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psychspace.com心理学空间网 回想一下我们所知道的各种形态的集体，可以发现，这些集体具有极大的差别和相反的发展路线。有一些集体存在的时间十分短暂；有些集体则是非常长久地存在着；有些是同质的集体——它们由同样类型的个人组成，有些则是异质的集体；有些是自然形成的集体，而有些则是人为形成的集体——它们需要外部的力量使其聚合不散；有些是原始的集体，而有些则是具有确定结构的高度组织化的集体。不过由于某些尚待说明的理由，我们打算特别强调一下通常为论述这个课题的作者所忽略的一个区别。我这里指的是无领袖的集体和有领袖的集体之间的区别。与通常的做法完全相反，我们不选择一个相对简单的集体形式作为自己的出发点，而从高度组织化的、持久存在的、人为构成的集体着手。具有这类结构的集体的最有趣的例子是教会——由信徒组成的团体——和军队。
一个教会和一文军队都是人为构成的集体，也就是说必须有一定的外部力量来防止其瓦解1或阻碍其结构的改变。一个人在是否要加入这样的集体问题上，—通常是没有同他人商量的余地的，或者说他没有选择的自由。谁要是打算脱离这样的集体，一般都要受到迫害或严厉的惩罚，要不就须具备十分明确的附加条件。不过我们目前的兴趣全然不在探讨这些团体何以需要如此特殊的保护措施上。我们深感兴趣的是另一种情况，即从这些高度组织化的、以—亡述方法防止溃散的集体中能清楚．地观察到某些事实。这些事实在其他类型的集体中被深深地隐藏起来。
在一个教会中(我们可以用罗马教会作典型)和在一文军队中——不管这两者在其他方面如何不同——它们的成员都具有同样的错觉，认为自己有一个头领。这个头领在罗马教会中是基督，在军队中是司令官。这个头领对这个集体中的所有个人都施以平等的爱。任何事情都要依赖这样的错觉。假如这样的错觉消失了，那么，只要外部力量允许，无论是教会还是军队都难免解体。基督特别说明过这种平等的爱：“只要你稍稍侵犯了我的兄弟，你就是侵犯了我。”对这个信徒团体内的成员来说，基督的身份是长兄，他是他们的代理父亲。所有对个人提出的要求都出于基督的这种爱。在教会中始终存在着一种民主的倾向，原因正是在于：基督面前人人平等，每个人都能平等地分享到他的爱。在基督教团体中有点象在一个家庭中，信徒们以基督的名义互称兄弟，即他们是通过基督赐予他们的爱而成为兄姑的。这种现象不是没有深刻原因的。毋庸置疑，把每个人同基督联结起来的纽带也就是把这些个人相互联结起来的根据。在军队中情况亦完全如此。司令官是一个父亲，他平等地爱着所有的士兵，因此这些士兵才相互成为同志。军队的结构与教会有所不同，它是由一系列这样的集体组成的，每一名指挥官就好象是他所属军团内的司令官和父亲，而且连每一个班里的军士都有如此身份。当然在教会中也建立了类似的等级阶梯，不过从经济原则上2看，它在教会中并不起同样的作用，因为基督比人间的司令官对个人有更多的了解和关怀。
这一关于军队具有力比多结构的观点将遭到人们的非议。他们的理由是，那些使军队中的人们紧紧团结在一起的重要因素即祖国和民族荣誉等观念在这个力比多结构中根本没有地位。我们的答复是，那是另一种集体纽带的一个例子，它们不再是这样简单的联系。因为，象凯撒、涅伦斯坦、或拿破仑这样伟大的将军的例子已经表明，这样一些观念对于一个军队的存在，并非是必不可少的东西。我们眼下将接触的问题是，用一个主导观念来代替一个领袖的可能性，以及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在一支军队中，即使这种力比多的因素不是唯一起作用的因素，对它的忽视似乎也不仅是一种理论上的疏忽，而且还会在实践上造成一种危险。