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奥格登对心理发展结构的拓展与延伸
于巧芳，郭本禹
南京晓庄学院学报, 38(1), 6.
于巧芳, & 郭本禹. (2022). 托马斯·奥格登对心理发展结构的拓展与延伸. 南京晓庄学院学报, 38(1), 6.
摘要：托马斯·奥格登是客体关系学派的一位关键人物。他以清晰易懂而又极具创造性的方式解读了英国客体关系学派中诸多代表人物的思想，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精神分析发展和临床治疗理论，其中，在克莱因提出的两种心理结构的基础上发展了自闭—毗连心态这一心理结构，它平衡了“偏执—分裂样心态”与“抑郁性心态”。随着个体发展，心理结构日益成熟，内部客体关系得到外化，奥格登又对移情、反移情、投射性认同等概念做出新的延伸，这对心理发展结构的深入理解以及精神分析临床的实践都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偏执—分裂样心态；抑郁性心态；自闭—毗连心态；移情；反移情；投射性认同；心理发展
一、引言
托马斯·奥格登（Thomas H. Ogden）是一名精神分析学家，专注于精神分析的学术研究，涉及领域广泛，著有大量学术论文和书籍，在精神分析领域有较深的造诣。他以清晰易懂而又极具创造性的方式解读英国客体关系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的思想，并提出了自己的精神分析发展理论和临床治疗理论。
奥格登重新解读了克莱因（Melanie Klein）的心理发展结构。克莱因将心理发展理论分为两个阶段：从纯生物性阶段到非主体心理阶段，从非主体心理阶段到主体阶段。第一阶段的发展涉及纯粹生物性实体存在的婴儿，转变为心理实体存在的婴儿，使得婴儿进入偏执—分裂样心态（paranoid schizoid position）。此时，婴儿的自体主要是以客体的状态存在着，这是“它”的发展阶段，婴儿被生活经验所占据，想法和感受发生在婴儿身上，而非被婴儿思考和感受。从偏执—分裂样心态过渡到抑郁性心态（depressive position）意味着主体的“我”（I）出现了。此时，一个新的经验领域、一种新的存在状态出现了。事实上，抑郁性心态是一种更为复杂的心理组织，它推动婴儿进入了一个新的经验领域与存在状态。然而，奥格登认为心理结构应是一个产生体验的发展和持续的模式，而非一个发展阶段，它是同偏执—分裂样心态及抑郁性心态同样重要的结构，对人类的二元关系体验形成具有同等重要的影响。因此，他在偏执—分裂样心态和抑郁性心态的基础上，将该结构命名为自闭—毗连心态（autistic contiguous position）。
那么，这三种心理组织有怎样的区别和联系，又是在各阶段如何运作的呢？它们对个体的生活又是如何产生影响的呢？本文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详细的梳理。
二、个体心理发展结构
（一）偏执—分裂样心态
分裂（splitting）在最初的母婴关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从出生到 3—4 月左右，婴儿与存在的客体（即母亲的乳房）建立起紧密的联系。当乳房带给婴儿满足感时，便被认为是好乳房；而当它无法满足婴儿的需求时，便被看作是坏乳房。此时，婴儿强烈的力比多冲动和攻击性冲动都寄托于此，等待时机付诸行动。婴儿无法承受这种竞争，便将母亲的乳房分裂为“好”与“坏”两种客体，两者互不干扰，婴儿得以获得生存。对此，奥格登认为如果母婴之间缺乏“契合”，婴儿体验到一种无法忍受的疏离感，将通过分裂自我感觉上无法被母亲接受的各个方面来保护自己。
