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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长久地沉溺于这样的错觉之中，即我们已经根据前述公式解决了集体问题之谜。我们不得不立即不安地回想起，我们实际上所做的一切已经是将问题转移到了催眠之谜上面了。然而在催眠上还存在着如此众多的问题必须摘清楚。现在，另外有一种反对意见为我们指出了下一步研究的途径。
也许有人会认为，我们在集体中所观察到的那种强烈的情感联系就足以用来说明它们的一个特征——在集体成员中缺乏独立性和创造性，所有成员的反应都是相类似的，可以说他们都降低到了一种“集体个人”的水平。但是假如我们从总体上来看待集体，它为我们显示的将不止这些现象。集体所具有的某些特征——智力能力的低下，情绪的失控，不能节制和容易冲动，在表达情绪时易于超越任何限度，并喜欢通过行为将情绪彻底发泄出来——这些以及类似的特征，曾由勒邦作出过十分出色的描述。它们清楚地展现出一幅图画，即人的心理能力退回到了一个我们在野蛮人或儿童中能毫不惊奇地发现的早期阶段。这样一种退行现象特别是普通集体所表现出来的基本特征，而正如我们已经知道，在有组织的、人为构成的集体中，这种现象能在很大程度上被制止。
这样一来，我们认识到了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中，当一个个人的私人情绪冲动和智力行动实在太弱，以至靠它们自身则一事无成时，它们必须完全依靠集体组织中的其他成品以类似方式进行重复才能得到加强。我们记得，这种依赖现象如何大量地成为正常的人类社会的正常组成部分，以及在这种社会组织中所能发现的独创性和个人的勇气是多么微小。我们也记得，每一个个人又是多么厉害地受到那些种族特征、阶级偏见、公众舆论等形式的集体心理态度的支配。当我们承认，暗示的影响不仅由领袖产生，而且由每一个个人对其他人的作用产生时，这种暗示的影响在我们眼里变成了一个更大的谜。我们必须检讨自己以前不公正地强调了同领袖的关系，过分地忽略了其他的相互暗示的因素。
在这种谦虚精神的鼓舞下，我们将倾听另一种意见，它答应提出一个理由更简单的解释。这便是特罗特(Trotter)在他的论群居本能的那本思考周密的著作中阐述的意见(1916年)。关于这本书，我感到唯一遗憾的是它末完全摆脱由目前这场战争所造成的反感情绪。
特罗特认为，以上所说的种种集体心理现象产生于一种群居本能(“群集性”)1。这种本能既是人生来俱有的也是其他动物种类生来俱有的。他认为从生物学上看这种群集性，它就是类似多细胞性的东西，并且仿佛是后者的继续。(根据力比多理论，所有同类生物集合在一起，形成越来越复杂的结构，是力比多原有倾向的进一步表现。2)当个人陷于孤独时，便会感到很不安全，儿童常常感到的这种恐惧似乎早已成为这种群居本能的表现形式了。与人群对立也就等于与人群分离，因此人们竭力要避免这种现象发生。不过，人群是不喜欢新颖的东西戎不寻常的东西的。群居本能看来是某种基本的无法再分解的东西。3
特罗特列出了一张他认为是基本的本能的名单，如自我保存本能、营养本能、性本能、以及群居本能。群居本能经常与其他本能相对立。罪恶感和责任感是一个群摆动物所特有的属性。特罗特认为，精神分析发现的那种存在于自我中的压抑力也是来自群居本能的。同样地，医生在作精神分析治疗时所遇到的抗拒也是来自这个根源。言语的重要性全在于它的在人群中导致相互理解的自然倾向。而个人之间相互以他人自居也大大地依赖于这种倾向。
