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Heinz Kohut 生命最後的轨迹
作者: 張凱理 / 5197次阅读 时间: 2010年6月19日
标签: Kohut kohut KOH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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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p th/yQ0Dec,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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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张医师在黑板写以下三本书做为今天演讲的开始:心理学空间,yfbvaInNT
1. Kohut’s Freudian Vision. (1958-1960). Editor: Philip Rubovits-Seitz,1999.心理学空间P,S8c7|Tv{s:X
2.The Kohut Seminars: on Self Psychology and Psychotherapy With Adolescents and Young Adults. (1970s). Editor: Miriam Elson,1987.
"KB#`!C"Zv3G03.Heinz Kohut Chicago Institute Lectures. (1972-1976). Editor: Marian Tolpin & Paul Tolpin,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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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5op0C az-w9UI0首先要谢谢林医师和王老师的筹画,否则我们今天应该是不会在这边会面的。我答应的题目是如你们看到的那个题目(注:张医师指的是‘The Trajectory of Heinz Kohut’),我原先的想法是个想当然尔的想法,是想解释「Kehre」这个字,这个德文字翻成英文叫做turn,转折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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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原先是想藉著几个方便的文本来看有没有可能就念几本书,来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Kohut会想出self psychology?」我後来发现太麻烦,因为第一本相关这问题的书是99年才出,所以这些书其实不是这么早出版。作者Rubovits- Seitz60年代尾的时候跟Kohut有一些合作关系,他们合写过一篇文章。这是58到60年,Kohut那个时候还是所谓「Mr. Psychoanalysis」,那时还是非常Freudian,甚至还被宣称是heir to Heinz Hartmann的那个时候,那时候的Kohut在讲Freud的seminar会讲得什么样子?那本书的麻烦在於它不是录音带的tran,它像是我们在记笔记,上课的笔记,所以平均每一讲只有两页。我发现没办法感受当时,那就变得很难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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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第二本书,是70年代前後,在芝加哥大学学生辅导中心,每年大概有三个学期的一个seminar,这大概是进行了一段时间,这个是录音带的tran。这个seminar特别跟中午与王老师谈话时提起的辅导中心的issue有关。因为这个seminar讲的事情,如果诸位中有人工作的地点是在大学学生辅导中心的话,这本书应该是值得郑重推荐的,因为这本书的subtitle就叫做 ”on Self Psychology and Psychotherapy With Adolescents and Young Adults”。所以Kohut当时是要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他针对的audience就是大学辅导中心的staff。这本书是70年左右的演讲的全部文字,Kohut当时怎么说,录音带就怎么誊,就是这文本,是 word by 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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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我当时想的是说,有没有可能再加上72到76年,Kohut在芝加哥分析学院的seminar,那合起来是隔了…时间不知道怎么算,他那个有时候不是很规律,那是一个advanced course,他当时其实是顺著一个个问题思考和回答。96年才把它结集,这个是录音带文字稿,所以第2、3本书是可以回答一个问题,回到我刚刚讲的他当时的一些想法,他那时在想些什么?第一本书就没有办法这样。我後来发现我没有办法用这样的方式来讲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就很焦虑,因为似乎我还是要讲一些东西的。那我就要回到一个一开始的困难,这个困难是什么?这个困难就是我去年在这边听了一天,和今天白天到现在听了一天的感受,这个困难就是我不能用 discourse,我不能用论述去思考这件事情,所以我没法写,我没有办法用论述去想这件事情,那么我可以读一点,做一点眉批,我可以做一点 outline,我可以讲一讲,但是我没办法用论述的方式去想这件事,去面对这件事情。Pierre Hadot是一个法国哲学家,我後来看到这段的时候非常高兴,因为Foucault的 “性史” 的最後一册,他过世前写的最後一册,书名叫做“ Care of the Self ”,其中在讲的,事实上就是Hadot在讲的古希腊哲学,而Hadot那本书叫做 “Philosophy As a Way of Life”,古希腊人把哲学当作生命来对待,那是a way of life。所以今天如果要讲这个题目,不管是这个题目或任何跟psychotherapy有关的题目,它应该是a way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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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fically更麻烦的是精神分析,因为精神分析太像学问了。偏偏我现在不喜欢,我现在不大信任像X的X,不大信任像苹果的苹果,我现在不大信任…,像台湾的台湾,我现在不大信任像精神分析的精神分析。那我比较喜欢的是不大像X的X,这就是很大的麻烦。所以可能这边我实际上是有,不叫做焦虑,叫做有一种…无以名之的情绪在,这是我的状况。所以我先前有时候会在不同的场合讲,各位如果真的去看精神分析的文章的话,我要请你问自己一个问题,「Do you really enjoy this?」,是不是真的enjoy念这样的东西?你真的去看几篇精神分析的文章,看看你是不是真的能够乐在其中。你假如真的能乐在其中,那一定是有些东西click,它跟你碰在一块了,otherwise你会觉得那个东西事实上是一个很奇怪堆砌起来的东西,这是我的感受。有些书如果还能够click,而那个是精神分析的作者写的话,那Congratulate!你可能找到你的作者了,你可能找到那个你会相应和的东西了。会跟你相契合的作者,他也许讲得不是全对,他也许不是讲了最後的整理,Fine,Never mind!没有关系。但是他讲的东西是 it speaks to you,他在跟你讲话,那个作者在跟你讲话。我用这样的方式来解释的时候,会觉得很多的作者其实不好看,但我当然知道这个是非常武断的讲法,所以比较去年的一个讲法,我没有办法把这个当学问。这对我来讲,我如果还能再看一点,再想一点,Fine!已经很好了,那也就仅此而已。但是如果把它当学问来看的时候,如果要用这样的方式把它比来比去,尤其是有些命题,任何一个作者都是很复杂的作者,如果你宣称他有一个命题是如此的时候,你其实很难去确定那个命题真的就是如此,不管是哪个作者都是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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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话题收回来,如果我今天不是这样讲的话,我想只有一个办法是,我让Kohut自己说话,所以今天的presentation上面的每一句话都是他自己讲的话,上面没有一个是我说的话,是他讲的话,那我们看看Kohut怎么说。心理学空间(b.Km)E!Hn,H a/HD