偏执—分裂样心态最早由克莱因提出。期间，婴儿还没达到主体与客体相统一的状态。克莱因认为，在生命的最早期，生命本身处于毁灭幻想的威胁之中，在这种可怕的毁灭幻想的影响下，好和坏需要被分开。在这一阶段，重要的事情就是区分好与坏，而危险就来自把两者混淆，所以婴儿面对的首要任务是管理死本能所引发的危险。其中，管理危险的最基本的模式便是将危险源与受害对象分开。这种模式是先天的，也是为保障婴儿的安全试图做出努力。因此，克莱因认为分裂的目的是使被各种危险冲动所包围的混乱的内部世界具有一定的秩序。
奥格登则进一步认为分裂是一种由生物性决定的危险管理模式。基于这种模式，诸如投射（project）、否认（deny）、理想化（idealize）等原始心理防御形式得以出现并获得其心理意义。分裂将危险源和受害对象拉开了距离，并重新安排婴儿的内部客体世界，给其安全感。奥格登还强调分裂是一种组织经验的模式，这种心理运作使得生命初期的婴儿在早期的混乱体验中创造出秩序。分裂是对经验的一种二项式（binominal ordering）排列，它将经验分成对立的两方：快乐和不快乐的，危险的和安全的，饥饿的和满足的，爱和恨，我和非我，等等。在奥格登看来，处于偏执—分裂样心态的婴儿最大的焦虑是对自己爱的客体被灭绝的恐惧。婴儿在这种恐惧状态存在时并没有主体感，因为他无法通过意识和潜意识的记忆来记住连续的体验。正如其所言：“偏执—分裂心态下的崩溃导致婴儿被困在一个事物以自身存在的世界里，那里没有主体感，相反，只有外部力量的压迫”。在这种模式下，没有创造自己世界的感觉，没有太多的调停或解释，也没有太多的“我”可以谈论。
偏执—分裂样心态是一种发展步骤，原始的分裂是婴儿获得区分能力的第一步。也就是说，偏执—分裂样心态是“分裂的”，因为在这个阶段，婴儿严重依赖自体和客体分裂，将其作为防御和组织经验的模式；它是“偏执的”，因为害怕“迫害性的客体进入自体内部并消灭理想客体和自体”。
（二）抑郁性心态
不同于偏执—分裂样心态，婴儿在抑郁性心态中逐渐发展了完整的客体关系。此时，婴儿知道母亲是一个能够被感知的、不同于自身的完整客体。母亲的这种完整性主要表现在“好”与“坏”兼有，“爱”与“恨”兼具。在偏执—分裂样心态中出现的两种冲动现在将朝向同一客体，婴儿既害怕在母亲不能满足他时毁掉她，又担心自己有时还需要她。于是婴儿就进入了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逐渐陷入抑郁性心态。此时的客体关系是与完整客体的关系，占优势的机制是整合、矛盾、抑郁性焦虑和犯罪感。这时，分裂的自体经验转化为连续的自体经验，婴儿具有潜在的主体性和主观感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成为了“人”。抑郁性心态是继偏执—分裂之后，大约从第 5 个或第 6 个月开始，直到 1 岁左右。
一般来说，婴儿进入或者陷入了某种心态，但不能说“达到了”某种心态。根据奥格登的观点，偏执—分裂样心态和抑郁性心态是过程，而不是静态的实体。进入抑郁性心态涉及到里程碑式的心理进步，也就是克莱因所说的从非主体心理阶段到主体心理阶段。在婴儿开始有能力将自己体验为自己感知到的信息的解释者的那一刻，作为主体的婴儿就诞生了。于是，“我”的体验就产生了。当婴儿说：“我在这里。我里面的是我，外面的不是我”时，部分客体经验的整合就会发生：母亲既是好的也是坏的。随着这个阶段的到来，基于外部现实和内部现实之间的交换，婴儿产生了一种新的客体关联能力。
抑郁性心态是最成熟、最具象征意义的心理中介组织。在这种体验状态下，一个人的思想、感情和感知并不是像“雷声或是一声巨响”那样简单地发生。奥格登认为抑郁体验是“被赋予主观性、历史性和层次性象征意义的丰富性的主要手段”。抑郁性心态的首要焦虑是自己会伤害或赶走所爱的人，这一点是在偏执—分裂样心态中不会出现的。当一个人感到自己伤害了另外一个人，他就会感到愧疚，并被这个事实困住。他无法否认，也无法改变这个已经发生了的事实，所以需要尽力弥补。通过对受伤对象的修复，婴儿提高了对自己的爱的能力的信心，从而减轻了他的罪疚感，降低了丧失焦虑，并创造了好的内部客体，也与母亲连结爱的客体关系。相比于偏执—分裂样心态中将危险源与受害对象分开的方式对危险进行管理，抑郁性心态中婴儿对全能感的放弃使自己脱离危险，婴儿印象中不仅仅只有“好”或“坏”，而是兼有“好”与“坏”，从而感悟现实，面对现实。否则，婴儿需要退回到偏执—分裂样心态中得以安全，或采用躁狂防御来处理这种困境。
