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创伤经历的斗争使得阿特伍德逐渐走上心理学的道路。1961年,他在亚利桑那大学(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完成本科学业后,接着进入俄勒冈州立大学(Oregon State University)攻读临床心理学博士学位。1969—1972年,他在密苏里西部精神卫生中心进行临床心理学博士后项目的工作。受到当时的指导医师洛里耶(Austin Des Lauriers)的现象学思想引导,阿特伍德开始有意识地探索精神分析治疗实践的新思路。毕业后,阿特伍德就职于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心理系,直至2012年退休,41年的教书与学术生涯中,他发表了大量极具理论创新性的论著,内容主要涉及现象学、精神病学和精神分析治疗等方面的研究。退休后,他仍将兴趣放在精神病理学和主体间性理论以及病态天才的研究上,也一直在新泽西的克林顿接诊心理治疗。阿特伍德最出名的著作是《疯狂的深渊》(The Abyss of Madness)。此外,他与斯托罗洛(Robert Stolorow)等人发表了多部合著。与此同时,阿特伍德与斯托罗洛等四人于1987年共同创立了纽约主体性精神分析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the Psychoanalytic Study of Subjectivity,IPSS),为主体间性精神分析理论和治疗的传播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乔治·阿特伍德(George E.Atwood,1945—)是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精神分析主体间性理论(intersubjectivity theory)的建构者之一。他对主体间性精神分析(intersubjectivity psychoanalysis)理论建设和治疗实践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与“幼年丧母”这一1976年,阿特伍德与好友斯托罗洛一起将主体间性这一概念引入精神分析领域,开始了主体间性精神分析研究的新道路。(1)阿特伍德具有丰富的精神病理学知识和精神分析治疗实践经验,斯托罗洛拥有深厚的心理学和哲学理论基础,二人合作无间。在主体间性精神分析理论的建构上,阿特伍德和斯托罗洛难以做出细致区分。就像二人的反思一样,在谈到二者关系时,阿特伍德评价两人是创造性的共生关系,斯托罗洛则直接戏称他们是一个人。(2)
阿特伍德利用自己的临床心理学知识,一生致力于探索和发展精神分析的主体间性心理治疗,并在50多年的临床实践中积累了大量案例。阿特伍德在探究精神分析主题的道路上,从现象学的角度加深了人们对精神疾病的理解,发展出了独特的精神病理观,并为心理治疗提供了新思路。
二、现象学语境论的研究方法
在精神分析现象学化的过程中,阿特伍德受到狄尔泰(Wilhelm Dilthey)和科胡特(Heinz Kohut)等人的影响,认为精神分析的本质是一种注重理解和解释的人文科学,并通过临床案例来实现合理的现象学化。(1)这一观点为后期阿特伍德选择现象学语境论作为研究方法埋下了思想的种子。阿特伍德进一步思考提出,尽管前人试图用现象学理论解读精神分析,但是他们犯了对现象学概念不加批判地引入,或者脱离临床案例现实的错误,从而导致失败的结果。(2)
现象学语境论是一种后笛卡尔视角的哲学方法论,它关注在关系情境中形成的主观情绪经验并对其进行研究和阐释。(3)语境论视角在心理治疗中的应用,最初体现在斯托罗洛和布兰德沙夫特(Bernard Brandchaft)的1980年关于边缘现象(borderline phenomena)的研究中。阿特伍德于1987年加入该研究,三人深入探讨了这一主题。这次的合作研究让阿特伍德获益匪浅。研究早期,阿特伍德认为现象学哲学与精神分析是相互独立的。但是语境论这一方法使二者能够结合,由此阿特伍德认为现象学和精神分析是交织的。阿特伍德决定将现象学语境论作为精神分析现象学化的研究方法。现象学语境论可以将具体化的、体验式的精神分析语言转为统一的现象学词汇来描述患者主观流动的生活。因此,它能有效帮助分析师和患者处理个人主观世界的所有内容和特质,并把重点放在分析师与患者关系的背景起源和在治疗中的转化。
阿特伍德将精神分析理论的现象学研究思路与哲学中阐述的现象学体系作了区分。主体间性精神分析理论中的现象学研究以观察为指导。观察发生在精神分析情境的对话中,并作为探究某一特定个人的经验世界的方法之一。相比之下,哲学中的现象学研究传统更依赖于一种单独的反思方法,并不可避免地偏离个体化,以寻求普遍意义上的主体性知识。例如,在精神分析现象学化的道路中,将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此在存在论(ontology of dasein)替代弗洛伊德的人性本质论,这种研究取向没有任何推进精神分析思想的价值。与之相反,精神分析现象学化研究反对哲学家用普遍的术语和诱惑来定义意识,而是在理解精神分析情境的基础上,寻求对具体发生的现象的主体间对话。(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