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川
1相遇
莫阿明每天早上起床就照镜子，仔细检查头脸有无不对称之处。一会儿头发，一会儿胡须，一会儿面颊，不对称幽灵游荡于脸部方寸之间。同时，又不断告诫自己，其实各个部位都很对称，没必要如此大张声势。然而就是无法自控。
这种强迫性检查的仪式行为持续大概已经有半年。越来越趋频繁，持续时间也从以前的几分钟变成现在的几十分钟。且不仅仅家里出现，在工作场所也时有闪现。
莫阿明为此恐惧不安，读了不少心理治疗的书，以期达到“自力更生，生产自救”治愈强迫症的效果。可惜事与愿违，效果不好。这次偶尔路过我所在的医院，就来求治。
心理治疗正式开始前都需要进行一个评估访谈，评估来访者究竟有没有心理疾患，是不是需要心理治疗，然后了解他个人和家庭的历史，对其性格作出判断，从而制定出符合患者个性的治疗方案。
莫阿明的评估访谈进行的非常顺利，顺利让我担心：因为比较棘手的案例要么是在评估访谈非常不合作的，要么是太合作的。
不过评估访谈还是让我了解到，其实他的强迫症有一个漫长的历史。
初中开始，少年莫阿明就有明显的考试焦虑。考前经常彻夜无眠，考时反复检查答案浪费时间，小考还好大考必败因为太过焦虑。某天，一个念头忽然闪现于他的脑海：“要是考试时候突然钢笔坏了怎么办？”于是开始反复检查钢笔。后来就是一长串的强迫检查的症状接踵而来，如青春痘般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担心面部的不对称只是这个家族里面中的一个新成员而已。
高考时，由于强迫症的影响如预料之中的发挥失常而落榜。后家里找关系勉强在一家三流大学混到了会计专业的文凭。毕业后又是家里找关系在他父母工作的大学做出纳。七年前结婚，婚后第二年由于家庭经济压力太大，他不顾家里人的反对，辞退了公职。下海到一家新成立的医疗器械公司做销售，没想到在这方面的成绩异常优异，很快就能够独挡一面。现在已经是负责几个地区的销售任务的区域经理了。就在事业蒸蒸日上之时，强迫症状却死灰复燃。让他无法继续工作。
2脱敏
强迫症首选的治疗方案一般来说是药物治疗合并心理治疗。
讨论药物治疗时，他断然拒绝。说自己是来做心理治疗的，为什么要服药？我向他解释，其实任何心理问题都会引起大脑的生化改变，使用药物是一种快捷的恢复大脑神经递质平衡的方法，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不是势不两立的仇人，而是彼此合作的好朋友。
我好奇的问，“你不是看过很多强迫症这方面的书吗？那些科普书籍上不是写明了强迫症的药物治疗是可以较快的缓解症状，而你现在又需要很快的治疗好，服药的同时进行心理治疗不正好可以让你很快地好起来，是什么原因让你不愿意服药呢？”
他说是害怕药物副作用。
我向他解释了药物的副作用的，告诉他无论心理治疗还是药物治疗都有正作用和副作用。
他仍然说，“我就是不想服药。”
我说，“你是害怕服药就意味着你疯了，害怕别人会歧视你吗？”
他沉默了一会，说“反正我就是不愿意服药。”
我内心犹豫了一下，虽然这是一个深入治疗的机会，了解他内心的自卑、恐惧、歧视、仇恨等主题，但是我想现在也许不是很好的时机，所以退了一步，笑笑说，“好，如果你不愿意服药，就可以不服药。这是由你决定的。”
这件事情让我了解到莫阿明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很合作，给医生很好的感觉，感到自己被信任、被依靠的感觉；但是在他内心也有抗拒、倔强、不屈从的感觉。我想，也许我体验到那种强有力的、可以让人依靠的感觉，正是他希望自己拥有的？
接着我向他简单介绍了可以用来治疗强迫症的各种心理治疗模式，问他期望哪一种模式的心理治疗，结果他选择了认知-行为治疗。认知-行为治疗中暴露/仪式阻断技术的确是对强迫症有效的科研证据较多的疗法，他的选择非常明智。
无论哪种治疗模式，一开始的工作都是观察。
我给了他一个观察症状的记录表。让他记录下每次症状发作的时间，情境，当时的情绪，当时的想法。并且推荐了一些自助书籍作为阅读作业。
很快就发现，每天早上他在镜子面前拖拉的时候，脑子里都会出现“我的脸（头发、胡须等）是不是对称？”的想法。