（三）自闭—毗连心态
自闭—毗连心态是一种原始的心理模式，与赋予体验意义的特定模式相关，原始感官数据借此在构成边界表面（bounded surfaces）的感官印象之间形成前象征联接。这里所表达的意思是，自我体验的起源正是在这些表面（surfaces）上：“自我（the ego）是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身体自我。即，自我最终来自身体的感知，主要是从身体的表面产生的。”这种体验是基于自我感觉的节奏，母亲抱着、摇晃、喂养婴儿、与婴儿说话的方式创造了一种感官体验，这种体验要么“治愈”，要么“使人能够忍受”与婴儿分离的意识。母亲对婴儿的反应中包含的匹配节奏有助于婴儿的安全依恋，也允许母亲和婴儿相互感知，同时满足婴儿全能的幻想。在这一阶段，婴儿提高了与母亲和其他物体保持安全关系的能力。奥格登特别重视母亲和婴儿互动中的节奏因素，它组织早期的心理体验和意义领域。在自闭—毗连模式中，感知体验（特别是在皮肤表面）是创造心理意义和自我体验基础的主要媒介，因为这是感官体验和人际体验的交汇点。皮肤表面的感官接触与节奏元素是婴儿客体关系中最基本的设置，婴儿感觉到被妈妈抱着照顾、妈妈在和自己交谈。
在儿童心理发展理论中，玛格丽特·马勒（Margaret Mahler）视婴儿 0—2 个月所在的阶段为“自闭阶段”（autistic phase），将婴儿在生命的第一个月视为“一个封闭的一元系统中的存在，在幻想的愿望实现中自给自足。”在这个阶段，婴儿创建了一个封闭的心理系统，未产生关系的能力。然而，奥格登所提出的自闭—毗连心态不是一个封闭系统，婴儿在客体世界中并未被孤立出来，他依旧对客体世界做出反应，体验到客体关系，而这种感官体验生成于个体和客体互动之中以及互动过程中个体内部的感官转化⑤。客体被赋予意义，婴儿通过建构以及互动对客体做出反应。丹尼尔·斯特恩（Daniel Stern）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婴儿生命的最初几天、几周内，就具有感知、区分外部客体、对外部客体做出回应的能力，由此可以推断婴儿至少是零星地意识到外部世界。
尽管自闭这个术语通常和病理性自闭的心理系统联系在一起，但是奥格登依旧保留了自闭这个词在最原始的心理结构中的命名（designation），因为他相信自闭症的病理形式涉及防御类型、赋予体验意义的方法、正常自闭—毗连结构特质的客体关联模式三个方面的过度增强，而这又不属于正常自闭—毗连状态的特点。此外，他觉得“毗连”一词进一步巩固“自闭”对这个结构命名的适当性，通过表面与他人接触并制造联接是主要的媒介，进而形成心理结构。因此，“毗连”对照了与“自闭”有关的隔离、失联等意义。“自闭”指的是前象征性体验的孤立性，而“毗连”则强调皮肤要与皮肤接触⑦。客体关系是来自于“我”的感知基础结构在连接中的感官接触（如抚摸），这些接触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对感官边界的感知，而体验就发生在这一感官边界上。在奥格登的新克莱因主义框架中，三个基本心理组织（偏执—分裂，抑郁和自闭—毗连）和它们各自特有的焦虑形式相关。偏执—分裂模式的焦虑核心是当用撕碎的方式攻击自身和某一个客体时即刻被毁灭的感觉；抑郁模式的焦虑包括一种恐惧，担心在现实或幻想中伤害或离开一个自己爱的人；自闭—毗连模式的焦虑包括感官表面或是“安全的韵律”即将崩解的感觉，从而导致情感的泄漏、溶解、消失，或坠落进无形无界空间。自闭—毗连心态被认为是比偏执—分裂样心态或抑郁性心态更为原始的心理结构，它被概念化为以感官主导为核心的体验模式，很好地衡量了人类体验的边界性，代表着个人体验的开始。
