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自恋:群际冲突的催化剂
徐步霄,白洁,李晔,郭永玉
心理科学进展, 2022, 30(9)
摘要
自我价值感及控制感是集体自恋的重要根源。鉴于现有研究一般都预设了集体自恋的脆弱性和消极性,而集体自恋的属性不必然如此,未来研究应在充分厘清集体自恋内涵及结构的基础上探索其消极与积极后效,揭示其多元成因及干预方法,并推进跨文化研究。
集体自恋是将自恋延伸到群体水平的一个经典构念,目前被界定为对于“自身所属群体是卓越的并值得优待,却未充分被他者承认”的信念。现有研究发现它对群际敌对性有较强解释力,因为集体自恋者对内群体形象、地位或身份所受威胁高度敏感,容易高估威胁和怀疑外群体,而缺乏 关键词: 集体自恋;1 引言
自恋是一个历久弥新的主题,因其丰富的内涵及其与日常生活的联系,一直备受学界和大众关注(Campbell & Crist,2020; Sedikides,2021; 余震坤 等,2019)。随着自恋领域研究的扩展和深入,不但研究者们已经逐步区分出了自大型自恋(grandiose narcissism)与脆弱型自恋(vulnerable narcissism) (如Miller et al.,2011)、能动型自恋(agentic narcissism)与共生型自恋(communal narcissism) (Gebauer et al.,2012)、钦佩型自恋(admirative narcissism)与竞争型自恋(rivalrous narcissism) (Back et al.,2013)等自恋的表现型; 还有许多研究者将目光转向了自恋在群体水平上的表达,也就是集体自恋(collective narcissism),并开始致力于探究集体自恋及其在群际水平上的影响,尤其是它对群际冲突的影响或催化促进作用(如Cichocka,2016; Golec de Zavala et al.,2009)。目前,集体自恋在国外主要受到人格心理学、社会心理学、政治心理学等领域学者的积极关注(Golec de Zavala et al.,2019),国内仅有少数学者开展过相关研究(如Cai & Gries,2013; Wang et al.,2021)。鉴于集体自恋的理论意义以及它在理解当今世界重要社会问题上具有的现实意义(Cichocka & Cislak,2020; Golec de Zavala & Keenan,2021),而国内学界暂无专文探讨此概念,故本文将先对集体自恋及现有研究作一介绍和梳理,进而再对该领域研究不足之处展开反思,并对未来研究予以展望,以期推动集体自恋的本土乃至跨文化研究。
量表编制上都充分参考了个体自恋的内涵和量表,而且研究者们在研究假设和方法上也可能较多地借鉴了个体自恋领域的成果(Cichocka & Cislak,2020; Golec de Zavala,2011),那么可以预见,集体自恋与个体自恋在概念和研究上都可能有些类似之处。尽管如此,集体自恋是一个相对独立于个体自恋的构念(Golec de Zavala et al.,2019),它主要预测群际态度和行为(而个体自恋往往无法预测这些群际态度和行为),并且它还具有许多独有的特征或效应(Golec de Zavala,2018,2019)。当前,集体自恋已经形成了自己专属的研究领地。鉴于此,下文对集体自恋概念及研究的介绍将不涉足个体自恋领域; 但考虑到两个领域的潜在联系,在随后的现有研究不足及展望部分,本文将部分地结合个体自恋领域的最新进展(如Krizan & Herlache,2018; Miller et al.,2021)来对集体自恋领域的研究展开反思和讨论。
需要说明的是,该领域的开创者们(Golec de Zavala et al.,2009)在集体自恋的概念界定和2 集体自恋的概念及渊源
2.1 集体自恋的内涵界定
集体自恋目前被定义为一种对于“自身所属群体是卓越的并值得优待,却未充分被他者承认,承认(recognition)是西方观念史上的一个重要术语,在不同思想家眼中含有或积极或消极的意义(Honneth,2018/2020)。根据著名学者福山的看法,对身份获得承认的需要是一个统合了当今世界舞台上众多现象的主要概念(Fukuyama,2018)。)”的信念(Golec de Zavala et al.,2019),或者一种展现了自大(grandiose)、夸大(inflated)的内群体形象的态度取向,而这种形象又依赖于外界对内群体价值的承认(Cichocka & Cislak,2020)。简单地说,集体自恋就是依赖于“他者之钦佩和承认”的集体自尊(Golec de Zavala et al.,2009,p.1085),或者依赖于外部承认的内群体伟大性(greatness)信念(Cichocka,2016; Golec de Zavala,2018)。那么在这些研究者眼里,集体自恋的内涵主要涉及两方面,其一是夸大的内群体形象,其二是这种夸大的形象需要获得外部承认——也就是说,单单夸大的内群体形象不足以构成集体自恋,集体自恋者还渴望或要求他者对内群体的夸大形象予以承认或认可。