象日耳曼科学那样非心理学的普鲁士军国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或许已经尝到了这种苫头。我们知道，人们把瓦解了德国军队的战争型神经症看作是个人对他被要求在该军队中所起的作用的一种反抗；根据西梅尔(Simmel，1918年)的报道，也许可把这些人的上级对他们的虐待看作是导致这种疾病发生的最主要原因。如果人们对力比多要求在这一方面的重要性更加重视一些，那么美国总统异想天开的十四点允诺也许就不至于如此被轻信了，而德国军队这一出色的工具也不会在德国领袖手中天折了。3
人们可以注意到，在这两种人为构成的集体中，每一个个人由力比多的纽带一方面同他们的领袖(基督、司令官)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则同该集体中的其他成员系在一起。这两条纽带的相互关系如何，它们是否属于同一性质和具有同样价值，在心理学上如何来描述它们——这些问题都须待后面的研究。但是，在此我们却先要大胆地对以前的一些作者稍加责备，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对领袖在集体心理中的重要性予以充分的估计，而我们则选择这一点作为我们的第一个研究课题，这样便已使我们处于一个更有利的地位。看来我们在解释集体心理学的主要现象——个人在集体中缺乏自由——方面，好象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假如每个个人在两个方向上被这样一条强烈的情感纽带束缚着，那么我们格毫无困难地认为，正是这种状况造成了个人在人格方面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些变化和受限制的现象。
在军事团体中可以得到最好的研究的惊恐现象，也提供了一个启示可以说明：一个集体的本质在于它自身存在的一些力比多联系。如果一个军事团体发生溃散，便会产生惊恐。这种惊恐的特征是，人们不再听从上级发出的任何命令，每个个人只关心他自己的利益，而不顾他人的安危。人们相互问的联系已不复存在，一片巨大的、无谓的恐惧无限制地扩散开来。在这一点上，有人自然会再次提出反驳，他们认为事实正好相反，是因为恐惧感无限地增大才使得人们全然不顾所有的联系和关心他人的一切感情。麦克杜格尔(1920年a，第X页)曾使用惊恐现象(虽然不是军队中的惊恐)作为说明情绪通过他十分强调的那种感染(原始感应)而得到增强的典型例子。然而这种理性的解释方法在这里是不足以说明问题的。需要进行解释的真正问题在于：这种恐惧何以会变得如此巨大。该军队所遇危险的严重程度并不能说明问题。因为目前这个陷入惊恐的军队以前也曾面临过同样巨大、甚至更大的危险，但都胜利地克服了。就惊恐现象的真正本质来说，它与威胁人们的危险毫无关系，它经常是在一些很微不足道的场合爆发的。如果一个陷入了惊慌恐惧之中的人开始只顾自己的安危，那么他这时的行为本身就证明，那种情绪的联系，那种一直使他能对危险无所畏惧的联系，已不复存在。既然他现在是独自面对危险，他肯定会把这危险想得更严重些。因此，事实是这样的：那种惊慌恐惧的发生是以这个集体中的力比多结构的松弛为前提的，而且是以合理的方式对这种松弛所作出的反应。这样一来，相反的观点，即认为由于在危险面前的恐惧而使集体中力比多的联系遭到破坏的观点，也就可以被否定了。