自闭—毗连心态有助于形成体验的“感觉地板”（sensory floor），而偏执心态创造了所有确定性的基石，抑郁性心态带来了人们主观性中的柔和。它与两者处于辩证关系之中。随着个体发展，个体心理在正常发展轨迹日益成熟外，还可能在各个时期出现前行和后退的循环往复，始终处于动态发展水平。
在心理领域中，个体含有自己的内部空间，在缺乏内部空间体验的情况下会消化一些外部的东西，否则内化这一概念将毫无意义。内化（包含认同和内摄）是想把别人的部分或全部纳入自己体内，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幻想连接在一起，构成个体内部的丰富经验。比如，在自闭—毗连心理组织中，个体可能内化感官体验，允许其他人的影响带到个体的表面，这种对不同外部客体的体验可以导致心理变化。在严重的病理形式中，例如自闭症，它可能表现为模仿别人说话或者无休止地重复他人说过的话语，在此模仿成为客体关联的一个重要的形式。在偏执—分裂心理组织中，个体直接内化或“好”或“坏”的客体，保留确定性的一面，避免自己处于困扰状态。在抑郁心理组织中，个体内化时“好”时“坏”的客体，获得一种完整感。这些个人体验以意识化的或潜意识化的方式影响着个体的发展，影响其对待人生的态度、看待问题的模式、处理事情的方式等，而这些又以生活化的方式展现在日常生活之中，具有较强的现实感，也即“内部客体关系的外化”。
三、内部客体关系的外化
（一）移情与反移情
移情（transference）在精神分析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被称为精神分析技术的核心。同精神分析发展史一样，移情也有一段漫长而曲折的历史，1895 年，移情被看作是绊脚石，而至 1905 年移情才被认为是精神分析“最有效的联盟”。温尼科特关于“环境母亲”的概念大大增强了“移情矩阵”（matrix of transference）的分析概念，即婴儿不仅以母亲为客体，而且从一开始就以母亲为环境。因此，移情不仅仅是一个人使内在事物的经验转移到外在事物上，更是一个人对生活在其中的内在环境的经验转移到分析情境中。在精神分析客体关系学派中，朱莉娅·西格尔（Julia Segal）强调“移情解释的重要性是克莱因理论取向的一个独特特征”。同时，艾拉·夏普（Ella Sharpe）将自发性（spontaneity）视为是“至关重要的”，分析师应自发地关注来访者的情感，并敏锐地觉察到来访者对分析师的移情，她认为分析过程需要分析师处在“与他 / 她自己的感受进行深刻对话”的状态中，尤其强调对移情的处理，甚至将分析师对移情处理的失败视为“对分析工作至关重要的唯一失败”。因此，移情“不仅是整个治疗过程的中心环节，其自身与其他任何的潜意识材料一样是可分析的”。
而奥格登认为移情具有让未知的客体变成已知的功能。具体来说，移情可以被理解为三个层面：（1）内在的自体或客体表象投射到内在治疗师表象之上；（2）在两元人际关系中，这个幻想得以实现，治疗师暴露于确认这种幻想的压力之下，该层面也就是投射性认同（projective identification）；（3）为了和内摄性客体（introjected object）关系相适应，来访者限制自己的心理功能。这一功能主要是指分裂症来访者对思维、感受等心理功能的限制。移情是一种幻想，将未知客体感知为已知客体，每一个新的客体关系就会跑到人们熟悉的过去的客体关系中，从而不用面对新关系中未知的陌生感和不确定感。换句话说，移情是用来创造熟悉的、安全的客体关系的有效方式，但是要以“新体验”丧失为代价，从而这也为之后的主体间性、关系精神分析取向提供了依据———分析过程的目标之一就是提供新的主体间体验。
