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psychspace.com心理学空间网主讲人：杨国枢 副院长
主持人：陈维昭 校长
杨国枢教授：
首先我想跟各位谈谈我在这四十年来的学术生涯中有些什么样的转折、挫折、乐趣，以及自己觉得一些失败、成功的地方，这些可能是各位同学很少能在课本或论文里看得到的。其次我想跟各位讲五个重要的基本观念，这些是我在四十几年的工作当中所体认到的，在这里提出来就教于各位。
我是1954年进入台大，1959年毕业，之中我留级了一年，留级的原因并不是功课不好，而是因为我在大二的时候得了肺病，休学一年，所以1959年才毕业。我们当时也有大学联考，但是因为从大陆过来的过程中耽误了一年，而大学又耽误了一年，所以本来应该在1956或1957年毕业的，反而拖到1959年才毕业。从我毕业后到现在1998年，还差一年就四十年了，在这四十年当中我可以说完全都是在学术界，但是其中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也把心思放在政治社会之中，因为我认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应该要关心社会上的每一件事，当然也包括政治，事实上当时的社会并不是很开放，所以我们也经历了很多危险。所以虽然中间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我把心思放在社会上、政治上所发生的一些大事情，但是大部份的时间还是在学术上面。
我之所以会走向心理学，是一个很特别的情况。1953年我考进台大森林系，但是大二的时候生病休学，因为我的家境不好，所以我并没有让家里人知道，就在一个朋友的家里养病。在这养病的一年当中，我想了很多问题，当时中国的社会积弱不振，出现了很多问题，许多热情的知识分子都想要改造社会、挽救群众，这股热情一直从大陆燃烧到台湾，于是我有一个想法，我认为社会的改革应该要从人的方面去着手，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当时西方有很多很好的制度，如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制度，一旦传入了中国的社会以后就变质了，所以我认为这基本上是一个「人」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要改造社会、帮助社会最重要的就是要学心理学，不过其实当时我对心理学的了解是很肤浅的。
想了一年之后，我觉得我要学我想学的东西，我并不在乎将来是否能够找到职业，于是我下定决心学心理学。休学回来之后，我去见森林系系主任，跟他说：「我的肺病虽然好了，但是医生劝我不要爬山。」当时系主任愣住了，不肯签字让我转心理系，他要我继续留下来念，但是我心意已决，于是我们就这样争论了半天，后来他大概是觉得我很诚恳，叹口气只好同意了。我又去见心理系苏主任，后来他也有跟我谈起当时的情形，他说当时他看我一副很诚恳的样子，本来就已经打算让我进来了，但是他想测试一下我的动机强不强，后来看我流了眼泪，知道我是认真的，所以就同意让我进来。转进心理系之后，我念得很认真，我之所以跟各位同学强调我念心理学念的很认真，而且不在乎有没有出路，这跟我最后要讲的「志业」跟「职业」有很大的关系。
毕业之后，我留在心理系担任助教，四年之后就担任讲师，后来快升副教授的时候，我就出国念书，在国外待了一些时间才回来当副教授。以下我想将我的研究生涯分成几个阶段来跟各位谈。
第一个阶段是从1959年到1968年。1959年我从台大毕业，我并没有马上出国，因为我不喜欢跟着时代潮流走，当时很多人一毕业就出国念书，但我反而觉得在国内好好作研究就可以了。那个阶段我作的是动物心理学、动物行为的研究，完全是个实验心理学者，之后又做其它的研究，变来变去，所以这个阶段我称之为探索的阶段。用一个比较诗情画意的讲法来说，假如心理学是一座山的话，我那时候还不知道这座山在那里。我一直搞不清楚心理学是什么东西，所以我很认真的作研究，在国内外也发表了不少论文。后来1968年我到国外念书，进入了我人生的第二阶段。