1dB.G\2Sl%f)LL0今天引用的文本是Kohut生命最後的那几天。有一段话是这样的,我在看的时候才发现一件事情,我本来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因为这本书(Strozier, 1985)我是90年看的,这次是重新再翻出来,我当时看了後应该是没有再看过。我才发现一件事情,原来Kohut喜欢人文的部分应该是三个部分,一个是文学,一个是历史,一个是音乐,但是好像哲学没有太多引用的地方,所以哲学部份我有点疑惑,他可能其实basically不熟悉,或者是他并没有念太多哲学。这是这次准备这个handout的时候,我才有这样的体会。心理学空间&a W,s0cq*Q.d

!G,r6N`)Rp0有段话这样讲,这是在 Search For The Self, Volumn II ,686页的一段话,他说:「我不是一个历史学家,非常地不幸,如果我还可以再活一次的话,我想我可能会试著要成为一个历史学家」,所以,他是想当历史学家的。Strozier在81年跟Kohut有七次访谈,我不大确定当时Strozier几岁,我想大概40,顶多40好几,不会超过50岁,因为这个人前几年看到他的时候,大概60几岁的样子。所以他当时应该是刚拿到学位,或拿到学位一段时间的历史学家。Kohut选他来当最後那几个访谈的 interviewer,其实我觉得是有意义的,他们之间一些私人的,之前的接触,他们的私谊等等我并不清楚。当时是1980的春天,Kohut告诉 Strozier说他有几篇稿子,some fragmentary writings on psychohistory,跟历史有关的一些散篇文章。1980的秋天Kohut应该是又再严重地发病一次,因为他是lymphoma淋巴瘤,而且他心脏开过刀,心脏开刀是十年前就开的,所以他应该是心脏一直都有点问题,那个刀我记得是冠状动脉绕道手术。1980年的秋天Strozier去拜访 Kohut,Kohut把这三篇手稿交给他,这三篇手稿是triple- spaced,行距宽一点,有300页。Strozier抱著这个手稿,他离开了Kohut的家,他说他希望路上不会有车子或火车撞到他,这是他的描述。 1981的一月份开始,他们就开始访谈,访谈大概进行了七次,但是Kohut只有亲自edit前四次的稿子,所以後面那三次,Kohut可能没有来得及自己看过,而且後面三次我重新再看的时候仍会难过,因为我第一次看的时候就觉得Strozier问的话,非常不像是对著即将要病重过世的人讲话,因为他追问他很多academic的问题,尤其跟历史有关的,尤其跟什么有关的。最後那三次的访谈,其实我觉得Kohut应该是有点impatient,他没有办法很有耐心地回答,甚至我觉得後面的三次比起前四次都没有那么clear,後面那三次我觉得他应该是身体不大舒服了,但是Strozier没有发现,所以我觉得这很奇怪。心理学空间6pgd{2L 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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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Strozier的三篇文章中,有篇文章就放在这本书里头,叫做“On courage”。这篇文章放在这里我觉得也是有意义的,因为这篇文章就是在讲nuclear self,这篇文章写的时候是在60年尾70年初期,我们看看Kohut怎么说。他说在这些所谓self的概念中,有一个是most centrally located,它是在在最核心的中间地方,是最basic的,最resistant to change的,最不容易改变的,他称之为nuclear self,这是描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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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这边举了两个例子,有一个是奥地利的农夫叫做Franz Jaegerstaetter,对这段典故有兴趣的人,可能要去把典故的书找出来,因为这显然是在1943年,那时纳粹还没有完全垮台之前,大战还没有结束前,有几个人有些事迹,那些事迹大概是要反纳粹,因此被枪毙了。Kohut举这两个例子,这个是Jaegerstaetter,下面那个叫做 Sophie Scholl,她的哥哥叫做Hans Scholl,他们的事迹是,1943年在慕尼黑,当时应该是有学生可能要闹叛变,一个conspiracy,後来是被抓枪毙的。所以这段往事应该要看看原书是怎么样摘录下来的。当时这两个人,分别描述了他们自己的梦境。
第一个Jaegerstaetter,Kohut说,这个叫做martyr hero烈士,第二个Sophie Scholl,他说这样的heroism叫做rational resistant叫做理性的反对者。Anyway, 这两位都是当时决定反对,而代价是死亡的。他们两个分别做了一个梦境的描述。
Jaegerstaetter的梦境是这样子的,他说1938年一个夏天的晚上,(叹气),对,他做了一个梦,所以他描述他以前的梦,他说他躺在…他半夜还没有睡著,虽然他并没有不舒服,但是他後来一定是睡著了,因为他突然看到一个beautiful railroad train,看到一列很漂亮的火车一直绕著一个山在转,成年人也好,孩子也好,都挤著上车,没办法把他们拉回来,只有很少的成年人拒绝在这种 occasion 被carried along。然後他听到有一个声音跟他讲说, “This train is going to hell”。这个是一个梦的片段,而且应该是在描述以前的梦。我不晓得那是怎么样的symbolism,很难讲,是犹太人deportation的那个车子吗?还是怎么样。总之Jaegerstaetter後来的事迹我也不大确定,因为这里没有交代得很清楚,总之这个人就是拒绝被recruit到德国军队,可能是因为这样才被枪毙的,他宁愿死都不要去当德国军队,大概是这样。
Sophie Scholl的事迹我也不大清楚,但Sophie 这段其实非常感人。她说:被行刑的那天,她被从梦中叫醒,她告诉她的cellmate,她告诉同牢房的另一个人她做的一个梦,in the dream,她说it was a sunny day。这句话实在是非常地..单单这句话,文字上,我就觉得很漂亮,因为Kohut过世的那天也是sunny day,很可能很多人都在sunny day过世。in the dream,她说, it was a sunny day。黑体字是我加的。Scholl说I carried a child,她带了一个孩子,然後穿著一个白色的长袍,那是要去受洗的,到教堂的路上突然一个steep mountain,就是突然走到一个很陡的山,她把孩子紧紧地抱住,突然有一个crevasse细缝,就是登山的人最怕的那个东西,尤其是雪盖住的,踩下去就踩不到底的那个东西。一个crevasse在她面前看著她,她只有恰恰好的时间可以把孩子放到对岸去,然後她就跌下去了,这是Sophie Scholl的最後一个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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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K,每一个人大概有两个course,有两个活著的方式,看看第二页,第一个是in his ordinary day live by the pleasure and reality principles,他是照著pleasure and reality principle来活著,他是man of work and love,但是没有一个人可以exclude在这个之外的那个tragic dimension,在这个生命悲剧的部分没有人能够不踩进去,没有人能够不介入。至少会有一些periods,或者一些moments在每个人的生命中,当他有察觉时,即使是非常地dimly,非常淡淡地察觉,有一种yearning有一种渴望,那种渴望不是要达到一种pleasure的 discharge,或者是一种drive的pleasure discharge,而是一个compelling urge to realize,一个很深的design of his nuclear self。这个文字有点绞绕,但是这个文字其实蛮好,而时间是在60年代尾70年代初,那个时间我可能要查一下他传记那个确切的时间,我不晓得是不是他刚被发现淋巴瘤,还是刚做开心手术的那个时间,所以那个时候他可能一度面临死亡,或者已经有一个死亡的阴影一直笼罩在那边。这篇手稿到了80年才拿出来,到了85年才发表,所以手稿不是马上发表,而是放了十年。 Man is propelled by both,这是我们一般的ordinary day跟那个所谓的moments。