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和来 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院·整合医学学院
南京晓庄学院学报. 2022,38(01)
摘要：创伤是弗洛伊德借自医学的概念。他保留了创伤原有的基本含义，但将其作用面转至精神层面。在精神分析理论的发展中，弗洛伊德强调了精神创伤的两个特性：创伤总是事后的；幻想带来创伤。弗洛伊德在理论后期，不再将创伤理论局限于神经症的形成问题上，而将之归结为新生儿的无助状态，因而个体创伤具有必然性。温尼柯特也认为人生之初的情境与创伤紧紧相连。幼儿的成长必然暴露在创伤的产生机制中，是否是病理性的创伤，只在于环境中的冲击是否过度。拉康认为主体与镜像我之间存在着冲突，幻想在于调和冲突，幻想不能完成的结果即是创伤。而这种冲突的不可调和性也说明创伤是必然的。创伤复原的限度涉及两个方面：一方面，复原是有限的，其有限性要求主体接受自己的境地；另一方面，复原是超越限度的，复原不是回归过去，而是穿越幻想，打破冲动的重复，进入创造的可能。
关键词：精神分析;弗洛伊德;温尼柯特;拉康;创伤;复原;
南京晓庄学院学报. 2022,38(01)
从2019年底开始，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爆发，临床心理学界又重新将目光投向“创伤”的理论。本文对弗洛伊德(S Freud, 1856—1939)、温尼科特(D Winnicot, 1896—1971)和拉康(J Lacan, 1901—1981)三位精神分析家创立的心理创伤理论进行了梳理，希望能帮助我们对后疫情时代的心理创伤进行理解和复原。
一、 弗洛伊德意义上的创伤
创伤(trauma)一词是弗洛伊德从医学中借用来讨论精神事件的术语，他保留了创伤在医学上的三个基本含义：具有剧烈的冲击、形成穿透性破坏、对整体组织造成后果①,但是将创伤的作用面从生理层面转到了精神层面。
精神分析早期对心理创伤的治疗也类似于对生理创伤的处理，只是这时所用的工具是言语。在《癔症研究》中，弗洛伊德说：“当我们能使患者把激发的事件及其所伴发的情感清楚地回忆起来，并且患者尽可能详细地描述这个事件，而且能用言语表达这种感情时，则每个癔症症状就会立即和永久地消失。”②这是宣泄疗法的工作原理。那时的弗洛伊德认为，只要来访者带有情感地详细讲述遭遇到的创伤事件，症状就会消失。
但是，临床的进一步发现告诉弗洛伊德，事情不是那么简单。病人在表述创伤事件的时候，往往出现两个现象：第一，其所叙述的近期的创伤事件并不是真的具有剧烈的冲击。从大多数平常人的角度来看，病人对这一事件的反应是过激的、夸张的，或者被认为是表演性的，但是这一事件会让病人回忆起更早期的创伤性经验场景；第二，近期的创伤事件就算是剧烈的，但是病人若治愈，他的回忆也要超出近期所发生创伤事件的当时情景，病人要回忆起早期童年的类似经历，至少是具有类似情感的经历。总之，只有早期的经验被讲述出来，创伤才会治愈，症状才会消失。
图1
在《精神分析引论》中，弗洛伊德对这种发现做了归纳，为了便于理解，他画了一个图式来表述(创伤性)神经症的起因(1)(见图1)。
这个图式可以进一步简化为：神经症的起因=第一经验(儿童期经验甚至更早的先代的经验)+第二经验(近期的偶然经验)。但是，和早期相比，我们发现弗洛伊德对创伤的理解有一个修改，他并没有把第一经验认为是创伤性的。虽然从《癔症研究》开始，他就或明或暗地认为第一经验才是心理创伤的主要原因。相反，在上面的图式中可以看到，他把近期的偶然经验指示为“创伤性的”。
可是显然，就算近期的经验是创伤性的，但是这个创伤经验并不会长久留存，随着外在创伤场景的过去，伴随精神的恒常原则重新起作用，内心的平衡就会恢复。而近期偶然经验如果引起了神经症，关键还是在于第二经验场景是否引发了第一个经验场景的复现：“我们因分析而得知，每一病人的症候和结果都足以使自己执着于过去生活的某一时期。就大多数病例而言，这过去的时期往往是生活史中最早的一个阶段，如儿童期或甚至于早在吸乳期内。”(2)所以，第一经验，也就是儿童期的经验更应该是致病性的、创伤性的。但是，弗洛伊德的这一修改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临床经验告诉我们，当未来的病人第一次经历这个创伤场景时，就算当时刺激剧烈，但未必形成穿透性的破坏，似乎在当时并未给整个精神组织造成后果，病人依然正常地生活着，因此这时第一经验确实也不构成创伤的含义。它只是在将来才可能成为创伤经验。也就是说，这个第一经验只有在将来第二次被经历时，即在外在偶然经验当中被经历时，才致使精神组织遭到破坏或者瘫痪，这才具有了创伤的含义。当然我们也要指出，这里的近期偶然经验的创伤更多的是生理层面上和社会层面上的直接创伤，并不一定是心理创伤，这一区分非常重要。
