有关。

首先,对俄狄浦斯情结的动力学理解仍然植根于驱力理论和自我心理学的土壤之中。因此,几乎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孩子需要接受这种欲望的实质性地实现是不可能的。放弃乱伦愿望,实施自我防御机制,建立升华的通道,形成内化的超我,这些都依托于Freud所说的“俄狄浦斯情结的消解”之上。理想化的俄狄浦斯之爱的象征意义是,将父母和孩子推向权力、屈服和身体欲望的体验中,体验本身的力量被回避,然后超越这一特定阶段的愿望,寻求更健康的升华表达形式,体验本身被这一艰巨任务所掩盖。

同样地,在一个自体与客体矩阵的心理结构平行系统中,俄狄浦斯体验的情欲、身体的方面经常被忽略,被认为属于初级心理功能,只有在“心理病理状态”中才有意义。

因此,放弃驱力的心理后果优于关系中受挫和满足的实际体验,也优于这种生理的、更纯粹的类似情欲的体验。

很明显,当代精神分析思想家扩展了我们对体验和解决经典俄狄浦斯结构的复杂过程的理解。Fast (1984), Benjamin (1988), Dimen (1991), Ogden(1991)(只列举几个人),他们都提到一个可能被称为“过渡的俄狄浦斯期游戏”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幼儿经历着与父母双方的最初的身份认同和情爱交流。

在这样一个无边界的性和认同的实验阶段中,孩子需要体验性别主导的、处在两极的不相容性,才能最终巩固性别认同,从而放弃Ogden(1991)所说的“双性特质的无所不能”和Fast(1984)所称的“过于兼容的性别定义”。

但即便如此,强调的还是认同的过程为这种放弃和最终的实现奠定了基础,我们在接受性别差异时被迫放弃的东西可能会在与另一个人的性爱发现中重现。即使在对经典发展理论进行如此广泛而大胆的重新解释时,对发展中的孩子的心灵的讲述仍然要比身体多的多;我相信,重要的性爱体验发生在心理和生理体验交汇的界面上。

我认为在这个过渡空间里,孩子搞清楚她现在的一切,她将来会成为的样子,最终必须通过与其本质上不同的人的亲密和性接触来寻找到一切。

这是一种以生理为基础的身体编码的经验,它平行于更认知的语言编码,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与后者分离的。我相信,成人体验性欲的潜力以及实现身体亲密和欲望的特定的困难的早期模板都是在这过渡的俄狄浦斯实验阶段形成的。

让我来详细说明。我当然不是建议回到弗洛伊德的非个人化和内生性组织驱力理论。我想说的也许更符合Fast(1992)的说法,即“体验的基本单位是自体与他体之间的身体互动” (P.396),或者Bollas(1988)认为的,早期的客体是“主体的环境-躯体转换器”。我认为,当孩子重新建构生活在自己身体里的体验时,当她因为有这种初步的实验性地认同,而超越自己的身体定义,开始理解另一个人有独立的主观体验时,那将是时时刻刻的、几乎不间断的流动的身体状态,与自我和他人的每一次体验都有特定关系,当它们被内化进越来越有组织的自体和客体表征矩阵时,一个独立又平行的自体体验组织象征性编码成一种躯体感觉和非躯体感觉的语言:唤起、亢奋、抑制。

我相信,认为自身体验只在早期发展阶段、或初级心理状态占上风时才重要,这是一种误导,这是从驱力理论衍生出来的、令人遗憾的说法。然而,我也相信,在努力超越主要基于非个性化驱动组织的性概念的过程中,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抛弃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性仍然是身体感觉变化的结果,它发生在特定的幻想和人际关系中。

实际上,我认为自体组织和体验的这一特定方面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越来越复杂,并分化,并在任何理解个人的性生活的尝试中都占据着特殊的中心地位——这是与他人关系中的自我体验组织,在关系中,爱,羞耻,理想化,嫉羡和愤怒不仅是词语,而且是身体感觉的系统,难以捉摸,千变万化,并且很少(如果有的话)在正常的人际交往中进行语言表达。

