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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我把在斯坦福开展的跟踪研究的初步结论向欧洲一所领先的行为科学研究机构进行了汇报。我谈到了棉花糖实验中的等待时长与青少年成绩(包括SAT分数)的相关性。
我的朋友麦拉是该研究机构的高级研究员,讲座过去几个月后,她联系到我,用凝重的语气告诉我,有个情况让她很担忧:无论她使用什么方法,4岁的儿子都一直拒绝延迟满足他最喜欢的饼干。这位顶级科学家也误解了我所说的相关性的含义。
20世纪80年代,我把在斯坦福开展的跟踪研究的初步结论向欧洲一所领先的行为科学研究机构进行了汇报。我谈到了棉花糖实验中的等待时长与青少年成绩(包括SAT分数)的相关性。
我的朋友麦拉是该研究机构的高级研究员,讲座过去几个月后,她联系到我,用凝重的语气告诉我,有个情况让她很担忧:无论她使用什么方法,4岁的儿子都一直拒绝延迟满足他最喜欢的饼干。这位顶级科学家也误解了我所说的相关性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