情感投入(Golec de Zavala et al.,2009)。根据该领域开创者们(Golec de Zavala et al.,2009,2019)的观点,处于集体自恋概念核心的是一种对于内群体卓越性(exceptionality)未充分受到外部承认的不满,而且各种理由都可以被用来声称这种卓越性或非凡性,诸如超拔的道德观念、博大精深的文化、强大的经济或军事实力、对民主价值的捍卫,甚至是不寻常的苦难与牺牲,或者内群体所展现的能力、品质等。集体自恋的理由到底为何,取决于内群体在自身区别于外群体的一些积极方面上的现行规范叙事(normative narrative)。并且,无论理由为何,集体自恋信念都反映着对于内群体从其他群体当中脱颖而出的渴望,以及对于该目标实现所受到的潜在威胁的担心。
集体自恋一开始是作为一种内群体认同(ingroup identification)被引入实证研究的,但这种内群体认同还牵涉一种对“内群体伟大无比”这一不现实信念的宗教派别(如Marchlewska et al.,2019),异性恋群体(如Marchlewska,Górska et al.,2021),大学校友(如Golec de Zavala,Cichocka,& Bilewicz,2013),工作团队(如Cichocka et al.,2021),体育团队(如Larkin & Fink,2019)等。总体而言,其中受到关注且研究最多的群体是国家(Golec de Zavala et al.,2019)2(2 简洁起见,我们将仿照国外学者的做法,在行文中用集体自恋来指称各种群体的集体自恋,因为一般根据上下文就可推断出集体自恋所涉的群体为何。在可能引起歧义的地方,我们将保留全称,如国家集体自恋。)。
需要注意的是,集体自恋中的“集体”可以指代个体所属的不同类别的集体或者说群体(Golec de Zavala et al.,2009)。这意味着,人们可以对自己所属的各种社会群体感到自恋。目前,集体自恋相关研究所涉及的社会群体至少已经有国家、种族(如Golec de Zavala et al.,2009),政党(如Bocian et al.,2021),2.2 集体自恋的概念溯源
Freud的精神动力学理论表达过类似观点,尽管当时他还未使用集体自恋一词,仅指出自恋在群体认同中可能发挥的重要作用(Adorno,1951); 而在稍晚的《伪文化理论》(Adorno,1959/1993)一文中,他已经明确提出集体自恋:“集体自恋相当于:通过使自己在事实上或在想象中成为某个更高和更具统摄性的整体的成员,人们补偿了自己在社会上的无力感(这种无力感直抵个体的本能驱力丛),同时也补偿了自己的内疚感(它源于个体没能按照理想自我形象成为自己所应成为的样子并做自己所应做的事情); 对于这个整体,人们把自己所缺乏的品质都归给它,并从中得到回报——像是感同身受式地共享着这些品质。” (pp.32-33)在他看来,集体自恋可以被视为自我的一种防御机制,弱小自我“如果没有寻求认同于集体的力量和光荣作为补偿,就会遭受难以忍受的自恋损伤” (Adorno,2005,p.111)。
集体自恋这一概念至少可以追溯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时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T. W. Adorno (1903~1969)和E. Fromm (1900~1980)就分别提出并分析过此概念,而且他们都把集体自恋视为旨在补偿个人不足的一种对于内群体的理想化(Cichocka & Cislak,2020; 郭永玉,2022)。例如,前者于1951年已经基于S.相比于Adorno,Fromm更全面地分析了集体自恋,即他笔下的“群体自恋” (group narcissism)或“社会自恋” (social narcissism)。