精神创伤不同于生理的和社会的创伤。对于精神创伤，有一个更合适的描述：它总是第二时间的，总是事后的。精神创伤会有两个经验和两个时间：第一个经验是致病的根本原因，它的时间常常在儿童期甚至更早；第二个经验是外界偶然事件，在时间上它是近期的。这一偶然事件可能也是创伤性的，但更多地发生在生理等层面，而如果它引起心理症状，那是因为这一偶然事件促发了早先的创伤经验苏醒。因此，弗洛伊德说：“一个受到压抑的记忆，是在事后(Nachtr glichkeit, après-coup, deferred action)才成为创伤。”(3)
为什么创伤是事后的?为什么创伤需要一个时间?虽然来访者不同，这个时间的长度也不一样，但是创伤需要时间，一个逻辑的时间。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回到弗洛伊德从事临床探索的早期，回到弗洛伊德创立诱惑理论的时候。在他从事临床工作最初的一段时间里，他将癔症严格地和儿童时期经历的性经验联系起来，他甚至认为，那些癔症的女病人们全部都在早年被自己的父亲性侵或者是虐待过。因为这些女病人无不例外地都会“回忆”起一些早年的与父亲有关的创伤经历。不过，一段时间之后，他发现就算是这些女病人言之确凿，极具情感，但是叙述难免太过离奇，其中不乏存在明显的逻辑矛盾和不合事实的地方。将癔症的病因简单归结为女孩受到了父亲的诱惑，这不太可能。当年弗洛伊德放弃诱惑理论，内心非常不甘，他对他的朋友威廉·弗利斯(Whilhelm Fliess)表达了自己的失望，他失去了扬名立万的机会：“永恒名望、大笔财富、完全独立、自由旅行、并让孩子们不要经受我年轻时经历的严重焦虑，这些曾是我的美好希望。”(4)但是，他不得不放弃，因为他发现了这样的事实：在潜意识中，幻想如同真实经历一样起着作用。
在这之后，弗洛伊德开始强调幻想维度。带来创伤的是幻想。之所以创伤是事后的，是因为幻想需要时间来制作创伤。弗洛伊德在《狼人》个案中很好地陈述了这一点。狼人在一岁半的时候，看到过父母性爱的场景，但是这个经历并没有在当时引起病理性的恐惧，而是在他四岁时做的一个梦之后，才有了这种恐惧。这个梦实际是对过去的一个回溯性的幻想。弗洛伊德说“这个4岁的孩子，通过梦，受到了他1.5岁时对性交观察带来的事后影响。”(5)也就是说，是事后将早年的经验带入了创伤境地。
不仅如此，弗洛伊德后来还进一步认为，狼人心理创伤的原初场景是如何真实发生的，已经不得而知，而且狼人对原初场景的记忆，极有可能也是他根据一些迹象重构的。也就是说，所谓早期经验也是幻想，创伤仅是后来幻想与早期幻想的冲突，这些经验是否是外在事实，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在《精神分析引论》中，弗洛伊德详细谈论了幻想在症状形成上的重要性。尽管对外在偶然事件的现实影响念念不忘，但是他还是给了幻想在神经症成因中的一个决定性的位置：“病人创造出这些幻想，那确是一个事实，就神经症而言，这个事实的重要性几乎不亚于他所确实经验过的其他事实。这些幻想代表着与物质现实相反的心理现实，我们渐渐知道了，心理现实，在神经症的领域里，乃是唯一主要的因素。”(6)也就是说，神经症成因，不管是第一经验还是第二经验，这些创伤都是幻想引起的心理现实。
