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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 6月30日星期六
明就仁波切介紹了識的種類以及止的禪修。仁波切介紹的三種識為：感官識(sensory consciousness)、心識 (mental consciousness)、和自覺識 (self-knowing consciousness)。感官識指的是和五蘊相對應的眼、耳、鼻、舌、身識。感官識並不具備有概念化的能力，它們只是直接傳達被偵測到的對象。相反地，心識具備有概念化的能力(能形成概念)，但卻不具有偵測五蘊的能力，因此我們說心識是盲目的；心識的另一項特色是它老是喋喋不休(仁波切常用瘋狂猴子的荒誕行徑來描述心識)。第三種識，自覺識，是感官識和心識之間的橋樑，也是兩種識的本質。自覺識製造了一種事情是連續不斷、同時發生的一種假相。最後仁波切介紹了如何運用感官外緣來做為止的對象。
晚上的課是由瑞奇‧戴維森教授來介紹腦神經科學的最新發展和西方科學對禪修的研究。此時講臺上擺上了白板、投影機和手提電腦，仁波切也搖身一變成為課堂裡的學生，興致昂然地聆聽戴維森教授的演講。瑞奇看上去中等年紀、中等身材，滿頭濃密的黑色卷髮；他的聲音柔和，音調起伏高低，用詞遣字精雕細琢，風趣幽默，令全場聽眾都進入瑞奇所營造的氛圍之中，我亦為他的演說天份而深深折服。我不禁想，瑞奇若今天不是科學家，而是在政治界，那麼他必定是一位偉大的政治家；他若在宗教界，也必定是一位宗教界的領袖。佛教界能有瑞奇的科學團隊，來作為科學和佛學之間的橋樑，進而開展出21世紀科學的佛學新觀點，這真是何其有幸啊。
瑞奇開宗明義地先介紹自己的背景。他在1974年造訪印度，而和禪修有了第一次的接觸。當年的他還是哈佛大學心理學系的研究生，他當時的指導教授知道了他要造訪印度的計劃時，曾預言他將一去不返(60、70年代，在許多的年輕學子中興起一股訪印靈性之旅的熱潮。許多人自此生命來了個大轉彎，放棄了許多傳統固有的追求)。但瑞奇後來的決定卻讓他的指導教授跌破眼鏡：他在印度之行後，還是回到哈佛乖乖地完成了博士學位，緊接著投入學術研究，在心理學和腦神經科學的領域卓然有成。雖然身為一個佛教徒，在頭20幾年的學術生涯當中，他並沒有嘗試用科學的手段來研究佛學的觀點。他半開玩笑地說，因為當時太懦弱，不敢輕易拿自己的學術生命當賭注。而事實上，當時的客觀條件也不允許這樣的嘗試；首先，當時的科學界對佛學的研究接受度不高；再者，當時的測量儀器並不夠先進，不能夠測量到細微的數據。
1992年，瑞奇在一次在印度和達賴喇嘛的會面中，他對尊者承諾要將佛法與科學研究相結合，並發心將“慈悲心”的研究納入科學探索的領域。自此，他的學術生涯開始了第二個生命。他的研究包括長期禪修者們，在禪定當中腦波的變化，如何運用禪修中覺知的訓練來降低壓力、增強免疫系統等等。他並且計劃研究進行三個月的“觀”(Vipasana) 的禪修者的腦部活動以及專注力的變化。他的研究逐漸受到社會大眾的重視。在一次電臺的專訪中，有一位小學校長甚至call-in要將禪修納入所在小學的訓練課程當中。
瑞奇同時也列舉了幾項腦神經科學的新發現：譬如在以往的認知當中，腦神經和腦細胞一旦被破壞了，是不可能再連結或再生的。但是現在最新的發現是，不但腦細胞是可以再生的，而且腦神經也可以產生新的連結。這些再生的能力是需要一定的條件的；例如壓力已證明會降低腦細胞的再生能力，而運動卻可以增強再生能力。
另一個新的領域是基因表現的研究。科學界正在研究那些因素可以影響基因的表現。這些研究結果可以用來防止與基因相關的疾病，或偏差行為的改正。瑞奇舉了一個關於“個性”的研究。“個性”被認為和基因遺傳息息相關，更是基因的一種表徵。這個實驗的對象是老鼠。科學家首先挑選了一隻個性僵硬、內向的幼鼠(這隻老鼠好幾代的家族都是個性僵硬內向，所以可以確定這隻老鼠有僵硬內向的基因)，然後將它交給一隻個性熱情慈悲的母鼠撫養長大。結果顯示，這隻幼鼠長大之後，它的個性並不會僵硬內向，反而是隻活潑正常的老鼠。這代表母鼠的熱情慈悲使得負面的基因表現受到壓抑，正向的基因表現得到滋養，從而改變了幼鼠的基因表現。這項研究結果非常鼓舞人心，因為它證明了即使我們有先天上的基因缺陷，但透過正向環境的影響，這些缺陷的基因可以不被表達出來。
瑞奇舌燦蓮花的演說在會場激起熱烈的迴響。有些人不僅從科學的角度來省思，亦從社會的、政治的層面來探討種種影響。散會後，近午夜的大廳中，燈火通明，一群人仍圍著瑞奇發問；我在二樓的方室中踱步，仍能聽見一樓大廳傳來的激烈辯論聲。我在想這群人可能沒發現，他們今天所思考的種種問題，不僅僅關係著佛法在西方的未來，而且深深地影響佛法在世界的未來。