我们的这些观点与下述论点并不矛盾：在一个集体中，感应(感染)的作用会使恐惧现象极度加剧。当遇到一个真正巨大的危险时，当该集体中不存在牢固的情感联系时——例如当一个剧院或一个娱乐场所爆发了一场火灾时便满足了这些条件——麦克杜格尔的观点就完全可以用来说明这种情况。但是真正有教益的、最适用于说明我们的目的例子是上面说过的那种例子，即一支军队虽然遇到的是并未严重到异乎寻常的地步，而且以前也经常遇到的危险，但却完全陷入了惊慌失措之中。我们不能要求清楚地、毫无歧义地确定一下“惊恐”这个词的用法。有时它被用来描述一切集体性的恐惧；有时它甚至被用来描述某个个人的恐惧(当这种恐惧超出一切限度的时候)；人们好象还经常专用它来表示一种没有事实根据地爆发出来的恐惧。如果我们在集体的恐惧这一意义上来使用“惊恐”一词，那就可以作出一个意义深远的类比。个人身上发生的恐惧不是因为遇到巨大的危险，就是因为情感联系(力比多精力贯注)中断了，后者就是神经症性恐惧和神经症性焦虑发生的原因。4而惊恐，则正是以同样的方式，或者产生于普遍危险的增长，或者是起因于维持集体的情绪联系的消失，后一种情况类似于神经症性焦虑的情况。5
谁要是象麦克杜格尔(1920年a)那样将惊恐现象看作是“集团心理”的最显著功能之一，那么谁就会得出这样一个悖论，即这种集团心理在它的一个最显著的表现形式之中消灭它自身。惊恐的发生意味着一个集体的解体，这是毋庸置疑的，它表明该集体成员在其他场合相互给予的一切感情关照都已不存在了。
关于一场惊恐爆发的典型描述可见内斯特罗伊(Nestroy)为讽刺黑贝尔(Hebbel)的描写朱迪斯和霍洛弗纳斯的剧本而写的模仿作品。一个士兵惊叫道：“将军的头被砍掉了!”闻此喊声所有的亚述人惊慌逃散。将领之在某种意义上的丧失或者他身旁不安情绪的产生导致了惊恐的发生，虽然本来面临的危险并没有变化。一般说来在集体成员和领袖之间联系消失的同时，成员之间的相互联系也消失了。这个集体土崩瓦解就象鲁佩特王子的溶液滴的尾部中断时那样。
一个宗教集体的解体则不是那么容易观察到的。不久前我得到了一本英语小说，内容是讲天主教的起源。它是由伦敦的一位主教推荐给我的。它的题目是《黑暗的时刻》6我觉得，它为宗教集体解体的可能性和后果描述了一幅十分巧妙而令人信服的图画。这部小说据说是影射当代的。它讲了一个由一些反对基督和基督教信仰的人们所制造的一个阴谋的故事。这些人成功地安排了一场在耶路撤冷发现一个圣墓的事件。在这个圣墓中有一块石碑，上面写道，亚利马太城的约瑟承认，出于对基督的虔敬，他在基督入葬后的第三天将他的尸体秘密转移到现在这个地点。这样一来，基督复活的事实连同他的圣性被否定了。这个考古发现给欧洲文明带来了极大的震动，一时间所有的犯罪活动和暴力行为剧增，直到伪造者的阴谋被揭露之后，这场风波才得以平息。
伴随着这里假设的宗教集体的解体而出现的现象都不是恐惧，这种时候不存在恐惧。代替恐惧而出现的，是对别人表现出残忍和敌意的冲动，这种冲动在以前由于基督的平等的爱而无法表现出来。7不过即使在基督的王国里，那些不属于信徒团体的人们，那些不爱基督的人们，那些不被基督所爱的人们，依然处在这种联系之外。因之，一个宗教，即便它自称是爱的宗教，对于那些异教徒也必定是冷酷无情的。从根本上说，其实每一种宗教都是这样的。对它自己的信徒来说，它是爱的宗教，对那些异教徒来说，则是残酷而掘狭的宗教。这在每一种宗教看来都是很自然的事情。不管我们作为个人而言要理解这一点有多么困难，我们都不要因此过于严厉地责怪信徒们。在[残酷和褊狭]这种事情上，那些不信教或保持中立的人们的境况从心理学方面看要好得多。如果说这种铜狭现象今天已不再象前几个世纪那样暴民和残忍了，那么我们也几乎不能得出结论说，人类的行为方式已经变得仁慈和善了。这种变化的原因毋宁在于：宗教情感和依赖它们的力比多联系已经发生了不可否认的弱化。如果另一种集体的联系代替了这种宗教的联系，——社会主义的联系看来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那么它对局外人也会采取宗教战争时代那样的铜狭态度。如果科学见解之间的分歧对于集体来说具有类似的重要性，那么同样的结果也会在这个新的动力驱使下再次重复出现。