与移情相关的概念是反移情（countertransference），二者在精神分析中总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反移情作为治疗工具的基本假设是“分析师的潜意识能够理解来访者的潜意识”，甚至可以说没有潜意识层面的反移情就没有共情。虽然奥格登并不经常使用反移情这个词，部分原因是他不相信反移情独立于移情而存在，但很明显，幻想是反移情的一个有意识的维度，因为他写道“潜意识客体相关幻想的衍生物构成了移情—反移情体验的内容”②。他基于内部客体关系这一视角认为反移情涉及治疗师对来访者潜意识认同的潜意识认同。从临床经验来看，反移情也是心理冲突的表现，并且这些未解决的冲突是治疗师而不是来访者的③。奥格登指出，如果不理解反移情的潜意识层面，分析师就不能完全理解来访者，治疗师对来访者移情的反应总是有一个部分，它代表着对来访者自我的诱导认同（induced identification）被锁定在特定的潜意识内部关系中。治疗师的这种认同代表了对来访者的理解，而这种理解是无法用其他方式获得的。当来访者通过移情“外化”内部客体关系时，他会潜意识地邀请分析师认同客体关系中所包含的自我或他者，从而产生一个一致或互补的认同。
可见，奥格登的理论形成了一个紧密的结构，将投射性认同、移情、反移情联系在不可分割的、主体间的整体中。然而，也许是因为这些联系的紧密性，奥格登似乎对诸如反移情之类的术语感到越来越不乐观，因为这些术语暗示着单人心理学（one body psychology），它模糊了辩证法的主体间性。他公开反对反移情的整体主义观点，“使用反移情来指代分析师认为、感受和体验的一切，这模糊了单一性和二元性的辩证性、个体的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的同时性，而这正是精神分析关系的基础。如果说分析师所经历的一切都是反移情，那只能说明每个人都被困在自己的主体性中，这是不言而喻的。为了使反移情概念具有更大的意义，需不断地在辩证中重新审视它，即分析师是一个独立的实体，分析师是分析主体间性的创造者。”可见，奥格登担心反移情概念过于宽泛，以至于它涵盖了分析师对来访者的全部经验，那么分析师的主体性将决定他对来访者的全部经验。由此可知，他认为移情和反移情不是相互响应而产生的可分离的实体，而是指分析师和来访者分别体验到的主体间的各个方面。
（二）投射性认同
在讨论投射性认同概念时，奥格登明确指出它涉及到两个人，一个投射者（projector），一个接收者（recipient），它是内在心理维度上的“一组伴随着客体关系的幻想”。这种内在心理活动是内部客体外化（也即移情）中的一个普遍特征，过程中的差别在于外部客体被征募参与的程度。
投射性认同具有三个阶段、四种功能。三个阶段是指：（1）投射者在幻想中把他自己的一个部分祛除，并用一种控制的方式把这个部分放到另外一个人身上；（2）通过人际互动，投射者尽力地向被投射者施加压力，从而投射者自己体验到了伴随着投射的情感；（3）接收者接收了投射并对其修正，而投射者又把这些修正了的东西再次内摄（introjection）。在第三阶段中，投射在心理上被接收者处理和改变后，又被重新内摄。如果接收者与投射者有很大的不同，经过处理的原始版本可能会有实质性的变化，那么被修改之后的版本使投射者在重新内摄之后可能不再需要摆脱现在已更改的投射，改变就随之发生了。虽然投射的过程通常被认为是“无声的”，但对投射的解释可以影响再内摄。再内摄的确切性质取决于投射者的成熟程度，它为投射者提供了改变的可能性，以获得处理过去希望摆脱的情感和幻想的新方法。所以，第三阶段进一步扩展了投射性认同的概念，这与心理治疗过程紧密相关。
