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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上所作的得出了一个暂时性结论的探讨过程中，我们曾遇到许多支路，起先我们都是避开它们的。然而它们中有许多都会为我们提供有希望的线索。现在，我们打算讨论一些曾因此而被搁置在一边的观点。
(一)在自我以对象自居和用对象来取代自我典范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从我们一开始研究的那两种人为的大集体形式即军队和基督教会中可以找到非常有趣的说明。
显然，当一个士兵以他同等的人自居，并从他们的自我共同体中推论出友谊所包含的那种相互帮助和分享财产的义务时，他事实上是在把他的上级，即这支军队的领袖作为自我典范。但是一当他企图以将军自居时，他就变得十分可笑。在《华伦期坦斯的军营》中，士兵们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而嘲笑那个军营的：
瞧他咳嗽的样，
瞧他吐唾沫的样，
亏他学得那样象！①
在基督教教会中就不是如此，每一个基督教徒爱戴基督，把基督作为自我典范，感到自居作用的联系将自己与其他基督教徒联系在一起。然而教会对教徒的要求更高：他也必须使自己以基督自居，象基督一样去爱所有其他的基督徒。因此，教会在两方面都要求由集体形式规定的力比多位置得到补充：在已发生对象选择的地方应补充自居作用；在自居作用发生的地方应补充对象爱。这种补充明显地超出了集体的构造。一个人可以是一个优秀的基督教徒，然而却根本想不到将自己置于基督的地位，象基督那样对整个人类怀有博爱。因为一个人是一个屏弱的凡人，所以不必要求自己能有救世主那样博大的灵魂和强烈的爱。不过，在这个集体中力比多分配的进一步发展，也许就是基督教声称已达到一个较高级伦理水平所依据的因素。
(二)我们曾经说过，在人类心理发展中由该集体的个别成员所达到的从集体心理向个体心理的转折点可以被仔细分析一下。2
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必须暂时回到有关原始部落父亲的科学神话上去。这个父亲后来被推祟为世界的创造者，这也是完全公正的，因为所有构成第一个集体的儿子们都是他生出来的。他是每一个儿子的典范，既是被惧伯的典范，又是受尊敬的典范。这个事实后来导致禁忌观念的产生。这许许多多的个人结果却联合起来，杀死了这个父亲，把他碎尸万段。可是，这个集体中没有一个人能取代他的位置，否则的话，要是有一个人敢于这样做，侄会发生新的战争，直到他们懂得，他们都必须放弃其父亲的遗产。于是他们便形成了一个图腾制的兄弟团体，其中所有的成员都具有平等的权力，他们被图腾戒律联合在一起，这些戒律是用来保存和赎回对谋杀者的记忆的。但是，人们对已有东西的不满足仍然存在，这种不满足变成了促使新的发展的根源。在这个兄弟团体中联合起来的人们逐渐开始在新的水平上恢复事物以往的状态，男性再次成为家庭的主宰，打破了以前在无父亲时期中建立起来的母性特权。他在这时可能以承认毋神来补偿这一点，这些母神的祭司都是被阉割过的，这是仿效原始部落的父亲的榜样。然而这个新家庭只是旧家庭的影子，它有许许多多的父亲，每一个父亲都被另外的父亲的权力限制着。
在那个时候，或许有某个个人，由于某种迫切的要求而使自己脱离了这个集体，接替了父亲的位置。做这种事的人是最初的史诗诗人。这种成就都是在他的想象中取得的。这位诗人根据他的需要用谎言来掩盖真理。他创造了英雄神话，这位英雄独自杀死了他的父亲，而这位父亲在神话中依然是一个图腾怪兽。正如父亲曾是男孩的第一个典范那样，诗人现在也在那个一心要占据父亲地位的英雄身上创造了第一个自我典范。变成英雄的人大多是最小的儿子，他是母亲的宠儿，受到母亲的保护而免道父亲的嫉妒。在原始部落时代，他也曾是父亲的继承人。在史前时期虚妄的诗歌想象中，曾经是战利品和谋杀的诱惑的女人，也许会成为犯罪的积极引诱者和教唆者。