一个教会和一文军队都是人为构成的集体，也就是说必须有一定的外部力量来防止其瓦解1或阻碍其结构的改变。一个人在是否要加入这样的集体问题上，—通常是没有同他人商量的余地的，或者说他没有选择的自由。谁要是打算脱离这样的集体，一般都要受到迫害或严厉的惩罚，要不就须具备十分明确的附加条件。不过我们目前的兴趣全然不在探讨这些团体何以需要如此特殊的保护措施上。我们深感兴趣的是另一种情况，即从这些高度组织化的、以—亡述方法防止溃散的集体中能清楚．地观察到某些事实。这些事实在其他类型的集体中被深深地隐藏起来。
在一个教会中(我们可以用罗马教会作典型)和在一文军队中——不管这两者在其他方面如何不同——它们的成员都具有同样的错觉，认为自己有一个头领。这个头领在罗马教会中是基督，在军队中是司令官。这个头领对这个集体中的所有个人都施以平等的爱。任何事情都要依赖这样的错觉。假如这样的错觉消失了，那么，只要外部力量允许，无论是教会还是军队都难免解体。基督特别说明过这种平等的爱：“只要你稍稍侵犯了我的兄弟，你就是侵犯了我。”对这个信徒团体内的成员来说，基督的身份是长兄，他是他们的代理父亲。所有对个人提出的要求都出于基督的这种爱。在教会中始终存在着一种民主的倾向，原因正是在于：基督面前人人平等，每个人都能平等地分享到他的爱。在基督教团体中有点象在一个家庭中，信徒们以基督的名义互称兄弟，即他们是通过基督赐予他们的爱而成为兄姑的。这种现象不是没有深刻原因的。毋庸置疑，把每个人同基督联结起来的纽带也就是把这些个人相互联结起来的根据。在军队中情况亦完全如此。司令官是一个父亲，他平等地爱着所有的士兵，因此这些士兵才相互成为同志。军队的结构与教会有所不同，它是由一系列这样的集体组成的，每一名指挥官就好象是他所属军团内的司令官和父亲，而且连每一个班里的军士都有如此身份。当然在教会中也建立了类似的等级阶梯，不过从经济原则上2看，它在教会中并不起同样的作用，因为基督比人间的司令官对个人有更多的了解和关怀。
这一关于军队具有力比多结构的观点将遭到人们的非议。他们的理由是，那些使军队中的人们紧紧团结在一起的重要因素即祖国和民族荣誉等观念在这个力比多结构中根本没有地位。我们的答复是，那是另一种集体纽带的一个例子，它们不再是这样简单的联系。因为，象凯撒、涅伦斯坦、或拿破仑这样伟大的将军的例子已经表明，这样一些观念对于一个军队的存在，并非是必不可少的东西。我们眼下将接触的问题是，用一个主导观念来代替一个领袖的可能性，以及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在一支军队中，即使这种力比多的因素不是唯一起作用的因素，对它的忽视似乎也不仅是一种理论上的疏忽，而且还会在实践上造成一种危险。象日耳曼科学那样非心理学的普鲁士军国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或许已经尝到了这种苫头。我们知道，人们把瓦解了德国军队的战争型神经症看作是个人对他被要求在该军队中所起的作用的一种反抗；根据西梅尔(Simmel，1918年)的报道，也许可把这些人的上级对他们的虐待看作是导致这种疾病发生的最主要原因。如果人们对力比多要求在这一方面的重要性更加重视一些，那么美国总统异想天开的十四点允诺也许就不至于如此被轻信了，而德国军队这一出色的工具也不会在德国领袖手中天折了。3
