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感是人的基本需要，具有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双重属性。本体安全感是心理健康研究的社会学取向，包含自我认同和环境适应两个核心变量，而自我内部的连续一致以及与环境之间的良好适应正是心理健康的重要标志，因此，本体安全感与心理健康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本期访谈中，俞国良教授将系统阐述本体安全感的内涵及其与心理健康的相互关系，并揭示本体安全感和心理健康对幸福感的理解及追求，为我们打开了心理健康研究的另一扇“窗户”。
本体安全感的内涵及核心变量
何妍：俞教授好！说起安全感，我们首先想到的是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他将安全需要视为人类的五种基本需要之一，认为人们在满足了生理需要也就是获得身体安全感后，就会寻求更高层次的安全需要——精神安全感。我了解到您最近在做本体安全感的研究，请您首先介绍一下本体安全感和安全感的联系和区别。
俞国良：本体安全感和安全感都是人类的基本需要。我们在谈心理健康的时候不能够就事论事，心理健康问题更不能脱离社会环境就事论事。就社会环境而言，生命第一、安全第一。因此，讨论心理健康问题，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就是人的安全感。安全感作为维持个人生存与社会生活秩序的必要条件，具有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双重属性。就像你说的，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安全是人类的五种基本需要之一；社会学家吉登斯认为，本体安全感是人们对自我认同的连续性以及对周围社会环境稳定性的信心，也是人类的一种基本需要。显然，“英雄”所见略同，两者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何妍：我们是否可以先简单地理解为，安全感是心理健康研究的心理学取向， 而本体安全感是心理健康研究的社会学取向，相信后面通过您的分享，我们会对本体安全感有更深入的了解。首先从概念来讲，本体安全感研究的概念渊源和历史变迁是怎样的？
俞国良：单就本体安全感这一概念而言，它最初源于精神病学，后迁移到社会学并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早在1960 年，英国精神病学家莱因在治疗精神分裂症患者时，为了描述患者的社会知觉（人际知觉），提出了本体安全感的概念。由于受到存在主义哲学与精神分析学派思想的影响，他用存在主义哲学的术语（如“本体”一词）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内部世界进行了生动的描述，使精神分裂的过程为世人所理解。他认为，“本体安全的个体感知到自己在世界上的存在是真实的、完整的，并且在时间意义上是连续的；如果本体安全感缺失，日常生活也会成为一种持续的威胁。”
三十年后，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赋予这一概念以新的含义，并突现了社会学的“华丽”转型，藉此开始研究现代社会全球化趋势对人的影响，他指出“本体安全感是大多数人对自我认同的连续性以及对周围社会环境稳定性的信心，是人类的一种基本需要，也是对基本存在问题的回答，所有人类生活都以某种方式解决了这一问题。”在莱因的基础上， 他引申出了本体安全感的另一层含义，将它与基本信任和经验关联起来。无独有偶，社会学家彼得·桑德斯也进一步阐述了信任对于本体安全感的重要性，认为现代世界的本体安全感本质上是脆弱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信任机制的性质发生了变化。
何妍：从您的介绍中可以看出，莱因和吉登斯眼中的本体安全感都是针对自我的安全， 是作为“存在”的安全，而不是作为“生存”的安全，我想这也是社会学视角下的本体安全感和心理学视角下的安全感之间一个很大的区别。本体安全感强调的是个体在与环境互动过程中的心理感受，那么从“人与环境”互动的视角我们应该怎样来理解本体安全感？本体安全感由哪些变量构成？
俞国良：是的，“人与环境”的互动正是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的要旨。一方面，人与环境的稳定互动，让人们与环境之间建立起信任感和稳定感，相信自己所处的环境是稳定的、有序的和可预测的；另一方面，人与环境之间形成的信任感和稳定感，有助于人们形成对自我连续性的信心，即相信过去、现在、未来的自我之间具有连续性，是处于本体安全的状态。
从“人与环境”互动的视角，我们认为本体安全感包含两个核心变量，一为自我认同，二为环境适应。