这种英雄声称，他是独自完成那个须由整个部落才敢去完成的业绩的。不过，兰克已经观察到，在童话故事中保留下了那个被否认的事实的清楚痕迹。因为我们经常在童话中发现，那个必须去完成某项艰难任务的英雄(一般都是幼子，他经常在父亲的替身面前表现得很蠢笨，也就是说，表现得没有伤害之心)经常是在一群小动物如蜜蜂或蚂蚁的帮助下才能完成他的任务的。这些小动物就是指原始部落的弟兄们，正如梦中以同样方式出现的象征性昆虫或害虫是代表兄弟和姐妹那样(如在蔑视的意义上，它们被看作是婴儿的象征)。而且，在神话和童话中每一件这样的任务，都可以容易地被看作是这种英雄业绩的替代。
因而，神话是个人从集体心理中显露出来的手段。最初的神话必定是心理上的神话，即英雄神话。而解释性的自然神话则是到了很久以后才出现的。但是，(正如兰克进一步观察到的)采取这种手段并以此使自己在想象中摆脱集体的那位诗人却能够找到回到现实的集体中去的道路。因为他以他所创造的英雄业绩返回到集体中去并将它同该集体相联系。其实，这个英雄不是别人正是他自己。这样一来，他使自己降低到现实的水平，而把他的听众提高到想象的水平。不过他的听众理解他，因为他们具有同样的羡慕原始父亲的关系，他们能使自己以这位英雄自居。3
英雄神话的迷信发展到极点便是将英雄神圣化。这种被神圣化的英雄可能要早于父神，并且可能是返回到承认作为神的原始父亲的先驱。因此，从次序上说，神的系列是这样的：母神——英雄——父神。不过只是因为拾高了那个永远无法忘怀的原始父亲的形象，这种神才取得了我们今天还能从他身上看见的那些特征。4
(三)在正文中我们大量地谈到了直接的性本能和其目的受到抑制的性本能问题，我们希望这种区别不会遇到过多的反对意见。然而，如果对这个问题再作进一步详细的讨论，即使只是重复许多以前曾经说过的东西，那也不算是不合适的。
儿童的力比多发展已经给了我们第一个、也是最好的表明那种其目的受到抑制的性本能的例子。儿童对他的父母和照看他的人的所有感情都很容易转变成一种愿望，它表明了儿童的性冲动。儿童从他所爱的对象身上要求仙所知道的一切爱的记号，他要求吻他们、抚爱他们、凝视他们。他声称要与母亲或保姆结婚——且不管他对结婚是怎样理解的。他还要把他的父亲当作婴儿，如此等等。直接的观察以及后来对童年记忆残余所作的分析研究表明，在儿童身上，毫无疑问，亲切的和嫉妒的感情完全溶合在一起，性的各种意向也完全溶合在一起。这种研究还表明，儿童是运用怎样的一种基本方式将他所爱的人变成他的那种所有还未适当聚集起来的性趋向的对象。5
这种儿童爱情的最初形态，在典型的场合便是采取奥狄帕斯情结的形式。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它从潜伏期的初期开始，就被一种压抑波控制着，那些遗留下来的东西表明其本身是一种纯粹充满柔情的情感联系，它虽然还与同样的人相关，但不再被看作是”性”的联系。解释心理生活的深层部分的精神分析理论毫不困难地指出，儿童最早期的性联系依然存在，只是被压抑着的和无意识的。精神分析使我们有勇气来断定，无论在哪儿遇见的那种充满柔情的感情，都是与有关人或他的原型(或无意识意向)的完全“感性”的对象性联系的继承者。如果不进行特别的研究，我们无法知道在一个给定的情况下，这种先前具有的完全的性趋向是依然被压抑地存在着，还是早已被消耗掉了。更确切地说，可以肯定，这种趋向依然作为一种形式和可能性存在着，而且始终能被集中起来，通过退行的方式重新活动起来。唯一的问题只是(这并非总是能够回答的)，它在目前还具有多大程度的精神能量和活动力。在这方面，同样也要注意避免两种错误根源——斯基拉(Scylla)低估了被压抑的无意识的重要性，而查端迪斯(Charybdis)则完全以一种病理学的标准来判断正常人。