第二个阶段是从1968年到1975年。1968年我到国外念书，我对于知识的求取非常饥渴，就好象一块干海绵一样，努力的吸收一切，什么都学非常用功，所以我花了三年就把学位念完了，不过这之中还有一个原因，因为当时我是拿国科会的奖学金，有时间上的压力，外交部在我的护照上打了「该员出国期间三年，期满不得以任何理由加签」，这几个字我现在都还记得清清楚楚。但是后来我很后悔，因为这就跟煮咖啡一样，火喉不够、时间不够，虽然我完成论文取得学位，但是我对美国的社会、文化都没有一个深入的了解。
我出国所念的学校其实相当的不错，他们的心理系在美国是排名前五名，他们的教授有七十几个，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心理系，行目也非常的多，因此我也学到了不少东西，于是我懂得什么是心理学。假如心理学是一座山的话，我从1968年就觉得看山是山了，看心理学已经知道这就是心理学。所以当时我觉得自己跟系里很多大师级的教授学了很多，日以继夜的作研究，论文产量也比较多。1975年我的心情出现了一个很大的转变，对我的人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第三个阶段是从1975年到1980年。1975年我开始不想作研究了，我问自己：「为什么以前那么热衷的作研究，现在却又不想作了呢？」我开始检讨自己，想想自己是不是入错行了，在考虑了军人、商人等种种行业的可能性之后，想来想去还是作学问比较适合我。其实从当初养病期间开始，我就希望自己将来能作一个学者，所以我认为问题应该是在自己的研究方面，我又看了看其它学科，我想说既然以前已经转过一次系，现在还是可以再转系，但是最后我觉得我的兴趣还是在心理学。就这样，我花了很久的时间去思考，当时也没有人可以请教，自己也不知从何说起。在经过一番反复思考之后，我终于发现是我研究心理学的方法出了问题。我回顾自己以前所做的研究题目，发现这些题目都是美国人做过的题目，他们研究的题目对他们的社会意义非常重大，但是我们不管那个题目在我们的社会有没有意义，我们还是照抄照搬，我们根本没有思考过在中国的社会里面到底什么样的主题才是最重要的。但是我觉得问题不只如此，还有其它问题。于是我回想自己如何作研究，在作研究时的思路历程究竟是怎样的，我发现我都是套用美国人的方法，而且在作一个题目的时候，我都会有意无意的压抑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看问题的方式。从知识论的观点来看，知识制造业里的学者，他从事研究的时候，会问为什么研究这个问题、从什么角度去研究这个问题、用什么概念去概念化这个问题、以及它形成什么理论，发展出什么方法来，这些都是跟那个人身为自己社会文化的一份子有关，他的思维方式、社会观、价值观念等等都跟他会提出什么样的问题、形成怎样的理论、发展出怎样的方法有关。但是我们这边的研究不是这样，我们在作研究的时候都把这套东西给压抑下去，不让它反映在自己的思考过程里面，我们研究的题目跟我们的社会完全没有相干性，对中国人的心理、行为及生活的了解，也没有多大帮助。
当时也有学生问我：「我们上课用的英文课本所研究的对象或知识都是以美国的知识体系为主，但是他们的文化体系跟我们的差异相当的大，怎么可以一视同仁呢？」也有学生跟我们反应，说他到广告公司工作以后，大学所念的东西完全都没有用处，他无法提出一个很切合实际反应市场的方案给他的老板。当时只有台大有心理系，我也不敢把这些问题提出来，因为我们向来以实验心理学、科学心理学为荣，也就是说以跟着外国走为荣，所以我还不太具有信心去讲这件事。我不敢跟别人讲说我们问题的根本在于我们没有有效的、完整的去研究了解我们自己的心理及行为，我们只是一味地套用西方的方法与结果，所以也只能测量到我们跟西方人相同的部份，其它不同的地方则看不到。我们跟西方人一样的只有属于人类共性的部份，但是在那个年代我们中国人还是跟西方有很大的不同，而影响我们生活最大的因素是特殊的部份，所以照以前的研究方法我们根本研究不到什么重点。我们只是盲目的套用西方的方法、理论、工具、观念，最后所形成的研究根本是一种西化的心理学研究，所建立的「华人的心理学」也不过是一个西化的华人心理学，这个心理学根本无法反应我们中国人的心理跟行为，我们也不能根据这些东西来改革什么，更不能解决或了解社会问题，提出有效的建议。于是我到中研院去，跟一些人类学家接触，告诉他们我的想法，他们也都相当认同。
