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我抵达德国，我送到德国来的一个学生先于我三天来到德国，处理完一些事情，已经安定下来，我告诉她，我准备到萨尔州的萨布吕肯城去，也邀请她去，在那儿我还有个学生也在那儿，已经来德国三个月。
刚来德国的这位学生犹豫几次，然后告诉我，太贵了，一次单程火车，从她所在的埃森到萨尔布吕肯要100欧元，她决定不来了。
理由比较常见但出乎我的意料，单程车票之所以贵，是换算后比较贵，按目前人民币对欧元的比值，1：8相当于800元，当然是贵了些，很多刚到德国的学生（和旅游者）都会自动地对欧元加以换算，然后得出结论，德国的东西比中国的贵，这也是事实。我的意料之外在于这个学生并不是经济上缺钱的人，在国内要花上 1000元对她也许并不是一件太大的事情，作为导师，我并没有命令她过来，而是留给她选择的空间，但我提出，让她过来，当然有我的考虑：萨尔布吕肯的阿尔夫，是德中心理治疗研究院的副主席，也是下一任的主席候选人，还有可能提名为德国法兰克福弗洛伊德研究院的院长(见下图) ，也是德国心理治疗协会的前主席，我们已经有很多年的交道，我希望我的学生也和他建立关系，他是萨尔布吕肯精神分析研究所的所长，我将参加当天晚上在研究所的督导，这也是向学生呈现如何协同督导的模式，她不来，当然今后也有机会认识阿尔夫和参加督导，但肯定不是这种气氛了。
不过，我觉得作为导师，传道授业解惑，可能，在我来看，会把传道放在首位。所谓“道”不仅是如何做科研、写文章、看病的方法，更重要的是如何适应社会、如何做人，这些学生足够聪明，可能在科研上很快能掌握方法，在临床上也很刻苦，很快能够看病，但他们可能只能成为普通的医生和心理治疗师，因为，在人生重要的时刻，他们缺乏独立做出重大正确决定的能力。与上面那些经历来比，100欧元是个很小的数目，如果我命令她过来，她肯定会过来，但这种缺憾的经历也属于研究生培养的一部分，那就是她可能会知道，如果不亲身去经历某事，那就会失去可能是属于她的那部分经历，而这个经历可能会使她今后会少走许多弯路。
1996年，我在德国工作了接近2年的时候，面临一个重大的专业抉择，是否要到另外一个城市去接受一次希望渺茫的面试，当时奖学金已近告馨，要开车到几百公里以外的城市去做考察工作数周（无工资），要租房子，自己当时很犹豫，犹豫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经济问题，我还是决定去，花了现在看来不多、但对我当时的状况可能是很大一个数字的几百马克，最后也没有获得那个位置，但我至今，那个让我当时做出那个决定时的勇气一直在鼓励着我进行着新的探索。
经历能够扩大人的视角，更重要的还有去体验一些基本交际的规则，只有在具体的交往中，才能体会和学到很多看来是繁文缛节的、但却是基本的人与人打交道的基本技巧。比如喝茶喝汤不宜发出声音，吃东西不宜发出很响的咀嚼声（中国人吃面喜欢发出“呼呼”的声音，梁实秋就曾经对次大加称赞，认为吃面不出声，不足以表达中国人心里对食物赞美之感情），进餐时需要等候所有人到齐才可入座，所有酒杯里加上饮料或酒才能举杯、所有人的食物均上齐才可举箸，先用哪个刀叉、后用哪个刀叉，开会和约会要准时……。此次巴腾符腾堡州的州秘书长接待我们卫生部一行时，首先声明，他近日感冒，如果他中途临时退场，不是不礼貌，而是他必须去处理他无法阻止的大量的鼻涕去了，德国人感冒或平时拧鼻涕把手巾或纸巾放在鼻子前使劲地发出“轰轰”的声音，唯恐别人不知道，这并不失礼（但吃饭口中不能出声），但开会时接电话、交头接耳、无故中途离开却是失礼的，为此他才特意强调。礼节是有“潜”规则的，它可能体现在很细微的地方，有人在相应场合下指点，可能就马上能领会，一般是年纪大、辈份大的人和好朋友可以指点，有时候，因为不知道一些细则，可能自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别人对你退避三舍，从此不来往。我的一个学生说她来德国三个月之后有德国学生告诉她，吃东西要尽量不出声，我对她说，德国人一般很耿直，但能够直到直接说出这一层，应该是很信任和友好的关系了，一般的人出于礼节，不多说，但也不会再请你了。