然後有一个conclusion,他说这个也许是会让人惊讶的conclusion,就是说这个nuclear self的realization,你要realize这个nuclear self,要让它实现的这件事,本质上,跟psychopathology不见得有关系。这样讲是非常奇怪的,稍後我们会有些其它方式再来 elaborate这句话,其实这句话是很有问题的话。心理学空间:J ^[Q!IP.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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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下一个命题,但是如果一个人earnestly resolved他照著他的central purposes,live in accordance,然後in harmony with the highest idealized value,下面斜体字是我加上去的,and still preserve a sense of modesty and proportion, 如果你能够在尽力去实现的同时,你还能够维持住一点点的谦虚和比例的感觉的话,那时我们必须说这个narcissistic sector,一个人的自恋的很深的自恋的部分,有一个high degree of healthy mastery,你overcome你自己很深一个自恋的部分。那时候我们必须说the core of his personality is sane,这句话其实蛮好。然後下面那句话我觉得跟今天要讲的事情有关,因为最後那几天,一个人如何面对死亡的一个悲剧性的状况,这个死亡,Kohut说不要只把它想成Eros跟 Thanatos之间的那样子,因为这个不是being in opposition to life,这并不是对一个生命相对应的东西,这是生命的一部份,这个死亡是生命的一部份。It i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life curve of the self。这句话放在他最後的一本书,其实是恰当的。所以,On courage,我必须假设他是希望自己有courage来面对自己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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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下面看Kohut在1月29号到底说了什么。他说一个历史学家,当他看著他的material、历史的文献、文本的时候,就很像analyst看著他的病人一样。唯一的差别是,文献不会做free association,这是唯一的差别。这其实会引起另外一个问题,我把这问题点出来,这问题我现在没办法想清楚。文献如果不会说话,这时诠释学的循环可能比较单纯,而如果我们的被治疗者还会说话的话,那我们这时候诠释学的循环不晓得要循环到哪里去,因为他还在说话。我还想,我在说话的时候他又继续说话,那么这个循环其实是会一直不晓得滚到哪里去。这是个麻烦的地方,我们假如要做interpretation的话,什么叫做 interpretation?那假如要引用诠释学的说法的话,又会引起很大的麻烦,但这个是但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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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这段话上午明雄在讲Proust的时候有提到,但是Kohut的文字这样讲下来,可能更觉得有一种,我觉得文字有一种漂亮的地方。他说古典精神分析跟 self psychology有一个很大的差别是,他们对time,时间的这个轴向的看法不同。Kohut讲出的一个aphorism,差别是说,古典分析发现了 discovered the depression of the child in the adult ,古典分析在成年人身上发现了孩子的忧郁,但是self psychology discovered the depression of the adult in the depths of the child,self psychology是在孩子的内心发现了这个成年的忧郁,这句话有点绞绕,我们等一下再绕回来看看能不能讲得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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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A~Z#i.| nI0再看下来,第三页的第二段, 我们的 life cycle is implied as the self’s nulear program, 是很早laid down in an individual, 这个nuclear program 我其实会觉得像是一个种子识, 那个东西是一个事情开始的地方,但是它是一个种子而已,它会不会真的开花结果是不一定的,但是它其实在那里,而且那个种子应该是还会再被薰习,它本身还会再变化的。所以这边跟第八识、阿赖耶识、种子识的讲法会有关系,那个地方也叫做「藏」,收藏的藏,藏识,所以那个地方其实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地方。推到那个地方讲的时候,扪心自问可能会有一种感觉是,五岁的我、十五岁的我、二十五岁的我、四十五岁的我、六十五岁的我,中间有一个过程好像并没有真正地变过的那个东西,那个东西如果你真的不照著.. if you don’t answer the call,如果你没有照它的呼唤去做的话,你可能会後悔的那个东西,所以等一下後面还有文字也是讲到类似的状况。Pathological and pathogenic drive phenomena are a turning away form the self。这个drive的phenomena如果变成病态的话,它是一个turning away,不是self的一部份。 Isolated drive takes over,这个时候是一个孤立的drive takes 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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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还有一段话其实很重要,跟这个有关系,这或许也可以回答今天到目前为止的speaker所提出来的几个问题,以下的某些段落。有一些看来很primitive的状态,其实它是fully organized。比如说孩子的状态,他其实当时就是fully organized, only in a different way,他只不过是用不同的方式organized。They’re different, certainly, but they are also perfect in their own ways,所以任何一个newborn,任何一个新生儿是perfect in its own way,他不是一个bundle、不只是一束、一串disconnected drives,不是一串drive而已,他本身就是perfect,本身存在状态,an assertive unit that has a purpose and a future,这样的情况下,其实就把drive放到self的经验的一个部分里面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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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hut在77年那本书,他比较了Freud对过去的理解和Proust是不一样的,精神分析基本上对过去的兴趣是为了更好地了解现在,但是 Proust对寻找过去这件事情,是initiated by the searcher’s need to establish,是要找到一个连续性a developmental continuity of his self。然後there is a break,一定是有一个break,否则不会需要有这样的寻找,假如没有break的话这样的寻找是不需要的,所以一个人假如没有break,这个 self实际上根本上不知道、不晓得那个self,等一下我们还会提到另一句有趣的话。一个人察觉self这件事情,其实本身是一个weakness的表现,本身是一件出问题的表现,不是一个健康的表现,等一下我们还会提到。 The self is fragmented along the time axis,在时间的轴向上,这个self变成一个片段了。 Proustian那个search是,他的写作是为了heal this break and cure the self by feeling whole and historically continuous。Kohut说,他曾经supervise过一个case,那个治疗者对被治疗者说,就是单单说一句话而已,他说:「你记不记得as you said two weeks ago(你记不记得两周前你曾经说过)…」。那个病人felt marvelous。他觉得棒极了,他甚至不在意治疗者到底解释了什么,单单他的治疗者还记得他两周前说过的话的这件事情,he was there in the past,那他在两周前就存在了。The mere fact that in the selfobject’s mind a continuity of his was present,他的治疗者还记得他两周前曾经说过的话的这件事情,单单这件事情其实就有莫大的鼓舞。(叹气) …in that sense he began for a moment to grow together,现在问题是,他那个moment很快还会再过去,他很快可能又再崩解,所以这样的过程其实还需要做很长的工作过程,後面会提到疗程的事情。心理学空间D;N2Hu{9L|Y