事实上我从国外回来的时候，跟已经有跟人类学家接触。人类学家在作研究的时候，相当重视当地文化，他们认为要真正了解一个外国文化，一定要进入到那个文化里面去，甚至娶一个当地人作太太，或嫁给一个当地人。他们的研究可能花了一辈子只是在研究一个文化、一个社会，而且都不会是很大的社会或原始的社会，了不起也只能研究两个、三个，一生的学术寿命就过去了。所以他们的研究通常都相当的好，他们能够融入当地人的生活，用当地人的思维方式、用当地人的价值判断，懂得当地人的语言，而语言跟思考有相当大的关系，所以他们的研究才能作的那么好。但是我们心理学则不是这样。所以我找了一批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我们就在民族所研究这个问题，大家都有一个共识，觉得这是十分必要的。那个时候我们的研究称之为「中国化」，现在叫做「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后来我到香港大学作心理系系主任，在香港的时候我也找了一些人，例如郑耀基先生，我们开始讨论这些问题，形成一个讨论会，每个月聚会一次，大家都觉得我提出来的问题是对的，而且也应该要思考。1980年我们在中研院举行了一个「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研讨会，邀请了台湾、香港跟新加坡的华人心理学家，发表了二十几篇论文，后来出了一本满有影响力的书，叫做「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这本书后来也成了经典。
第二个阶段「看山是山」，但是好景不常，从1968年到1975也不过六七年的时间，就发现「看山不是山」了，发现这个并不是我想追求的心理学，它是洋人的心理学。从1975年一直到80年代开那个会，甚至到1981年出书，提倡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后来研究思想史的人称我们为铁三角），当时是李亦园先生、文从义先生跟我三个人，大家在一起做了很多事，一直到现在我们都是很好的朋友，也继续保持合作的研究关系。
第四个阶段是1980年到1988年。1981、82年左右，我开始追求一个「真山」，而这座「真山」一定要中国化（后来我们改叫本土化）。我们所强调的是一个当地、本土的，也就是在研究任何一种人的心理及行为时，必须深入到他的社会里面去，从他们社会的文化及历史的脉络去研究他们的心理行为，而不是盲目的套用西方的理论或方法来看眼前的问题或概念化这个问题。我们不是要从西方人的眼光来看，而是要以当地学者的眼光来看，我们不应该压抑自己身上的中国文化特点，反而应该把它反映出来，放在你的思考里面而且把它形成你的方法、工具。当然搜集资料的时候，要考虑到自己是不是太过主观。我们提倡所谓本土化的意思，是要你在研究任何一个当地人的心理跟行为问题的时候，首先要控制住自己，不要盲目的不经思考、不加批评，就套用外国心理学的一套东西，我们强调的是要到现象里面去，以当地的现象为师，但是要进入这样的现象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要充分了解这个现象里面它的复杂性、具体性、独特性，了解多了以后，自然你的 pattern就会呈现出来，到这个时候，你想套外国的理论都不容易套了，因为你已经进去了。但是我们过去并不是如此，我们只是把那个现象抽象化，把西方的理论impost到现象里去，用现象来迁就理论、方法、工具。其实这可以用一个字来形容，叫作phor，所谓的「强奸现象」，就是说强迫现象去迁就理论、工具跟方法。我们台湾跟大陆、香港等地都是同文同种同文化，所以在我们台湾的本土化心理学，将来也可以跟大陆、新加坡、香港的本土化心理学整合成「华人心理学」，这个才是我们本土化的东西。www.psychspace.com心理学空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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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想跟各位谈谈我在这四十年来的学术生涯中有些什么样的转折、挫折、乐趣，以及自己觉得一些失败、成功的地方，这些可能是各位同学很少能在课本或论文里看得到的。其次我想跟各位讲五个重要的基本观念，这些是我在四十几年的工作当中所体认到的，在这里提出来就教于各位。