当勒邦主要在研究典型的暂时的集体形式，而麦克杜格尔在研究稳定的团体形式时，特罗特则将最一般化的集体形式作为自己关注的中心。作为政治动物4的人在这种集体形式中度过他们的一生。特罗特为我们说明了这种集体形式的心理学基础，但是他认为没有必要去追溯群居本能的根源，因为他已经指出过，群居本能的特征就是基本的、不能再还原的。他提及了波里斯·萨迪斯(Boris Sidis)力图将群居本能的起源追溯到暗示感受性的作法，就他来说，这种作法幸而是多余的。这是一种十分熟悉的，但又不能令人满意的解释。相反的看法，即暗示感受性是从群居本能产生出来的观点，在我看来则可能给这个问题的解决以更多的启示。
特罗特的观点尽管比其他人的观点更正确，但是它还有一个问题末解决，即它几乎没有考虑领袖人物在一个集体中的作用。因而我们毋宁倾向于接受它的反面观点，即若是忽略了领袖的作用，就不可能把握住一个集体的本质。群居本能理论完全没有承认领袖的作用，它认为，领袖人物几乎是偶然地落入人群之中的。这种群居本能说也没能指出一条从这种本能通向需要一个上帝的途径，这种牧群是没有牧人的。除此以外，我们还可以从心理学方面来驳斥特罗特的论点。这就是说，不管怎样都有可能证明群居本能并不是不可还原的。它并不是象自我保存本能和性本能那样的一种基本本能。
要追溯群居本能的个体发生状况自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然而当小孩子们孤独时所表现出来的恐惧——特罗特认为它已经是这种群居本能表现的——则更容易使人联想到另一种解释。这种恐惧与他的母亲有关，后来则与其他熟悉的人有关。它是一种末得到满足的欲望的表现。然而这个孩子除了将它转变成一种焦虑外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来解决它。5当小孩子处于孤独而感到恐惧时，任何一个毫不相干的“人群中的某个成员”的出现并不能使他得到抚慰，相反，这样一个“陌生人”的靠近甚至会使他心中产生这种恐惧。因此在很长时间内，没有任何具有群居本能性质或集体情感性质的东西可以在儿童身上观察到。这类东西最初是在幼儿园里形成的，这里有许许多多的儿童，不存在儿童与父母之间的联系。因此这类东西就象大孩子对小孩子最初的嫉妒所作出的反应一样产生了。大孩子十分想将他的后继者嫉妒地撇开，不让他接近父母，剥夺他的一切特权。不过当他认识到，父母对这个小孩(以及所有后来再生的弟妹)的爱和对他自己的爱是一样地深，因而不可能达到既持敌意又不损害自己的目的时，他不得不以其他孩子而自居。于是在孩子们中间产生了一种共同的或集体的感情，这种感情在学校旦继续得到发展。这种反相形成的第一个要求是，要求正义，要求平等地对待所有的人。我们都知道，在学校里，孩子们的这种呼声是多么地响亮和难以平息。如果一个人当他自己不能成为宠儿时，那么其他的人无论如何也不能成为宠儿。假如不是后来在其他场合中也观察到这种转化现象，即在幼儿园和教室里用集体感情来代替嫉妒心的转化，这种现象也许未必熊得到确认。我们只需想象有这样一群妇女和姑娘，她们都对莱一位歌手或演奏家充满了一种着迷式的爱。当这个人结束了他的表演之后，她们纷纷涌上前去把他团团围住。她们中的每一个肯定都很容易嫉妒另外的人，但是面临着这么多的人，而且也知道这样做的后果可能无法达到她们所爱的目的，结果她们便抛弃了这种嫉妒心，没有去抓对方的头发，而是行动得象一个联合起来的集体。用她们共同的行动向这位崇拜对象表示敬意。并且或许还很高兴地能分得他的儿丝垂发，她们原先是对手，现在却已经能通过对同一对象的类似的爱而成功地相互间以他人自居。一般说来，当一种本能的状况可能产生多种结果时，我们将毫不奇怪地发现，那个实际上发生的结果是一个有可能带来某种满足的结果，而另外的那种结果，它本身虽更明显，但是因为生活环境阻止它达到这种满足而无法产生。
