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_ 安孟竹（人类学者）
（原载于《信睿周报》第80期）
2004年，中央电视台推出了一档名为《心理访谈》的电视节目，心理学家李子勋和杨凤池是节目的常客，负责运用专业知识来倾听、分析嘉宾们在职场、校园、亲子与婚姻关系中的困扰与挣扎。如今看来，这档节目的形式有些陈旧，但其在当年迅速获得了极高的收视率。节目播出时，“心理咨询师”刚刚被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认定为一种新的职业类别，这个在当年听来还有些陌生的头衔如今已为普通人耳熟能详，不仅私人执业的咨询/治疗机构随处可见（咨询和治疗在实践中常被等同混用），就连面向从业者与爱好者的各种心理培训也已成为一个蒸蒸日上的产业。这场自21世纪初以来在中国城市迅速蔓延开来的“心理热”（psycho boom/ psy fever）已成为英语人类学界持续关注的现象。
所谓心理热，并不是指心理学在知识界的强势地位，而是指近20年来心理治疗产业在中国城市的蓬勃发展，以及心理知识与实践向普罗大众日常生活的渗透。20世纪80年代到访湘雅医院的美国人类学家凯博文（Arthur Kleinman）曾发现，中国人的苦痛表达被高压环境挤压到了躯体中，但伴随这股新世纪的心理热，人们对苦痛的言说、体验和回应又转向了心灵层面。
与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人类潜能运动”（Human Potential Movement）一致，兴起于后改革时代的这场心理热也被人类学家定位在社会剧烈转型的背景下：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和一反传统的人际关系与价值标准，城市中产阶级的内心世界开始被迷茫与不安包裹。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一种管理个人情绪、自我实现与自我控制的治疗语言被引入中国社会。可以说，心理热既是社会变迁的产物，也是其疗方。自“心理危机干预”成为 2008年汶川地震救援计划的一部分以来，海外心理治疗从业者纷纷来到中国大陆开拓市场。除了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咨询/治疗机构和培训活动，心理知识也逐渐渗透进种种以“自我提升”为目标的读书会、演讲俱乐部、沟通训练营中，并借由流行读物、大众传媒浸染着普通人的日常思考与言谈。耕耘这一议题的人类学家不仅将心理热视为当代中国的一种城市景观，也把它当作一种切近中产阶级生命体验的方法，他们试图追问：迫切投身这场热潮的人们到底在追求什么？在这场热潮中浮现出了转型社会怎样的心灵图景？
治疗的“本土化”与翻译
心理学是在中西方漫长的文化相遇历程中进入中国的舶来品。民国时期，精神分析之风已然刮向中国现代文学界，归国留学生开始在高等学府创立心理学系，但在1949年以前，心理学的影响一度局限于知识分子内部，直至改革开放国际交流恢复后才开始迈出学院，从文本、实验室走向临床咨询和大众传播。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的“中德班”开启了海外治疗师对中国学员进行培训的先声，也为这一跨越地理边界的知识实践带来了文化上的张力。
人类学者张鹂认为，中国的治疗师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用一种国际化的治疗模式来回应中国人的规范、价值和期望。她将治疗师因地制宜地“培植”治疗方法的做法称为“本土化”：本土化不只包括让治疗“适应”地方文化土壤，还涉及拼贴、改造以及知识实践中的对话。在她的田野地点昆明，与“思想工作”的革命遗产有着高度契合性的认知行为疗法（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被广泛采纳，治疗师也会借助禅宗、道教等文化语料库来重新阐释治疗过程，并根据实际情况来调整来访者的期待和治疗操作。