假如我们要进入色情性欲望以及困惑和压抑的临床领域,我们有必要了解人际关系的这一基本背景,因为它对患者和治疗师都有影响。

通常,体验的这方面内容让我们接近压抑了的、和解离了的情欲体验状态,否则的话,无法在临床研究的言语论述中出现的。然而,我们经常被教导要避免沉浸在身体层面上,因为认为它太过原始,太令人唤起,以至于可能使患者过分沉湎。相反,我们被教导沉默是中性的,但是从自己的生活经历中,我们知道这种有意义而又令人不安的沉默正是情欲再现的前戏。

最终,如果我们假设生理会发展到纯粹的或接近纯粹的心理,如果我们将这种状态视为失控的冲动或者原始的表达方式,会有另一种危险:事实上,这样的理论实际上会鼓励过早地放弃色情性体验,而不是让它作为不断发展和分化的正常基础,增强逐渐细化这种体验的能力,我们失去了自我组织的一个完整的方面,也失去了一种不同的语言,通过这种语言,我们可以理解患者与重要他人关系中高度冲突的方面。只有通过整合这些经常解离的、在与他人的关系中体验到自我的部分,即结合纯粹的身体方面和纯粹的精神方面,我们才能推进这种身心结合,这对于影响患者体验性欲的能力是必须的。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使患者保持稳定, 足够久地忍受焦虑不安的躯体状态,以便从主体的内部、从自体和他人的主体经验中了解这些时刻,从而将自我、涵容、象征并入到我们的精神分析探索中,有能力了解涵盖身体、感觉以及语言和其他形式的心理定义?当然,作为临床工作者,我们如果没有先让患者重新打开和维持那些感觉,就无法解释身体感觉的无意识或未表达的方面(Stern, 1983)。作为个体,我们不可能知道一个最初没有感受到的体验。我们无法整合情欲体验,除非我们能够与另一个人在一种既没有侵入性的过度刺激,也没有无声的羞辱的安全的氛围中舒适地探索。

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分析师的一种能力,这之前已经描述过。过去的与客体相关的体验在重现时,分析师能够扮演引导者的角色,并同时保有体察旧体验,促进新体验的涵容功能。当患者和治疗师一起重新沉浸在与特定客体相关的经验中,所描述的体验的生理基础一定会重新显现。作为分析工作的全面参与者,分析师必须愿意去感受和处理自己的躯体状态,伴随着自体和客体在色情性反移情中的相互作用,认清患者逐渐展开的色情性移情中的内在状态。

我认为,第二个分析师对性的主体性探索的阻抗来自于不愿意把父母,也不愿意把分析师视为性欲的俄狄浦斯情境的完全参与者。

至今为止,我们熟悉的精神分析理论是弗洛伊德摒弃诱惑假说,接受以俄狄浦斯动力为中心的信念,这是正式精神分析的基石,它使临床分析师的工作重点从早期性创伤的现实向俄狄浦斯幻想和结构转变。

然而,这一转变产生了另一个较少探索的结果。它永久性地把焦点从失控的父母身上转移到了极端的创伤性的侵犯,从探索对孩子的攻击和对孩子的性渴望的体验,转向了探索孩子的性幻想和欲望,而这些孩子的父母成了石头一样的客体,成了不变的冷静的欲望对象。

在分析性的框架内,任何对分析师指向患者的性感受的探索都会揭示出这种防御性转变带来的压抑,父母/分析师作为孩子/患者的俄狄浦斯情结体验的积极参与者,在这种强制性的单方面浪漫情感的影响下,自己矛盾的俄狄浦斯情结斗争重新激活了。

以串通共谋的方式来否认父母的性欲是多么容易,或者将这种浪漫的俄狄浦斯之爱防御性地贬低为不成熟的、理想化的、青春期的或者病理性的。

更容易发生这样的状况的情况是,分析师自己的训练分析在精神分析概念发生许多变化之前,就开始了,他们的分析强调了放弃和顺从的价值,而不是过渡性游戏的象征性力量,以及在精神分析情境中维持某些基本悖论的需要(Winnicott, 1971; Ghent, 1992)。

在这种情况下,分析师退回到不对称的一人模型的防御性依赖中,该模型假定性幻想生活和患者相关的生理感觉可以隔离开来,就好像这样的体验可以与精神分析师一致性或互补性的幻想和感觉分离开来。