孔子很早对诗和礼仪进行了整理，史上描述为：孔子删诗书，订礼乐。对诗，他说：诗三百，一言一蔽之，思无邪。他对诗歌进行了大量的删选，但礼乐，他却没有大动干戈地删减，反而更细致不厌其烦地去描述各个细节。他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孔子这样重视“礼”，其好处在于“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论语学而》）。不过，孔子并不拘泥形式，他强调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一些自古流传下来的礼节在近代被认为是封建的糟粕遭到摒弃，在一些偏远的地区、在少数民族或在农村，一些仪式仍在进行，少数民族则因被认为他们有特殊的习俗而加以保护而尊重，我们自己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却认为是迷信或落后而加以鞭挞。
今年4月，我到美国讲学，一个朋友请我住在她家，她有一个14个月大的儿子，她和丈夫住在曼哈顿一个复式楼的楼上，这个14个月大的儿子独自住在楼梯中间的一个耳房里，我问她，儿子几岁开始独自睡的，她说三个月大的时候，她先是让他一个人睡，每天她不厌其烦地跑上跑下喂奶和陪他，全凭一个电子传感器，孩子醒了、哭了都可以通过这个传感器唤醒母亲，6个月的时候，母亲将在床头安装了一个电子模拟湖，孩子醒来时，传感器先启动这个电子模拟湖，它是一个长方形的扁平挂器，中间镂空透明，装上一些水、鱼和珊瑚，启动时灯亮起来，里面的波光粼粼，鱼开始游动，只有两个运动方向，从左到右，从右到左，只有一条鱼，运动速度奇慢，没有任何声音，孩子就躺着正对着这个模拟湖，看着鱼儿慢慢地从左游到右，又从右游到左，他又会慢慢地睡着。这样，到孩子6个月的时候，母亲除了喂奶，就完全不需要特意去照顾孩子了，对比我国，许多孩子和父母（主要是母亲）一起睡觉，多数持续到5、6岁，一次培训时，一位母亲无比自豪地说，我儿子很喜欢和我一起睡，他爸爸每晚会乖乖地到隔壁去睡觉，我问，儿子多大了，她说，17岁！大家顿时哄堂大笑。可是，有谁会笑话母亲和4、5岁的孩子一起睡觉呢？谁能够想象，孩子3个月的时候就独立睡觉，6个月的时候完全和母亲分离呢？！
这样的做法当然会导致孩子无比的恐惧，怕黑、怕被抛弃，他/她内心无比多的挣扎，产生无数与死亡、绝望有关的妄想，如前面所说，母亲及时赶到，能够起安慰孩子的作用，但母亲的缺席，却让孩子有发展战胜恐惧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面，玩具（电子模拟湖）等替代了母亲（过渡性客体），孩子必须发展自己的思考能力，对于西方来说，这个能力就是抽象的、理性的认知，对于东方来说，由于每次的经验都与具体的人和事相关，所以变得特别感性。对西方来说，这意味着个体很早就要学会独立处理焦虑，而对东方来说，意味着家庭、父母十分重要，他们成为处理焦虑的替代品。无法绝对地去评价孰是孰非，但父母包办太多，一定会影响个体的独立思考能力，而西方人过早的独立，实际上也失去了家庭这个可以利用的资源，也可能是产生焦虑、抑郁症特别多的原因之一。需要说明的是，上述的母亲并不是把孩子放在一边不管，她们的文化是该出手时才出手。我问过她，电子感应器有没有失灵过，她说，只有一次，她忘记开了，半夜惊醒来跑下楼，一切正常―这说明，好的母亲在内心总会有一个无比敏感的传感器。
所有的仪式，来源于处理这种原始焦虑的重复过程，对个体来说，可能是喜欢某个玩具、习惯某个动作，对于人类的群体来说，则会形成固定的宗教仪式。
好的仪式能够让人平复焦虑，并有足够的精神空间去发展自己成熟的部分―学习、恋爱、工作、交友；坏的仪式来源于没有处理好的焦虑，包括一些强迫的行为、思维或病理性的症状。
遵从一些固定的仪式，就相当于遵守了集体无意识中共同的规则，不遵守规则，可能从深层来讲，触犯了人类深层共同的焦虑，因此变得无法忍受。比如恋人接吻很甜蜜，但恋人共用牙刷，则可能会产生不适感，同样，吃饭发出声音，可能对中国人来说，意味着喜欢你做的菜肴，对西方人来说，则可能是冒犯。
前面讲过，仪式有助于处理焦虑，这样人就有了思考的空间，但在东西方，仪式的不同，还代表精神空间大小、距离的差异，因此，懂得一些西方的仪式，也就把握了人之间交往的距离，在潜意识中，大家可能觉得和你交往比较放松，于是，你就融入到别人的群体中去了，而这，可能是在文化差异之外的东西，是人类所共有的潜意识，很多是非言语层面的，因而只有通过亲身去经历才能获得。
2008/12/9
法国巴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