本土化不仅指向治疗师对疗法有意识地选择与重塑，也关系到治疗实践与文化环境的相互阐释。尽管心理治疗并不建立在精神医学的病理化标签基础上，但治疗行为在帮助人们寻求缓解苦痛之法的同时，也可能成为对个体“缺陷”的暴露——进入治疗室的来访者也象征着一个失去了自我掌控力的失败的现代人。高乐（Gil Hizi）指出，这种污名化的想象构成了心理治疗在中国进行“文化培植”的障碍。实际上，相比一对一的深度治疗探索，在这场心理热中，大多数人更倾向于参与以沙龙、工作坊、成长营等方式进行的自助式心理培训。在这类活动中，治疗师往往化身为“导师”，以“教学”的方式来推广特定的治疗方法。彭晓月（Songya Prizker）研究的就是这样一系列在“导师”引领下深度探索童年经历和亲密关系，从而帮人们驾驭情绪、获得成长的团体沙龙。彭晓月发现，对情绪的辨识是这种治疗活动的核心，而治疗师的“文化翻译”工作不只涉及与情绪有关的术语和概念，还包含一种让情绪得到显现、感知、言说和释放的身体工作：他们会创造出各种让情绪获得具象表达的互动情景，引领学员通过具身的感知承认内在的体验，并学习用特定的语言去捕捉和反思性地表达它。这样的“翻译”不只打开了一个让“情绪”获得心理治疗式理解的符号学时刻，也翻译出了一个特定版本的“自我”。
自我的重塑
心理热绝不只是全球化影响下的产物。人类学家注意到，大众对心理知识与实践的渴求与时代变迁之下人们对身份、关系、位置的重新摸索息息相关。当个体与家庭、社会的联系日渐脆弱，人们对“自我”的探究也变得愈发迫切。在心理咨询与培训活动中，生命故事的分享与自我感受的表达占据重要地位，心理干预往往会带来叙事中的“启蒙时刻”，这也使得心理咨询与培训活动成了参与者的一场“自我塑造”实验。然而张鹂指出，尽管心理治疗的知识启发人们将自我从原有的社会关系中“解绑” （disentangle），进行反身性思考，但其最终目的在于塑造一个更擅长管理情感、处理关系的新“自我”，使之重新“回嵌” （re-embed）到原有的社会关系之中。
这种以关系为导向的心理实践在“家庭治疗”领域体现得尤为显著，后者通常将个人的心理问题视为家庭结构与日常互动的产物。有学者指出，家庭治疗的目光重新发现了中国社会中存在的一种扩张式人格（expansive personhood），即一个人的自我总是笼罩、容纳着其他人，习惯于通过对家人负责的方式来实现自我，但这也给个体带来了情感上的负担。比如，焦虑的父母出于为孩子生命负责的考量而强加的控制，恰恰成了孩子心理问题的根源之一。为了让父母不再过深地卷入孩子的生活、让承载过多期望的孩子做出自己的选择，治疗师的任务是将彼此包裹的家庭成员重新阐释为相互独立的个体，在中国家庭中引入“人际边界”的概念。
这种企图在家庭内部设置人际界线，从而挑战长久存在的自我与人格模式的心理学实践也出现在建基于“自助心理学”（self-help psychology）的培训活动中。自助心理学曾在20世纪初的美国掀起一阵热潮，以回应当时的城市化与市场化进程造成的身份焦虑，而在当代中国道德转型的背景下，个人欲求与社会关系之间的冲突也给自助心理学开辟了一片新空间。韩泊明（Amir Hampel）研究了北京的公共演讲俱乐部，关注自助心理学在那里如何引导年轻人摆脱“差序格局”式的关系模式，学会与他人建立平等的新关系。在自助心理学的倡导者看来，学会看到他人眼中的自己不仅是获得（市场、亲密关系等方面）成功的前提，也是“成为现代人”的必要步骤。韩泊明观察到，在演讲俱乐部里，这种反身性自我（reflexive self）的觉醒是通过分享关于“羞耻”的生命故事和学员之间的相互批评实现的。激活、引导羞耻感的技术让来自“外地”的年轻人学着在一个陌生人构成的都市中定位自己。然而在他们关于“自我”的演讲中，社会价值导致的焦虑常常与对内在世界的探索混为一谈，所谓“成长”更像是让自己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摆脱“落后”的阶级传统，以符合想象中的现代化要求。因此，与其说这类心理实践推广了一种个人主义版本的自我，倒不如说它成了当代年轻人寻求新的社会归属的方式。