在《精神分析引论》中，弗洛伊德离开创伤性神经症的成因，开始从人格结构上讨论创伤的成因：创伤是早期幻想与自我的冲突，弗洛伊德说“这些(早期)幻想原为自我所宽容，他们和自我尽管相反，可是两者之间并没有矛盾，自我也因此得到发展，这本来依靠着某种条件的保持不变——这是一种数量性的条件，现在却因力比多回到幻想里面而被扰乱了，幻想因有能力附加进来，于是乃奋往直前，力求变成现实；那时，幻想和自我的矛盾就变得不可避免了。”(7)弗洛伊德的这一观点指出所谓第一时间的记忆本身也是幻想的产物，因而创伤是继发的幻想对原初幻想的回应，是心理现实之间的冲突。每个个体都有自我发展的要求，如果自我的发展必然与幻想相冲突，那么这种内在的精神冲突就会造成创伤，形成症状。因此从人格发展结构上来看，创伤是必然的，因为其机制是蕴涵在人格结构发展当中。至于是不是一个病理性的创伤，如弗洛伊德在这里所说的，只是一个“数量性的条件”。
遵循这种思路，在第二地形学理论当中，弗洛伊德继续对原初创伤场景进行追溯，而且他已不再将创伤的观念局限于神经症的形成，而是将创伤的根源联系到了生命之初，他认为新生儿的无助(Hilflosigkeit, détresse, helplessness)状态是创伤情境的原型。与自我有冲突的，从根本上来说，是来自于婴儿因无助而产生的焦虑。(8)婴儿在生命之初就处在无助状态，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做出有效的行动，婴儿无法表达自己内在的需求。从根源上说，创伤是事后对这种无助状态的幻想式回应的结果。而无助状态是所有人类个体早年的普遍境遇，那么，这也说明创伤对于人类个体来说是必然的。只是，无助的婴儿完全仰赖于环境，其创伤的程度与环境的适宜度息息相关。
事实上，将新生儿的无助状态视作创伤的原型，已经可以引起这样的思考：是否我们早年的无助状态本身就是创伤?弗洛伊德在这里没有更多的叙述，但我们可以在后来的精神分析学家那里看到这一思考的延续。
二、 温尼科特理论对创伤的理解
温尼柯特显然也认为人生之初的情境与创伤紧紧相连。他甚至使用了一个新词“恐慌(agony)”来表达生命之初那种破坏性的、无法忍受的、不可思议的无助焦虑。他在《崩溃恐惧》一文中提到，对于心理创伤的治疗，需要追溯到这个恐慌。(9)法国分析家劳拉·德底维尔(Laura Dethiville)认为，这个感觉出现在生命最初的阶段，在婴儿能思考之前。为了对抗它，人们在之后建立不同的防御(10)。根据主体与环境不同的相互关系，这些防御有不同的程度和方式。用温尼柯特的术语来说，如果童年被一个还不错的母亲照顾，那么主体建立的防御就相对正常，假自体或者说被修改了的自体仍然有很多正常面；如果环境(母亲)功能缺位，那么主体的防御中就不乏有很多病理性的形式，它们包括：智力分裂、极端的假自体、去整合。一个成年人在他的生活中遭遇到创伤性事件，他使用的防御模式可能会随当时的环境有所演化，但本质上其原型是在他童年时穿越过渡空间时形成的。
同时，温尼科特所谓形成自我、建立防御模式，其实和人生的一个核心矛盾联系在一起，该矛盾也与幻想有关。只是温尼科特在此是用“错觉(illusion)”来表达婴儿最初的幻想。
这个矛盾的一方是孩子要建立错觉。在穿越过渡空间的过程中，也就是在个体与环境分开的过程中，孩子一开始在身体和精神上都被环境所支撑。但是，他对环境并没有好坏的判断，他处在他的环境当中，他以为环境本来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在环境中，温尼科特所说的无助的孩子有一种全能感的体验：环境(一开始环境可以说等同于母亲)将在某个时间、以某种方式给他带来他所需要的东西，孩子会以为是自己创造了这些东西。当然这是一种错觉，其实是那个东西早就在那里，只是在那一时刻被呈现在孩子面前并且被他发现而已。但是幼儿却因此错觉地认为存在着一个与他的创造能力相一致的外部世界。这个幻觉很重要，温尼科特说：“过渡性现象代表了对错觉使用的最初阶段。若没有错觉，人就无法给他和客体——在别人看来，这个客体是外在于他的——之间的关系赋予任何意义。”(11)可以说，人和客体之间的第一个关系是一个错觉的关系，这个世界是主观地存在在那里的。
矛盾的另一方是错觉解除(désillusion)。一旦“全能感”成功建立之后，即，孩子创造了一个主观的世界之后，错觉就需要逐渐消失。错觉解除的经验与错觉的经验同样重要。只有错觉解除顺利完成，我们才可以说孩子拥有一个“存在的连贯感(going on being)”。错觉之所以要解除，是因为孩子在环境中进一步发现，有一些冲击和刺激无法避免，且又与早先的错觉相悖，他需要再次制造错觉或者修改之前的错觉。不存在完全的错觉解除，错觉解除并不是真的让错觉完全消失，而是一个对原来错觉的再次制作，形成一个相对合适的错觉，这样的错觉可称为想象。我们可以把这些冲击与刺激理解为弗洛伊德说的“外在偶然经验”,只是这一切都发生在儿童时期。如果这些冲击适度，那么这些冲击在错觉解除过程中会起到积极作用，会让主体将客体视为外部的、非我的。这样孩子就从主观世界到了客体世界。