在其著作《人心:人的善恶天性》中,Fromm (1964)专门用一个章节探讨了“个体自恋和社会自恋”,他认为,群体自恋与个体自恋一样可按良性与恶性形式划为两类:良性自恋(benign narcissism)会把自恋对象聚焦于需要去完成的成就上,由于成就的实现有赖于联系并结合现实,自恋倾向可被约束在一定限度内,同时又能推动成员去为实现成就而努力; 恶性自恋(malignant narcissism)则把自恋对象聚焦于原本拥有的事物上,如群体特质或过去成就等,由于缺少来自现实的约束作用,自恋倾向及由之产生的危险就可能增加。因而,当群体自恋不超过一定限度时,它不必然是消极的。进一步,Fromm还归纳了群体自恋的病理特征,主要包括:缺乏客观和理性判断; 需要从内群体自恋形象中获得满足; 具有高度的威胁敏感性; 渴望认同于强大领袖。在Fromm (1973)看来,个人在生活中越是缺少真实满足,其群体自恋程度可能就越深,因群体自恋能补偿自我的可怜状况。他还认为,群体自恋是人类攻击行为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无疑,Adorno和Fromm基于精神分析传统的观点启发了后来开创集体自恋这一研究领域的学者们(如Cichocka,2016; Golec de Zavala et al.,2009)。但需要注意的是,该领域的理论和研究都依循主流心理学范式,独立于精神分析传统,不需要任何关于无意识冲突或人格动力的假说(Golec de Zavala et al.,2019)。
3 集体自恋的现有研究积累
自从开创集体自恋实证研究领域的文章(Golec de Zavala et al.,2009)在顶尖期刊《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发表以来,研究者们对集体自恋展开了广泛探索。大体而言,前期研究主要聚焦于集体自恋对一系列群际心理与行为结果的预测效应,以确立集体自恋的独立地位; 近几年的研究则在继续验证集体自恋对众多社会现象的解释力的同时,也开始尝试探明集体自恋的成因或前因变量,以期将来构建出成熟的理论模型。结合该领域的较新文献(Cichocka & Cislak,2020; Golec de Zavala & Keenan,2021; Golec de Zavala & Lantos,2020),现有研究成果大体可以由图1所概括。
图1 集体自恋的前因、中介与结果变量
3.1 集体自恋的后效
3.1.1 群际威胁感知
群际威胁包括现实性群际威胁和象征性群际威胁,而且人们对群际威胁的感知并不一定准确(Stephan et al.,2016; see also Guerra et al.,2020)。一般来说,集体自恋者较容易高估来自外群体的威胁,不论这种威胁是过去的、现在的、真实的还是想象出来的(Cichocka et al.,2016; Golec de Zavala et al.,2009,2016; see also Bertin et al.,2022)。例如有研究(Golec de Zavala & Cichocka,2012)发现,集体自恋能预测受围心态(siege mentality),即认为世界上其余群体对内群体有着高度的负面意图,这可以作为夸大的群际威胁的一项指标。类似地,集体自恋也能预测敌意归因偏向(hostile attribution bias),这种偏向表现为把外群体感知为对内群体怀有敌意(Dyduch-Hazar,Mrozinski,& Golec de Zavala,2019)。
另有研究(Cichocka et al.,2016)以2010年的“斯摩棱斯克空难”为背景、以波兰人为样本直接考察了集体自恋与威胁感知及阴谋论信念的关系。这场空难造成了包括波兰总统及其夫人在内的88名波兰政府代表团成员丧生。由于这场悲剧发生在俄罗斯,当时有阴谋论声称该空难是俄罗斯在背后谋划。调查结果发现,集体自恋既能预测个人对自身和国家所受威胁的更高感知,又能进一步预测对上述阴谋论的相信程度。根据这些研究者的看法,阴谋论信念也可作为夸大的群际威胁的一项指标,表现了对外群体的高度怀疑。不过需要注意的是,集体自恋者并非倾向于相信所有阴谋论; 如果阴谋论所声称的并不是外群体在密谋对付内群体,而是内群体部分成员(如本国政府)在做不利于其他成员(如本国民众)的事情,集体自恋就可能无法预测阴谋论信念(Cichocka et al.,2016)。
