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叙事、考古叙事及《易经》无限叙事
李孟潮,精神科医师,个人执业
拿到这本书稿时,我原以为继堃会给我们带来一本传统教材,充满各种玄奥后现代哲学术语。
因为她在业内的鼎鼎大名,就是高、精、尖,一系列高分国际期刊的科学研究,让人佩服、让人恐惧、让人嫉妒、让人不知道该如何防御,让人怀疑自己头脑和身材一样地油腻。
可是翻开此书,扑面而来的,却是清新平实的口语叙述,就像一群大学同宿舍朋友在聊天——
一个人问:“继堃,你给我们说说啥是叙事疗法吧,听说你是叙事仙姑喔?”,然后我们继堃博士王教授就开始讲了,这里面有电影、有生活、有个案、也点缀着细致安排理论和哲学,分量不多,味道刚好。
《周易》有言,“易则易知,简则易从。”这种深入浅出的易简功夫,对于已经身处学术殿堂的教授和医师们来说,尤其不简单。
不过呢,我对于继堃的人格中这两个侧面——一方面攀登高峰、精于钻研,一方面平和待人、春风化雨——也不是太意外。
20多年前,我就隐约感到她有这些特质。那时候我还在云南省精神病院工作,一天,科主任带了一个小姑娘进来,告诉我们这是新来的住院医。
我们一群人事后议论,这小姑娘扑闪着一双无知的大眼睛,看上去就像个高中生,受得了我们精神病院的氛围吗?
后来事实证明,她不但受得了,和病人们关系不错,而且勤学好问,天天读书钻研。让我们一群混吃等死的油腻中年老医生倍感压力,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打死在沙滩上。
又过了几年,我发现继堃居然成了赵旭东老师的博士高徒了。本来叫她“小王”的,现在要改口叫“师姑”,因为赵老师是中国心理治疗界的原始天尊,被我称为老师的好多中德班一期学员都算是他学生。
但是继堃师姑仍然笑嘻嘻地和我们江湖派东拉西扯,要不是我自己去查researchgate,都不知道她发表了那么多高级别论文(王继堃 & 赵旭东, 2010; 2011a,2011b,2011c,2012a,2012b;王继堃等,2012a,2012b,2014,2015,2016)。
我想,从赵老师到我们,这几代精神科学人,都面临一个历史责任,就是整合两种话语体系的冲突—— 一个话语体系是方面西方传来的高精尖精神医学和心理治疗,另一个话语体系则是中国民间大众的口语系统和文化传统。(赵兆,2015;吴清,2008)
这种整合的努力也体现在此书中,在此书后半部分,高精尖话语开始出现了,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深入的治疗技术的传授和讲解,比如说在第九节到第十二节,细致地讲解会员重新整合对话,叙事疗法中信件技术,仪式和庆祝技术,局外见证人团队,都是越来越接近一本入门教材的体例。(刘亮, 赵旭东, & 缪绍疆. ,2007;Dallos, R., &Vetere, A. 2009)
在本书的最后一部分,她再次运用了电影这种大众来说明叙事哲学和原理。所以她的整本书的结构和文风,构成了一个“深入浅出”——“专业精深”——“再度深入浅出”的叙事循环。(Goodwyn, E. 2013).