矛盾就存在于这里：既要错觉，又要解除错觉，而解除错觉实际是再次制作错觉，这是个无休止的反复过程，即使在过渡空间很好地完成了基本的解除错觉，人类个体也会在一生当中不停地重复这一制作。内部与外部、主观与客观之间无休止地反复运转，这个运转就是生活本身。温尼科特认为这个矛盾冲突是人类个体最核心的冲突，它以一种强烈的方式影响主体的精神构建。个体正是在这一矛盾当中成长并度过一生，诞生出了原初的创造性。
但也是这种方式，蕴含了创伤。这其中最糟糕的情况在于环境过于缺席、放手不管，让错觉到解除错觉这个过程本身受到缺乏、停滞或者中断。这才是真正灾难性的，温尼科特说，“在我看来，把人分为两类是有意义的，有些人在婴儿阶段没有被‘放手不管’,在这个范围内他们准备好品尝生活、体验人生。也有些人因为环境的‘放手不管’而遭受了创伤性的经历，而在他们一生中都保留着处在灾难时刻的状态的记忆(或者是这个记忆的相关材料)。后一类人就有更大的风险面临生活的动荡、压力甚至是疾病。”(12)这个意义上的创伤是病理性的创伤，或者更应该被理解为“挫折”或“剥夺”。弗洛伊德本人在晚年的理论当中，也曾经有类似的观点，他将那些引起症状的严重创伤归结为“挫折”或“剥夺”,而把一些必要的创伤放到了“阉割”一词当中。
先有错觉，事后错觉要解除。换一种说法就是，先有幻想，然后为了形成与世界分离的个体(自我雏形),需要再次回应之前的幻想。这需要时间，温尼科特认为错觉与错觉的解除都要在过渡空间完成，因此，创造了一个术语——过渡时间，用来强调其中的“事后”这一时间特性。由此，我们也看到，幼儿的成长，就是暴露在产生创伤的机制当中。温尼科特的这些论述实际上对应着弗洛伊德对心理创伤的观点，只是前者将个体基本心理创伤的时间提到了生命更早期并进行了理论构建。
三、 拉康理论对创伤的理解
拉康的“镜子阶段”这一概念，也是从幼儿的无助状态说起的，只是其更多的是将这种无助状态表述为“身体的破碎状态”。拉康认为镜子阶段助成了“我”的功能的形成。而一个主体之所以要形成“我”,是因为婴儿此时既不能行动也不能表达自己，在行动与精神上皆是无助的，他感到内在的破碎。这一破碎带来原始焦虑，这里可以用温尼科特的恐慌(agony)来指代这种原始焦虑。与其说真实的镜子在婴儿的生活中出现，不如说镜子更应该是一个隐喻。我们可以像温尼科特那样，将之理解成母亲的脸庞。婴儿在此处看到了一个完整的形象，他欣然投身于这个形象，让这个形象作为“我”代表了婴儿自己，代表了主体。用外在的虚像代表主体是必须的，因为人类的婴儿是“早产儿”,他还没有准备好就被扔到这个世界上，他和世界之间的联结需要后天形成一个“我”,只有这样，“主体才能作为‘我’来解决与其现实的不和谐。”(13)
但是主体的内在紊乱性与镜像我的外在整体性之间一开始就存在着这种冲突：“这个整体形象是外在性的……这个形象给主体呈现出身材的立体，这一身材固定了这一形象，并以一种对称的方式将形象颠倒，这与主体感受到的(……)紊乱形成鲜明对比。”(14)为了调和主体与镜像我之间的冲突，幻想就在其间发挥了作用。拉康认为：“这种发展被体验为一种时间辩证法，它决定性地把个体的形成演变(投射)成一段历史。‘镜子阶段’是一出悲剧，这场悲剧在空间认同的诱惑下为主体谋划了诸种幻想。这些‘幻想’相继出现，从身体碎片的形象直到我们称之为整个身体矫正的形状、最后再到一个承受了身份异化的外壳。”(15)
但是这种调和是不可能完成的，镜像我实际上把“自我”的机构置于虚构之途当中，是对主体的异化，调和的最好的情景也不过是：“这一虚构之途最多也只能是尽量靠近主体的生成，无论其辩证综合如何成功。”(16)
由此可见，拉康认为主体也要通过一个辩证的时间、一段历史，即一个逻辑时间(事后)投身于镜像我。但是拉康与弗洛伊德有一个根本的区别，拉康认识到主体的诞生本身就是匮乏的，带有不可思议的焦虑，身体是破碎的，整体机能缺欠，这本身就是一个创伤。是这个创伤呼唤着幻想，主体与镜像我，乃至将来的社会我之间有一段逻辑时间，正是创伤在制作幻想。实际上，当弗洛伊德认为婴儿的无助是创伤的原型时，该观点就已经蕴含在弗洛伊德的论述当中，拉康说他是一个弗洛伊德主义者，也许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来说。