相比之下，高乐的报道人们表现出了更加明确的、借助心理技术进行“自我提升”（self-development）的迫切诉求，这种诉求的出现与国家从公民福利供给领域的撤退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一个“靠自己”时代的来临不但将处理困扰和苦痛的责任交付给个体，也增加了人们通过提升“素质”以适应市场竞争要求的动力。高乐发现，人本主义心理学和积极心理学已融入“软技能” 培训产业所倡导的互动技术。在聚焦提升人际沟通和交往能力的各类“成长营”和创业培训中，自我实现的口号、相互赞美的练习、对成功人士语言风格和姿态的模仿以及演讲舞台本身，都为参与者提供了一个短暂、瞬时的自我实现“装置”，为现实中的自我转型打开了想象的空间。
当代中国的心理热既是改革时代消费市场扩张的产物，也为自我转型提供了新的资源。张鹂认为在这一影响下浮现的是一种“治疗型自我”（therapeutic self），从十几年前她参与的心理治疗工作坊到如今缤纷多彩的自助团体，从家庭内的冲突到对都市生存的迷惘，自我的觉察、塑造和提升对心理热的参与者而言，已经变成了愈发主动、自觉的追求。不可否认的是，心理治疗与培训往往绕开了社会苦痛的结构性根源，它们力图通过发展一种关于自我控制、情绪管理、关系互动的技术手段来帮助人们追求美好生活。因此，在一些学者眼中，这种回避社会震荡的“内在革命”近乎一种福柯所说的治理术（governmentality）。
“心理学化”与治理术
持批判取向的人类学者致力于构建“心理”与“治理”的内在关联，其借鉴社会主义转型研究中“心理学”的应用（如俄罗斯心理学家向精英阶层的孩子提供“心理教育”的研究），强调心理话语和技术如何通过培育人们对内在生命体验的关注[即福柯所说的“自我关怀”（self-care）]来打造一种符合国家理想的新型主体。杨洁将日益渗透进大众生活的心理话语视为一种去政治化的、诉诸内在感受的修辞，人们透过这面“转向内在”的棱镜来重释自身遭遇，将社会经济问题降格为个人心理问题加以干预。在她看来，心理热的背后暗含着治理方式的转型，其本质是社会问题的“心理学化”（psychologization）。
杨洁对心理培训的关注可追溯至世纪之交的下岗潮，一个心理治疗的“前产业化”时代。在对一家国有工厂下岗工人再就业的研究中，她发现下岗工人的焦虑和愤懑常被贴上“失业综合征”的标签，而基层治理工作的核心在于对下岗工人性别化的“潜能”进行管理和引导：其中男性阳刚、对抗的气质往往被基层管理者视为需要安抚、管控的危险潜能，而女性的关怀品质则让她们通过再就业培训进入了一种名为“陪聊”的新职业。心理咨询的话语贯穿在再就业培训中，在将下岗女工塑造为心理关怀对象的同时，也鼓励她们成为非正式的心理咨询师，调用自己在失业期间的遭遇和苦痛为他人“解开心结”。但这并不意味着女性可以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自立，作为一种性别化的关怀劳动，大多数“陪聊”不过是在临时的就业模式中承受着新的剥削。
实际上，从90年代末开始，中国的出版市场上就充斥着各种粗糙的大众心理学读物，报纸上开辟了为读者的生活困扰给出建议的“咨询专栏”，电台热线开始变成人们诉说苦恼、寻求支持的渠道。尽管这些实用、说教的话语对内在世界的探索深度远不及日后的心理治疗，却潜移默化地打开了一种人们想象美好生活的新方式。杨洁分析了世纪之交的电视节目对“幸福”的论述，指出其中频频强调的“通过释放个人的积极潜能来适应新经济环境”的话语与构建社会、维持社会稳定的政治工程有着内在的契合。她也注意到，自传式、忏悔式的谈话节目的流行让许多心理学和精神疾病术语进入了普通人的生活，制造了新的“痛苦习语”（idiom of distress）。一些群体表达诉求、抗争或自杀的行为被媒体愈发轻易地界定为“精神病”“抑郁症”作祟，不同于西方“心理学化”过程中专业治疗机构的泛滥和对知识权威的依赖，在中国，日常交流反而成了人们相互诊断、制造（伪）疾病的场域，自助式疗愈的普及则映射出社会对苦痛的结构性补救难以达成。
