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者,人也(09年上海第二届中国精神分析年会panel讨论发言稿)
作者: 施琪嘉 / 4261次阅读 时间: 2010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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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2-11 09:53


当我1998年在奥地利因斯布鲁克接受自我体验时,心里充满了忐忑,我不知道按照精神分析的“设置”,我是否应该准时敲门,还是等治疗师开门来迎接我,一天,治疗开始前没有其他的人就诊,治疗师提前几分钟让我进去,我大为讶异。在治疗过程中,治疗师询问我,他是否可以吸烟,我也大为吃惊。还有一次,我在这个小城的街上偶遇治疗师和他的妻子,我窘在那儿不知道该如何做?

2003年我在我的头发上漂染了一些颜色,一个我治疗了3年无比艰难、每次少有愉快感的一个病人在治疗的一开始就盯着我,接着出现身体不可抑制的痉挛,她躲避着我的眼光,自己蜷着身体在那儿痉挛,我开始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后来发现原来,她是笑得上气不接下气,她头一次在我的治疗室这么开心,因为她从没能想象一个想我这样的治疗师竟然会去漂染!

我曾就精神分析的含义与一些同事进行过讨论,除了大家熟悉的探索潜意识和决定论的定义外,最吸引我的定义是精神分析使人更自由,使人更具有人性。

在一个有着5000年历史的泱泱大国,文化和各种宗教信仰成为构成我们人格和塑造我们人性的出发点,但它也会成为一种束缚。精神分析开始传到中国,正值上世纪初中国处于反封建、提倡民主、科学的思想解放的风口浪尖上,精神分析连同各种主义一起作为西风东渐的舶来品进入了中国。作为提倡个性自由、思想解放的一种代价,人们要做出选择,是否应该把婴儿和羊水要一起泼掉!有人就提出,要打倒孔家店,废除文言文,专讲白话;废除中医,专宠西医;废除汉字,专写拼音。

一个民族要在意识中抛弃自己赖以生存、根深蒂固的老祖宗的东西,不禁反映了社会处于一个巨大变迁的关节点,它也反映了新的成长的一带对过去、对自己的父辈潜意识中的愤怒和反抗,这种抗争是成熟所必需经历的阵痛,有着分裂、理想化的自恋的特征,它是个性要求自由的反阉割,弑父行为,父母和社会应该带着欣赏和喜悦,而不是压制和控制去看待这些行为。

现在,我们的社会又到了这样的一个关节点上:经济发达、个性张扬、家庭独立,精神分析再次以医者的身份进入到临床,人们不禁要问,精神分析是什么?它在中国应该如何使用?

有好事者对弗洛伊德案例进行了分析,发现有效的案例多与其没有很好地遵守“设置”有关。“设置”是人制定的,所以它也可以被打破,因此,精神分析在中国的实践,屡屡有设置被打破的行为。出现了各种精神分析的“变种”,“渐悟疗法”、“意向对话”和视频精神分析治疗。对此,接受精神分析严格训练的人们不以为然,认为应该严格地遵守“精神分析的规则”。

我相信这样一种对精神分析的“反动”,是“叛逆性的认同”,一方面,很多人甚至难以舍弃精神分析这个词,而另一方面,他们又在不断地尝试着能够做得如何本土化。这是一种双重背叛或双重认同。也许,新的有意义的碰撞真正会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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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琪嘉

施琪嘉 教授
医学博士,中国首批国家注册心理督导师。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学院武汉市心理医院常务副院长,武汉市心理卫生研究所所长。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学院心理卫生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精神分析学组华中地区组长,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获得德国对外学术交流基金(DAAD)留学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及获得国家教委对外学术交流基金留学奥地利茵斯布鲁克(INNSBRUCK)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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