我认为尽管要小心把握时机,但最终患者必须认识到分析师是她自己的性感觉和欲望的主体。当传统的分析框架被患者用来防御,以此保护自己,不承认分析师的性主观性时,我认为随之而来的是某些反治疗的界限混淆。

患者就像被过度刺激的俄狄浦斯期的孩子一样,他因自己的性欲渴望忍受着罪疚感,同时还要承担否认父母也有兴趣,也有参与的重担。

当这种困惑得到分析师自己的支持时,这从理论上加强了分析师不愿意把她的性反应看作反移情过程的一个重要方面,我相信一个反常的场景,而不是一个越来越亲密的场景被重演了。

这至少部分是因为一种普遍性的的防御,防止父母意识到自己的性爱幻想与孩子的性爱幻想有关。我担心,在很多情况下,伪装成中立的分析行为,可能代表了患者的移情的重现,而这种移情是性受虐的满足,是分析师的反移情诱导出来的,这不是亲密和性爱能力的增强。

事实上,Masud Khan(1979)在介绍他的第一本书《性倒错中的疏远》时说到:“这本书的基本论点是,性倒错在他的欲望和欲望的实现之间放置了一个去人格化的客体;这个客体可以是一个刻板的幻想,一个小玩意,或一个色情图像。这三者都使性倒错者与自己疏远,就像与他渴望的客体疏远一样”(p. 9)。

一个案例

让我用一个简短的临床案例来做总结,希望它能给我们一些启发并说明以下几点的重要性:(1) 分析师不要防御性地贬低以性幻想相关的生理和感觉的中心地位;(2) 分析师需要承认自己参与了患者的性幻想,有时还要在治疗过程中透露她对这种参与的看法。

27岁的M先生是一名数学专业的研究生,他的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他的数字理论和抽象世界里。他对女同事和女同学产生过强烈的性幻想,尽管他从未在现实中表露过这种感情。每当他试图接近一个女人时,他就会变得焦虑、出汗,并被他所描述的“一种相当紧迫且具有威胁性的恶心”压垮,从而结束了他的任何浪漫之举。

如果一个女人用一种类似于诱惑的方式接近他,患者就会变得冷淡和排斥。他有大量的躯体化,实际上他有躯体疾病和为此抱怨不休的漫长历史,这只会强化自己是虚弱、多病、对异性毫无吸引力的感觉。

因此,患者迅速发展出强烈而高度色情化的移情,这是令人惊讶的。他对涉及我们两个人的性幻想进行了热烈的、近乎诗意的描述。他声称,我是他的“完美女人,热情、性感,也许是唯一可以使他摆脱性压抑和孤独的人。”幻想本身生动且引人注目,这与患者极端的尴尬的性经历有些不一致,我发现我开始警告自己不要太过当真,过分享受它们是危险的。

然而,我不知怎么地在这个呆板、抽象的人物形象底下激发出最有诗意的情人的心灵,这让我不止有一点兴奋。有一天我非常震惊,我发现自己在嫉妒地想着那个患者真正的爱人,她总有一天会成为患者性欲的受益者。我开始后悔没有生儿子。

那感觉像背叛了自己的女儿。背叛的内疚感让我关注到自己的母亲,同时我不舒服地识别出一些夸大的俄狄浦斯欲望和经历的记忆

显然,我已把现实世界抛在了脑后,与我的患者一起进入了一种共同的俄狄浦斯式的激情、胜利、狂喜和悔恨之中,就像我成为他的客体一样,这也是我自己复苏的冲突的主题。

我感到困惑,不确定自己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但我始终痛苦而清晰的知道,无论处于什么状态都离节制和中立的舒适状态很远。

与此同时,在每一节会谈的节奏中都出现了一种有趣的模式。患者会有些害羞地进来,尽管他讲述的内容总是五花八门,但一种亲密而紧张的气氛很快就会建立起来。

有时这种体验由患者用语言表达出来,在其他时候,我也会被自己内心的紧张感和兴奋感的唤起而警醒,这些生理状态成为了倾听色情性潜台词的必要线索。

我会努力找到一种方式来回应这个过程中显性的和隐性的内容,以一种既不焦虑又不排斥,既不急切又不过分刺激的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很明显,患者的态度和人格在我正要干预的那一刻会发生戏剧性的变化。