人们可以注意到，在这两种人为构成的集体中，每一个个人由力比多的纽带一方面同他们的领袖(基督、司令官)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则同该集体中的其他成员系在一起。这两条纽带的相互关系如何，它们是否属于同一性质和具有同样价值，在心理学上如何来描述它们——这些问题都须待后面的研究。但是，在此我们却先要大胆地对以前的一些作者稍加责备，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对领袖在集体心理中的重要性予以充分的估计，而我们则选择这一点作为我们的第一个研究课题，这样便已使我们处于一个更有利的地位。看来我们在解释集体心理学的主要现象——个人在集体中缺乏自由——方面，好象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假如每个个人在两个方向上被这样一条强烈的情感纽带束缚着，那么我们格毫无困难地认为，正是这种状况造成了个人在人格方面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些变化和受限制的现象。
在军事团体中可以得到最好的研究的惊恐现象，也提供了一个启示可以说明：一个集体的本质在于它自身存在的一些力比多联系。如果一个军事团体发生溃散，便会产生惊恐。这种惊恐的特征是，人们不再听从上级发出的任何命令，每个个人只关心他自己的利益，而不顾他人的安危。人们相互问的联系已不复存在，一片巨大的、无谓的恐惧无限制地扩散开来。在这一点上，有人自然会再次提出反驳，他们认为事实正好相反，是因为恐惧感无限地增大才使得人们全然不顾所有的联系和关心他人的一切感情。麦克杜格尔(1920年a，第X页)曾使用惊恐现象(虽然不是军队中的惊恐)作为说明情绪通过他十分强调的那种感染(原始感应)而得到增强的典型例子。然而这种理性的解释方法在这里是不足以说明问题的。需要进行解释的真正问题在于：这种恐惧何以会变得如此巨大。该军队所遇危险的严重程度并不能说明问题。因为目前这个陷入惊恐的军队以前也曾面临过同样巨大、甚至更大的危险，但都胜利地克服了。就惊恐现象的真正本质来说，它与威胁人们的危险毫无关系，它经常是在一些很微不足道的场合爆发的。如果一个陷入了惊慌恐惧之中的人开始只顾自己的安危，那么他这时的行为本身就证明，那种情绪的联系，那种一直使他能对危险无所畏惧的联系，已不复存在。既然他现在是独自面对危险，他肯定会把这危险想得更严重些。因此，事实是这样的：那种惊慌恐惧的发生是以这个集体中的力比多结构的松弛为前提的，而且是以合理的方式对这种松弛所作出的反应。这样一来，相反的观点，即认为由于在危险面前的恐惧而使集体中力比多的联系遭到破坏的观点，也就可以被否定了。
我们的这些观点与下述论点并不矛盾：在一个集体中，感应(感染)的作用会使恐惧现象极度加剧。当遇到一个真正巨大的危险时，当该集体中不存在牢固的情感联系时——例如当一个剧院或一个娱乐场所爆发了一场火灾时便满足了这些条件——麦克杜格尔的观点就完全可以用来说明这种情况。但是真正有教益的、最适用于说明我们的目的例子是上面说过的那种例子，即一支军队虽然遇到的是并未严重到异乎寻常的地步，而且以前也经常遇到的危险，但却完全陷入了惊慌失措之中。我们不能要求清楚地、毫无歧义地确定一下“惊恐”这个词的用法。有时它被用来描述一切集体性的恐惧；有时它甚至被用来描述某个个人的恐惧(当这种恐惧超出一切限度的时候)；人们好象还经常专用它来表示一种没有事实根据地爆发出来的恐惧。如果我们在集体的恐惧这一意义上来使用“惊恐”一词，那就可以作出一个意义深远的类比。个人身上发生的恐惧不是因为遇到巨大的危险，就是因为情感联系(力比多精力贯注)中断了，后者就是神经症性恐惧和神经症性焦虑发生的原因。4而惊恐，则正是以同样的方式，或者产生于普遍危险的增长，或者是起因于维持集体的情绪联系的消失，后一种情况类似于神经症性焦虑的情况。5
谁要是象麦克杜格尔(1920年a)那样将惊恐现象看作是“集团心理”的最显著功能之一，那么谁就会得出这样一个悖论，即这种集团心理在它的一个最显著的表现形式之中消灭它自身。惊恐的发生意味着一个集体的解体，这是毋庸置疑的，它表明该集体成员在其他场合相互给予的一切感情关照都已不存在了。