我是1954年进入台大，1959年毕业，之中我留级了一年，留级的原因并不是功课不好，而是因为我在大二的时候得了肺病，休学一年，所以1959年才毕业。我们当时也有大学联考，但是因为从大陆过来的过程中耽误了一年，而大学又耽误了一年，所以本来应该在1956或1957年毕业的，反而拖到1959年才毕业。从我毕业后到现在1998年，还差一年就四十年了，在这四十年当中我可以说完全都是在学术界，但是其中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也把心思放在政治社会之中，因为我认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应该要关心社会上的每一件事，当然也包括政治，事实上当时的社会并不是很开放，所以我们也经历了很多危险。所以虽然中间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我把心思放在社会上、政治上所发生的一些大事情，但是大部份的时间还是在学术上面。
我之所以会走向心理学，是一个很特别的情况。1953年我考进台大森林系，但是大二的时候生病休学，因为我的家境不好，所以我并没有让家里人知道，就在一个朋友的家里养病。在这养病的一年当中，我想了很多问题，当时中国的社会积弱不振，出现了很多问题，许多热情的知识分子都想要改造社会、挽救群众，这股热情一直从大陆燃烧到台湾，于是我有一个想法，我认为社会的改革应该要从人的方面去着手，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当时西方有很多很好的制度，如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制度，一旦传入了中国的社会以后就变质了，所以我认为这基本上是一个「人」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要改造社会、帮助社会最重要的就是要学心理学，不过其实当时我对心理学的了解是很肤浅的。
想了一年之后，我觉得我要学我想学的东西，我并不在乎将来是否能够找到职业，于是我下定决心学心理学。休学回来之后，我去见森林系系主任，跟他说：「我的肺病虽然好了，但是医生劝我不要爬山。」当时系主任愣住了，不肯签字让我转心理系，他要我继续留下来念，但是我心意已决，于是我们就这样争论了半天，后来他大概是觉得我很诚恳，叹口气只好同意了。我又去见心理系苏主任，后来他也有跟我谈起当时的情形，他说当时他看我一副很诚恳的样子，本来就已经打算让我进来了，但是他想测试一下我的动机强不强，后来看我流了眼泪，知道我是认真的，所以就同意让我进来。转进心理系之后，我念得很认真，我之所以跟各位同学强调我念心理学念的很认真，而且不在乎有没有出路，这跟我最后要讲的「志业」跟「职业」有很大的关系。
毕业之后，我留在心理系担任助教，四年之后就担任讲师，后来快升副教授的时候，我就出国念书，在国外待了一些时间才回来当副教授。以下我想将我的研究生涯分成几个阶段来跟各位谈。
第一个阶段是从1959年到1968年。1959年我从台大毕业，我并没有马上出国，因为我不喜欢跟着时代潮流走，当时很多人一毕业就出国念书，但我反而觉得在国内好好作研究就可以了。那个阶段我作的是动物心理学、动物行为的研究，完全是个实验心理学者，之后又做其它的研究，变来变去，所以这个阶段我称之为探索的阶段。用一个比较诗情画意的讲法来说，假如心理学是一座山的话，我那时候还不知道这座山在那里。我一直搞不清楚心理学是什么东西，所以我很认真的作研究，在国内外也发表了不少论文。后来1968年我到国外念书，进入了我人生的第二阶段。
