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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神活动是人类精神进化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表面上看来，造神是制造了一个有别于人自身的客体，而实际上是人通过造神把自己作为主体从一切对象中分离了出来。人类因此获得了自我意识，因为“自我意识只有在一个别的自我意识里才获得它的满足”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这个“别的自我意识”就是上帝或者神的自我意识。或者换句话说，造神是人类试图摆脱完全自然状态的一种努力，这一努力还为人类精神的进一步进化，也就是无神论的出现留下了伏笔。
在基督教中，神是无所不能的上帝，上帝不仅制造了人，而且还关注着人的一切活动，控制着人类发展的一些极重要的方面。对这些内容，我们可以进行另一种心理学上的解读。
所造之神的特征反映了造神者的潜意识的愿望。每一个民族的神话里都有无所不能的神，潜意识里，人是希望自己无所不能，以便能对抗自然界里无处不在的危险与灾难。但在对神的实际态度上，东西方人有着根本的不同：西方人心中的神是人永远不能企及的，没有人信基督教或天主教是为了成为上帝；而东方人的某些神则只是人的榜样，可以通过修炼把自己变成神或仙或精。
人与神的分离或者说主体与客体的分离为控制提供了条件。这类控制包括：似是而非的上帝对人类的控制；人类对环境的控制；人类在一定程度上对自己的控制；等等。
人与神的关系就是人与自身的关系。
精神分析从根本上来说是反宗教的。但在其最基础的结构和方法层面却使用了西方的造神式的心理模型，这个模型我们称之为客体化――控制模型，亦即通过制造和分离客体的方法来凸显主体，从而达到主体控制客体的目的。精神分析在这一新的参照背景下的过程是这样的：弗洛依德试图把人的一部分精神活动从人的整体精神活动中分离出来，以便实现整体对部分的控制；他所做的主要工作是把人的部分情感客体化，为此他创造了一系列的词汇，来描述那一部分需要分离出来的情感的特征：俄底浦斯情结是人类情感的胚胎形态，人类一切情感的发端。这一发端的确定还为情感发展的线索提供了起点，从而使情感发展的全过程都置于被观察对象的地位，最终实现理性对情感的控制；潜意识也许被称为潜情感要更合适一些，弗洛依德天纵神明，连冬眠了的情感都不放过，为它取好了一个名子，以便在它从冬眠中醒来后的瞬间就用理性牢牢地抓住它。
被命名了的非理性的客体便不再仅仅是非理性的客体。因为名子是在对客体的属性进行基本的、理性的判断以后产生的，而且命名活动本身也是理性的。非理性的客体有了一个名子，就等于它有了几分理性。精神分析产生治疗效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患者对精神分析理论的概念的接纳。
在弗洛依德时代，命名活动还仅停留在针对每个个体的情感内容上，如内驱力等，这就是精神分析学说早期发展阶段的所谓内驱力理论。由内驱力理论发展到客体关系理论，是精神分析史上划时代的进步。也就是说，在客体关系理论的框架中，人际间的情感活动被命名了。如客体分离、客体丧失等等。
从弗洛依德造词的那一刻起，那些词所代表的情感就已经从我们的整体精神活动中独立了出来，变成了我们可以观察、分析和控制的对象。这就是西方人的造神模式的翻版：把自己的一部分意识活动取名为上帝，然后让这一部分监督另外一部分；表面看起来，是上帝在控制人类，而实际上是人类在借他的制造物――上帝――自己控制自己。那些被命名了的情感就是精神分析治疗中的上帝，它们为我们所造，又为我们所用――用于把我们内心涌动的非理性的力量置于理性的羁勒之下。
我们重新归纳一下人类精神发展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主体与客体没有分离，人类还没有自我意识，在本能的驱动下从事各种活动；第二阶段是，用制造一个精神客体――神或上帝――的方法将主体与客体分离，主体被独立了出来，人类开始第一次有自我意识，也第一次不仅仅在本能的驱动下行动。这里增加的一个驱动力是，满足人类自己制造的客体的需要；虽然这一客体的需要依然是人类自己想象出来的，但仍然有着真实的意义。
第三阶段是回归式的，主客体再次合二为一。这很符合中国文化中关于分与合的辨证法，更符合中国哲人们描述的“天人合一” 的境界。
精神分析是人类精神发展的第二阶段的产物。在精神分析中，我们是把我们精神世界中非理性的成分充分客体化，从而达到控制的目的。
在精神分析发展的大的社会文化背景上，工业化进程是贯穿始终的。到目前为止，人类所取得的一切科学和技术成就，都是在客体化――控制模式下实现的。
西方人从创神之日起，几千年来都处在第二阶段。所以现代科学技术发端在西方的文化土壤之上。有趣又有意义的是，中国文化似乎早在老子、孔子时代就已经进入了第三阶段，二千年来，中国的智者对人类以外的存在的态度都是将它们化入自己的腔腹胸襟之中，或者是将自己溶入山河星辰之内。他们从未将自己看成是特殊的一类，他们对客体的态度（如果还有客体的话），就是热爱、描述、把玩、赞美，然后再合为一体，我们可以称之为将客体主体化。他们满足于大自然的创造，不想再制造一些东西出来，更不用说对制造的东西进行控制了。这也许是著名的李约瑟问题的真正的答案：中国不是不可以作为现代科技的发源地，而是中国人不愿意那样做。在后来，中国人为此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