\-w~2|u8l"XVq0第三页的倒数第二段讲到selfobject。他说,selfobject当然是一个object,从一个sociological sense当然是一个object,但是基本上看你怎么定义他,他是experienced by the person as performing s that are normally performed by himself,「本来是要自己做的事情,现在是另外一个人帮自己做」的那件事叫做selfo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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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历史学家Hobsbawn说过「历史学家是人类族群历史的守护者」,大概类似这样的意思,这和下一句意思是一样的。… the historian may indeed be a cultural selfobject for people,他是整个族群的cultural selfobject,他其实是守护著这整个文明的,这对历史学家是很大的恭维。然後他给each group and each individual who feels a part of the group a sense of continuity in time。所以历史学不发达的国家,其实要很担心他们的group self是有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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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3qC L6jFYs0…there is a nuclear program in an individual, 接下来这是很平铺直述的命题,所以前面这四讲其实很像是他在sumarize 他到那个时候为止的想法。而那个时候是他过世前大概九个月左右。这所谓的tension arc是bipolar self的讲法,後来才再加上tri-polar self。Once the program is in place, then something clicks and we have a degree of autonomy,那这样子的this degree of autonomy we call the self,这都是很平铺直述的讲法,it becomes a center of independent initiative这个self变成一个独立可以initiate的事情,that points to a future and has a destiny,然後它有它的natural, unfeared decline and end。「Unfeared」这个字我本来想打斜体字,因为其实这个decline跟end要unfeared是很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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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这个sense of discontinuity,他觉得在艺术家作品中间,是很痛苦地存在在那里。In mass culture I find the same discontinuity expressed in the frantic need to live only for the moment,大概失去时间感的时候,尽管人强烈极端地活在此刻,there is a deadness in the self。 It must be stimulated,它一定要被刺激,be enlivened, even if it means going to war,即使你是要去打仗了,但是你当时的self状况可能觉得只有这样子才算是活著。Now nothing in such self-destructive behavior,这样自毁的行为中没有guilt这一回事,它跟guilt无关,那个时候其实都是不得不然,it is just to feel alive, even if only at that single moment of declaring war。因为我们不要忘记,Kohut是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才离开欧洲的,假如没有二次世界大战的话,他是不要离开欧洲的。Strozier问他的很多事情,其实都跟二次世界大战纳粹的那段历史有关。That moment wipes out all the fragmentation, the absent past and meaningless future。那个moment会让人欣狂,会让人狂喜,that’s the pathology I think I have come to understand。所以Kohut讲的pathology是这样的pathology,这样的pathology其实不见得一定要到战争的地步。我们所碰到的self disorder,他们会用frantic behavior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是有其不得不然之处。所以我们遍地可见的behavior,大概都有这个部分在,都有这些整个self出状况的背景在,才会需要有这样的behavior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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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have always tried…,Kohut说到底他的价值观放在哪里,他是希望要尽量清楚的。他认为Freudian的讲法是一个clandestine,是一个隐而不宣的、是一个暗中的,是一个moral system,那样的讲法中Drives need to be tamed,这些drives,需要被驯服的。但是Kohut说,他觉得他的hierarchy of values,最大的一个value is to support human psychological life to its fullest,是去support一个人内在的那个世界可以发展到他最极致的地方。所以要很当心,Kohut其实不很against一些很极端的现象,或者有一些他刚刚讲的一句话,是这个nuclear self要实现出来的时候,跟他的pathology其实是independent,是不相干的,像他讲这种话真的会让人有点surprised,会让人有点不安的,因为他後面会讲到说,我们对纳粹的历史,现在如果要真的能够想去理解的话,一定要dispassionately,这在稍後等一下我们会讲到。接下来… then the observer’s simultaneous as a selfobject is a supportive one。这句话很重要,这句话是一句跟治疗疗程有关的话。这句话我的理解是,其实我们一般在讲supportive的时候,千万不要以为 supportive这件事是一件比较inferior、比较不值得的事情,因为这个supportive是要帮助另外一个人本来无法实现的,要能够更充分实现的这件事情。所以这种情况下那个selfobject其实是一个supportive的一个状态,本身要有这个状态在。我去年用了一个形容词,我说这个理论它是有温度的,它是一个warm、有温度的理论,意思就是这样。Winnicott的理论也是这样子,今天前面几位提到Michael Balint,他的理论也是有温度的,否则他为什么讲primary love?他可以讲primary narcissism、parmary…what kind of drive,whatever等等,但他没有讲这些,他讲primary love,这很奇怪不是吗?Michael Balint 会讲primary love。