第二个阶段是从1968年到1975年。1968年我到国外念书，我对于知识的求取非常饥渴，就好象一块干海绵一样，努力的吸收一切，什么都学非常用功，所以我花了三年就把学位念完了，不过这之中还有一个原因，因为当时我是拿国科会的奖学金，有时间上的压力，外交部在我的护照上打了「该员出国期间三年，期满不得以任何理由加签」，这几个字我现在都还记得清清楚楚。但是后来我很后悔，因为这就跟煮咖啡一样，火喉不够、时间不够，虽然我完成论文取得学位，但是我对美国的社会、文化都没有一个深入的了解。
我出国所念的学校其实相当的不错，他们的心理系在美国是排名前五名，他们的教授有七十几个，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心理系，行目也非常的多，因此我也学到了不少东西，于是我懂得什么是心理学。假如心理学是一座山的话，我从1968年就觉得看山是山了，看心理学已经知道这就是心理学。所以当时我觉得自己跟系里很多大师级的教授学了很多，日以继夜的作研究，论文产量也比较多。1975年我的心情出现了一个很大的转变，对我的人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第三个阶段是从1975年到1980年。1975年我开始不想作研究了，我问自己：「为什么以前那么热衷的作研究，现在却又不想作了呢？」我开始检讨自己，想想自己是不是入错行了，在考虑了军人、商人等种种行业的可能性之后，想来想去还是作学问比较适合我。其实从当初养病期间开始，我就希望自己将来能作一个学者，所以我认为问题应该是在自己的研究方面，我又看了看其它学科，我想说既然以前已经转过一次系，现在还是可以再转系，但是最后我觉得我的兴趣还是在心理学。就这样，我花了很久的时间去思考，当时也没有人可以请教，自己也不知从何说起。在经过一番反复思考之后，我终于发现是我研究心理学的方法出了问题。我回顾自己以前所做的研究题目，发现这些题目都是美国人做过的题目，他们研究的题目对他们的社会意义非常重大，但是我们不管那个题目在我们的社会有没有意义，我们还是照抄照搬，我们根本没有思考过在中国的社会里面到底什么样的主题才是最重要的。但是我觉得问题不只如此，还有其它问题。于是我回想自己如何作研究，在作研究时的思路历程究竟是怎样的，我发现我都是套用美国人的方法，而且在作一个题目的时候，我都会有意无意的压抑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看问题的方式。从知识论的观点来看，知识制造业里的学者，他从事研究的时候，会问为什么研究这个问题、从什么角度去研究这个问题、用什么概念去概念化这个问题、以及它形成什么理论，发展出什么方法来，这些都是跟那个人身为自己社会文化的一份子有关，他的思维方式、社会观、价值观念等等都跟他会提出什么样的问题、形成怎样的理论、发展出怎样的方法有关。但是我们这边的研究不是这样，我们在作研究的时候都把这套东西给压抑下去，不让它反映在自己的思考过程里面，我们研究的题目跟我们的社会完全没有相干性，对中国人的心理、行为及生活的了解，也没有多大帮助。
当时也有学生问我：「我们上课用的英文课本所研究的对象或知识都是以美国的知识体系为主，但是他们的文化体系跟我们的差异相当的大，怎么可以一视同仁呢？」也有学生跟我们反应，说他到广告公司工作以后，大学所念的东西完全都没有用处，他无法提出一个很切合实际反应市场的方案给他的老板。当时只有台大有心理系，我也不敢把这些问题提出来，因为我们向来以实验心理学、科学心理学为荣，也就是说以跟着外国走为荣，所以我还不太具有信心去讲这件事。我不敢跟别人讲说我们问题的根本在于我们没有有效的、完整的去研究了解我们自己的心理及行为，我们只是一味地套用西方的方法与结果，所以也只能测量到我们跟西方人相同的部份，其它不同的地方则看不到。我们跟西方人一样的只有属于人类共性的部份，但是在那个年代我们中国人还是跟西方有很大的不同，而影响我们生活最大的因素是特殊的部份，所以照以前的研究方法我们根本研究不到什么重点。我们只是盲目的套用西方的方法、理论、工具、观念，最后所形成的研究根本是一种西化的心理学研究，所建立的「华人的心理学」也不过是一个西化的华人心理学，这个心理学根本无法反应我们中国人的心理跟行为，我们也不能根据这些东西来改革什么，更不能解决或了解社会问题，提出有效的建议。于是我到中研院去，跟一些人类学家接触，告诉他们我的想法，他们也都相当认同。