自我认同又称自我同一性，它是本体安全感的核心，指的是自我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也就是个人的内部状态与外部环境的整合和协调一致。根据埃里克森人格发展阶段理论，建立自我同一性和防止自我同一性混乱是十二三岁至十七八岁个体心理发展的主要任务。如果个体按照社会要求和准则去发展，就会受到赞许和奖赏，体验到勤奋感、主动感、信任感和自主感，最终形成青春期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的统一；如果违反社会要求和准则，就会遭受批评或谴责，形成自卑感、反抗乃至敌对情绪，影响个体的人格发展， 最终导致自我同一性危机。持续与尝试解决自我同一性危机的心理努力, 容易导致青少年产生不确定感和无力感, 使其感到焦虑和抑郁, 降低其心理健康水平。可见，同一性达成意味着成熟和自我完整, 反之，则意味着困惑、僵化和分裂。而自我意识的独立性、不变性和连续性，以及与某一群体及其成员之间共有的连带感、价值感和目标追求等，会促成个体意识分化为理想自我和现实自我，建立自我同一性就是要使二者达到统一。更为重要的是，人格的主要成分是自我，人格的完善需要自我的连贯性和一致性。为此，可改变现实自我，使之与理想自我一致；也可修正理想自我，使之符合现实自我。就如弗洛姆所说：“个人的整个一生不是别的而是自己不断诞生的过程。”可见，自我同一性是一个动态建构的过程，是个体依据其经历反思性整合的结果，其生长点在于“本体安全感”，而基本信任的建立恰恰是获得本体安全的一个必要条件。
“基本信任”是埃里克森人格发展阶段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他认为“基本信任”是持久的自我认同的核心。在人类早期发展中，对自我身份和周围稳定环境的基本信任，首先并不基于事物或事件的连续性。相反，它源于对他人的信任，以及建立对他人信任的需求。而对他人的信任是建立在相互反应和参与的基础上，对他人完整性和真实性的信任，这是自我完整性和真实性的主要来源，也为稳定的自我认同提供了基础。如果个体缺乏内在的基本信任，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他所在外部世界的不可靠性。
环境适应的关键在于生活的秩序感。吉登斯认为，本体安全感是个体与外部环境之间互动的结果，是个体环境适应的重要体现。环境适应是社会适应的一种形式，是维持本体安全感的基础，也是个体在不断的运动变化中与环境取得平衡的过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个体的社会生活能力。稳定的外部环境提供了内源性张力，帮助人们形成稳定的日常生活秩序，建立起对周围物质环境及自我持续发展的稳定信心，此时人们处于本体安全的状态；而外部环境发生根本性改变时，则会打乱人们的日常生活秩序以及与环境之间的稳定互动，破坏了他们长期以来在稳定环境中所形成的心理安全状态，也使得其对自我连续性的信心降低，本体安全感则会受到威胁。
在灾难、战争、疾病频发的时代，本体安全感深深植根于当地的环境中。个人体验到的安全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与当地环境稳定的嵌入式关系。对环境的依恋和认同表达了人们对当地社会实践活动的参与和记忆，而且深受其影响。当人们与熟悉的环境联结在一起时，往往会无意识地激活人们对自己与环境之间存在稳定互动联系的感知，将环境视为自我的一部分，并且与环境建立起亲密的情感联结。吉登斯认为，全球化之前，属地环境是交织在一起的社会关系群的场所，绝大多数人们是相对静止和孤立的，低空间跨度提供了相对的安全感和稳固性， 内部人和外部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鸿沟或者陌生感。全球化之后，人口大幅度迁移和流动，削弱了人们的属地感，社会活动变成了与匿名他人进行互动的广阔领域，人与人之间关系通常是一种重新嵌入的关系，这往往与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感相关联。在这种环境下，人际之间的相互猜测和防御就会加剧焦虑的产生，从而使人们很难体验到本体是安全的。
何妍：如此看来，本体安全感概念下的“自我”也应该强调“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那么自我认同和环境适应两个变量是如何统一于本体安全感这一概念的？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如何更具体直观地去理解本体安全感？