所以middle school跟self psychology对我来讲最大的意义在这个地方,就是说你现在面对的人是一个broken self,是一个broken structure,是一个破碎的人。我们没有任何其他事情能够做,除非你先支持他一段时间。像去年讲的,你必须要能先盖一块纱布在上头,因为这个皮肤已经烫伤了,现在是非常痛的状况,你就必须要先盖一块纱布在上头。那个纱布是冰凉的生理食盐水,浸润过的,不会让他伤口沾黏的。你必须先取代那块皮肤,然後再看看接下来能够做什么,但这一步一定是最先的事情。这样来理解治疗就不analytical 吗?就不是精神分析吗?各位在看这些书的时候,请再反覆思考自己的理解和自己所能形成的那一点点命题。你现在所看的跟你一年前所看的、跟你五年前所看的、跟你十年前所看的、跟你十年後所看的,你看看会不会有一点点差别。对,千万不要把这个文本当成一个不会变的东西,因为我们在看这些文本的时候,其实一直在诠释这些文本,大概是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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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Kohut说I don’t believe that will work for what we’re talking about here,他说这方面其实要讲empathy。这段其实是突然摘出来的,可能上下文有点跑掉了,这个是parental of selfobject vis-a-vis the child,这个empathy是一个父母亲对孩子要做的那件事情。我们最糟糕的命运是发现自己在一个predominantly nonhuman environment. This is the dreadful fear of our time。我们这个时代,基本上在台湾要讲这句话还很困难,原因是台湾的人口太稠密了。我们在台湾的生活很像是你养老鼠的时候,你放一个笼子养三只老鼠跟养三百只老鼠是不一样的,我们大概就是养了三百只的,那不是一个空旷的地方,台湾如果是一个动物园的话,台湾是一个很拥挤的动物园。所以我们在台湾要发现自己是处在一个nonhuman environment是不容易的,因为你你到处都看得到人。各位有兴趣看一个剧本的话,可以找一下Albee在1960年代写的一个剧本叫做Zoo story,叫做动物园的故事。在纽约曼哈顿的中央公园,有两个人坐在bench上,他们两人之间的对话。其中有一个人把另外一个人杀死了,其实把另外一个人杀死的前提是,死者其实是要藉助他来把自己杀死,那个叫做Zoo Story,是两个角色演的一出戏。我们在台湾这个nonhuman的感觉应该是很困难,所以我们的dreadful fear在哪里很难讲,因为我们人太多,所以我们人跟人之间纠缠不清的事情太麻烦。而那个nonhuman也是卡夫卡在讲的东西,因为卡夫卡over and over again,他不管在他哪一个作品,在《审判》、在《城堡》,不管哪一个,一再一再地讲的Mr. K的命运就是这个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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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6en0_I N ~"i1^*y0二月十二号的那一次,Kohut谈从他所看过的病人,他没有办法作巨观的推论,因为他不是做民调,他不是要做什么取样,他没有办法做这样的推论。但它不是 meaningless,如果要做一些psychological reflection,它并不是meaningless。然後他谈到那些self disorder,他觉得来看他的那些self disorder病患,因为Kohut的治疗费非常贵,所以他说他多半看到rich slums,就是从富裕贫民窟来的人,而不是从真正贫穷的贫民窟来的。基本上要能够看到他,治疗费就已经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得到的事,而那些所谓富裕贫民窟来的,大概都是少了他说的cultural selfobject,就是有个内在的东西是缺损的。…now I am not a fool,他说我不是不知道一个人当然需要食宿交通,但真正的贫穷是cultural selfobjects的匮乏。Poor slums 最有机会看到的是social worker,所以social worker的立场会很有趣。他们距离第一线真正的deprivation的现场最近,我们都还算是在退退退,退到後面去了。你假如治疗一小时收六千块的时候,你看的人绝对不是没有地方住的人。没有地方住的人怎么付得起一小时六千块的治疗费?所以虽然他的意思是那些rich slums的人的问题也很大,但poor slums的人恐怕其实是更惨的。心理学空间~7h`x;S3M8p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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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段话,Kohut说,他其实可以不用太过度谦虚的说,他发现了两个transferences,就是selfobject transferences,那个mirroring 跟idealizing。两个都是reactivations of frustrated developmental needs,都是曾经挫折的发展上的需要。它不是drive transference,而drive transference是到他想出来selfobjet transference之前我们所知道的transference,所被recognized的大概就只有drive transference。这句话会引起争议,可能会有人说,之前讲的transference好像意涵也不仅止於此。你原来对transference的理解,他加上了一个差别,这里是Kohut要讲的,these are two of the basic needs,这是人基本的需要,尤其正在发展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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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6N Oi}C0当我们提到一个group self的时候,其实这段话我quote下来的时候会有点疑惑。我本来不知道他group self是这样的定义,他说group self其实不见得是majority,所以Kohut其实是非常菁英主义的一个人。他的意思是说少数的人如果initiate一些事情,有时候会造成一些历史很大的改变,而那个其实是他心目中的group self。所以这跟我本来理解的不大一样,当我重新再看到这段话的时候,突然有这样的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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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hut说我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政治或社会科学的专家,为什么我要来建议他们methodology的事情呢?他说… What I can say is that it would be useful,就是说,当social scientist要对macro的现象有所了解,如果对self psychology有点接触的话,他们的问卷设计可能会有点差别,而这个问卷设计上有点差别的话,很可能会得到一些不一样的结果。这段话对於做民调的人大概可以考虑参考。心理学空间I"H/BV9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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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is a dialectic between the group need and the greatness of the leader,一个团体的需要跟leader的伟大与否之间有辩证的关系,这句话非常吊诡,非常非常地吊诡。这是非常incredible的现象,当一个人可以告诉一个团体说,我们都要去自杀,我们都去自杀,而我们就真的去自杀。他这边举的例子是盖亚那教派,有几百个人殉教的那件事情。