很显然,我只被允许观察、理解和反思治疗进程,但患者似乎对我正准备介入的那一刻,有着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他会变成一个更积极的参与者。

有特定的那一刻,他似乎对自己感到崩溃,他倒在椅子上声音嘶哑而有些刺耳,他没有权利对我有这些感觉。当然,我不可能和他有同样的感觉,因此,我一定是在偷偷地嘲笑他,向我的朋友们描述他是多么的渺小和可怜。我只能假设,这种象征性的、但性欲化的相互关系正被患者体验为圆满。一种创伤性的越界行为,在当下的治疗性再现中,立即促成自我和客体的重新调整。很明显,我感觉他已经不再是同一个人了。

我的温暖感和不断增强的被唤起感会立刻消散,取而代之的是我感到愤怒、被引诱和被误导。我意识到我的胃不舒服,并且有一种恐惧的体验,在身体上感觉明显而且可怕。

在我最初让患者安全地尝试自己更活跃的、更具诱惑力的和更性感的一面的时候,很明显,在我们临床重现的某个方面,他也让我感到安全。当我试图追随自己的唤起、欲望、嫉妒、反唤起和抑制状态时,紧随其后的是害怕和恐惧,很明显,通过自体和客体表征的转换的矩阵,这些反移情体验有可能来充当某种路线图,随着临床工作中的特定的移情-反移情的快速切换和转移来发挥作用。

在分析的过程中,患者也曾有过这样的时刻,他需要把我当作有性别的存在来面对,并处理他对这一认识所产生的强烈反应。

当我们跟随彼此情感和身体反应的路标时,当它们让位于对他内心客体世界的特定方面的重新活现和解释时,越来越清楚的是,患者的母亲是非常具有诱惑力的、浪漫的和具有性刺激的,尽管从来没有实际发生什么。他想起了漫长而慵懒的下午,他蜷缩在她身边,听她读书给他听;总是有史诗般的诗歌或者是关于浪漫、激情和冒险的故事,奥德修斯的故事,亚瑟王和圆桌骑士的传奇。

他回忆起曾经常常将母亲和他自己幻想成吉内维尔和兰斯洛特,而和善的、性冷淡的父亲亚瑟王则在幕后看着他。

当我们努力去理解我对突发的危险和惧怕的重复体验,以及随后在反移情中减弱的色情性体验,患者对母亲的其他体验开始浮现。他回忆说,只要他小心不要对她亲密的拥抱做出露骨的回应,他们之间就会一切顺利。如果他过于热切地抚摸或拥抱,或者像他有一天所说的那样:

即使我深深地或渴望地叹了口气,她都会改变,事实上就在我眼睛前面改变。她会惊恐而厌恶地看着我,仿佛我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人。

好像她知道我对她的感觉,她对我很反感……一想到我会对她有那种感觉就反感。我知道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能忍受女人对我有性的反应。我担心她们会突然改变,觉得我恶心。我不能冒这个险。太丢人了。

虽然这代表了部分修通,但患者始终无法接受我的解释:即也许在这些最亲密的时刻,他的母亲对年幼的儿子的性冲动感到反感,也许当他以特定的方式回应时,她变得更加兴奋,甚至超过了她自己否认的阈值。

M先生对这样的假设感到愤怒,他控制住自己的怒火并声称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母亲不被允许对她们的孩子有性感觉,就像分析师不被允许对他们的患者有性感觉一样。

他的告诫很管用,确实在一段时间内控制了我的性反应,就像他的母亲控制了他的性反应一样。当我对患者有这种感觉的时候,我会有某种失职或羞耻的感觉。在这里,我相信我们或多或少陷入了一种反常的情况,事实上,这使得治疗无法进入真正对性的欲望的体验和理解。