精神分析的最高目标不应是分析，而是整合。个人内心深处各种驱力的整合，人际关系中各种冲突的整合，以及最后，人的精神世界与整个大自然精神的整合。这就是所谓“天人合一”。在斯宾洛莎眼里，大自然本身就是唯一的神。
内驱力理论、客体关系理论是精神分析发展已经走过的两个阶段。精神分析下一阶段的发展，必然是对客体化――控制模式的超越。www.psychspace.com心理学空间网
在基督教中，神是无所不能的上帝，上帝不仅制造了人，而且还关注着人的一切活动，控制着人类发展的一些极重要的方面。对这些内容，我们可以进行另一种心理学上的解读。
所造之神的特征反映了造神者的潜意识的愿望。每一个民族的神话里都有无所不能的神，潜意识里，人是希望自己无所不能，以便能对抗自然界里无处不在的危险与灾难。但在对神的实际态度上，东西方人有着根本的不同：西方人心中的神是人永远不能企及的，没有人信基督教或天主教是为了成为上帝；而东方人的某些神则只是人的榜样，可以通过修炼把自己变成神或仙或精。
人与神的分离或者说主体与客体的分离为控制提供了条件。这类控制包括：似是而非的上帝对人类的控制；人类对环境的控制；人类在一定程度上对自己的控制；等等。
人与神的关系就是人与自身的关系。
精神分析从根本上来说是反宗教的。但在其最基础的结构和方法层面却使用了西方的造神式的心理模型，这个模型我们称之为客体化――控制模型，亦即通过制造和分离客体的方法来凸显主体，从而达到主体控制客体的目的。精神分析在这一新的参照背景下的过程是这样的：弗洛依德试图把人的一部分精神活动从人的整体精神活动中分离出来，以便实现整体对部分的控制；他所做的主要工作是把人的部分情感客体化，为此他创造了一系列的词汇，来描述那一部分需要分离出来的情感的特征：俄底浦斯情结是人类情感的胚胎形态，人类一切情感的发端。这一发端的确定还为情感发展的线索提供了起点，从而使情感发展的全过程都置于被观察对象的地位，最终实现理性对情感的控制；潜意识也许被称为潜情感要更合适一些，弗洛依德天纵神明，连冬眠了的情感都不放过，为它取好了一个名子，以便在它从冬眠中醒来后的瞬间就用理性牢牢地抓住它。
被命名了的非理性的客体便不再仅仅是非理性的客体。因为名子是在对客体的属性进行基本的、理性的判断以后产生的，而且命名活动本身也是理性的。非理性的客体有了一个名子，就等于它有了几分理性。精神分析产生治疗效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患者对精神分析理论的概念的接纳。
在弗洛依德时代，命名活动还仅停留在针对每个个体的情感内容上，如内驱力等，这就是精神分析学说早期发展阶段的所谓内驱力理论。由内驱力理论发展到客体关系理论，是精神分析史上划时代的进步。也就是说，在客体关系理论的框架中，人际间的情感活动被命名了。如客体分离、客体丧失等等。
从弗洛依德造词的那一刻起，那些词所代表的情感就已经从我们的整体精神活动中独立了出来，变成了我们可以观察、分析和控制的对象。这就是西方人的造神模式的翻版：把自己的一部分意识活动取名为上帝，然后让这一部分监督另外一部分；表面看起来，是上帝在控制人类，而实际上是人类在借他的制造物――上帝――自己控制自己。那些被命名了的情感就是精神分析治疗中的上帝，它们为我们所造，又为我们所用――用于把我们内心涌动的非理性的力量置于理性的羁勒之下。
我们重新归纳一下人类精神发展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主体与客体没有分离，人类还没有自我意识，在本能的驱动下从事各种活动；第二阶段是，用制造一个精神客体――神或上帝――的方法将主体与客体分离，主体被独立了出来，人类开始第一次有自我意识，也第一次不仅仅在本能的驱动下行动。这里增加的一个驱动力是，满足人类自己制造的客体的需要；虽然这一客体的需要依然是人类自己想象出来的，但仍然有着真实的意义。
第三阶段是回归式的，主客体再次合二为一。这很符合中国文化中关于分与合的辨证法，更符合中国哲人们描述的“天人合一” 的境界。
精神分析是人类精神发展的第二阶段的产物。在精神分析中，我们是把我们精神世界中非理性的成分充分客体化，从而达到控制的目的。
在精神分析发展的大的社会文化背景上，工业化进程是贯穿始终的。到目前为止，人类所取得的一切科学和技术成就，都是在客体化――控制模式下实现的。
西方人从创神之日起，几千年来都处在第二阶段。所以现代科学技术发端在西方的文化土壤之上。有趣又有意义的是，中国文化似乎早在老子、孔子时代就已经进入了第三阶段，二千年来，中国的智者对人类以外的存在的态度都是将它们化入自己的腔腹胸襟之中，或者是将自己溶入山河星辰之内。他们从未将自己看成是特殊的一类，他们对客体的态度（如果还有客体的话），就是热爱、描述、把玩、赞美，然后再合为一体，我们可以称之为将客体主体化。他们满足于大自然的创造，不想再制造一些东西出来，更不用说对制造的东西进行控制了。这也许是著名的李约瑟问题的真正的答案：中国不是不可以作为现代科技的发源地，而是中国人不愿意那样做。在后来，中国人为此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
精神分析的最高目标不应是分析，而是整合。个人内心深处各种驱力的整合，人际关系中各种冲突的整合，以及最后，人的精神世界与整个大自然精神的整合。这就是所谓“天人合一”。在斯宾洛莎眼里，大自然本身就是唯一的神。
内驱力理论、客体关系理论是精神分析发展已经走过的两个阶段。精神分析下一阶段的发展，必然是对客体化――控制模式的超越。www.psychspace.com心理学空间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