大概所有 charismatic的leader都在做这件事情,後面他还会提到每个个体和族群跟leader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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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这段话可以部分回答今天上午某些speaker的提问。Kohut说,I have never claimed that drive expression results only from the breakdown of the self,他说我从来没有说drive的表现只发生在self breakdown的时候。我相信什么呢?我相信 isolated drive,这个孤立的drive,a drive in which the self does not participate,这个isolated drive是一个break-down的product,是一个分解的产物。然後 I furthermore say that in individual psychopathology only such an isolated drive leads to psychopathology,下面这句话重要,while a drive that is part and parcel of the total driven self experience is healthy and constructive。所以如果那个drive,if it belongs to you,那你尽管轰轰烈烈地去活著吧,Kohut的意思大概是这样子。他会说这个很好、非常好,但是前提是那个要属於你。所以这跟那个 paraphilias,比如说上星期一个大四的学生,在性侵害的时候要对方穿上白色的袜子。这是上礼拜的新闻,这种paraphilia的事情是 isolated drive,是有一个drive在驱策著他,这个Id是大写的Id,主词反而变成小写的i。他说Freud to my mind failed to differentiate these healthy self-amalgamated drive experiences from essentially…,他说Freud这里没有分清楚这个淋漓尽致的表现,和这个essentially conflictual infantile sexuality,跟那个变成neuroses的那种drive的表现,两者间的差别。A normal drive is not pathological. It is a fabulous experience. It is uniting, creative, and self-enhancing. That is why I differentiate所以他说要把Oedipal phase跟 Oedipus complex做分别,因为 Oedipus complex是已经出问题的了。如果是Oedipal phase的话,那其实是一个成长过程的一个自然阶段,但如果变成complex的话,那已经出问题了。而他说Freud把Oedipal phase跟Oedipus complex好像当成同一件事情,好像这个phase就一定会出现这个complex。这些都是命题。It becomes pathogenic only when the parents,父母亲这边有一个pathogenic, not self-enhancing way. …they fail in their oedipal selfobject ….。下面这句话也很有趣,他说…But Freud went much too far in saying the parents had nothing to do with their children’s hysteria, that only fantasy is relevant,因为这个时候父母亲到底做了什么也是很重要的,不是只有那些fantasy,不是只有那些孩子跟那些长大後成为patient的人的 fantasy才是重要的。父母亲当时到底做了什么其实也很重要。心理学空间(t[ e,tJ5nY&W+m \c

H/r~-\qOj0To be uplifted or enhanced by a drive experience,首先需要一个cohesive self,然後接著这个drive experience会让他更enhanced、更 cohesion-producing。但你首先要有一个cohesive drive,否则你怎么去enjoy it?我记得两三年前跟吕旭亚碰过一次面,当时跟她讲过的一句话就是这句话。我说一个人必须solid enough,必须要solid enough to enjoy the ride,因为当时她讲到一些transpersonal的东西。我当时说,这个self必须要solid enough,才可以enjoy the ride。那么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没有solid enough 的self也在ride,那是不是enjoy不知道。…any intense experience and activity会让self更intensi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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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Lql)_ M0接下来有个命题是他不承认narcissism跟object love之间U-tube的关系,这原本是个古典精神分析的讲法。心理学空间 w2w [QD.DX~'u%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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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抱歉我今天可能没有办法把这些话讲完,所以我们跳到最後一次访谈。七月十六号,七月份开始,Kohut已经不见客了,他的同事们、朋友们其实都没有见到他,一直到十月初。这边记了七月十六号讲的话,Kohut说他觉得,他在古希腊more at home,比活在现代more at home。他过世的时候,床边放了两本书,一本书是雨果的Les Miserables,悲惨世界,另外一本书是希腊跟罗马的文学史History of Rome and Greek Literature。这两本,Les Miserables 是法文的,Kohut其实德文、法文是通的。这些欧洲人比我们亚洲人幸运得多,因为欧陆的那些languages,对他们来说是很容易互相相通的,所以一个人要懂五、六、七、八种语言不是很困难的事情,只要你是well-educated。但对我们任何一个亚洲人来讲的话都麻烦,因为任何一个语言都是独立的东西,而且我们是离开context来学的,这是不大一样的。接下来他说古希腊打仗的时候,这些斯巴达人…the Spartans died at the Themopylae,这大概是一个地名,是哪一场战役不晓得,the famous inion was: ”Stranger, take word to Sparta: 陌生人帮我传话到斯巴达去,here we lie obeying her orders.” 这是Kohut在最後的interview跟Srozier讲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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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I0我是不是还有两三分钟?我很想讲他的传记(Strozier, 2001)最後一章他过世前那几天发生的事情,最後那章叫做Gentle into That Good Night,这是Strozeir 那本书第31章。他说基本上他们都不知道他到底病况有多恶化,因为其实他们是非常private的人,那个privacy互相地尊重真的是会让人觉得有敬意,肃然起敬。其实他们很怕互相打扰,Kohut的太太也是避重就轻地讲还好还好,没有多说什么,他已经先到了Berkeley,住在旅馆,他已经决定前两天的会都不去,他要在最後的那一天有个panel完了之後演讲,就是最後那场大概30分钟的演讲的时候他要去。然後他在旅馆待的那两天只接见了一个朋友,叫做Jacques Palaci,这个朋友应该是他年轻时就认识的朋友。这个朋友来看他的时候吓到了,因为Kohut当时有死亡的味道了,就是个快要过世的人,已经有腹水、已经有黄胆,已经整个人快要死的样子,濒死是有快要死的样子。然後Kohut跟Palaci说living like that is not worth it, I’m not afraid of dying, and it’s coming soon,他知道死亡快要来了, I do have concern for who will continue my work。Palaci後来没有停留多久就走了,几小时後打电话回来问Kohut是不是还好,顺便提起说他忘了他的梳子,放在Kohut的房间了。 