在患者和我之间,我忠于一个非个人的理论,这个理论教导我,这种反移情应该被理解,并且由我自己来修通,它可以用来提高我对患者的理解,但是,特别是在性唤起的方面,如果不进行象征性的乱伦行为,它就不能被讨论。患者把刻板的幻想放在我们中间,僵硬地恪守着这个幻想--父母对他们的孩子没有性唤起,同样的,分析师对患者也没有这样的感觉。依仗着这样刻板的观念,保持看起来中立的立场,我相信我实际上是在施虐性地满足患者对我们关系的本质以及他与女性关系的假设,这种假设根本上是受虐性的。

超越这种治疗僵局需要我致力于修通一系列强大的反移情阻抗:我害怕成为患者压倒性的、前俄期的、断裂的母亲;我害怕再次回到那压倒性和侵入性的记忆中,自己在生理上和情欲上被缠缚;我害怕超越理想化了的俄狄浦斯情欲并找到成熟爱情的危险。

在某种程度上,有这场斗争是因为这个年轻人坚持否认他是女性性欲望的客体这一事实。他只把自己看作是一段又一段单相思的受害者,这种治疗上的僵局挑衅了其他任何对我来说“更安全”的解释方式。有一天,我觉得别无选择,就对患者说:“但你知道,我对你有过很多次性幻想,有时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有时是我一个人的时候。” 患者开始显得焦虑不安,我又说:“我们当然不会对这种感觉采取行动,但你似乎坚决否认一个女人会有这种感觉,你母亲可能也有这种感觉,我想不出更直接的方式让你知道这一点。” 患者被激怒了,这是我见过的最愤怒的一次,我很反常,不仅是一个不道德的治疗师,而且可能还是一个病态的、变态的母亲。

他认为他需要提出指控,专业的指控,甚至可能是虐待儿童的指控;当我自己的性欲完全失控的时候,我怎么能帮助他呢?他简直要疯了。他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只能喃喃地说:“你真让我恶心,我都快要吐了。天哪,我都要吐出来了。”

我被自己关于职业伦理评估和儿童福祉调查的想象带偏了方向,后来重新回来关注患者生理上的强烈恶心反应,而不是关注其他事情,恶心是他表现出来的症状之一,在移情-反移情的过程中被重新建构了。我对他说:“我不认为我们俩在这里感受到的性的感觉有什么恶心和令人作呕的……看到你对我的反感和恶心,我想我正在理解每当你的母亲带着恐惧心情撤出的时候,你的性感觉是如此让你感到恶心。

你觉得自己变态、罪恶,害怕报复。亚瑟王是一个如此有权势的人。” 患者补充说:“吉内维尔很漂亮。” “可是,”我补充道,“吉内维尔知道她的性感觉开始于她自己的内心;她不认为其他任何人应该对此负责。” 患者开始哭泣,他的拳头一遍遍地打在他的手掌上。我说,“我认为你只是被激怒了,因为这么多年来你被迫背负着属于你母亲的情感,她对自己的性欲感觉强烈反感、厌恶和羞耻,她让你相信羞耻是由你造成的。”后来:“你对我的性欲感到恶心,就像每当女人开始这样回应你时,你就想吐。你一定对你母亲的唤起感到恶心,对她的拒绝感到愤怒……于是你感到厌恶并拒绝了诱惑你的女人。” 再过了一段时间,我讲出了也许是最困难的部分:“你可能也在生我的气,因为我让你对这里所有的性感受负责。”

当然,这个咨询片段是凝缩的,涵盖了许多节会谈。我希望它能首先说明治疗师是如何使用她自己的具身意识状态作为一张地图,穿越潜在的、易爆的、令人混乱的移情-反移情活现的雷区,其次,在临床设置中,对治疗师性的主体性的识别是如何帮助至少这位患者能够突破到去探寻的地步,直到那一刻要探寻的议题还是支离破碎的。

临床意义

当然,对这篇临床材料的反应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读者个人所持的治疗行为模型。有些人会对此完全否定,相信治疗师的这种参与和揭露一定会带来严重的未解决的反移情压力。另一些人虽然更习惯于分析师反移情经验的中心地位,但对这一治疗片段的具体内容仍感到不安,可能仍会认为是一种“最后手段”的干预,当前面提到的“更安全”的替代方案失败时,这种干预就变得必要了。“那么,你假设我对你没有性方面的想法。”“你认为你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假设?”“你能想象我可能会有这样的幻想吗?”——这些都是浮现在脑海里的选择,它们远比最终的选择的方式少了许多焦虑和恐惧。

尽管在这个案例中,我的选择是由临床上的挫折感和上述选择(以及关于这个主题的无数其它选择)失败所决定的,但我还是在这里唱个反调。目前,我希望走一条可能被认为是理论上“最直接的方式”,并考虑,实际上是论证,从精神分析的关系模型的有利角度来看,在这个案例中,事件的最终过程代表了一种最具治疗性的选择。这是为什么?