对心理实践的“治理”式理解也包含内在的张力。恰如杨洁指出的，面对诊断话语的任意使用及其造成的“污名化”效应，心理治疗与精神医学专家常常扮演批判的角色。此外，治疗观念本身也常常有着与治理目标相悖的内涵，例如，家庭治疗虽以自我负责的现代人格为理想模板，但它对“独立”个体的强调却对官方弘扬的“孝道”构成了威胁；而在自助团体的自我提升实践中被激活的 “羞耻感”却恰恰不被自助心理学文本所倡导。参照“医学化”批判路径来理解“心理学化”的学者看到了一个把社会苦痛重塑为精神障碍或心理状况的病理化、个体化过程，但从培训产业角度关注心理热的学者则有意将这种在生活中培育幸福感的心理实践与机构化的、关注大脑化学过程的当代精神医学区别开来（不可否认，一些心理治疗方法在知识论上的确有明确的反生物精神医学取向）。那么应该怎样看待“心理”与“治理”之间的张力，以及心理热版图内部的差异？在一个“治理”的框架之外，是否还有其他理解心理实践的可能？
江湖、仪式与能动性
如果不回到心理热实践者的第一人称视角、不探究心理实践的具体过程和不同流派之间的微妙差别，就没有办法理解心理治疗与培训实践对于参与者究竟意味着什么，对相关现象的审视也只能沦为一种外部文化批判。
带着不同视角和关切探究心理热的人类学家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存在争议，其中之一便是治疗师的“角色”。尽管治疗师的工作不同于医疗单位的“精神科医生”，但在一个“知识/权力”的框架下，还是很容易被套上某种福柯式“现代权力中介”的想象。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在“速成式”培训中冒出的执业者、爱好者才是这场热潮的主要力量。投身其中的人往往将心理咨询培训视为“了解自我”和“增加职业资本”的双重手段，提供培训的治疗师也认为自己不仅是在牟利，更身兼知识传播与“助人”使命。这种短期的商业培训造就了大批“半路出家”、缺乏实践经验、通过死记硬背式考试取得执业资格的“咨询师”，这被一些“学院派”斥为行业乱象。因此，心理热所造就的大批“咨询师”并不是一个精英化、均质化的专业群体，反而像是黄宣颖（Hsuan-Ying Huang）所说的 “混乱江湖”。
黄宣颖教授关于中国当代城市心理治疗热潮的讲座海报，2013
即便是具有强势学院背景、在“国际化”培训体系中成长起来的治疗师，在真实的治疗场域中也是有着复杂道德考量的行动者。关宜馨（Teresa Kuan）发现，在结构性家庭治疗的治疗督导中，治疗师常常被要求扮演“伦理上失之偏颇但治疗上正确”的强势介入角色，来激发来访者对家庭原有关系模式的行动改变。这样的治疗与督导过程像是一场道德实验，治疗师不但需要进行一些风险性的干预尝试，自身也可能变成脆弱的受虐者。
在关宜馨看来，家庭治疗就像是一场当代的魔法，恰如阿赞德人将难以在日常生活层面解决的冲突交付给巫术，城市居民开始求助的家庭治疗也如同一场针对“亲属关系”的干预仪式，其目标在于帮助人们重返日常，找到自己在家庭场域里的新位置。在这场充斥着象征技术的治疗仪式中，散发“疗愈之力”的不仅有知识和话语，还有其特殊的媒介、空间与装置。治疗师会运用各种视听和传感仪器捕捉来访者转瞬即逝的表现，引导他们重新“观看”家庭内部的关系过程，唤起他们对互动方式的改造。但若将家庭治疗极具科学感、专业化的仪式置于人类应对生命困扰的漫长历史中，或许也会发现“我们从未现代过”。