那种不研究或不能研究被压抑的东西的深层部分的心理学把充满柔情的情感联系始终看作是无性目的冲动的表现，即使它承认这种情感联系是由有性目的的冲动产生的。6
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它们已经从这些性目的上被转移了，尽管对这种目的转移现象要作出合乎元心理学要求的说明还存在着困难。再说，那些其目的受到抑制的本能还始终保留着原来的一些目的，甚至连—名虔诚的信徒，一个朋友或一位崇拜者，也向往着从肉体上亲近和窥视他目前只能在“保罗”式意义上爱着的人。如果我们愿意的话，可以把这种目的转移看作是性本能的升华作用的开始。或者在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将升华作用的界线划得更远一些。这些其目的受到抑制的性本能比那些其目的不受抑制的性本能在功能上有更大的优点，因为它们无法真正地完全得到满足，所以尤其适合于建立永久性的联系。而那些直接的性本能却随着每次得到满足后招致能量丧失，必须等到性的力比多的新积累而得到更新。结果在此期间，对象有可能已被改变了。这种受抑制的本能与未受抑制的本能可以进行各种程度的混合。前者可以变回到后者，就象它们从后者中产生出来那样。众所周知，在一位导师和一个学生之间，在一名演员和一个着迷的听众之间，出于欣赏和崇拜的原因，友情的情感联系多么容易发展成爱的愿望，这种事尤其容易发生在妇女身上。(参阅莫里哀的“为了对希腊的爱，请吻我”)。7其实，这种最初是毫无目的的情感联系的发展提供了通向性对象选择的一条很频繁地被采取的途径。普菲斯特尔(Hister)在他波《青岑德尔夫伯爵的虔诚》(1910年)中已经列举了一个十分清楚而且肯定不是孤立的例子，即甚至一种狂热的宗教联系也会轻而易举地重新激起强烈的性兴奋。另一方面，本身短命的直接的性冲动也经常会转变成一种持久的和纯柔情的联系，那种充满了炽烈爱情的婚姻能否巩固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一过程。
当我们听说下述事实时，自然不会感到奇怪：那些其目的受到抑制的性冲动是在当内在的或外在的障碍阻止了性目的实现时从那些直接的性冲动中产生出来的。在潜伏期中存在的压抑就是这样一种内在的障碍，或确切地说，就成为这样一种内在的障碍。我们已经指出，原始部落的父亲因为性掘狭而迫使他所有的儿子奉行禁欲，从而使他们进入其目的受抑制的联系之中。而他却为自己保留了性享受的自由，并通过这种方式不受任何联系约束。一个集体依赖的所有这些联系都具有其目的受到抑制的本能的特征。不过这里我们讨论的是一个新课题，即关于直接的性本能和集体形成之间的关系的课题。
(四)最后两点评论特使我们看到，直接的性冲动对于集体的形成来说是不利的。在家庭发展史中，事实上也曾存在过集体的性爱关系(群婚)，不过，随着性爱对自我变得愈重要，爱的特征也就愈发展，它也就愈要求被限制在两个人之中一“一对一”——正如生殖目的的本性所规定的。多配偶的倾向只得在对象的不断变换中得到满足。
两个人为了性的满足而聚在一起，就他们寻求幽静而言，他们的行为是对群居本能，即集体感情的一种反叛。他们爱得愈深，相互得到的满足就愈彻底。他们对集体影响的拒绝通过羞耻感的形式表现出来。为了使性对象的选择不受某种集体联系的于预，便产生了最强烈的嫉妒情感。只有当爱的关系上的深情的、个人的因素完全被性感的因素历取代时，才会发生那种两个人在大庭广众之下作性举动的事情，才会发生一个集体中的人们同时进行性行为的事情，正如一场放荡的丑举中所出现的那种情况。然而这时已经退行到了性关系的早期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根本谈不上有什么爱，所有的性对象在人们眼中具有同等的价值。萧伯纳有过一句恶意的格言，爱情就是过分地夸大两个女人之间的差别。