俞国良：确实，与自尊、控制感、社会排斥等有关自我的概念不同，本体安全感这一概念涵盖的自我，更加强调自我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强调环境对个体自身存在及发展的影响，如果环境适应不良，就会出现自我混乱的状态。同时，本体安全感虽然可能涉及诸如自然灾害、战争等对人类产生重要影响的事件， 但这一概念关注的是这些事件对个体日常生活秩序的打乱，所引发的人们对自身连续稳定发展的焦虑和担忧，并非对生命本身的威胁。因此，本体安全感不仅是自我的安全，而且包括自我与环境的和谐一致，两者统一于本体安全感。值得注意的是，当个人需要确保自我的安全时， 前提条件是他们对自我的理解必须相对稳定， 但稳定并不意味着对自我的理解必须永远保持不变。事实上，自我的变化对于个人发展至关重要。这一观点更倾向于个体对自我连续性的重视，因为它保证了个体的能动性，而寻求本体安全感就是个体能动性的表现， 更是个体自我实现不可或缺的前提。
在现实生活中，对本体安全感更一般性的理解是一种放心、踏实的感觉，或是在一个看似具有威胁性的环境中感受一种“家”的感觉。众所周知，家具有双重作用，它既是人们建立自我身份的安全基地，又提供了其他环境中所缺少的控制感。家让自我认同和对于环境的适应统一于一体，从而维持了人们的本体安全感。可以说，对于“家”的渴望，反映了人们对于环境安全和自我身份的渴望。桑德斯研究了社会动荡（经济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等）时期人们如何理解“家”的意义的变化，将本体安全感扩展到家的意义的议题中，认为房屋所有权提供了一条获得本体安全感的途径，家庭为人们提供了重新建立一种安全感的可能性。吉登斯进一步指出，在全球化趋势下，由于现代社会流动性增强，“家”作为一个不受外在监控的私人空间，承载了一个人自我身份认同的功能。“家”及其房屋所代表的连续性，在财产继承时得到了最明显的体现，并且通过无条件的代际传递机制维持了人们的本体安全感。
本体安全感与心理健康互为因果关系
何妍：心理健康反映的是个体适应能力、人格发展等心理状态保持正常或良好水平，并且自我内部以及自我与环境之间保持和谐一致的良好状态。心理健康的目标就是要个体在与现实环境保持接触的情况下，拥有充分的安全感。请您具体谈谈本体安全感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
俞国良：已有研究表明，在本体安全感与心理健康的因果关系上，存在着交互作用的可能性，尤其是心理疾病可能导致知觉到的社会环境支持减少，进而威胁到本体安全感；而拥有本体安全感的个体，能够感知到来自社会环境的长期支持，有利于稳定人格和自尊发展，从而有助于心理健康。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
其一，本体安全感有助于提升心理健康水平。本体安全感与我们在生命早期形成的身体安全感不同，它更加强调个人和社会发展的关系。也就是从“人与环境”的互动出发，强调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与外部环境之间长期、稳定、有序和可预测的互动关系，以及在这种关系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安全感。并且，本体安全感还从自我建构的角度，而非仅仅从单纯的主观体验视角，强调了稳定、连续的环境互动与个体自我连续性之间的关联性。毫无疑问，自我认同以及自我与环境之间的协调一致，是一个人心理健康的重要特征。因此，本体安全感的获得，有助于心理健康水平的提升。尽管人们仍会被各种各样的问题所困扰，产生焦虑、抑郁等消极情绪，但他们始终相信自己是真实的、连续存在的、完整的，并且可以有效适应环境，与他人建立良好沟通，保持稳定的社会关系。因为对自己真实就意味着去发现自己，并且能够主动地建构自我，从而脱离虚假自我的困扰，维持心理平衡和心理健康。如果个体自我效能感低下，个体在面对这些困扰时，自我掌控感弱化，自我认同感丧失，就会产生焦虑、烦躁、恐惧、不安等负性情绪，影响心理健康水平。
在一些社会学家看来，心理健康问题有着特定的社会根源，能否适应社会环境决定着人类心理健康的水平。在快速发展变化的现代社会，人必须不断地适应各种挑战，不断处在各种应激状态之中，并根据变化了的环境来重新构建自我认同感。在这种情况下，关注心理健康、维护心理健康也成为现代人更好地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任务。
世界的快速变化源于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在这一过程中，有些人会显示出较强的适应能力，但往往会有过分自恋、自我陶醉和自我中心的倾向。而更多的人，则常常焦虑不安或疲于奔命，其自我认同感常常是支离破碎的、歪曲的。可以说，现代人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自我认同以及自我与环境的适应问题，这往往是引发各种心理问题的根源。高度现代性条件下的快速、多变、多元化、全球化等特征，导致人在自我认同和环境适应问题上往往不知所措，应对失败的经验往往导致了对心理健康有害的自我认同的形成， 从而罹患各种心理疾病。其中，全球化特征对人的影响更是明显。全球化也意味着风险全球化，核战争、生态灾难、病毒传播、全球经济与贸易的崩溃以及其他潜在的风险，几乎把每个人带到了焦虑不安的危险境地。只要全球化和现代化继续存在，人们就永远无法完全控制或预测这一进程。这就意味着我们将永远无法获得彻底的安全感。然而，全球化带来的不确定性既可能是一种威胁，也可能是一种机会，本体安全感并不是要完全避免焦虑，而是要学会面对焦虑并建设性地使用它。