关于一场惊恐爆发的典型描述可见内斯特罗伊(Nestroy)为讽刺黑贝尔(Hebbel)的描写朱迪斯和霍洛弗纳斯的剧本而写的模仿作品。一个士兵惊叫道：“将军的头被砍掉了!”闻此喊声所有的亚述人惊慌逃散。将领之在某种意义上的丧失或者他身旁不安情绪的产生导致了惊恐的发生，虽然本来面临的危险并没有变化。一般说来在集体成员和领袖之间联系消失的同时，成员之间的相互联系也消失了。这个集体土崩瓦解就象鲁佩特王子的溶液滴的尾部中断时那样。
一个宗教集体的解体则不是那么容易观察到的。不久前我得到了一本英语小说，内容是讲天主教的起源。它是由伦敦的一位主教推荐给我的。它的题目是《黑暗的时刻》6我觉得，它为宗教集体解体的可能性和后果描述了一幅十分巧妙而令人信服的图画。这部小说据说是影射当代的。它讲了一个由一些反对基督和基督教信仰的人们所制造的一个阴谋的故事。这些人成功地安排了一场在耶路撤冷发现一个圣墓的事件。在这个圣墓中有一块石碑，上面写道，亚利马太城的约瑟承认，出于对基督的虔敬，他在基督入葬后的第三天将他的尸体秘密转移到现在这个地点。这样一来，基督复活的事实连同他的圣性被否定了。这个考古发现给欧洲文明带来了极大的震动，一时间所有的犯罪活动和暴力行为剧增，直到伪造者的阴谋被揭露之后，这场风波才得以平息。
伴随着这里假设的宗教集体的解体而出现的现象都不是恐惧，这种时候不存在恐惧。代替恐惧而出现的，是对别人表现出残忍和敌意的冲动，这种冲动在以前由于基督的平等的爱而无法表现出来。7不过即使在基督的王国里，那些不属于信徒团体的人们，那些不爱基督的人们，那些不被基督所爱的人们，依然处在这种联系之外。因之，一个宗教，即便它自称是爱的宗教，对于那些异教徒也必定是冷酷无情的。从根本上说，其实每一种宗教都是这样的。对它自己的信徒来说，它是爱的宗教，对那些异教徒来说，则是残酷而掘狭的宗教。这在每一种宗教看来都是很自然的事情。不管我们作为个人而言要理解这一点有多么困难，我们都不要因此过于严厉地责怪信徒们。在[残酷和褊狭]这种事情上，那些不信教或保持中立的人们的境况从心理学方面看要好得多。如果说这种铜狭现象今天已不再象前几个世纪那样暴民和残忍了，那么我们也几乎不能得出结论说，人类的行为方式已经变得仁慈和善了。这种变化的原因毋宁在于：宗教情感和依赖它们的力比多联系已经发生了不可否认的弱化。如果另一种集体的联系代替了这种宗教的联系，——社会主义的联系看来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那么它对局外人也会采取宗教战争时代那样的铜狭态度。如果科学见解之间的分歧对于集体来说具有类似的重要性，那么同样的结果也会在这个新的动力驱使下再次重复出现。
1 (1923年增加的脚注：)在集体中，“稳定的”和“人为的”属性似乎是一致的或至少是密切相关的．
2 即从有关心理力的量的分都上来说。
3 弗洛伊德曾希望将这段话作为1922年英译本的一个脚注，然而在所有无沦是1922年以前还是以后的德文版本中，它都是出现在正文中的。
4 参阅我的《精神分析引论》(1916—1917年)第25讲。[还可参阅《抑制、症状和焦虑》(1926年a)。
5 请参阅贝拉·冯，费尔采齐(bela von Felszeghy)有理的但有点过于幻想的论文《惊恐和泛情结》(1920)年。
6 作者，盖伊，索思(C．兰杰，古尔的笔名)。该书1903年发表时十分畅销。
7 请参阅费德思在《没有父亲的社会》(1919年)中对君主的家长制权威废陈后出现的类似现象所作的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