创伤在制作幻想，幻想被用来对抗原初的创伤，对抗主体的难以忍受的焦虑，拉康后来将这一焦虑称为实在的东西。从拉康对病理性的症状描述中可以看出，如果事后的症状出现，那恰恰是创伤制作幻想的失败。也正因如此，在精神病人或者病理性的神经症患者那里，能更多地看到主体实在的东西。其实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的早期有类似的叙述：“我们宁可假设，心理创伤，或更准确地说创伤的记忆，犹如进入身体中的异物，在很长时间内继续被看作仍起作用的动因。”(17)这里的“异物”就是那个还没有被制作，没法幻想化的实在之物。
总之，主体形成“我”是主体具有身份的必须，这是人格结构的最关键一步，正是幻想助成了“我”的形成。而主体与镜像我之间的冲突又具有不可调和性，这说明主体的创伤必然有不能被幻想的地方，这就是人类个体必然有他症状的根源所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每一个人类个体都是一个普通神经症患者，那些病理性症状的人只是冲突在程度的“量”上显得多了。
四、 创伤复原的限度
因此，需要从三个层面上讨论创伤的复原。
首先，求助于精神分析工作者来解决被称作病理性的心理创伤，这是可能的。治疗这类心理创伤类似于治疗身体创伤：就像外科医生做手术，重新接起断掉的腿，或者重新安放一个移植的身体器官，精神分析要重新整合被暴力划破的心理。在这个意义上创伤不是什么别的东西，只是巨大的幻想，甚至是幻觉，是一种穿透精神结构的侵犯而带来的影响，就像一把刀穿透皮肤。伤口的严重程度取决于冲破精神结构的暴力程度，取决于原有的自我体系对冲击与刺激的吸纳。心理创伤同样有突然的、超量的、穿透性的、破坏组织的意义，这和创伤的医学意义是一样的。它同样是一种暴力的入侵，一种对主体来说超越其能力的入侵。更确切地，在精神意义上，它是一种无法纳入幻想话语的入侵。这一入侵超越了词语，拉康所说的符号意义上的词语，创伤正是借词语进行幻想。简单地说，这一入侵破坏了主体作为“我”的能力，主体不再是主体，而成为了客体。因此，精神分析工作者的工作在于将病人遭受创伤的经验转变为词语，重新赋予主体以自己的名字说话及做出个人评判的能力。话语、角色扮演游戏，或是绘画、胶泥、填色，对孩子来说，都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方式(18)。这就是弗洛伊德所说的“自由联想”方式的精髓所在。
其次，复原一定是有限的。精神分析要追溯过去，所有的精神分析家都认为，心理创伤常常属于遥远的过去，直到生命之初。绝对意义上的恢复原状，要追溯到人类个体出生，甚至出生之前，甚至几代之前，要回到错觉之“是”(être),要回到主体破碎的感觉。但是在这样的绝对理想的复原当中，主体的个体性及身份就无从落脚。在精神分析的过程中，复原，就是不断敲碎这个幻想构成的“我”,让这个“我”失去对主体的把控，从而再次构成一个“我”,这次的“我”和主体的冲突是合适的，而完全没有冲突是不可能的。这就是温尼科特所说的：一个完全意义的错觉解除是不可能的。重新赋予主体以自己的名字说话的能力，也就是要主体再次从退行中前进，重新构建自恋，构建“我”。一旦重构，新的创伤就在所难免，只是这次合适的新的创伤并不是那么强烈的入侵。创伤就是不断社会化，穿越镜像我，直至形成合适的稳定的社会我。具体说来，复原的有限性，就是要求一个精神分析师在工作时，并不是保护来访者免于创伤；而是要利用合适的符号，帮助来访者制作合适的幻想，即想象，与实在的灾难保持合适的距离；做合适的干预，在于让主体接受自己的境地，包括接受自身的形成本来就是一个矛盾。追求一个镜想我、一个理想的自我，并不是分析的终途，而认识到“你即如此”(19)才是。