后来在人类社会中出现的“集体精神”一类东西，正是从原来的嫉妒中衍生出来的。没有人能突出自己，人人都应平等，应拥有同样多的财产。社会的正义就是指，因为我们自己否认了许多东西，所以其他人也一样不需要它们，或者说其他人也不能提出对这些东西的要求。达两种说法反正都一样。这种对平等的要求是社会良心和责任感的根源。它竞然在梅毒患者担心传染给他人的现象中呈现出来。关于这种现象，精神分析已经教会我们如何去理解了。这些可怜的患者所表现出来的担心是与他们顽抗地抵制他们内心中想将疾病传染给其他人的无意识愿望的斗争相一致的。因为为什么只有他们才被传染上这种病，与众人隔离?为什么其他人不也得这种病?在所罗门书里一些有关的故事中也有这种现象的萌芽。如果一个妇人的孩子死了，其他人的孩子也不能活。人们发现那个丧于的妇人就有这样一个愿望。
由此可见，社会的感情就是基于这样一种反转现象之上的，起初是一种敌意的感情，后来转变成类似自居作用的带积极色彩的联系。在我们目前为止所讨论的事件过程中，这种反转现象似乎是在与该集体之外某人所保持的一种普通情感联系的影响下发生的。我们并不白以为我们对自居作用的分析是详尽的。不过就目前的讨论来说，只要重新思考这样一个特征也就足够了，即要求一贯地实行平等的特征。我们从对两种人为形式的集体——教会和军队——的讨论中已经得知，它们形成的先决条件就是，所有的成员应该以同样方式得到一个领袖的爱。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在一个集体中，平等的要求只适用于它的成员而不适用于它的领袖。所有的成员都应彼此平等，但他们都要求受一个人的统治。大多数人是平等的，他们能彼此以他人自居，但只有一个人超越他们所有的人——这些就是我们在能够长期维持下去的集体中所看到的状况。现在让我们来大胆地更正特罗特的一个观点。他认为人是一种群居动物。而我们认为，人是一种部落动物，是生活在一个有一个首领的部落中的个体造物。
我们不能长久地沉溺于这样的错觉之中，即我们已经根据前述公式解决了集体问题之谜。我们不得不立即不安地回想起，我们实际上所做的一切已经是将问题转移到了催眠之谜上面了。然而在催眠上还存在着如此众多的问题必须摘清楚。现在，另外有一种反对意见为我们指出了下一步研究的途径。
也许有人会认为，我们在集体中所观察到的那种强烈的情感联系就足以用来说明它们的一个特征——在集体成员中缺乏独立性和创造性，所有成员的反应都是相类似的，可以说他们都降低到了一种“集体个人”的水平。但是假如我们从总体上来看待集体，它为我们显示的将不止这些现象。集体所具有的某些特征——智力能力的低下，情绪的失控，不能节制和容易冲动，在表达情绪时易于超越任何限度，并喜欢通过行为将情绪彻底发泄出来——这些以及类似的特征，曾由勒邦作出过十分出色的描述。它们清楚地展现出一幅图画，即人的心理能力退回到了一个我们在野蛮人或儿童中能毫不惊奇地发现的早期阶段。这样一种退行现象特别是普通集体所表现出来的基本特征，而正如我们已经知道，在有组织的、人为构成的集体中，这种现象能在很大程度上被制止。
这样一来，我们认识到了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中，当一个个人的私人情绪冲动和智力行动实在太弱，以至靠它们自身则一事无成时，它们必须完全依靠集体组织中的其他成品以类似方式进行重复才能得到加强。我们记得，这种依赖现象如何大量地成为正常的人类社会的正常组成部分，以及在这种社会组织中所能发现的独创性和个人的勇气是多么微小。我们也记得，每一个个人又是多么厉害地受到那些种族特征、阶级偏见、公众舆论等形式的集体心理态度的支配。当我们承认，暗示的影响不仅由领袖产生，而且由每一个个人对其他人的作用产生时，这种暗示的影响在我们眼里变成了一个更大的谜。我们必须检讨自己以前不公正地强调了同领袖的关系，过分地忽略了其他的相互暗示的因素。