我问他，“如果你能确信你的头发是对称的？那会怎么样？如果确信你的头发是不对称的，又会怎么样？”
他说，不对称就会焦虑，而对称就比较放心。
“你的头发不对称对你意味着什么呢？”
“如果不对称，就说明我很丑。”
“所以，能不能说，真正让你痛苦的不是你的头发对称还是不对称，而是你对不对称的看法，也就是说，你认为头发不对称，就意味着我这个人很丑，所以我的头发一定要对称！如果你的看法是，头发不对称，没什么大不了，甚至你的看法是，头发不对称，正好说明我很美，你就不会痛苦了。你的痛苦和你的内心想法有关，而和你的发型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他愣了一会，说自己也知道是这样，可就是没法改变。
我说，“我觉得其实你已经想出了方法来对抗由于‘我的头发一定要对称’这个想法引起来的焦虑，就像你记录的，每次出现这个想法和焦虑的时候，你都会去摆弄你的头发，通过摆弄整理头发这个行为，你的焦虑就可以暂时缓解。但是，就像药物有正作用和副作用一样，整理头发这个行为也有它的好处和坏处，现在你愿意告诉我，这个行为有什么好处，能够得到的收益是什么，为了得到这些好处，你要付出什么代价吗？”
显然，整理头发可以让他的焦虑很快缓解，但是会浪费很多时间，而且不“治根”。这个症状的根基是“我的头发一定要对称”这个想法。
然后我向他总结了我们使用两种认知行为疗法的技术：一种叫做垂直提问，就是出现很多强迫思维时，不断问自己，这对我意味着什么。一种叫做成本效益分析，就是分析一种行为的收益和代价两个方面。
然后我告诉他可以回家继续记录自己的症状，并且运用这两种技术来反思自己的行为。
一周后，我和他继续讨论是否来继续使用整理头发这种行为来对抗焦虑，他愿意放弃这种方法，但是不知道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我说，更好的方法就是两个字，接受。
“……如何做到接受呢？就是通过暴露和仪式阻断的方法。”
我向他说明，焦虑这种情绪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如果头脑里出现“我的头发不对称，我一定要头发对称”这一类念头时。不做任何仪式行为来让焦虑立刻缓解，只是观察这种焦虑或者做分心的事情。
这种焦虑一开始会逐渐上升更加强烈，到100分的水平，然后就会缓解到0分的水平。
如果这时候跟随自己的想法整理头发，这种焦虑就会由本来80分的水平降低到60分，但是不会降低到零分，这种60分的焦虑会一直存在，所以会让人不断地回去整理头发。
所以，治疗的原则在于真正立即停止整理头发这种仪式行为，让自己暴露于焦虑中，等待焦虑自然缓解，机体能够自我调节。
同时我教他一个应付卡技术，把在治疗中学会的技术或者平常看书看到的有激励作用的话，写在小卡片上，如“焦虑会过去的。顺应自然，为所当为。深呼吸”等等，在焦虑的时候拿出来看。
这样几周过去，他每天整理头发、胡须的时间逐渐减少，可是仍然不断照镜子。
这时候我告诉他可以开始一种主动的暴露，就是每天都拿出一个小时的时间专门照镜子，照镜子的时候对自己反复念诵，“一定要对称，不对称就完蛋了。”这句话50遍。
他一听到这个作业就笑了，回去之后只做了一两次就坚持不下去，因为他觉得“一定要对称，不对称就完蛋了”这种想法很可笑，可是这个念头仍然会不时冒出来，冒出来的时候仍然控制不了自己，去做一些仪式行为。
3理解
治疗进行到第16周的时候，我发现他回家做暴露的家庭作业经常很松懈，就和他商量，要不要让他妻子来做家庭教育，让她能够帮助他完成暴露和仪式行为阻断的工作。他面有难色，嚅嗫半天，才说出原来他妻子不支持他做心理治疗，认为他根本没有病，就是懒。
他低下头，叹口气，说，“我们关系不太好。”
我感觉到他的内心很沉重，说，“……说到你和妻子的关系时看起来你很难受，你希望你妻子可以理解你，支持你，是吗？”
他苦笑道，“这是不太可能的。”
“你认为你对她的希望是不会得到满足的，听起来你对她理解和支持你这件事情比较失望？”
“不是失望，而是绝望……”他口若悬河的谈了起来。
九年前他在大学里做出纳，自己觉得做出纳没出息。所以要考硕士研究生。参加了一个考前的辅导班。认识了刚刚大学毕业一年，还没有找到工作的妻子。