还有研究(Golec de Zavala et al.,2016)考察了集体自恋者对于内群体形象所受到的威胁的高度敏感性。结果发现,即便不是确切受到外群体侮辱的情况(即那些存在争议的、他人并不这样感知的或并非对方有意的情况),集体自恋者仍然更倾向于将其感知为内群体受到了侮辱。例如,在其中一项以土耳其人为样本的调查中,在阅读了当时一则关于土耳其的欧盟入盟申请被搁置的新闻后,集体自恋水平较高者相比较低者更为感到羞辱和可耻。那么,这种结果即体现出了集体自恋者对群际威胁的高度敏感性。
3.1.2 群际态度与行为
根据一项元分析(N = 14592),集体自恋与对外群体的敌对性(outgroup hostility)的相关系数为0.19 (Golec de Zavala et al.,2019)。既然集体自恋者的群际威胁感知更高,不难理解他们为何容易对外群体表现出更消极的态度和行为。例如,集体自恋能够通过群际焦虑而预测对外群体的较低共情以及较低群际团结度(Górska et al.,2020)。又如美国人的集体自恋能预测他们对2003年伊拉克军事干预的支持度,而且起到中介作用的是对本国受到敌对威胁的感知(Golec de Zavala et al.,2009)。并且一项以中美关系为背景的调查(Cai & Gries,2013)发现,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集体自恋都能预测对对方国民的偏见、对对方政府的负面态度以及对采取强硬政策对付对方国家的支持度。类似地,一项以波兰人为样本的调查(Golec de Zavala & Cichocka,2012)发现,国家集体自恋可以预测反犹偏见——表现为与犹太人之间的社会距离更远,对他们的负面情绪和行为意向水平更高; 而且这种关系是由威胁感知所中介。
进一步研究发现,上述关系可能受到群际威胁情境的调节。如在一系列实验(Golec de Zavala,Cichocka,& Iskra-Golec,2013)中,研究者以不同群际环境(如国家之间、学校之间)为背景,考察了内群体形象威胁对集体自恋与群际敌对反应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一致发现,在内群体受批评的条件下,集体自恋能预测更高水平的敌对反应; 在内群体受赞扬的条件下,集体自恋对敌对反应的预测作用不显著。这似乎表明,集体自恋者的敌对反应一般都是报复性的,仅指向给内群体带来威胁的外群体。实际上,上述研究也验证了这种看法。如在阅读了一名英国留学生对美国的批评后,美国集体自恋者只对这名留学生的同胞表现出了敌意,而没对作为对照组的德国人表现出敌意(Golec de Zavala,Cichocka,& Iskra- Golec,2013)。另有研究表明,对于在历史上伤害过内群体的外群体,集体自恋者也同样记仇、不易宽恕(Hamer et al.,2018)。还有研究发现,集体自恋者的报复反应除了直接形式的,还有间接形式的,比如对外群体的不幸遭遇表现出幸灾乐祸(schadenfreude) (Golec de Zavala et al.,2016)。不过值得留意的是,集体自恋者的负面群际反应可能不全是报复性。例如有研究(Antonetti & Maklan,2018)发现,集体自恋者倾向感到自己与外群体成员的相似度较低,并对企业失责行为的外群体受害者表达出较低同情心。
众多政治心理学研究还发现,诸如意识形态、公民投票等政治心理与行为也经常反映出集体自恋者的排外(xenophobia)倾向(Golec de Zavala et al.,2019)。例如,集体自恋可以预测美国选民在2016年总统大选时对特朗普的支持(Federico & Golec de Zavala,2018; Marchlewska et al.,2018),英国民众对脱欧的支持(Golec de Zavala et al.,2017),还有波兰、匈牙利民众对民粹主义政府及其政策的支持(Cislak et al.,2018; Forgas & Lantos,2019; Marchlewska et al.,2018)。促成这些结果的重要因素是集体自恋者所感知到的来自外群体的威胁,比如英国脱欧支持者倾向于认为英国受到了移民和外国人的威胁,这种威胁感知在集体自恋与脱欧意愿之间起中介作用(Golec de Zavala et al.,2017)。另外,集体自恋能够预测民族主义(Golec de Zavala & Keenan,2021)。在族群冲突背景下,集体自恋还能预测对政治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暴力的支持,而且这种关系在激进社会环境(如暴力被合理化的环境)中尤其突出(Jasko et al.,2020)。