事实上我从国外回来的时候，跟已经有跟人类学家接触。人类学家在作研究的时候，相当重视当地文化，他们认为要真正了解一个外国文化，一定要进入到那个文化里面去，甚至娶一个当地人作太太，或嫁给一个当地人。他们的研究可能花了一辈子只是在研究一个文化、一个社会，而且都不会是很大的社会或原始的社会，了不起也只能研究两个、三个，一生的学术寿命就过去了。所以他们的研究通常都相当的好，他们能够融入当地人的生活，用当地人的思维方式、用当地人的价值判断，懂得当地人的语言，而语言跟思考有相当大的关系，所以他们的研究才能作的那么好。但是我们心理学则不是这样。所以我找了一批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我们就在民族所研究这个问题，大家都有一个共识，觉得这是十分必要的。那个时候我们的研究称之为「中国化」，现在叫做「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后来我到香港大学作心理系系主任，在香港的时候我也找了一些人，例如郑耀基先生，我们开始讨论这些问题，形成一个讨论会，每个月聚会一次，大家都觉得我提出来的问题是对的，而且也应该要思考。1980年我们在中研院举行了一个「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研讨会，邀请了台湾、香港跟新加坡的华人心理学家，发表了二十几篇论文，后来出了一本满有影响力的书，叫做「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这本书后来也成了经典。
第二个阶段「看山是山」，但是好景不常，从1968年到1975也不过六七年的时间，就发现「看山不是山」了，发现这个并不是我想追求的心理学，它是洋人的心理学。从1975年一直到80年代开那个会，甚至到1981年出书，提倡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后来研究思想史的人称我们为铁三角），当时是李亦园先生、文从义先生跟我三个人，大家在一起做了很多事，一直到现在我们都是很好的朋友，也继续保持合作的研究关系。
第四个阶段是1980年到1988年。1981、82年左右，我开始追求一个「真山」，而这座「真山」一定要中国化（后来我们改叫本土化）。我们所强调的是一个当地、本土的，也就是在研究任何一种人的心理及行为时，必须深入到他的社会里面去，从他们社会的文化及历史的脉络去研究他们的心理行为，而不是盲目的套用西方的理论或方法来看眼前的问题或概念化这个问题。我们不是要从西方人的眼光来看，而是要以当地学者的眼光来看，我们不应该压抑自己身上的中国文化特点，反而应该把它反映出来，放在你的思考里面而且把它形成你的方法、工具。当然搜集资料的时候，要考虑到自己是不是太过主观。我们提倡所谓本土化的意思，是要你在研究任何一个当地人的心理跟行为问题的时候，首先要控制住自己，不要盲目的不经思考、不加批评，就套用外国心理学的一套东西，我们强调的是要到现象里面去，以当地的现象为师，但是要进入这样的现象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要充分了解这个现象里面它的复杂性、具体性、独特性，了解多了以后，自然你的 pattern就会呈现出来，到这个时候，你想套外国的理论都不容易套了，因为你已经进去了。但是我们过去并不是如此，我们只是把那个现象抽象化，把西方的理论impost到现象里去，用现象来迁就理论、方法、工具。其实这可以用一个字来形容，叫作phor，所谓的「强奸现象」，就是说强迫现象去迁就理论、工具跟方法。我们台湾跟大陆、香港等地都是同文同种同文化，所以在我们台湾的本土化心理学，将来也可以跟大陆、新加坡、香港的本土化心理学整合成「华人心理学」，这个才是我们本土化的东西。www.psychspace.com心理学空间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