有大量迹象表明，爱情只是男女之间的性关系中后来出现的现象，因此性爱和集体联系之间的对立也是后来发展起来的。这一点看来好象与我们关于原始家庭的神话假设不相符合，因为那些原始部落的弟兄们归根到底是为了对他们的母亲和姐妹的爱，才象我们假定的那样，去犯猫父罪。很难想象这种爱不是一种末分化的、原始的爱情，即情感与性感紧密结合的爱。不过，加进一步考虑，我们便会发现，以上那种反对意见会变成证实我们的理论的观点。猫父现象的一个后果是因腾异族婚姻制度——禁止与本家族中那些儿时热恋的女性发生性关系。这样一来，在一个男子的情感和性感的感情之间就形成了一条不可愈越的鸿沟。直到今天，人们在爱情生活中仍然坚持这种区别。8因为实行了这种异族婚姻制，男子的性感要求只得从陌生的、他不爱的女子那里获得满足。
在庞大的人为构成的集体中，如教会和军队中，不存在把妇女作为性对象的可能性。男女之间爱的关系不存在于这些组织中。即使在那些男女共同构成的组织中，性别问题也不起什么作用。倘若要问及使集体集合起来的力比多的性质是同性的还是异性的，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它并不是根据性别来区分的，尤其是它根本忽视力比多性心理发展的目的。
即使在其他方面都沉顶于一个集体的人，直接的性冲动也还是使他个人的活动力得到了一点保留。假如这些冲动变得过于强烈，便会瓦解每一种集体形式。基督教会虽然拥有最佳的动力来劝阻它的信徒们不结婚，使他们保持独身，然而堕入情网甚至也会伎教士脱离教会。同样地，对女人的爱会打破种族的集体联系，民族区域的集体联系，社会阶级体制的集体联系，因此它作为一种文明的因素会产生出重要的结果。看来可以肯定，同性爱与集体联系是非常相符合的，甚至当它采取了不受抑制的性冲动的形式时，也是如此——这是一个显著的事实，要说明它会使我们离题太远。
对精神性神经症的精神分析结果告诉我们，它们的症状可以说是产生于被压抑的但仍然在活动的直接的性冲动。要使这一论点更完善，我们补充说，这些症状产生于“其目的受到抑制的冲动，不过这种抑制作用并没有完全成功，或者说为重新变成被压抑的性目的留下了余地。”正因为如此，神经症会使人变相孤独，脱离通常的集体形式。也许可以这样说，神经症会象爱情一样对集体产生瓦解作用，而在集体形式得到强有力巩固的地方，神经症症状就可能消失，无论如何也会暂时消失。人们已经采取了不少合理的方法将神经症和集体形式之间的这种对立运用到治疗方面，即使那些对宗教性错觉从如今的文明世界中消失这一现象不表遗憾的人也承认，只要这些幻觉还有作用，它们就能使那些受其束缚的人最有力地对抗神经症的危险。9不难发现，所有将人们联结成神秘宗教或哲学宗教团体的联系都是各种神经症非正式的治疗方式。所有这些都与直接的性冲动和其目的受抑制的冲动之间的差别有关。
一个神经症患者如果一人独处的话，就会被迫用他自己的症状形式来代替那个把他排除出来的庞大的集体形式。他为他自己创造了一个想象的世界，创造了他自己的宗教，创造了他自己的妄想系统，因而以一种歪曲的形式重建人际各种机构，这显然是直接的性冲动发挥优势作用的明证。10
(五)最后，我们将从力比多理论，从我们刚才讨论过的那些状态即爱情、催眠、集体形式、神经症等状态出发，补充一个比较性的评价。
爱情是建筑在直接的性冲动和其目的受抑制的性冲动同时存在的基础之上的，而对象则将主体的一部分自恋性自我力比多引向它自身。这是一个只能容纳自我和对象的情况。
催眠也象爱情那样只限于这样两个人，不过它完全建立在其目的受到抑制的性冲动之上的，并且它将对象置于自我典范的地位。
集体，使这个过程更复杂化了，从那些形成集体的本能来看，集体与催眠是一致的，而且它也是以对象来代替自我典范。然而它另外还包括与其他个人的自居作用，而这种自居作用或许只因为这些人与这个对象有着同样的关系才可能形成。