3.1.3 群内态度与行为及其他后效
从上文可知,集体自恋者在群际态度和行为方面的表现比较负面。那么在群内态度和行为方面,集体自恋者的表现又如何呢?实际上,内群体的部分成员也可能被集体自恋者视为对内群体形象、地位或身份构成威胁,因而也可能被敌视。例如几项以波兰人为样本的研究发现,不论是通过著作揭示了波兰历史污点的波兰裔美国历史学者,还是通过电影呈现了本国不光彩历史的本国制片人及主演,抑或是嘲笑了政府宣传标语的本国名人,国家集体自恋者都更倾向于对这些内群体成员做出直接和间接的敌对反应,而且起中介作用的是感知到的侮辱或冒犯(Cichocka et al.,2015; Golec de Zavala et al.,2016)。不仅如此,最近有研究发现波兰人的国家集体自恋也能预测对同性恋者的憎恶和恐惧,其中发挥链式中介作用的一环是把同性恋者感知为本国受到的威胁(Mole et al.,2021); 而且波兰人的国家集体自恋和宗教集体自恋各自能预测对女性的歧视(Golec de Zavala & Bierwiaczonek,2021)。研究者对此的解释是,在波兰的国家集体自恋者眼中,波兰的卓越性部分源于对传统天主教的忠诚,纯正波兰人意味着男性、天主教和异性恋; 这样,同性恋者和非传统女性就构成了对这种狭义界定的国家身份的威胁,因而容易受歧视。这种现象即属于所谓的“内群体的过度排斥效应” (ingroup over- exclusion effect),说明了部分内群体成员可能因他们未能积极反映内群体形象或身份而受到其他成员排斥(Golec de Zavala & Lantos,2020)。
由这些研究可见,集体自恋者相当在意内群体的形象、地位或身份不受威胁。那么,这是否意味着集体自恋者相比非集体自恋者更加关切内群体的福祉呢?研究者们最近在这方面也进行了一些探索。有研究(Cislak et al.,2018)通过三项调查发现,不论是对煤炭产业提供财政补贴(研究1),还是批准对受保护森林的砍伐(研究2和3),波兰的国家集体自恋皆能预测对这些有害环境的政策的支持; 其中研究2和3还发现,起中介作用的是对本国决策独立性的支持——对此的解释是,这项政策当时受到了科学家异议,并被欧盟法院尝试叫停,但集体自恋者倾向于维护本国在决策上的独立性并拥护该政策,而不惜它可能对本国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另有研究(Cislak et al.,2021)显示,集体自恋者更不倾向于支持实实在在的环保政策,但更倾向于支持在环保方面的国家表面形象工程。
最近有调查发现,在新冠疫情面前,集体自恋不仅较难正向预测个体与同胞的团结度,在控制了内群体满意度后甚至能负向预测与同胞的团结度(Federico et al.,2021); 另外它能正向预测个人囤货行为(Nowak et al.,2020)。还有调查(Marchlewska,Cichocka et al.,2021)发现,集体自恋能预测社会犬儒主义(social cynicism),即对人性的消极看法,由此还能预测对民主制度的较低支持。甚至有调查(Marchlewska et al.,2020)显示,若出国能在财富上对自己更有利,国家集体自恋水平较高者相比较低者具有更高的出国移民意愿。而且在组织环境下,集体自恋者被发现更倾向于工具性地利用本组织成员而为自己谋利(Cichocka et al.,2021),表现出了利己主义。那么这些研究基本上说明了集体自恋者对内群体福祉的关切水平未必更高; 对集体自恋者而言,内群体怎样被人感知以及个人的利益似乎比内群体成员的真正福祉更重要(Cichocka & Cislak,2020)。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集体自恋者不在意内群体利益,尤其是面对群际利益矛盾之时。例如集体自恋者在牵涉群际利益矛盾的道德判断中容易表现出“道德部落主义” (moral tribalism),他们更倾向于把偏向内群体利益的行为判断为道德的(Bocian et al.,2021)。
记忆的程度。结果发现,集体自恋程度越高,历史闭合意愿也越高,这进而可以降低集体愧疚感以及对受害者进行补偿的意愿。另有一项以波兰人为样本的研究(Marchlewska et al.,2020)发现,当面对呈现了本国不光彩历史的电影时,集体自恋者表现出了更高水平的内群体形象防御,如否认影片中历史情节的真实性,并认为这些电影是在恶意抹黑波兰。还有研究(Skarżyńska & Przybyła,2015)显示,集体自恋者更倾向于相信本国的受害者身份(victimhood),因为遭受苦难可能让内群体占领道德高地并增强自身价值感(Golec de Zavala et al.,2019)。