如果我们在精神分析讲述的二人关系模型中工作,同时希望坚持这样一个观念,即精神痛苦至少部分源自不可协调的冲突内在体验,我们就常常不得不转移分析关注的焦点,离开中立的幻想,关注点从仅仅存在于患者内在世界中的意识、前意识和无意识的结构模型切换到一个相互构建的、具有过渡性潜能的主体间的空间中,在那里,意义的建构来自于两个积极投入的参与者之间的认可、摧毁以及不停息的互动。

在这里应该清楚的是,不愿被意义化的经验会很好地停留在患者或分析师的无意识或未被表达的体验中。通过投射性认同和其他投射机制,意义受制于这种防御性引渡,分析师有责任积极地——甚至是具身化地表现出患者分裂出来的内在自体和客体世界的那一面,而这一面是如此难以置信地被拒绝承认和整合。识别和保持这些被否认的体验成为分析师的基本功能的一部分,直到患者能够认识到它们并将它们整合起来,而不会出现令人衰弱的焦虑和心理退行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分析师往往需要率先说出那些充满危险意味的话。

当我们要求患者冒这样的风险去描述他身体上的欲望、恐惧和唤起的状态时,他面临挫折、羞辱和否认的威胁,但是分析师没有承受平等的风险,这就像案例中描述的那样,它会强化患者的基本受虐假设,从而再次排除增强亲密和相互关系的可能性。当由于个人原因或理论原因强化缄默,分析师在治疗情境中无意识参与到未被表达以及因此未被探索的方面时,患者无意识体验的整个领域可能不能完全参与到人际舞台中。

在与患者共同构建当前的互动对话中,我们既寻求解开过去无意识的符号方程,又寻求在认知运作失败的地方创造个人的意义,希望在当前的治疗空间中最大限度地发挥新构建意义的潜能。当指向分析师的性欲望被意识到,它会触发对淹没性的前俄期的危险或者对过度刺激的俄狄浦斯情结重新被激活的恐怖,当这些危险在躯体上经历时,由于语言编码尚未发生,意识和意义可能首先出现在分析师的反移情体验中,就像本案例摘要中描述的所有形式的身体感觉。在这里,分析师必须向患者传达这样的信息,即身体虽然可能变得让人畏惧,但它也创造和解释了其中含义,甚至在这些过程被认知编译之前对意义做出了回应。

只有当两个人都听到身体感觉转换成的语言时,才能进行必要的符号化过程,才能弥合身体经验和可表达的认知运作之间的鸿沟。

毕竟,只有当这样的经历能够用语言表达出来时,它才能在两个人之间公开讨论。只有当这些充满情欲的材料能够被提及、被改变、被修改、被撤回、被更新时,它才能成为所有形式的象征性的和虚幻性游戏的内容,患者才能既可以“有”,又可以“没有”俄狄浦斯式的胜利的体验(Benjamin,1993)。

在这里,患者可以在一个没有任何创伤性的逾越乱伦屏障的氛围中,尽情体验俄狄浦斯情结的力量和欲望。他可以学习玩耍并享受他的感官和性的欲望,而不受侵入、羞辱或过度刺激的威胁。我相信,正是成功地解决这一特殊的发展悖论的过程为患者奠定了基础,最终使他能够成功地哀悼那些不可能的事情,同时在所有仍有可能的事情上保持一种充满希望的投入。

在这里,完全对等的俄狄浦斯之爱的相互愉悦可以被体验、享受,接受,并成为成熟的爱情的永久模板,如果运气好的话,它将最终成就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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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姮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杭州怡宁医院兼职咨询师,心寻心理精神动力取向2年项目系统受训中,招募2名长程低费来访:cherichenxlzx(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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