催眠和集体形式这两种状态都是人类力比多的种系发生中遗传下来的东西。催眠采取的是先天存在的倾向形式。集体除此以外还采取直接幸存下来的形式。直接的性冲动被其目的受抑制的冲动所取代，便在这两种情况下促进了自我与自我典范的分离，这种状况在爱情的状态中早已开始。
神经症，位于这个系列之外。它也是基于人类力比多发展的一种特性之上的——由直接的性功能产生的两次重复的开端，其中还夹有一个潜伏朗①。在这一点上讲，它与催眠和集体形式一样都具有一种倒退的特征，而这种倒退的特征在爱情状态中却是不存在的。它通常发生在直接的性冲动向其目的受抑制的冲动转化而末完全成功的时刻。它代表着一种冲突，即一部分经过这种发展而被自我所接纳的本能与另一部分来自被压抑的无意识的——象其他那些完全被压抑的本能冲动那样——力图获得直接满足的本能之间的冲突。神经症在内容上格外复杂，它们包括了自我和对象之间所有可能存在的关系——既包括对象被保留下来的那种关系，也包括对象被抛弃或在自我自身内部建立起来的那种关系——还包括自我和它的自我典范之问的冲突关系。
在以上所作的得出了一个暂时性结论的探讨过程中，我们曾遇到许多支路，起先我们都是避开它们的。然而它们中有许多都会为我们提供有希望的线索。现在，我们打算讨论一些曾因此而被搁置在一边的观点。
(一)在自我以对象自居和用对象来取代自我典范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从我们一开始研究的那两种人为的大集体形式即军队和基督教会中可以找到非常有趣的说明。
显然，当一个士兵以他同等的人自居，并从他们的自我共同体中推论出友谊所包含的那种相互帮助和分享财产的义务时，他事实上是在把他的上级，即这支军队的领袖作为自我典范。但是一当他企图以将军自居时，他就变得十分可笑。在《华伦期坦斯的军营》中，士兵们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而嘲笑那个军营的：
瞧他咳嗽的样，
瞧他吐唾沫的样，
亏他学得那样象！①
在基督教教会中就不是如此，每一个基督教徒爱戴基督，把基督作为自我典范，感到自居作用的联系将自己与其他基督教徒联系在一起。然而教会对教徒的要求更高：他也必须使自己以基督自居，象基督一样去爱所有其他的基督徒。因此，教会在两方面都要求由集体形式规定的力比多位置得到补充：在已发生对象选择的地方应补充自居作用；在自居作用发生的地方应补充对象爱。这种补充明显地超出了集体的构造。一个人可以是一个优秀的基督教徒，然而却根本想不到将自己置于基督的地位，象基督那样对整个人类怀有博爱。因为一个人是一个屏弱的凡人，所以不必要求自己能有救世主那样博大的灵魂和强烈的爱。不过，在这个集体中力比多分配的进一步发展，也许就是基督教声称已达到一个较高级伦理水平所依据的因素。
(二)我们曾经说过，在人类心理发展中由该集体的个别成员所达到的从集体心理向个体心理的转折点可以被仔细分析一下。2
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必须暂时回到有关原始部落父亲的科学神话上去。这个父亲后来被推祟为世界的创造者，这也是完全公正的，因为所有构成第一个集体的儿子们都是他生出来的。他是每一个儿子的典范，既是被惧伯的典范，又是受尊敬的典范。这个事实后来导致禁忌观念的产生。这许许多多的个人结果却联合起来，杀死了这个父亲，把他碎尸万段。可是，这个集体中没有一个人能取代他的位置，否则的话，要是有一个人敢于这样做，侄会发生新的战争，直到他们懂得，他们都必须放弃其父亲的遗产。于是他们便形成了一个图腾制的兄弟团体，其中所有的成员都具有平等的权力，他们被图腾戒律联合在一起，这些戒律是用来保存和赎回对谋杀者的记忆的。但是，人们对已有东西的不满足仍然存在，这种不满足变成了促使新的发展的根源。在这个兄弟团体中联合起来的人们逐渐开始在新的水平上恢复事物以往的状态，男性再次成为家庭的主宰，打破了以前在无父亲时期中建立起来的母性特权。他在这时可能以承认毋神来补偿这一点，这些母神的祭司都是被阉割过的，这是仿效原始部落的父亲的榜样。然而这个新家庭只是旧家庭的影子，它有许许多多的父亲，每一个父亲都被另外的父亲的权力限制着。