那投射性认同有何作用呢？奥格登总结了如下四种功能：（1）防御：能够让人们远离自体不想要的或者有危险的部分，同时通过幻想让自体的某些部分存活在另一个人那里，即自体与自己不想要的部分保持距离，并认为这是其他人身上的；（2）沟通：投射者通过这种交流模式，让另外一个人体验到压力，体验到和投射者类似的情感，从而接收者能够理解投射者的内心情感；（3）客体—连结：一种客体联系的类型，在与足够独立的接收者互动中产生投射，同时由于接收者与投射者并非迥异，能容忍一些错误知觉，从而产生一体的感觉；（4）心理改变的通路：投射之后再内摄，投射者自体被接收者改变。
临床方面，奥格登认为分析师不仅要在内部客体关系外化中做参与者，还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参与认同，这才能更好地理解移情和反移情。他也警告分析师在投射性认同时不要把分析完全变成自我疗愈的场所，否则会重复来访者幼年被父母利用的体验。此外，他还提出了不少具有创建性意义的阐述，如提醒临床工作者首先要“无为”，什么都不做，只是接收投射，然后进行内心的沉默的反移情工作，直到发现恰当时机才进行诠释，而且诠释的目的基本上不是追求正确，而是通过诠释过程来理解来访者。虽然投射性认同理论来自分裂症者等精神病疾患，但这一现象在较为健康的来访者和分析师的互动中也可以观察到，所以奥格登反对把投射性认同当作是精神病理现象看待的观点，认为这混淆了“原初性的”（primitive）和“精神病性的”（psychotic）。
四、结语
奥格登提出的最原始的心理组织形式———自闭—毗连心态，平衡了偏执—分裂样心态和抑郁性心态，拓展了精神分析理论。偏执—分裂样心态、抑郁性心态和自闭—毗连心态三者相生相济，就像白天和黑夜、黑暗和光明、声音和沉默、意识和无意识这些概念，每一个都相互创造、保存和否定。在体验中划分出自闭—毗连心态维度并未在任何意义上降低偏执—分裂样心态和抑郁性心态的意义，三者共同构成了“移情矩阵”，一般用来解释精神分析中主体间性的移情性质。现如今，这种理论之中的人类经验被看作是三种心理组织模式的相互作用，它们保留着各自组织水平的独特形式并且促进了整合能力的后续进展。
此外，他引用弗洛伊德发展心理学的假设（早年的心理功能仍然会在后期的心理发展中起作用）支持自己的观点，认为三个原始的心理组织形式下的内部客体关系甚至在更长久的发展阶段中会以某种形式外化到个体现实生活中，以移情、反移情和投射性认同等方式持续存在，当下带着过去的影子在进行。在外化过程中，反移情的形式（一致性 / 互补性）主要取决于内部客体关系是将客体角色还是自体角色分配给另外一个人。奥格登注重投射性认同人际方面的研究，聚焦分析师和来访者之间的互动，渐渐倾向于主体间性这一精神分析领域，这一点他超越了克莱因。他还在移情、反移情、投射性认同三个方面表达了明晰的观点，认为投射性认同具有化合原型的功能，而生命第一个化合的双方就是母亲和婴儿，并且试图引入其他学者对“投射”和“投射性认同”的看法，进而丰富投射性认同理论，形成了投射性认同的三个阶段和四种功能，这对更好地理解临床治疗尤其是分析师和来访者之间的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石。
总之，奥格登被广泛认为是美国最具独创性和影响力的精神分析师。他描述到：“我并不是精神分析学派的拥护者。我也不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孤独的声音’，因为这意味着我认为自己是一个叛徒。我更愿意把自己描述成一个独立的思想家”。虽然奥格登宣称自己不属于任何一个学派，但是他这种顺其自然提出的思想却对不同的学派产生了不同的影响；虽然奥格登的思想和理论不足以撼动整个精神分析学界，也不能改变某个精神分析学派的走向，但是却在平凡之中发挥着独特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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