除了前述种种后效以外,集体自恋被发现还能预测其他一些后效,主要还是与内群体形象或地位的维护有关。例如在面对内群体形象受到的威胁时,集体自恋者很可能采取否认或回避等策略来保护内群体形象。具体来说,有研究者(Imhoff,2010)以德国人为调查对象,考察了集体自恋与历史闭合意愿(desire for historical closure)的关系。所谓历史闭合意愿,就是个体想要让内群体脱离过去历史影响的程度,在这项调查中被操作化定义为德国人渴望摆脱二战时期大屠杀3.2 集体自恋的前因
集体自恋一般被视为一种具有相对稳定性的信念(Golec de Zavala et al.,2019),它不但可能受到个体因素的影响,还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情境因素的影响。因此,近年来已有一些研究对集体自恋的前因展开了探索,不过这方面的成果还远不及集体自恋后效方面的成果丰富。
3.2.1 个体因素
根据前文提到的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Adorno (2005)和Fromm (1964)的观点,集体自恋可以补偿“弱小自我”的心理需求。研究者们虽然对集体自恋背后的需求到底为何仍有争议,但基本上都同意集体自恋可能产生于个体需求受挫之后的补偿作用(Cichocka & Cislak,2020)。目前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探究了控制感以及个体自尊或者说自我价值感,它们都被认为是人们的基本需求(Correll & Park,2005; Fritsche et al.,2013)。
在控制感方面,一个包括多项调查和实验的研究(Cichocka et al.,2018)直接探讨了个人控制与集体自恋及内群体认同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缺乏个人控制确实会增加集体自恋,但这种效应需要排除内群体认同的干扰后才浮现或更显著。具体来说,该研究首先在一项横断调查中发现,个人控制与集体自恋呈负相关,并且这种相关在将内群体认同作为协变量加以控制后更显著。接着一项实验发现,降低个人控制的操纵能提升集体自恋,但这种现象只在内群体认同得到控制后才存在。在最后一项纵向调查中,结果还发现,时间点1的个人控制,可以负向预测时间点2 (即6周后)的集体自恋,但时间点1的集体自恋与时间点2的个人控制无关。因此,这几项研究基本上表明了个人控制的缺乏可能是集体自恋的重要促成因素之一。另一项具有全国代表性的调查也支持了个人控制与集体自恋的这种关系(Marchlewska et al.,2020)。
在自尊方面,尽管过去研究(如Golec de Zavala et al.,2009,2016)未能揭示它与集体自恋的关系,最近有研究(Golec de Zavala et al.,2020)通过更深入的横断、纵向调查和实验则一致发现,较低的自尊确实能导致更高水平的集体自恋,但该关系同样需要排除其他变量(即内群体满意度)的干扰后才容易观察到。值得注意的是,该研究还比较了个人控制与自尊对集体自恋的影响,结果发现,当把个人控制作为协变量加以控制后,自尊仍能负向预测集体自恋,进而预测外群体贬损; 而把自尊作为协变量加以控制后,个人控制则无法负向预测集体自恋,进而也无法预测外群体贬损。这暗示,个人控制对集体自恋的影响可能是通过自尊而产生的,自尊相比个人控制可能是集体自恋更为近端的影响因素。另外,有研究(Golec de Zavala et al.,2019)通过元分析发现,集体自恋与脆弱型个体自恋的正相关水平更高且更稳健,而与自大型个体自恋的正相关则偏小且结果存在不一致性; 还有纵向研究发现脆弱型个体自恋可以预测数周后的集体自恋(Golec de Zavala & Lantos,2020)。又鉴于自尊与脆弱型个体自恋呈负相关而与自大型个体自恋呈正相关(Miller et al.,2017),研究者(Golec de Zavala et al.,2019)推测低自尊与集体自恋可能是通过脆弱型个体自恋而联系起来的。