相比其妻子来，莫阿明显得非常成熟而又温柔。很快，她爱上了他。这是莫阿明一生中第一次的恋爱。半年后，妻子考上了研究生，而他落榜了。
他觉得自己再也配不上她，要分手，她自然不理解，很痛苦，提出退学立即和他结婚。两年后，妻子硕士毕业，在大学里面教书，并和他完婚。
婚后一年双方父母就给他们加压，要他们生孩子。可是妻子想考博士，并且觉得家里面实在太穷，即便生下来孩子也无法给孩子一个很好的教养环境。
关键在于，妻子认为，家庭贫困缘自莫阿明不努力奋进、懒惰无能。她无法理解，为什么自己可以考取研究生，在大学里面做教师，而莫阿明就只能做个出纳，工资比她少一大截。
争吵开始了。
可是莫阿明根本不是伶牙俐齿的妻子的对手。他们一吵得不可开交，妻子就说，“你个大男人，和我吵什么？有本事做出点样子我看看!”每次到此，莫阿明就哑口无言。
有一次他实在忍受不了，跑回父母家倾诉。没想到双亲听完后皆沉默不语，最后吞吞吐吐告诉他，不读书就是要受气的，被人看不起的，现在你理解我们当年为什么逼着你学习了吧。
莫阿明说，那天听到父母如此说，觉得天地塌陷，天旋地转。
“那天晚上，我对我爸妈还有老婆彻底绝望了。我知道，我要想活得有面子，只有靠我自己了。”
第二天，他默默回家。妻子一见到他就发火，嘲笑他没本事，从小到大就靠爹妈，不像个男人。
他一语不发，其实开始激烈的思想斗争。
他认为当时自己就只有两条出路：一是赶快去考硕考博，可是这需要努力和家人的支持，而且逢大考必败的经验也告诉他此路不通；另外一条路就是去赚钱，这条路也许还有一线生机。
他开始忙忙碌碌地偷偷摸摸地到处应聘销售工作，等到一家新成立的医疗器械公司录取他后，他立即辞去了出纳的工作。
父母和妻子的反对置之不理。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把重要他人的命令抛到脑后。
然后，他开始发疯了一样地工作。他说，“当时，只要有人愿意卖我销售的器械，那边要我跪下来舔他的皮鞋我也愿意。”
很快，他的热情、努力感动了他周围的人，包括客户在内，有个科室主任甚至和他说，“在你身上我看到了我当年的影子，要是我儿子有你一半努力就好了。”
短短几年的时间，他就成为了全公司的明星。事业上平步青云，家庭经济情况也翻天覆地。妻子高兴的说，“以前我想读博士是因为担心家里没钱，现在有了你我不担心了。”并主动和他商量是不是该生孩子了。而爱面子的父母也开始见人就夸他。
偏在此时，强迫症卷土重来。
每个症状都是一个谜语，谜语存在的意义就在于等待破解。联系起莫阿明童年生活的历史，我开始明白他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会出现强迫症了。
莫阿明心中一直有一种需求没有得到满足，那就是无条件的关爱。从童年开始，他就渴望着，即便他成绩很差，即便他一败涂地，即便他家境贫寒，即便他懒惰无能，别人也能够关注他，欣赏他，尊重他作为一个人的价值所在。而在他生活环境中，这种体验异常贫乏。
他的父母都是大学教授，从小就告诉他“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对他的学习极其看重，这让他形成一种思维模式，便是“我这个人的价值就等于我的学习成绩。”所以对他来说，考试无疑是关乎个人价值的生死决战。青春期本该发展的其他能力统统萎缩了，只剩下了解题的能力。加上学校不合理的应试教育的制度，让他长期面对考试这种高压力情境。作为青少年的他已经隐隐约约的觉得周遭这一切不对劲，他并不想承认学校和家庭的这套价值判断体系，可是弱小的他怎么可能和这一切对抗呢？
他不能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需求和成年人的期望之间的冲突上，于是，他的心灵让自己把注意力转移到和这些冲突没有相关性的其他事物上。比如说钢笔是不是坏了，这样他把考试成败这样的责任推卸到钢笔的好坏上，通过保证钢笔的“好”来决定考试的“好”，就像原始人面对自然界感觉到无力时把希望寄托到上帝鬼神等超自然力量一样。
对于少年莫阿明来说，一支好的、永远不会出纰漏的钢笔既代表着一个永远坚强、永远考试不会失败的他，一个永远完好无缺的他，也代表到那个能够对他这个人究竟有没有价值进行判断的成人权威体系。他对钢笔的矛盾态度就代表着他对这一套苛刻的价值体系的既依赖又抵制的矛盾态度。