Kohut跟他讲说, “I’m so glad, now I can think of you every time I comb my hair”,每一次我梳头发都会想到你。我是quote他讲的话,当时发生的事情,都是很平铺直叙的事情。当天晚上十点半,应该是礼拜六晚上,因为礼拜天是最後一天。礼拜六晚上十点半Bernard Brandchaft,後来与Robert D. Stolorow和George E. Atwood写书的那位,他的房间在Kohut房间附近,他听到走廊上有声响,他打开房间看,然後非常害怕非常惊吓,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因为Kohut当时穿著睡衣,有点distressed,当时给人就是有一点混乱的感觉,发出些很奇怪的声音。我觉得他当天应该有delirium,Brandchaft 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Kohut叫他不要管。Brandchaft 就打电话给Arnold Goldberg问他该怎么办,Arnold对Brandchaft说,这个时候他们没有办法作任何事,说Kohut的太太会照顾他。这个前一天晚上应该是mentally整个人状况不是非常好,however he made it through the night,那天晚上还是过了。第二天他跟他太太搭车到Berkeley会场的时候,途中在麦当劳吃一点点午餐,这点後来他跟他儿子有讲。然後他进会场的时候he had a grim, set look on his face that baffled many who knew him,他的眼神好像只能看前面,he seems to look through them,他好像没有看到其他人在跟他打招呼。然後他就演讲了,讲的时候,那篇演讲中间有提到一句话,有一个point是说,interpretation could be considered as a higher form of empathy。这句话其实先前有提过,Winnicott有类似的讲法,所以interpretation跟empathy之间并没有那么绝然两分。然後他说,we don’t really know yet how to treat people with serious self disturbances,我们还并不真正知道该怎么去治疗那些严重的self disorder,but with time and care and patience,但是时间在教我们一些事情,with care and patience, we will discover the best approaches and most effective ways to blend empathy and explanation,或许我们那个时候会比较知道怎么样去治疗那样子的病人,但是到今天为止我们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去治疗这样子的病人,尤其是NPD,尤其是NBDs。我们今天其实还是不知道,这件事情我们还是不知道。然後他举了一个case,我後来在看这段话的时候感到非常难过,我告诉诸位为什么我感到难过。他提到一个case,有一个女性病人,她刚结束另外一个治疗进入Kohut治疗室的时候,第一天她就说 she feels as if she’s in a coffin,她躺在一个棺材里面,and the top is about to close with a click,而且那棺材盖好像要盖棺了。Kohut讲到这边的时候,他就发了一个声音,是棺材盖盖棺的声音,他用他的舌头弹了一下,类似像这样子吧ㄉㄜ- ㄌㄚ。各位不要忘记,我们现在讲的这个人,是四天後就过世的那个人,他在最後那场演讲,其实是开了自己一个棺材盖盖棺的玩笑,大概是这样子。那 Strozier在这边讲说,that double click is one of his great moments of performance,我看这段话的时候是蛮难过的。这个patient就是Kohut给他两个手指握住的那个patient,就是那个 patient。那句有名的话还记得吗?他说这像是toothless gum,像是一个没有牙齿的牙龈,一个very young child,一个很小的小朋友咬住一个乾枯的empty nipple的那种感觉 (叹气)。对,然後他就停下来了。他走进会场的时候,他是不要人扶的,他是硬撑著走进去的,然後他的计画是他要撑到最後那一刻的时候,其实他的点滴里面是一直加adrenaline的。而且他的止痛药到最後那两天,用的是三倍的剂量,他还是像这样子。演讲後他回到了旅馆,当天晚上非常疲倦,第二天才回芝加哥。然後他打了电话给Thomas,他的儿子。他说,I was broken, but somehow I got through this。这句话是用德文跟他儿子讲的。然後他就打电话给他的几个朋友,跟他们道歉说当时他并不是没有看见他们。然後他就希望Arnold跟他搭同班飞机回去,那Arnold跟他太太其实是搭另外一班飞机,要换飞机很难换,但是後来Arnold跟他搭了同一班飞机,他太太就搭了下一班。在飞机上,Kohut发现他有个病人叫做Jerome Beigler搭了同一班飞机,我不大确定是为什么会这样子,是Beigler 也去参加这个会吗?还是正好就是同一班飞机。然後Kohut请空服员找Beigler 过来跟他讲几句话,Beigler 看到Kohut安全带没办法扣住,因腹水而整个人因而那个样子。接下来回到芝加哥的第一天还好,到第二天开始就不行了,必须要住院。这时他基本上还留 note给Ernest Wolf和Paul Ornstein,跟他们抱歉他进会场时没跟他们打招呼。然後Strozier在这边讲一句话说 “To the end he was a man of etiquette, formality, and generosity.”。「Etiquette」这个字是礼貌的意思,你当然可以讲他是old-fashioned,但是他是有礼貌的。然後他交代的後事是他的clinical record要全部销毁。其中有些文章可能在五年後或十年後才发表。而Psychology and the Humanities这本书的contract就是在那个时候签的。到了礼拜三,大概又隔了一天,那天早上他觉得好一点,但是是回光反照。他跟他太太玩了一盘Scrabble,不知道是什么样的game,然後跟太太聊了一些往事,他们才发现再过两天,可能就是十月九号的样子,就是他跟他太太结婚三十三周年。那天晚上後来他就进入弥留。之後来了一个intern,很焦虑的值班实习医生,走进来的时候有点不知所措,Kohut跟他说let’s get down to business,她就调整他的药,几个小时之後他就陷入coma,十月八号凌晨三点钟过世。我倒不是说这个人过世跟任何一个其他人过世有太大的差别,我只是把他过世前那两天所发生的事情再描述了一遍。心理学空间 a&U ~ u2@_BS: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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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後很想再quote一句话,前面有个地方我没讲到,我再提一下好了,那句话很重要。我找一下看是第几页,在第十页上面算起来的第二段,我们把这段话看完就结束。他说 it is a part and parcel of good human equipment to be able to be enthusiastic for the great,他认为我们能够对伟大的人事物感到enthusiastic,其实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但是你必须要aware这是一个process,有这么一个process,there must be insight。当你崇拜一个人的时候,你要知道你在崇拜一个人。然後这个差别就像说paranoia,一个有妄想症的人跟一个没有妄想症人的差别。他觉得妄想症的人最麻烦的地方是the deadly seriousness,那真的是一点玩笑都开不得,one needs a twinkle of humor as a protection against craziness…the true humor of wisdom that knows the limits of the self,这句话其实是蛮好的一句话。我今天要讲的大概是这样子,我必须要停下来了,因为接下来还有panel讨论。心理学空间}JdC7yW

p `X!e T,H6sh0【本文由李雅文整理,张凯理医师审定】心理学空间1H b H2ZmUiTup
转自:
BbC6ta0http://blog.yam.com/readingintheruins/archives/425558.html
b:cD8nBM:lu0
Dd D5qRB0补充日期: 2005-09-22 21: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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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比较集中.