其二，心理健康为本体安全感固本强基。心理健康问题大多可以归结为日常生活秩序的紊乱和失衡，而日常生活习惯的建立，给人们一种心理上的确定性，有助于维持本体安全感。习惯是一种独特的构建连续性和秩序感的模式， 它是人们在与日常生活经反复实践达成的“契约”，具有约束性和索引性，连接着过去和未来。对于心理健康的个体，其辩证思维水平更高，能够认识到绝对安全是不可能实现的，可以容忍小的不确定性，他们相信常规和秩序会被重新建立， 或者需求最终会得到满足。此外，心理健康的个体，其自我效能感也更高，拥有更加积极的认知和情绪反应，也更加相信周围环境是安全的、可靠的，而这有利于个体获得本体安全感。可以说心理健康为本体安全感的效能发挥一路护航。
人们日常生活秩序和习惯的打乱或维系，会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尤其是全球化趋势下，不断重组和流动的生活状态，对人们来说是一种打破原有习惯、建立并适应新秩序的挑战。适应并融入这一全球化的环境，意味着熟悉程度以及与本源地点之间的联系比以往要少得多，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将这种现象描述为“液态现代性”。“液态”是指人类社会的生活样态与存在方式。在液态社会中，不再有永恒的关系纽带，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模式即各种社会关系处于不断“液化”的状态，随时可以松绑。正如固态现代性产生出压制、极权、屈服和自由的窒息， 流动的现代性则引发个体的孤独、自由的无用、世界的无序、安全的丧失，以及生存的恐惧和焦虑。全球化流动对应的是再嵌入，与其说是一种与当地人疏远的现象，不如说是一种在拥有共同经验的全球化“社区”内进行整合。高耸的办公楼和住宅楼被认为是现代景观的缩影，往往允许其他地区的人员和文化嵌入，这种社会化脱密机制，使社会关系和信息交流脱离了特定的时空环境，同时也为他们的重新融入提供了新的机会。诚如桑德斯所言，现代世界在全球化过程中所创造的环境也可以保持本体安全性。这是因为，无论是自然环境还是人造环境，都不是本体安全感的基本构成，环境只能是安全感的来源。心理健康的个体能够通过重建认知，赋予环境积极意义以实现本体安全。因此，环境是自然的还是人造的无关紧要，因为轻松和熟悉的“ 时空路径” 的常规性和舒适性，既可以在自然环境中实现，也可以在人为的现代建筑环境中实现。然而，问题的本质在于本体安全感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环境，就在多大程度上需要人类去维护和适应。显然，本体安全感与现代全球化之间存在着既相“生”又相“克”的复杂关系。因此，优化外部环境，减少不良刺激对人心理健康的损害，对实现本体安全感尤为重要。
幸福感：心理健康和本体安全感的共同追求
何妍：健康与幸福是人类永恒的追求，有关心理健康与幸福感的关系，您曾在本刊今年7 月的访谈中有过深刻的剖析。今天我们从人与环境互动的视角探讨本体安全感， 更加关注社会因素对心理健康和幸福感的影响。在这一视角之下，心理健康、本体安全感和幸福感有着怎样的关系？您认为引入本体安全感的概念， 对于心理健康的研究意味着什么？
俞国良：当国民幸福作为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标准时，心理健康工作固然要承担起对各种心理行为问题进行咨询、治疗，以便进行教育补救的任务，但它更应该担负起引导人们更为健康幸福生活的责任，为幸福社会服务。当今社会，世界环境复杂多变，且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凸显，对人们自我概念和身份的冲击，使得诸如焦虑、恐惧、抑郁等心理健康问题已成为一种时代的预警信号。研究表明，保持连贯一致的自我概念和身份对心理健康和幸福感至关重要。自我概念的一致性越高, 幸福感则越高, 并且自尊和体验到的真实性也越高。无论是通过自助、他助或互助，还是通过改变自我或改造环境，幸福已成为心理健康和本体安全感的共同追求。