在这种谦虚精神的鼓舞下，我们将倾听另一种意见，它答应提出一个理由更简单的解释。这便是特罗特(Trotter)在他的论群居本能的那本思考周密的著作中阐述的意见(1916年)。关于这本书，我感到唯一遗憾的是它末完全摆脱由目前这场战争所造成的反感情绪。
特罗特认为，以上所说的种种集体心理现象产生于一种群居本能(“群集性”)1。这种本能既是人生来俱有的也是其他动物种类生来俱有的。他认为从生物学上看这种群集性，它就是类似多细胞性的东西，并且仿佛是后者的继续。(根据力比多理论，所有同类生物集合在一起，形成越来越复杂的结构，是力比多原有倾向的进一步表现。2)当个人陷于孤独时，便会感到很不安全，儿童常常感到的这种恐惧似乎早已成为这种群居本能的表现形式了。与人群对立也就等于与人群分离，因此人们竭力要避免这种现象发生。不过，人群是不喜欢新颖的东西戎不寻常的东西的。群居本能看来是某种基本的无法再分解的东西。3
特罗特列出了一张他认为是基本的本能的名单，如自我保存本能、营养本能、性本能、以及群居本能。群居本能经常与其他本能相对立。罪恶感和责任感是一个群摆动物所特有的属性。特罗特认为，精神分析发现的那种存在于自我中的压抑力也是来自群居本能的。同样地，医生在作精神分析治疗时所遇到的抗拒也是来自这个根源。言语的重要性全在于它的在人群中导致相互理解的自然倾向。而个人之间相互以他人自居也大大地依赖于这种倾向。
当勒邦主要在研究典型的暂时的集体形式，而麦克杜格尔在研究稳定的团体形式时，特罗特则将最一般化的集体形式作为自己关注的中心。作为政治动物4的人在这种集体形式中度过他们的一生。特罗特为我们说明了这种集体形式的心理学基础，但是他认为没有必要去追溯群居本能的根源，因为他已经指出过，群居本能的特征就是基本的、不能再还原的。他提及了波里斯·萨迪斯(Boris Sidis)力图将群居本能的起源追溯到暗示感受性的作法，就他来说，这种作法幸而是多余的。这是一种十分熟悉的，但又不能令人满意的解释。相反的看法，即暗示感受性是从群居本能产生出来的观点，在我看来则可能给这个问题的解决以更多的启示。
特罗特的观点尽管比其他人的观点更正确，但是它还有一个问题末解决，即它几乎没有考虑领袖人物在一个集体中的作用。因而我们毋宁倾向于接受它的反面观点，即若是忽略了领袖的作用，就不可能把握住一个集体的本质。群居本能理论完全没有承认领袖的作用，它认为，领袖人物几乎是偶然地落入人群之中的。这种群居本能说也没能指出一条从这种本能通向需要一个上帝的途径，这种牧群是没有牧人的。除此以外，我们还可以从心理学方面来驳斥特罗特的论点。这就是说，不管怎样都有可能证明群居本能并不是不可还原的。它并不是象自我保存本能和性本能那样的一种基本本能。
要追溯群居本能的个体发生状况自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然而当小孩子们孤独时所表现出来的恐惧——特罗特认为它已经是这种群居本能表现的——则更容易使人联想到另一种解释。这种恐惧与他的母亲有关，后来则与其他熟悉的人有关。它是一种末得到满足的欲望的表现。然而这个孩子除了将它转变成一种焦虑外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来解决它。5当小孩子处于孤独而感到恐惧时，任何一个毫不相干的“人群中的某个成员”的出现并不能使他得到抚慰，相反，这样一个“陌生人”的靠近甚至会使他心中产生这种恐惧。因此在很长时间内，没有任何具有群居本能性质或集体情感性质的东西可以在儿童身上观察到。这类东西最初是在幼儿园里形成的，这里有许许多多的儿童，不存在儿童与父母之间的联系。因此这类东西就象大孩子对小孩子最初的嫉妒所作出的反应一样产生了。大孩子十分想将他的后继者嫉妒地撇开，不让他接近父母，剥夺他的一切特权。不过当他认识到，父母对这个小孩(以及所有后来再生的弟妹)的爱和对他自己的爱是一样地深，因而不可能达到既持敌意又不损害自己的目的时，他不得不以其他孩子而自居。