在那个时候，或许有某个个人，由于某种迫切的要求而使自己脱离了这个集体，接替了父亲的位置。做这种事的人是最初的史诗诗人。这种成就都是在他的想象中取得的。这位诗人根据他的需要用谎言来掩盖真理。他创造了英雄神话，这位英雄独自杀死了他的父亲，而这位父亲在神话中依然是一个图腾怪兽。正如父亲曾是男孩的第一个典范那样，诗人现在也在那个一心要占据父亲地位的英雄身上创造了第一个自我典范。变成英雄的人大多是最小的儿子，他是母亲的宠儿，受到母亲的保护而免道父亲的嫉妒。在原始部落时代，他也曾是父亲的继承人。在史前时期虚妄的诗歌想象中，曾经是战利品和谋杀的诱惑的女人，也许会成为犯罪的积极引诱者和教唆者。
这种英雄声称，他是独自完成那个须由整个部落才敢去完成的业绩的。不过，兰克已经观察到，在童话故事中保留下了那个被否认的事实的清楚痕迹。因为我们经常在童话中发现，那个必须去完成某项艰难任务的英雄(一般都是幼子，他经常在父亲的替身面前表现得很蠢笨，也就是说，表现得没有伤害之心)经常是在一群小动物如蜜蜂或蚂蚁的帮助下才能完成他的任务的。这些小动物就是指原始部落的弟兄们，正如梦中以同样方式出现的象征性昆虫或害虫是代表兄弟和姐妹那样(如在蔑视的意义上，它们被看作是婴儿的象征)。而且，在神话和童话中每一件这样的任务，都可以容易地被看作是这种英雄业绩的替代。
因而，神话是个人从集体心理中显露出来的手段。最初的神话必定是心理上的神话，即英雄神话。而解释性的自然神话则是到了很久以后才出现的。但是，(正如兰克进一步观察到的)采取这种手段并以此使自己在想象中摆脱集体的那位诗人却能够找到回到现实的集体中去的道路。因为他以他所创造的英雄业绩返回到集体中去并将它同该集体相联系。其实，这个英雄不是别人正是他自己。这样一来，他使自己降低到现实的水平，而把他的听众提高到想象的水平。不过他的听众理解他，因为他们具有同样的羡慕原始父亲的关系，他们能使自己以这位英雄自居。3
英雄神话的迷信发展到极点便是将英雄神圣化。这种被神圣化的英雄可能要早于父神，并且可能是返回到承认作为神的原始父亲的先驱。因此，从次序上说，神的系列是这样的：母神——英雄——父神。不过只是因为拾高了那个永远无法忘怀的原始父亲的形象，这种神才取得了我们今天还能从他身上看见的那些特征。4
(三)在正文中我们大量地谈到了直接的性本能和其目的受到抑制的性本能问题，我们希望这种区别不会遇到过多的反对意见。然而，如果对这个问题再作进一步详细的讨论，即使只是重复许多以前曾经说过的东西，那也不算是不合适的。
儿童的力比多发展已经给了我们第一个、也是最好的表明那种其目的受到抑制的性本能的例子。儿童对他的父母和照看他的人的所有感情都很容易转变成一种愿望，它表明了儿童的性冲动。儿童从他所爱的对象身上要求仙所知道的一切爱的记号，他要求吻他们、抚爱他们、凝视他们。他声称要与母亲或保姆结婚——且不管他对结婚是怎样理解的。他还要把他的父亲当作婴儿，如此等等。直接的观察以及后来对童年记忆残余所作的分析研究表明，在儿童身上，毫无疑问，亲切的和嫉妒的感情完全溶合在一起，性的各种意向也完全溶合在一起。这种研究还表明，儿童是运用怎样的一种基本方式将他所爱的人变成他的那种所有还未适当聚集起来的性趋向的对象。5