在他整个一生中，这种矛盾态度始终没有得到解决，他始终无法接受自己的无能和脆弱。
在婚前，这种矛盾得到了适当程度的缓解，因为他的妻子那时候把他理想化为一个完全美好的男人，但是婚后美景不再，和妻子因为家庭经济情况的争吵，表面看起来只是日常的小两口拌嘴，说了一些过激的话，但是实际上对莫阿明的心理结构具有深刻的影响。
他说自己那天晚上绝望了，实际上是表达了他对周遭环境可以无条件接纳他、欣赏他的绝望。
那天他决定彻底接受这一套具有现实性和功利性的价值判断体系。他“拼命”工作，并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争取自己在人世间的尊严感和价值感。
他认为自己的价值感只可能通过两条途径得到别人的承认：一，高学历；二，高收入。他选择了后面一条途径，表面上看起来，他成熟了，现实了，融入了成年人社会，成为了人人称道的“好男人”。实际上，他内心深处对这套成人社会的价值评判体系仍然是不认同的，而且他内心的那个伤口、那个空缺更加扩大了。所以在他各方面达到高峰的时期，也就是他可以有足够力量和其他人对抗的时期，他的这个伤口所蕴藏的各种不安的情绪爆发了。
他之所以每天在镜子面前反复追问自己“我的脸对称还是不对称”，其实是在询问“我的内心真的平衡了吗？”，“我真的大家眼中那个完美无缺的莫阿明吗？”。
每天早上，有两个莫阿明站在镜子前，一个是瞪着眼睛，反复挑剔自己的莫阿明，这个莫阿明是硬生生地投靠了成人价值体系的莫阿明，他其实是代表着父母、代表着妻子、代表着公司诸位同事在对他的“面子”指手画脚；另一个莫阿明隐藏在那些“不对称”的点之后，这个莫阿明仍然是脆弱的，充满了不安全感，觉得自己很丑陋，没有什么价值，生怕自己一旦失败，就被人类社会开除。
对他来说，这个社会是危险的、残酷的，他的人生信条就是安全第一，而要保证自己的安全，就必须努力学习，努力工作，不能有丝毫松懈，必须完美无瑕。对他来说，唯一让自己休息、停步、偷懒的理由便是，我生病了。
如果治疗中仅仅帮助莫阿明理解到此的话，莫阿明的强迫症状倒是可以缓解，但是他马上会被愤怒淹没，从而他会发现另外一个极端，从满足别人的所有愿望变成和所有人对抗。
而他的强迫症要真正根除，就在于他能够意识到，那个严酷的、功利性的价值判断体系只是人生的一部份真相，他遇到的人的确或多或少都有些这种功利性的价值观，但是别人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任何条件下都不会表现出人类母爱般的温情，无论是父母亲、妻子还是老板，都具有人性对待他的时候，他的亲人朋友不是吸血恶魔，也有人性，也会像他一样渴望着别人无条件的关爱和肯定，也和他一样在成长过程中遇到了很多阻碍自己的因素。
真实生活中的别人和他头脑中的“别人”是不一样的，真实的别人没有他头脑中的“别人”那么严酷、苛刻、没有人情味。强迫症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他头脑中的“别人”总是不能接受他头脑中的“我”的脆弱和无能，其实在他最脆弱无能的时候他的父母和妻子都接受了他，虽然不是完全的、无条件的接受。他需要逐渐理解到正是自己对自己的苛刻要求，形成了症状，从而能够从内心接受，任何人都有脆弱、无能、好吃懒做的一面以及想要依赖别人的愿望，从而做出选择，自己是继续苛刻要求自己，还是对自己宽容一些，还是溺爱自己、任性而为？
我把这些理解后来慢慢在治疗中一点点向莫阿明解释。我逐渐能够忍受莫阿明不完成治疗的家庭作业或者迟到、脱敏中不合作等行为。莫阿明也有了改变，逐渐不那么“怕”我了，没有以前那么顺从，有时候甚至可以表达对治疗技术的不同意见。
一次他说，我们俩一开始关系有点像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后来有段我变得像个老妈妈一样，现在变得像个朋友。我笑了，和他说，“我要是不收你的钱我们就更像好朋友了。”他也笑了，说，“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慢慢的他在治疗中不再讨论症状，而开始讨论生活中各种各样的烦恼，他也发现原来有些现实生活的苦恼我也会有，而且有些苦恼我还没有他会解决。这曾经让他比较一度比较失望。发现心理医生是个普通人就像发现青春偶像也要上厕所一样让人难受。
