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psychspace.com心理学空间网蔡榮裕
台北市立療養院精神科主治醫師
05 Nov. 2001
Dear Professor Freud：
回到台灣已經一年多了，我在倫敦的學習過程與生活記憶，仍然是歷歷在目的景致。有一次，在倫敦郊區的泰晤士河畔【註一】寄給自己一張卡片，寫著：「這些彩色圖【註二】似乎反映了運河人家的的心情，但這與整個英國的灰黑色系頗不相同。昨晚與佳昌在Village【註三】裡烤肉及喝紅酒，後來Andrew也載他太太前來，直到午夜一點半才散去。今早還得早起去分析【註四】，頗累，因此一路上也大多在打盹，此刻覺得沒那麼累了。祝平安。22 Jun 2000, 14:53。」雖是明白易解的文字，然而此刻讀來，卻是心情百般歧嶇糾纏。
你當年至法國巴黎進修的經驗【註五】，雖然Dr. Charcot未完全如你所願地與你討論你對於Anna O.【註六】這個案例的好奇與發現，然而，這趟經驗之旅卻也更點燃了你的熱情，以逐漸發展出的所謂自由聯想的方式，走向歇斯底里的研究之路，並替人的內在幻想世界的探索舖陳了未來的道路。
此刻，臺灣心理治療學會已經成立了，雖然未來仍是誰也難以預測的起伏，我們要如何行走才不至於顯得過於急切而徒勞，則是一個值得細思的命題。尤其當我們以五大專業為號召，然而，現實上，在心理治療的領域裡，主要的分類並非以我們原有的五大專業為形成基礎，而談論台灣本土心理治療認同感的建立，也並非短期可以預見的目標，而得長期的經營與對話，這使得成員如何在「心理治療」的領域裡互動，變成一種挑戰的課題。
為了實踐做為教學醫院裡精神科主治醫師的職責，我與劉佳昌醫師針對住院醫師合開了一門兩年每周一次的「精神分析講座」【註七】，在準備本周的題材，關於佛洛伊德的「Leonardo da Vinci and a Memory of His Childhood」【註八】時，似乎更加深了我原先的困惑，精神分析做為一門獨立的學科，要將佛洛伊德對於達文西的論述及其背後的思考邏輯置於精神科醫師前，似乎頗令人不安。我心中仍然困惑，也許得回到你的作品「Group Psychology and the Analysis of Ego」【註九】的複雜思索裡，仔細推敲及想像，除了承受社會因素與既有的社會角色的分工之外，我們到底正在做的是什麼事呢？
也讓我再思考，在心理治療學會這個團體的氛圍裡，個體的深層世界又如何地被翻動著原來各自專業社群領域內部與社群之間的不安呢？
那種不安的心情，彷彿倫敦西北區Fitzjohn's Avenue的人行道旁的高大楓樹，在十月的寒氣裡逐漸舖成人行道上落葉滿地的瑟縮景象。此刻，座落於這條大道旁的你的全身黑色銅像，背後小公園裡的樹木，想必只有細枝上幾片殘葉在風中嘆息。從細枝的縫隙裡可以望見Tavistock Clinic就在近處，圖書館就在最近的轉角處，空檔時刻，我最喜歡選擇靠窗的位置，可以閱讀你的作品，也可以選擇想像你在精神分析的發展史裡如何在寒風裡取暖，以文字與毅力使紀念銅像維持著堅定的姿勢。
記得有次上課的講員是來自澳洲的Prof. Douglas Kirsner談論他的近著「Unfree Associations」【註十】，他侃侃而談他的研究，探索美國的四個主要精神分析訓練機構的運作模式裡所隱含的不自由；記得那次上課只有四位學員來上課，而老師卻來的比學員還要多些。結束前，Robert Young【註十一】問及：「精神分析屬於誰？屬於診療室裡的精神分析師？抑或屬於學院裡的精神分析研究者？」【註十二】但我那時心中一直好奇的是精神分析與精神醫學的分野？
課堂結束後再去圖書館翻閱你在「精神分析引論」裡談論「精神分析與精神醫學」的看法【註十三】，然而，在那時，似乎因為Tavistock Clinic是個迷漫精神分析氣氛的處所，因此對於精神分析與精神醫學的比較似乎未能體會其中的奧義，倒是印象深刻於從窗戶望外時，看見你的銅像背影，以沈思的姿態，望著有位老師曾說的「Fitzjohn's Avenue is the Un-conscious Avenue」。但當回國一年多，自己又回到以精神醫學為主要運作邏輯的醫院工作後，最近為了跟一群資深護理人員【註十四】上例行的精神分析理論課程時，重讀「引論」裡的該章節，才真正震撼於你在當年演講該章節時的氣魄與肯定。