这种儿童爱情的最初形态，在典型的场合便是采取奥狄帕斯情结的形式。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它从潜伏期的初期开始，就被一种压抑波控制着，那些遗留下来的东西表明其本身是一种纯粹充满柔情的情感联系，它虽然还与同样的人相关，但不再被看作是”性”的联系。解释心理生活的深层部分的精神分析理论毫不困难地指出，儿童最早期的性联系依然存在，只是被压抑着的和无意识的。精神分析使我们有勇气来断定，无论在哪儿遇见的那种充满柔情的感情，都是与有关人或他的原型(或无意识意向)的完全“感性”的对象性联系的继承者。如果不进行特别的研究，我们无法知道在一个给定的情况下，这种先前具有的完全的性趋向是依然被压抑地存在着，还是早已被消耗掉了。更确切地说，可以肯定，这种趋向依然作为一种形式和可能性存在着，而且始终能被集中起来，通过退行的方式重新活动起来。唯一的问题只是(这并非总是能够回答的)，它在目前还具有多大程度的精神能量和活动力。在这方面，同样也要注意避免两种错误根源——斯基拉(Scylla)低估了被压抑的无意识的重要性，而查端迪斯(Charybdis)则完全以一种病理学的标准来判断正常人。
那种不研究或不能研究被压抑的东西的深层部分的心理学把充满柔情的情感联系始终看作是无性目的冲动的表现，即使它承认这种情感联系是由有性目的的冲动产生的。6
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它们已经从这些性目的上被转移了，尽管对这种目的转移现象要作出合乎元心理学要求的说明还存在着困难。再说，那些其目的受到抑制的本能还始终保留着原来的一些目的，甚至连—名虔诚的信徒，一个朋友或一位崇拜者，也向往着从肉体上亲近和窥视他目前只能在“保罗”式意义上爱着的人。如果我们愿意的话，可以把这种目的转移看作是性本能的升华作用的开始。或者在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将升华作用的界线划得更远一些。这些其目的受到抑制的性本能比那些其目的不受抑制的性本能在功能上有更大的优点，因为它们无法真正地完全得到满足，所以尤其适合于建立永久性的联系。而那些直接的性本能却随着每次得到满足后招致能量丧失，必须等到性的力比多的新积累而得到更新。结果在此期间，对象有可能已被改变了。这种受抑制的本能与未受抑制的本能可以进行各种程度的混合。前者可以变回到后者，就象它们从后者中产生出来那样。众所周知，在一位导师和一个学生之间，在一名演员和一个着迷的听众之间，出于欣赏和崇拜的原因，友情的情感联系多么容易发展成爱的愿望，这种事尤其容易发生在妇女身上。(参阅莫里哀的“为了对希腊的爱，请吻我”)。7其实，这种最初是毫无目的的情感联系的发展提供了通向性对象选择的一条很频繁地被采取的途径。普菲斯特尔(Hister)在他波《青岑德尔夫伯爵的虔诚》(1910年)中已经列举了一个十分清楚而且肯定不是孤立的例子，即甚至一种狂热的宗教联系也会轻而易举地重新激起强烈的性兴奋。另一方面，本身短命的直接的性冲动也经常会转变成一种持久的和纯柔情的联系，那种充满了炽烈爱情的婚姻能否巩固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一过程。
当我们听说下述事实时，自然不会感到奇怪：那些其目的受到抑制的性冲动是在当内在的或外在的障碍阻止了性目的实现时从那些直接的性冲动中产生出来的。在潜伏期中存在的压抑就是这样一种内在的障碍，或确切地说，就成为这样一种内在的障碍。我们已经指出，原始部落的父亲因为性掘狭而迫使他所有的儿子奉行禁欲，从而使他们进入其目的受抑制的联系之中。而他却为自己保留了性享受的自由，并通过这种方式不受任何联系约束。一个集体依赖的所有这些联系都具有其目的受到抑制的本能的特征。不过这里我们讨论的是一个新课题，即关于直接的性本能和集体形成之间的关系的课题。