于是在孩子们中间产生了一种共同的或集体的感情，这种感情在学校旦继续得到发展。这种反相形成的第一个要求是，要求正义，要求平等地对待所有的人。我们都知道，在学校里，孩子们的这种呼声是多么地响亮和难以平息。如果一个人当他自己不能成为宠儿时，那么其他的人无论如何也不能成为宠儿。假如不是后来在其他场合中也观察到这种转化现象，即在幼儿园和教室里用集体感情来代替嫉妒心的转化，这种现象也许未必熊得到确认。我们只需想象有这样一群妇女和姑娘，她们都对莱一位歌手或演奏家充满了一种着迷式的爱。当这个人结束了他的表演之后，她们纷纷涌上前去把他团团围住。她们中的每一个肯定都很容易嫉妒另外的人，但是面临着这么多的人，而且也知道这样做的后果可能无法达到她们所爱的目的，结果她们便抛弃了这种嫉妒心，没有去抓对方的头发，而是行动得象一个联合起来的集体。用她们共同的行动向这位崇拜对象表示敬意。并且或许还很高兴地能分得他的儿丝垂发，她们原先是对手，现在却已经能通过对同一对象的类似的爱而成功地相互间以他人自居。一般说来，当一种本能的状况可能产生多种结果时，我们将毫不奇怪地发现，那个实际上发生的结果是一个有可能带来某种满足的结果，而另外的那种结果，它本身虽更明显，但是因为生活环境阻止它达到这种满足而无法产生。
后来在人类社会中出现的“集体精神”一类东西，正是从原来的嫉妒中衍生出来的。没有人能突出自己，人人都应平等，应拥有同样多的财产。社会的正义就是指，因为我们自己否认了许多东西，所以其他人也一样不需要它们，或者说其他人也不能提出对这些东西的要求。达两种说法反正都一样。这种对平等的要求是社会良心和责任感的根源。它竞然在梅毒患者担心传染给他人的现象中呈现出来。关于这种现象，精神分析已经教会我们如何去理解了。这些可怜的患者所表现出来的担心是与他们顽抗地抵制他们内心中想将疾病传染给其他人的无意识愿望的斗争相一致的。因为为什么只有他们才被传染上这种病，与众人隔离?为什么其他人不也得这种病?在所罗门书里一些有关的故事中也有这种现象的萌芽。如果一个妇人的孩子死了，其他人的孩子也不能活。人们发现那个丧于的妇人就有这样一个愿望。
由此可见，社会的感情就是基于这样一种反转现象之上的，起初是一种敌意的感情，后来转变成类似自居作用的带积极色彩的联系。在我们目前为止所讨论的事件过程中，这种反转现象似乎是在与该集体之外某人所保持的一种普通情感联系的影响下发生的。我们并不白以为我们对自居作用的分析是详尽的。不过就目前的讨论来说，只要重新思考这样一个特征也就足够了，即要求一贯地实行平等的特征。我们从对两种人为形式的集体——教会和军队——的讨论中已经得知，它们形成的先决条件就是，所有的成员应该以同样方式得到一个领袖的爱。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在一个集体中，平等的要求只适用于它的成员而不适用于它的领袖。所有的成员都应彼此平等，但他们都要求受一个人的统治。大多数人是平等的，他们能彼此以他人自居，但只有一个人超越他们所有的人——这些就是我们在能够长期维持下去的集体中所看到的状况。现在让我们来大胆地更正特罗特的一个观点。他认为人是一种群居动物。而我们认为，人是一种部落动物，是生活在一个有一个首领的部落中的个体造物。
1 这个周本来就用英文表示o
2 参阅《超越难乐原则》。
3 这最后半句话本来是用英文表示的。
4 这个词来自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1252年b。
5 参阅我的《精神分析引论》(1916——1917年)第25讲中关于焦虑问题的论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