然而，我的困惑還沒有止息，反而更加深了，關於各種型式的心理治療，原本是以經過必要且足夠時間的心理治療相關訓練為主要標的。然而當臨床心理師法通過立法程序後，似乎隱含著使得心理治療做為一門專業，變成臨床心理師的專業，這是否只是走回當年精神分析在美國的發展歷程，只允許醫師學習與執業精神分析。你在當時也頗不同意這種做法【註十五】，但在你過世多年後已由非醫師者經由法律訴訟程序，而開放了精神分析的學習者的範疇，重點在於經過必要的規格訓練，而不是原來的專業。只是此刻我更加困惑，在台灣，心理治療到底屬於誰的呢？當年精神分析在美國因為過度「醫療化」，而帶來的視野與背後思考邏輯的困境與危機，是否在台灣將因為過度「臨床心理師化」而帶來發展的侷限？而且當我們受限於心理治療定義之不易共識，而在以心理治療為名的學會裡，仍以原來之專業做為區分的基礎，那麼，我們到底要走到那裡去呢？
我們到底要走向何方呢，我深深地困惑著？但也深深地體會著人的內在世界的複雜性？？
Best Regards
榮裕 於北市療精神分析研究室（二）
【註一】依我及家人的經驗，倫敦郊外的泰晤士河沿岸景致與視野，遠比在倫敦城內的河岸更具魅力。
【註二】那張卡片是由四張分割的彩色運河船的裝飾圖案所構成，鮮紅與亮黑在鮮黃的相互烘托下，與倫敦地鐵裡早九晚五上班族的的灰黑色系頗成對照。
【註三】我在倫敦第二年時住的村落，住著來自不同國家的學生家庭，小孩們常在夏天時於廣場的草坪裡嬉戲至近十點才天黑。
【註四】學習精神分析時，每周五次的被分析經驗是重要的過程，至今記得每周一早上六點得出門趕搭地鐵至分析師的診療室時的漆黑與寒冷的心情。
【註五】請參考楊明敏：「精神分析雙城記－－精神分析史中維也納與巴黎的浮光掠影」，誠品好讀月刊，2000年12月，頁8-12。
【註六】Freud, 1893-5, Studies on Hysteria, Standard Edition: 2, pp.21-47。
【註七】劉佳昌醫師與我在北市療為精神科住院醫師所開的課程，內容以佛洛伊德的文本以及與精神分析相關的科學與哲學論思為主。
【註八】Freud, 1910, S.E.: 11, 57-137。
【註九】Freud, 1921, S.E.: 18, 65-143。
【註十】D. Kirsner, 2000, Unfree Associations-Inside Psychoanalytic Institutes, London: Process Press。
【註十一】R. Young, "Free Associations"期刊的主編,這個期刊對於精神分析的應用領域，提供了一個不錯的發表園地。
【註十二】大哉問，目前仍是爭議中的話題，雖然我的立場明顯地站在診療室這邊，然而，精神分析的豐富也因為這些對話而更形精彩且著地更深。
【註十三】Freud, 1916-7, Psychoanalysis and Psychiatry, in 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Psychoanalysis, S.E.:16, 243-56。
【註十四】這是我在北市療替十八位精神科資深護理人員所開設的兩年課程，每周有兩次的定時集會討論。她們必須學習個別接個案，並提出討論以及參與精神分析理論的閱讀。但我也在開始時即明白告知參與者，雖然如是兩年辛苦訓練，可以增加一些觀點，但相對於精神分析的必要嚴謹，仍是不夠充份，整體上這只是以後進一步接受精神分析取向思維的起始，以後還有長路得走。
【註十五】Freud, 1926, The Question of Lay Analysis, S.E.:20, 179-250，以及該文之Post (1927), S.E.:20, 251-8。這個問題在臺灣心理治療學會2001.08.05通訊第二期的「長久沈默之後-精神分析短箋（一）」裡曾提及。因為在1926年春天，有人控訴當時的維也納精神分析學會裡一位頗出色的非醫師的精神分析師Theodor Reik，佛洛伊德因而出面書寫這篇不算短的論文替Reik辯護，重點在於接受必要的訓練，而不在於進入精神分析前的專業。後來該案撒消了，雖然這與佛洛伊德的文章有多少關係仍值得探究。
台北市立療養院精神科主治醫師