-p3M |`X q9SDz0很抱歉我今天可能没有办法把这些话讲完,所以我们跳到最後一次访谈。七月十六号,七月份开始,Kohut已经不见客了,他的同事们、朋友们其实都没有见到他,一直到十月初。这边记了七月十六号讲的话,Kohut说他觉得,他在古希腊more at home,比活在现代more at home。他过世的时候,床边放了两本书,一本书是雨果的Les Miserables,悲惨世界,另外一本书是希腊跟罗马的文学史History of Rome and Greek Literature。这两本,Les Miserables 是法文的,Kohut其实德文、法文是通的。这些欧洲人比我们亚洲人幸运得多,因为欧陆的那些languages,对他们来说是很容易互相相通的,所以一个人要懂五、六、七、八种语言不是很困难的事情,只要你是well-educated。但对我们任何一个亚洲人来讲的话都麻烦,因为任何一个语言都是独立的东西,而且我们是离开context来学的,这是不大一样的。接下来他说古希腊打仗的时候,这些斯巴达人…the Spartans died at the Themopylae,这大概是一个地名,是哪一场战役不晓得,the famous inion was: ”Stranger, take word to Sparta: 陌生人帮我传话到斯巴达去,here we lie obeying her orders.” 这是Kohut在最後的interview跟Srozier讲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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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不是还有两三分钟?我很想讲他的传记(Strozier, 2001)最後一章他过世前那几天发生的事情,最後那章叫做Gentle into That Good Night,这是Strozeir 那本书第31章。他说基本上他们都不知道他到底病况有多恶化,因为其实他们是非常private的人,那个privacy互相地尊重真的是会让人觉得有敬意,肃然起敬。其实他们很怕互相打扰,Kohut的太太也是避重就轻地讲还好还好,没有多说什么,他已经先到了Berkeley,住在旅馆,他已经决定前两天的会都不去,他要在最後的那一天有个panel完了之後演讲,就是最後那场大概30分钟的演讲的时候他要去。然後他在旅馆待的那两天只接见了一个朋友,叫做Jacques Palaci,这个朋友应该是他年轻时就认识的朋友。这个朋友来看他的时候吓到了,因为Kohut当时有死亡的味道了,就是个快要过世的人,已经有腹水、已经有黄胆,已经整个人快要死的样子,濒死是有快要死的样子。然後Kohut跟Palaci说living like that is not worth it, I’m not afraid of dying, and it’s coming soon,他知道死亡快要来了, I do have concern for who will continue my work。Palaci後来没有停留多久就走了,几小时後打电话回来问Kohut是不是还好,顺便提起说他忘了他的梳子,放在Kohut的房间了。 Kohut跟他讲说, “I’m so glad, now I can think of you every time I comb my hair”,每一次我梳头发都会想到你。我是quote他讲的话,当时发生的事情,都是很平铺直叙的事情。当天晚上十点半,应该是礼拜六晚上,因为礼拜天是最後一天。礼拜六晚上十点半Bernard Brandchaft,後来与Robert D. Stolorow和George E. Atwood写书的那位,他的房间在Kohut房间附近,他听到走廊上有声响,他打开房间看,然後非常害怕非常惊吓,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因为Kohut当时穿著睡衣,有点distressed,当时给人就是有一点混乱的感觉,发出些很奇怪的声音。我觉得他当天应该有delirium,Brandchaft 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Kohut叫他不要管。Brandchaft 就打电话给Arnold Goldberg问他该怎么办,Arnold对Brandchaft说,这个时候他们没有办法作任何事,说Kohut的太太会照顾他。这个前一天晚上应该是mentally整个人状况不是非常好,however he made it through the night,那天晚上还是过了。第二天他跟他太太搭车到Berkeley会场的时候,途中在麦当劳吃一点点午餐,这点後来他跟他儿子有讲。然後他进会场的时候he had a grim, set look on his face that baffled many who knew him,他的眼神好像只能看前面,he seems to look through them,他好像没有看到其他人在跟他打招呼。然後他就演讲了,讲的时候,那篇演讲中间有提到一句话,有一个point是说,interpretation could be considered as a higher form of empathy。这句话其实先前有提过,Winnicott有类似的讲法,所以interpretation跟empathy之间并没有那么绝然两分。然後他说,we don’t really know yet how to treat people with serious self disturbances,我们还并不真正知道该怎么去治疗那些严重的self disorder,but with time and care and patience,但是时间在教我们一些事情,with care and patience, we will discover the best approaches and most effective ways to blend empathy and explanation,或许我们那个时候会比较知道怎么样去治疗那样子的病人,但是到今天为止我们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去治疗这样子的病人,尤其是NPD,尤其是NBDs。我们今天其实还是不知道,这件事情我们还是不知道。然後他举了一个case,我後来在看这段话的时候感到非常难过,我告诉诸位为什么我感到难过。他提到一个case,有一个女性病人,她刚结束另外一个治疗进入Kohut治疗室的时候,第一天她就说 she feels as if she’s in a coffin,她躺在一个棺材里面,and the top is about to close with a click,而且那棺材盖好像要盖棺了。Kohut讲到这边的时候,他就发了一个声音,是棺材盖盖棺的声音,他用他的舌头弹了一下,类似像这样子吧ㄉㄜ- ㄌㄚ。各位不要忘记,我们现在讲的这个人,是四天後就过世的那个人,他在最後那场演讲,其实是开了自己一个棺材盖盖棺的玩笑,大概是这样子。那 Strozier在这边讲说,that double click is one of his great moments of performance,我看这段话的时候是蛮难过的。这个patient就是Kohut给他两个手指握住的那个patient,就是那个 patient。那句有名的话还记得吗?他说这像是toothless gum,像是一个没有牙齿的牙龈,一个very young child,一个很小的小朋友咬住一个乾枯的empty nipple的那种感觉 (叹气)。对,然後他就停下来了。他走进会场的时候,他是不要人扶的,他是硬撑著走进去的,然後他的计画是他要撑到最後那一刻的时候,其实他的点滴里面是一直加adrenaline的。而且他的止痛药到最後那两天,用的是三倍的剂量,他还是像这样子。演讲後他回到了旅馆,当天晚上非常疲倦,第二天才回芝加哥。然後他打了电话给Thomas,他的儿子。他说,I was broken, but somehow I got through this。这句话是用德文跟他儿子讲的。然後他就打电话给他的几个朋友,跟他们道歉说当时他并不是没有看见他们。然後他就希望Arnold跟他搭同班飞机回去,那Arnold跟他太太其实是搭另外一班飞机,要换飞机很难换,但是後来Arnold跟他搭了同一班飞机,他太太就搭了下一班。在飞机上,Kohut发现他有个病人叫做Jerome Beigler搭了同一班飞机,我不大确定是为什么会这样子,是Beigler 也去参加这个会吗?还是正好就是同一班飞机。然後Kohut请空服员找Beigler 过来跟他讲几句话,Beigler 看到Kohut安全带没办法扣住,因腹水而整个人因而那个样子。接下来回到芝加哥的第一天还好,到第二天开始就不行了,必须要住院。这时他基本上还留 note给Ernest Wolf和Paul Ornstein,跟他们抱歉他进会场时没跟他们打招呼。然後Strozier在这边讲一句话说 “To the end he was a man of etiquette, formality, and generosity.”。「Etiquette」这个字是礼貌的意思,你当然可以讲他是old-fashioned,但是他是有礼貌的。然後他交代的後事是他的clinical record要全部销毁。其中有些文章可能在五年後或十年後才发表。而Psychology and the Humanities这本书的contract就是在那个时候签的。到了礼拜三,大概又隔了一天,那天早上他觉得好一点,但是是回光反照。他跟他太太玩了一盘Scrabble,不知道是什么样的game,然後跟太太聊了一些往事,他们才发现再过两天,可能就是十月九号的样子,就是他跟他太太结婚三十三周年。那天晚上後来他就进入弥留。之後来了一个intern,很焦虑的值班实习医生,走进来的时候有点不知所措,Kohut跟他说let’s get down to business,心理学空间3o7q+d8U` w @9sn&B\

0Ow9s`8NuW0她就调整他的药,几个小时之後他就陷入coma,十月八号凌晨三点钟过世。我倒不是说这个人过世跟任何一个其他人过世有太大的差别,我只是把他过世前那两天所发生的事情再描述了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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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凱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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