此外还有研究(Golec de Zavala,2019)发现,集体自恋与感觉加工敏感性(sensory processing sensitivity)有关,而感觉加工敏感性是一种由基因决定的人格倾向,它可能加强痛苦体验和对负性刺激的反应,并使个体更焦虑和抑郁(Bakker & Moulding,2012)。这说明,人格因素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集体自恋。
3.2.2 情境因素
既然集体自恋可能受到控制感与个体自尊等个体因素的影响,那么能影响这些个体因素的情境因素很可能也能影响集体自恋。沿着这一思路,研究者们(Golec de Zavala et al.,2020)通过实验考察了社会融入(social inclusion)和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这组情境因素对集体自恋的影响,结果发现,社会排斥组参与者的状态自尊水平显著低于社会融入组参与者的状态自尊水平,但两组的集体自恋差异并不显著; 但是当把内群体满意度作为协变量控制后,两组的集体自恋水平出现了显著差异,社会排斥组参与者呈现出了更高水平的集体自恋。也就是说,社会排斥能通过降低个体自尊而提升集体自恋,但这种效应需要控制了内群体满意度后才容易观察到。
另有研究(Marchlewsk et al.,2018)考察了个体所感知到的内群体劣势处境对集体自恋及民粹主义支持度的影响,结果不但发现群体相对剥夺能正向预测集体自恋,还发现突显内群体劣势的操纵能导致更高水平的集体自恋。例如在其中一项以英国民众为参与者的实验中,当阅读了有关“英国因长期受到欧盟的强势影响而权力受损”的评论后,个体报告了更高水平的集体自恋和脱欧倾向。有研究(Guerra et al.,2020)进而考察了群际威胁对集体自恋的影响,结果发现,在受到群际威胁时,不论是象征性群际威胁(如内群体的价值观、自尊或信念系统受到威胁),还是现实性群际威胁(如物质上或身体上受到威胁),抑或是内群体区别于外群体的独特性受到威胁(distinctiveness threat),个体的集体自恋水平都会提升。最近还有一项研究通过调查发现,无论是对于优势地位群体,还是劣势地位群体,社会身份威胁都能预测个体对其所属群体的集体自恋(Bagci et al.,2021)。
3.3 集体自恋的其他相关研究
除了上述关于集体自恋后效与前因的研究,其他受到关注比较多的是已在前文涉及的集体自恋与其他变量(如内群体认同、内群体满意度等)之间的遮掩效应(suppression effect) (如Bertin et al.,2022; Cichocka et al.,2016; Golec de Zavala,Cichocka,& Bilewicz,2013; Marchlewska et al.,2020)。鉴于可能遮掩集体自恋效应的变量有很多,研究者们(Cichocka,2016; Golec de Zavala,2011)提出了一个用于容纳这些变量的更上位概念,即非自恋型的内群体积极性(non-narcissistic ingroup positivity)。相比于集体自恋,非自恋型内群体积极性描述了一种更客观而非夸大的、更安全而非防御性的对于内群体的感知,它对内群体的积极评估独立于他者对内群体的承认,并能预测对外群体更积极的态度与行为。
在实证研究中,由于集体自恋与非自恋型内群体积极性之间一般存在正相关,而且两者在许多后效上有着相反的预测,可以预见的是,两者能在一定程度上互相遮掩对方的效应。例如有不少研究(如Golec de Zavala,Cichocka,& Bilewicz,2013; Golec de Zavala et al.,2016)发现,当集体自恋与非自恋型内群体积极性的正相关被控制后,集体自恋能预测对外群体的更多贬损; 同时,非自恋型内群体积极性则能预测更少的外群体贬损,并能预测对外群体更积极和宽容的态度和行为——这种正效经常被集体自恋的效应所遮掩。又如,有研究(Dyduch-Hazar,Mrozinski et al.,2019)让参与者观看了一部包含本国不光彩历史的电影预告片,然后让参与者对影片艺术价值进行评价。结果发现,只有当集体自恋与内群体满意度的相关被控制掉后,集体自恋才能预测对影片艺术价值的负面评分,而内群体满意度才能预测对影片艺术价值的正面评分。类似地,还有研究(Golec de Zavala,2019)通过比较简单相关与偏相关结果后发现,集体自恋与内群体满意度的正相关能减弱集体自恋与负面情绪、自我批评的正相关,以及集体自恋与社会联结、感恩的负相关。
4 现有研究不足及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