最后，在复原的有限当中，复原也是超越界限的。创伤推动幻想，但当下它依然在继续制作着幻想，就像一句话没有说完，其意义就不可能是完全的呈现，它甚至可能是相反的呈现。因此，只要幻想还在继续制作，完全可能改变过去的意思。复原并不是真的回到从前，而是穿越已有幻想模式，打破冲动的重复，进入创造的可能。拉康说，“实在即是从创伤延伸到幻想之处，因为幻想永远不会只是一个屏幕，而且还隐藏着绝对原初的东西，在重复的功能中具有决定性的东西”。(20)在这个意义上说，创伤即创造。精神分析的临床实践，就是要在言说的能指链条当中发现新的意思。不能给精神分析工作预先设定一个固定的计划，不能将今天走进工作室的来访者看作是他昨天的样子，他完全可能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全新辞说，让“异物”变成珍珠，让症状变成他的风格(拉康称之为“圣状，Sinthome”(21))。这种复原的超限性在群体层面上，对应着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与丰富。
注释
1 Jean Laplanche et J.B.Pantalis.Vocabulaire de la Psychanalyse,Paris,PUF,1967,p.499.
2 弗洛伊德：《癔症研究》,见车文博编：《弗洛伊德文集》(卷一),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149页。
3(1)弗洛伊德著,高觉敷译:《精神分析引论》,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 289页。因翻译用语与今天习惯术语有出入,引文稍有改动,下文不再赘述。
4(2)弗洛伊德著,高觉敷译:《精神分析引论》,第215页。
5(3)S.Freud.La Naissance de La Psychanalyse.Paris,PUF,1956,p.366.
6(4)S.Freud.Lettres à Wilhelm Fliess.1887—1904,Paris,PUF,2015,p.33.
7(5)S.Freud.Cinq psychanalyses.PUF,Paris,1954,p.409.
8(6)弗洛伊德著,高觉敷译:《精神分析引论》,第295页。
9(7)弗洛伊德著,高觉敷译:《精神分析引论》,第299页。
10(8)S.Freud.Inhibtion,Symptôme en Angoisse.PUF,Paris,2016,pp.83-97.
11(9)D.W.Winnicott,Fear of Breakdown.Int.R.Psycho-Anal.1974,1,pp.103-107.
12(10)劳拉·德底维尔著,刘玲译:《温尼科特新解》,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9页。
13(11)D.W.Winnicott,Jeu et Réalité,Paris,Gallimard,1975,pp.44-45.
14(12)劳拉·德底维尔著,刘玲译:《温尼科特新解》,第231页。
15(13)J.Lacan.Le Stade du Miroir,Ecrit,Paris,Seuil,1966,p.94.
16(14)J.Lacan.Le Stade du Miroir.pp.94-95.
17(15)J.Lacan.Le Stade du Miroir.p.97.
18(16)J.Lacan.Le Stade du Miroir.p.97.
19(17)弗洛伊德:《癔症研究》,第149页。
20(18)P.Avrane.Un Enfant Chez le Psychanalyste.Campagne Première,Paris,2016,p.14.
21(19)J.Lacan.Le Stade du Miroir,in Ecrit.Paris,Seuil,1966,p.100.
22(20)J.Lacan.Les Quatre Concepts Fondamentaux de La Psychanalyse.Paris,Seuil,1973,p.58.
23(21)J.Lacan.Le Sinthome(1975—1976).Paris,Seuil,2005,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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