05 Nov. 2001
Dear Professor Freud：
回到台灣已經一年多了，我在倫敦的學習過程與生活記憶，仍然是歷歷在目的景致。有一次，在倫敦郊區的泰晤士河畔【註一】寄給自己一張卡片，寫著：「這些彩色圖【註二】似乎反映了運河人家的的心情，但這與整個英國的灰黑色系頗不相同。昨晚與佳昌在Village【註三】裡烤肉及喝紅酒，後來Andrew也載他太太前來，直到午夜一點半才散去。今早還得早起去分析【註四】，頗累，因此一路上也大多在打盹，此刻覺得沒那麼累了。祝平安。22 Jun 2000, 14:53。」雖是明白易解的文字，然而此刻讀來，卻是心情百般歧嶇糾纏。
你當年至法國巴黎進修的經驗【註五】，雖然Dr. Charcot未完全如你所願地與你討論你對於Anna O.【註六】這個案例的好奇與發現，然而，這趟經驗之旅卻也更點燃了你的熱情，以逐漸發展出的所謂自由聯想的方式，走向歇斯底里的研究之路，並替人的內在幻想世界的探索舖陳了未來的道路。
此刻，臺灣心理治療學會已經成立了，雖然未來仍是誰也難以預測的起伏，我們要如何行走才不至於顯得過於急切而徒勞，則是一個值得細思的命題。尤其當我們以五大專業為號召，然而，現實上，在心理治療的領域裡，主要的分類並非以我們原有的五大專業為形成基礎，而談論台灣本土心理治療認同感的建立，也並非短期可以預見的目標，而得長期的經營與對話，這使得成員如何在「心理治療」的領域裡互動，變成一種挑戰的課題。
為了實踐做為教學醫院裡精神科主治醫師的職責，我與劉佳昌醫師針對住院醫師合開了一門兩年每周一次的「精神分析講座」【註七】，在準備本周的題材，關於佛洛伊德的「Leonardo da Vinci and a Memory of His Childhood」【註八】時，似乎更加深了我原先的困惑，精神分析做為一門獨立的學科，要將佛洛伊德對於達文西的論述及其背後的思考邏輯置於精神科醫師前，似乎頗令人不安。我心中仍然困惑，也許得回到你的作品「Group Psychology and the Analysis of Ego」【註九】的複雜思索裡，仔細推敲及想像，除了承受社會因素與既有的社會角色的分工之外，我們到底正在做的是什麼事呢？
也讓我再思考，在心理治療學會這個團體的氛圍裡，個體的深層世界又如何地被翻動著原來各自專業社群領域內部與社群之間的不安呢？
那種不安的心情，彷彿倫敦西北區Fitzjohn's Avenue的人行道旁的高大楓樹，在十月的寒氣裡逐漸舖成人行道上落葉滿地的瑟縮景象。此刻，座落於這條大道旁的你的全身黑色銅像，背後小公園裡的樹木，想必只有細枝上幾片殘葉在風中嘆息。從細枝的縫隙裡可以望見Tavistock Clinic就在近處，圖書館就在最近的轉角處，空檔時刻，我最喜歡選擇靠窗的位置，可以閱讀你的作品，也可以選擇想像你在精神分析的發展史裡如何在寒風裡取暖，以文字與毅力使紀念銅像維持著堅定的姿勢。
記得有次上課的講員是來自澳洲的Prof. Douglas Kirsner談論他的近著「Unfree Associations」【註十】，他侃侃而談他的研究，探索美國的四個主要精神分析訓練機構的運作模式裡所隱含的不自由；記得那次上課只有四位學員來上課，而老師卻來的比學員還要多些。結束前，Robert Young【註十一】問及：「精神分析屬於誰？屬於診療室裡的精神分析師？抑或屬於學院裡的精神分析研究者？」【註十二】但我那時心中一直好奇的是精神分析與精神醫學的分野？
課堂結束後再去圖書館翻閱你在「精神分析引論」裡談論「精神分析與精神醫學」的看法【註十三】，然而，在那時，似乎因為Tavistock Clinic是個迷漫精神分析氣氛的處所，因此對於精神分析與精神醫學的比較似乎未能體會其中的奧義，倒是印象深刻於從窗戶望外時，看見你的銅像背影，以沈思的姿態，望著有位老師曾說的「Fitzjohn's Avenue is the Un-conscious Avenue」。但當回國一年多，自己又回到以精神醫學為主要運作邏輯的醫院工作後，最近為了跟一群資深護理人員【註十四】上例行的精神分析理論課程時，重讀「引論」裡的該章節，才真正震撼於你在當年演講該章節時的氣魄與肯定。