4告别
他来作治疗的时间越来越不规律，从一周一次到两、三周才来一次，因为觉得没什么好说的。
我感觉到，这大概是治疗要结束的时候了，便问他，当初的治疗目标达到了多少，他说百分之八、九十。我问他，“百分之八、九十你觉得满意吗？还是我们一定要做到百分之百才满意？”他摇头，说知道自己又在追求完美而不是进步了。
接着我们开始讨论治疗的结束，他说其实他也觉得是否该结束治疗了，就是害怕自己不做治疗了又出现什么意料不到的问题。我问他不做治疗了，出现的最可怕的结果会是什么，如果出现了，他怎么办？他想了半天，发现最可怕的结果就是复发，而复发大不了再来做治疗而已。“其实做心理治疗还是挺好的，我都有点上瘾。”他说。
我想莫阿明正在面对的是分离焦虑。和我分离，对他来说，意味着和一个既能接纳、关爱他，又不是纵容、娇惯他的人分离。如果我只是一味地无条件的接纳，关爱他，他将会沉醉在这种母爱的温暖中，从而永远不想离开治疗室；如果我对他只是一味地要求他改变，要求他一丝不苟地完成各种治疗技能的训练，他很容易就可以离开我，不过他心里又添加了一道不为人接受的伤痕。他对我的这种矛盾态度和他对父母、妻子的矛盾态度是一致的。如何接受这种生活中的矛盾性对他和对我来说都不容易。
我想他进行了解释，并且表达了我自己对治疗结束的矛盾。最后还冒出一句，“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矛盾统一律在治疗关系中的体现。”说这句话的时候我是神游天外，跑到了其他地方。其实我自己是想用理论的话语来对抗分离的悲哀。
最后我们约定，以后每个月只见面一次。
当时我曾经想过，治疗师自己不能主动提出治疗结束，要让莫阿明提出。后来我转念一想，也许对莫阿明来说，主动提出结束，这种要求就像父母要求青春期的孩子主动提出，“爸妈，我要成长了，我不再需要你们了。”
这无疑是对别人过高的要求，我自己尚且无把握可以做到这一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何也许我把一个成熟的完美无暇可以轻易处理分离焦虑的人投射到莫阿明的身上？也许我渴望着莫阿明成为我想要成为而还没有成为的那个“理想的我”，就像他父母当年那样？
我等待着下几次莫阿明来的时候由我主动提出治疗结束。
后来几个月过去，莫阿明毕竟还是没有来。我也无从得知他对分离焦虑的处理情况如何。我曾经想过是不是打个电话问一问他的情况。但是最后我想，也许这是时候轮到我来承受一个不是满分的治疗，承受生命的不圆满，承受美好人际关系的不永恒，承受分离和成长的悲哀和欢欣，并且相信自己和别人的承受能力时刻了。
强迫症患者经常激发我的大脑调用出高中时代的一段记忆。
那年，我们一群被性激素和高考制度折磨成介于遗老遗少与凶猛野兽之间的人类在学校的安排下去参观一个工厂，此行目的大概是对扩展青少年视野的教学任务负责，也就是说，对青少年全面成长的教育任务敷衍了事以及安慰成年社会那由于抹杀青春而略带内疚的心灵。
那是1990年代的初期，那个工厂生产不知名的香料、香水和香皂。那天我们很兴奋，渴望着浸泡在化工产品的芬芳中。
一进厂区，才发觉那是个臭哄哄的地方。带我们参观介绍人员――那个工厂的工会主席，一个穿着入时风韵不再的女人――告诉我们，这种臭味是因为这么多香气聚集在一起，所以就显得太臭了。
后来，我的一个热爱化工的同学――他后来考取了复旦大学的化学系，据说现在正在美国的大学的实验室里打工――告诉我，不是这样的，那种臭味是因为制造肥皂本身的原料是脂肪，这种原料本来就是臭气熏天的。
强迫症者就像一块疲于奔命的香皂，其命运就是和细菌、肮脏等东西作艰苦卓绝、必定失败的斗争，在此斗争的过程中，身体一圈圈变瘦，生命一点点磨损，最终消失――随着那些泛着泡沫的污水。
“何时蝉蜕去，忽与浊世违。”，香魂飘散离不开身体的臭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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