和其他疗法一样,叙事治疗也有“内功”和“外功”两个部分。内功主要是人生哲学,治疗师的心性修养。外功则是各种各样、层出不穷的治疗技术。内功为体,外功为用。(肖凌, & 李焰. 2010)
在叙事疗法中,内功就是叙事的人生哲学,主要是建构-解构主义、控制论和系统论,福柯哲学等。这是本书第一部分的第一节和第二节的内容。叙事疗法的外功招式,则是本书第三到第十二节介绍的四大组技术——外化,解构,重写故事,丰富故事。之所以说它们是四“组”技术,而不是四“个”技术,是因为每一组下面都有无穷的小技术被发明出来。比如“重写故事组”中又细分出“发现和探究结果”,“发现探究结果的历史和意义”两类,“丰富故事组”中又分出会员整合,信件资料,仪式庆祝和局外见证等小类。(李明,2005)
叙事疗法在中国迅速传播,正如其他家庭疗法一样,在数据库中,我看到铺天盖地的叙事疗法文献,从治疗各种疾病到图书管理,学校教育,犯人改造,可谓无所不包。个中原因,我想不能仅仅视为推广宣传的作用。应该还是其文化内核有何中国人生活有切合之处。
我注意到,大部分叙事疗法的治疗师,都是在针对一个权威主义的结构工作,有些是针对专制的家长,有些是针对权威的学校老师或者医院体制。(屈欢, 姜桂春, 董雯, 毛孟婷, & 周波. 2017)
权威主义和集体主义,一向是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结构,它既给人带来安定感,又带来压抑感。近代中国,更是走上了几十年极权主义的路子,但是比极权主义更糟糕的事情是,这个极权主义结构崩塌了。(Šebek,1998)
人们无法哀悼极权客体的丧失,从而在自己内心,在外在社会,在家庭公司和单位,一次次地重构起极权环境。一个要求儿童做作业时50分钟一动不动的妈妈,和禁止国民出境移民的斯大林,是异曲同工的。(Šebek, 1996)
叙事疗法的三大祖师之一福柯,众所周知,就是研究社会的权力运作的,尤其是微观的话语权力,比如他研究医疗话语权力的著作,我一向对学生们推荐为入行必读。(福柯,2003,2011,2012)
精神分析和叙事疗法在欧美都不能算太为主流的疗法,但是它们都同样是在中国文化土壤上生根发芽,本书的作者继堃老师同样接受了比较深入的精神分析的培训。
我们知道中国文化土壤有这种家国同构、权威主义和集体主义等特征。但是精神分析和叙事疗法的叙事结构则截然不同,为什么它们都能适用于中国呢,值得我们深思?
精神分析,总体上来说,是一种“考古学叙事”。
弗洛伊德的观点基本上是逻辑实证主义的,他认为通过分析的挖掘和重整,人们是可以发现症状后面的一个埋藏在个人历史中的“真相”的。
记忆有“后遗效应”,也就是记忆不断地流动更改,被病人们所建构的。
虽然,弗洛伊德在临床实践中,也发现病人的投射性认同”这样的术语,开始部分地承认临床资料的叙事建构性。(Spence ,1982)
但是他并没有就此提出,“心理现实”是由治疗师和病人共同建构出来的。后来精神分析师们通过“尤其是到了1980后期,关系精神分析、主体间精神分析等等建构主义精神分析流派的兴起,精神分析中也有逐渐和叙事疗法在认识论上靠近的趋势。但是精神分析的主流,还是建立在医学实证主义基础上的,还是以“考古学叙事”为主,以前挖掘出来的是各种情结,尤其是俄狄浦斯情结为病因,现在则以挖掘各种自体缺陷、客体关系、依恋关系为主。(Hoffman, 1999;波士顿变化过程研究小组, 邢晓春, & 李瑞凤,2014)
但是站到叙事疗法的建构主义的视角,我们可以怀疑,精神分析挖掘出来的这些病因学宝贝,很可能是挖掘工在挖掘过程中“塑造”出来的。而站到后现代的解决取向上,我们更要思考,难道心理治疗就应该服从“发现病因—解决病因”的这种医学直线因果论吗,难说我们不发现病因,就直接循环提问、奇迹提问,三、五个回合,病人问题就解决了?(Wampold, & Imel ,2015).
这类冲突充满了心理治疗话语界,治疗师工作方向上精英化-大众化冲突,治疗取向的个性化-集体化冲突,治疗视角的结构化-解构化冲突,治疗技术的共同因素-特异因素的冲突等等。
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类冲突应该不是今天才有的,那么古代中国人是如何解决这些冲突呢?
比如说,中国古代的朝廷,基本上就是皇亲国戚形成一个庞大的家族系统。无论在宫廷电视剧,还是在正规历史书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些家庭的冲突和争斗,显然要比小小的治疗室里面的冲突要激烈和血腥很多。
这些帝王将相,他们是如何来解决这些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