然而，我的困惑還沒有止息，反而更加深了，關於各種型式的心理治療，原本是以經過必要且足夠時間的心理治療相關訓練為主要標的。然而當臨床心理師法通過立法程序後，似乎隱含著使得心理治療做為一門專業，變成臨床心理師的專業，這是否只是走回當年精神分析在美國的發展歷程，只允許醫師學習與執業精神分析。你在當時也頗不同意這種做法【註十五】，但在你過世多年後已由非醫師者經由法律訴訟程序，而開放了精神分析的學習者的範疇，重點在於經過必要的規格訓練，而不是原來的專業。只是此刻我更加困惑，在台灣，心理治療到底屬於誰的呢？當年精神分析在美國因為過度「醫療化」，而帶來的視野與背後思考邏輯的困境與危機，是否在台灣將因為過度「臨床心理師化」而帶來發展的侷限？而且當我們受限於心理治療定義之不易共識，而在以心理治療為名的學會裡，仍以原來之專業做為區分的基礎，那麼，我們到底要走到那裡去呢？
我們到底要走向何方呢，我深深地困惑著？但也深深地體會著人的內在世界的複雜性？？
Best Regards
榮裕 於北市療精神分析研究室（二）
【註一】依我及家人的經驗，倫敦郊外的泰晤士河沿岸景致與視野，遠比在倫敦城內的河岸更具魅力。
【註二】那張卡片是由四張分割的彩色運河船的裝飾圖案所構成，鮮紅與亮黑在鮮黃的相互烘托下，與倫敦地鐵裡早九晚五上班族的的灰黑色系頗成對照。
【註三】我在倫敦第二年時住的村落，住著來自不同國家的學生家庭，小孩們常在夏天時於廣場的草坪裡嬉戲至近十點才天黑。
【註四】學習精神分析時，每周五次的被分析經驗是重要的過程，至今記得每周一早上六點得出門趕搭地鐵至分析師的診療室時的漆黑與寒冷的心情。
【註五】請參考楊明敏：「精神分析雙城記－－精神分析史中維也納與巴黎的浮光掠影」，誠品好讀月刊，2000年12月，頁8-12。
【註六】Freud, 1893-5, Studies on Hysteria, Standard Edition: 2, pp.21-47。
【註七】劉佳昌醫師與我在北市療為精神科住院醫師所開的課程，內容以佛洛伊德的文本以及與精神分析相關的科學與哲學論思為主。
【註八】Freud, 1910, S.E.: 11, 57-137。
【註九】Freud, 1921, S.E.: 18, 65-143。
【註十】D. Kirsner, 2000, Unfree Associations-Inside Psychoanalytic Institutes, London: Process Press。
【註十一】R. Young, "Free Associations"期刊的主編,這個期刊對於精神分析的應用領域，提供了一個不錯的發表園地。
【註十二】大哉問，目前仍是爭議中的話題，雖然我的立場明顯地站在診療室這邊，然而，精神分析的豐富也因為這些對話而更形精彩且著地更深。
【註十三】Freud, 1916-7, Psychoanalysis and Psychiatry, in 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Psychoanalysis, S.E.:16, 243-56。
【註十四】這是我在北市療替十八位精神科資深護理人員所開設的兩年課程，每周有兩次的定時集會討論。她們必須學習個別接個案，並提出討論以及參與精神分析理論的閱讀。但我也在開始時即明白告知參與者，雖然如是兩年辛苦訓練，可以增加一些觀點，但相對於精神分析的必要嚴謹，仍是不夠充份，整體上這只是以後進一步接受精神分析取向思維的起始，以後還有長路得走。
【註十五】Freud, 1926, The Question of Lay Analysis, S.E.:20, 179-250，以及該文之Post (1927), S.E.:20, 251-8。這個問題在臺灣心理治療學會2001.08.05通訊第二期的「長久沈默之後-精神分析短箋（一）」裡曾提及。因為在1926年春天，有人控訴當時的維也納精神分析學會裡一位頗出色的非醫師的精神分析師Theodor Reik，佛洛伊德因而出面書寫這篇不算短的論文替Reik辯護，重點在於接受必要的訓練，而不在於進入精神分析前的專業。後來該案撒消了，雖然這與佛洛伊德的文章有多少關係仍值得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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