第二天 6月30日星期六
明就仁波切介紹了識的種類以及止的禪修。仁波切介紹的三種識為：感官識(sensory consciousness)、心識 (mental consciousness)、和自覺識 (self-knowing consciousness)。感官識指的是和五蘊相對應的眼、耳、鼻、舌、身識。感官識並不具備有概念化的能力，它們只是直接傳達被偵測到的對象。相反地，心識具備有概念化的能力(能形成概念)，但卻不具有偵測五蘊的能力，因此我們說心識是盲目的；心識的另一項特色是它老是喋喋不休(仁波切常用瘋狂猴子的荒誕行徑來描述心識)。第三種識，自覺識，是感官識和心識之間的橋樑，也是兩種識的本質。自覺識製造了一種事情是連續不斷、同時發生的一種假相。最後仁波切介紹了如何運用感官外緣來做為止的對象。
晚上的課是由瑞奇‧戴維森教授來介紹腦神經科學的最新發展和西方科學對禪修的研究。此時講臺上擺上了白板、投影機和手提電腦，仁波切也搖身一變成為課堂裡的學生，興致昂然地聆聽戴維森教授的演講。瑞奇看上去中等年紀、中等身材，滿頭濃密的黑色卷髮；他的聲音柔和，音調起伏高低，用詞遣字精雕細琢，風趣幽默，令全場聽眾都進入瑞奇所營造的氛圍之中，我亦為他的演說天份而深深折服。我不禁想，瑞奇若今天不是科學家，而是在政治界，那麼他必定是一位偉大的政治家；他若在宗教界，也必定是一位宗教界的領袖。佛教界能有瑞奇的科學團隊，來作為科學和佛學之間的橋樑，進而開展出21世紀科學的佛學新觀點，這真是何其有幸啊。
瑞奇開宗明義地先介紹自己的背景。他在1974年造訪印度，而和禪修有了第一次的接觸。當年的他還是哈佛大學心理學系的研究生，他當時的指導教授知道了他要造訪印度的計劃時，曾預言他將一去不返(60、70年代，在許多的年輕學子中興起一股訪印靈性之旅的熱潮。許多人自此生命來了個大轉彎，放棄了許多傳統固有的追求)。但瑞奇後來的決定卻讓他的指導教授跌破眼鏡：他在印度之行後，還是回到哈佛乖乖地完成了博士學位，緊接著投入學術研究，在心理學和腦神經科學的領域卓然有成。雖然身為一個佛教徒，在頭20幾年的學術生涯當中，他並沒有嘗試用科學的手段來研究佛學的觀點。他半開玩笑地說，因為當時太懦弱，不敢輕易拿自己的學術生命當賭注。而事實上，當時的客觀條件也不允許這樣的嘗試；首先，當時的科學界對佛學的研究接受度不高；再者，當時的測量儀器並不夠先進，不能夠測量到細微的數據。
1992年，瑞奇在一次在印度和達賴喇嘛的會面中，他對尊者承諾要將佛法與科學研究相結合，並發心將“慈悲心”的研究納入科學探索的領域。自此，他的學術生涯開始了第二個生命。他的研究包括長期禪修者們，在禪定當中腦波的變化，如何運用禪修中覺知的訓練來降低壓力、增強免疫系統等等。他並且計劃研究進行三個月的“觀”(Vipasana) 的禪修者的腦部活動以及專注力的變化。他的研究逐漸受到社會大眾的重視。在一次電臺的專訪中，有一位小學校長甚至call-in要將禪修納入所在小學的訓練課程當中。
瑞奇同時也列舉了幾項腦神經科學的新發現：譬如在以往的認知當中，腦神經和腦細胞一旦被破壞了，是不可能再連結或再生的。但是現在最新的發現是，不但腦細胞是可以再生的，而且腦神經也可以產生新的連結。這些再生的能力是需要一定的條件的；例如壓力已證明會降低腦細胞的再生能力，而運動卻可以增強再生能力。
另一個新的領域是基因表現的研究。科學界正在研究那些因素可以影響基因的表現。這些研究結果可以用來防止與基因相關的疾病，或偏差行為的改正。瑞奇舉了一個關於“個性”的研究。“個性”被認為和基因遺傳息息相關，更是基因的一種表徵。這個實驗的對象是老鼠。科學家首先挑選了一隻個性僵硬、內向的幼鼠(這隻老鼠好幾代的家族都是個性僵硬內向，所以可以確定這隻老鼠有僵硬內向的基因)，然後將它交給一隻個性熱情慈悲的母鼠撫養長大。結果顯示，這隻幼鼠長大之後，它的個性並不會僵硬內向，反而是隻活潑正常的老鼠。這代表母鼠的熱情慈悲使得負面的基因表現受到壓抑，正向的基因表現得到滋養，從而改變了幼鼠的基因表現。這項研究結果非常鼓舞人心，因為它證明了即使我們有先天上的基因缺陷，但透過正向環境的影響，這些缺陷的基因可以不被表達出來。
瑞奇舌燦蓮花的演說在會場激起熱烈的迴響。有些人不僅從科學的角度來省思，亦從社會的、政治的層面來探討種種影響。散會後，近午夜的大廳中，燈火通明，一群人仍圍著瑞奇發問；我在二樓的方室中踱步，仍能聽見一樓大廳傳來的激烈辯論聲。我在想這群人可能沒發現，他們今天所思考的種種問題，不僅僅關係著佛法在西方的未來，而且深深地影響佛法在世界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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