在治疗师与治疗过程的复杂性之外，也不应忽视心理热参与者的道德自觉与能动性。在一个心理学大众化的时代，年轻人对许多粗糙的心理学文本早已有了免疫或抗拒的心态。高乐发现，自我提升成长营里的年轻人尽管拒绝沉沦与虚无，试图寻求迎向世俗社会的精神动力，但已经很难被“心灵鸡汤”式的口号所鼓动。游走在培训活动与现实生活之间的他们不断经历着情感上的起伏跌宕。换言之，渗透在各类培训活动中的心理学并没有制造出一种统一的行动“规范”。此外，尽管以情感为核心的“心理困扰” 话语摒弃了激进的社会改造行动，却为中国人（尤其是处于结构性弱势的女性）提供了一个言说苦痛的新空间，甚至可以说将人们对“存在”（being）的体验引向了一个新的“情感”维度。巴克莱 · 布拉姆（Barclay Bram）发现，心理话语并不总像生产 “陪聊”的再就业培训一样强化既有的性别想象，而是帮助女性创造了许多日常生活中的小胜利，包括厘清、诉说自身相互冲突的渴望，以及凝聚一个支持性的社群来帮助其应对在主流社会中体验到的情感负担。很难说心理热的参与者是在盲目跟随一种风潮，但可以确信的是，在充满困顿和脆弱感的都市中，他们渴望通过心理学的技能与方法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在变化莫测的生存环境中营造某种确定感、控制感。
演进中的未来
201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颁布，中国的心理热迎来了新时代。法律对具有医学内涵的“治疗”和作为非医学行为的“咨询”作出了明确区分，规定前者只在医学机构中进行（然而这一规定日后并未付诸实践）。尽管“专业化”倡导者一直呼吁为这个缺乏规范性的行业引入国家监管，但新法的颁布也引发了许多私人治疗师对职业前景的忧虑。2017年，国家心理咨询师资格考试正式取消，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城市开始出现新的治疗师认证系统，意图对从业者作出进一步的专业化区隔。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心理热的消散，相反，大量与心理治疗、心理知识相关的企业和网络平台（如简单心理、KnowYourself）在新一轮科技创业潮中涌现出来，将心理实践的大众化和商品化推向了新的高度。如布拉姆所言，中国的心理热不是一个线性、同质化的现象，而是一个复杂交错的历史过程。随着心理治疗从业者的代际更替，人们对干预心理苦痛的技术化追求愈发明确，方法的探索也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
后疫情时代的人们对于多元化的疗愈手段有着更为迫切的渴求。如果将心理热视为一场城市中产阶级寻求自我疗愈的征候，那么迄今为止，光谱另一端的泛身心灵疗愈实践（如冥想、戏剧治疗、艺术治疗）尚未得到充分延展。与之相伴的是，精神医学对苦痛的病理化识别也在同步上升。如果说心理治疗及培训行业的兴起曾被视为一种民间应对精神痛苦的非正式手段，那么在今天，大众心理实践与精神医学治疗之间的关系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如果说西方“心理学化”的批判者曾将心理学视为一种新时代的宗教，那么，“忏悔室”的隐喻似乎已不足以概括当下中国心理治疗的复杂景观。当如何面对LGBT群体和残障来访者的相关讨论开始为心理治疗注入社会正义的元素，当越来越多的团体心理活动开始帮助创伤承受者面对自身的受压迫处境、鼓励相互关怀，需要反省的是，过往的心理热探索是否过于轻视了这些疗愈实践激进、革命性的一面？如何看待这场尚在演进中的心理热，这当然关系到人类学如何处理苦痛经验、知识实践、主体塑造、社会转型的一系列经典问题，但也与我们如何理解普通人的生活韧性与智慧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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