首先，主观幸福感是心理健康的追求。幸福感是衡量一个人生活和适应状态的重要标准, 也是国际上通行的衡量人民生活质量和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基于快乐论的主观幸福感是个体依据自己设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所做的整体评价，认为幸福是一种快乐的体验。人们对于自己的生活想象是一种美好的期盼，带有一种理想的色彩，与现实之间的差异在所难免，个体能否正确、客观地认知和接受差异，是衡量其是否心理健康的“分水岭”。马斯洛认为，心理健康的人能设定切合实际的生活目标，或者改变对于生活的过高期望，使之与现实相符，从而提高生活满意度。此外，现实生活中的压力会首先影响个体的情感反应及对生活的态度，如果体验到更多的负性情感，个体将变得郁闷、焦虑，无法体会到生活的快乐。而拥有健康心理的个体，能够合理调节不良环境或生活压力对心理的冲击，增加对不良情感的控制，使自己的情感体验和主观评价更加积极，从而维持较高的主观幸福感。可见，维护心理健康，提高心理健康水平，就是让个体生活得幸福快乐，即主观幸福感是心理健康孜孜追求的目标。当个体诸如愉悦、兴奋等正性情感体验较多而负性情感体验较少时，会以更美好、更正面的视角感知周围环境中的人和事，与他人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获得较多的社会支持，这有助于提升心理健康水平。
其次，心理幸福感是本体安全感的追求。与主观幸福感不同，心理幸福感是建立在幸福论或自我实现论基础之上的， 它强调人的自我实现及其人的本质的实现与显现。研究者发现，幸福不仅仅是快乐的获得，更是个体以健康的身心，有效投入社会实践以充分表现出个人的潜能，包括了人类自我实现的六个不同方面：自主性、个人成长、自我接受、生活目标、 控制感和积极关系。根据自我决定理论，自我决定倾向是人的内在成长趋向和先天的心理需要， 这种需要不仅仅是心理健康的最低要求，同时也是社会环境必须提供给人们以促进其成长和发展的基本养料。基本需要在人生阶段中必须要得到满足，才能使人体验到一种持续的整合感和幸福感。由此可见，心理幸福感检测了人在自我实现的过程对困难引起的焦虑的化解，对自身存在的挑战，这也是本体安全感主要追求的目标。一般情况下，我们对周围熟悉的环境习以为常，以至于在日常生活中很少体验到本体不安全感，但这正是问题所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将本体不安全感排除在意识之外。只有当我们对环境的认知或情感的破裂无法控制时，对本体安全感的需求才如此强烈。如新冠病毒感染的为什么是我？在这种情况下，质疑和不安全感都表明无法“继续”或“成为”一个人的正常自我。现代社会是一个全球层面上的风险社会，愈是如此，本体安全愈是重要，本体安全是我们面对所有的风险而敢于“跳入未知”去创造、去实现的一种社会性的“原始冲动”，以此让自身的潜能得以充分发挥。可见， 寻求本体安全感的过程，也是自我实现的过程，更是提高心理幸福感的过程。
最后，从主观幸福感到心理幸福感是生命质的飞跃。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是现代幸福感研究的两大取向，从主观的自评到客观的他评，从简单的快乐、欲望的满足到对环境的掌控、自主成长、收获一生的追求，这都表明幸福感不仅可以来自主观情绪方面的愉悦感，更可以来自内在的自我实现感。而自我实现源自个体自我发展的需要。根据吉登斯的观点，在自我成长的每个过渡阶段，都包含着风险与希望，正是风险与自我挑战提升了自我的价值，实现了自我认同。这种自我探索的欲望与需求， 促使个体愿意尝试一切可能的方式寻求自我认同，获得本体安全感。可以说，对于幸福感的追求，人们开始更加注重内在资源对人成长的推动，使其得到充分的实现。从这个角度考量，获得心理幸福感，实现人最高层次的心理需要，无疑是生命质的飞越。而本体安全感在心理健康领域的回归，也是对人类自身健康发展的共同理解和追求。世界每时每刻都处于不断变化之中，2020 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激活了人类基因里跟疾病纠缠不清的行为印记，人类和病毒之间的斗争在可见的未来，依然看不到尽头，而千百年来人类所经历的一切再次证明，没有一个瘟疫可以被预测，人类永远无法实现完全的“安全”，寻求本体安全感将伴随我们一生。因此，只有提高自己的健康水平，才是继续存在于剧变世界中的基础，也才能获得基本的安全与归属。
毫无疑问，心理健康确实不能就事论事，心理健康问题有着特定的社会根源。它是人与环境互动的产物，社会转型是影响心理健康的重大风险性因素，而社会环境则是影响心理健康的重要决定性因素。其中，本体安全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中介或调节作用。这种心理健康研究的社会学取向，有别于心理学或医学模式，不仅着眼于个体层面的特质属性，而且也关注社会层面的环境因素的影响，为人类心理健康研究打开了另一扇“窗户”。
本文刊载于《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2022年第2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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