(四)最后两点评论特使我们看到，直接的性冲动对于集体的形成来说是不利的。在家庭发展史中，事实上也曾存在过集体的性爱关系(群婚)，不过，随着性爱对自我变得愈重要，爱的特征也就愈发展，它也就愈要求被限制在两个人之中一“一对一”——正如生殖目的的本性所规定的。多配偶的倾向只得在对象的不断变换中得到满足。
两个人为了性的满足而聚在一起，就他们寻求幽静而言，他们的行为是对群居本能，即集体感情的一种反叛。他们爱得愈深，相互得到的满足就愈彻底。他们对集体影响的拒绝通过羞耻感的形式表现出来。为了使性对象的选择不受某种集体联系的于预，便产生了最强烈的嫉妒情感。只有当爱的关系上的深情的、个人的因素完全被性感的因素历取代时，才会发生那种两个人在大庭广众之下作性举动的事情，才会发生一个集体中的人们同时进行性行为的事情，正如一场放荡的丑举中所出现的那种情况。然而这时已经退行到了性关系的早期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根本谈不上有什么爱，所有的性对象在人们眼中具有同等的价值。萧伯纳有过一句恶意的格言，爱情就是过分地夸大两个女人之间的差别。
有大量迹象表明，爱情只是男女之间的性关系中后来出现的现象，因此性爱和集体联系之间的对立也是后来发展起来的。这一点看来好象与我们关于原始家庭的神话假设不相符合，因为那些原始部落的弟兄们归根到底是为了对他们的母亲和姐妹的爱，才象我们假定的那样，去犯猫父罪。很难想象这种爱不是一种末分化的、原始的爱情，即情感与性感紧密结合的爱。不过，加进一步考虑，我们便会发现，以上那种反对意见会变成证实我们的理论的观点。猫父现象的一个后果是因腾异族婚姻制度——禁止与本家族中那些儿时热恋的女性发生性关系。这样一来，在一个男子的情感和性感的感情之间就形成了一条不可愈越的鸿沟。直到今天，人们在爱情生活中仍然坚持这种区别。8因为实行了这种异族婚姻制，男子的性感要求只得从陌生的、他不爱的女子那里获得满足。
在庞大的人为构成的集体中，如教会和军队中，不存在把妇女作为性对象的可能性。男女之间爱的关系不存在于这些组织中。即使在那些男女共同构成的组织中，性别问题也不起什么作用。倘若要问及使集体集合起来的力比多的性质是同性的还是异性的，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它并不是根据性别来区分的，尤其是它根本忽视力比多性心理发展的目的。
即使在其他方面都沉顶于一个集体的人，直接的性冲动也还是使他个人的活动力得到了一点保留。假如这些冲动变得过于强烈，便会瓦解每一种集体形式。基督教会虽然拥有最佳的动力来劝阻它的信徒们不结婚，使他们保持独身，然而堕入情网甚至也会伎教士脱离教会。同样地，对女人的爱会打破种族的集体联系，民族区域的集体联系，社会阶级体制的集体联系，因此它作为一种文明的因素会产生出重要的结果。看来可以肯定，同性爱与集体联系是非常相符合的，甚至当它采取了不受抑制的性冲动的形式时，也是如此——这是一个显著的事实，要说明它会使我们离题太远。
对精神性神经症的精神分析结果告诉我们，它们的症状可以说是产生于被压抑的但仍然在活动的直接的性冲动。要使这一论点更完善，我们补充说，这些症状产生于“其目的受到抑制的冲动，不过这种抑制作用并没有完全成功，或者说为重新变成被压抑的性目的留下了余地。”正因为如此，神经症会使人变相孤独，脱离通常的集体形式。也许可以这样说，神经症会象爱情一样对集体产生瓦解作用，而在集体形式得到强有力巩固的地方，神经症症状就可能消失，无论如何也会暂时消失。人们已经采取了不少合理的方法将神经症和集体形式之间的这种对立运用到治疗方面，即使那些对宗教性错觉从如今的文明世界中消失这一现象不表遗憾的人也承认，只要这些幻觉还有作用，它们就能使那些受其束缚的人最有力地对抗神经症的危险。9不难发现，所有将人们联结成神秘宗教或哲学宗教团体的联系都是各种神经症非正式的治疗方式。所有这些都与直接的性冲动和其目的受抑制的冲动之间的差别有关。
一个神经症患者如果一人独处的话，就会被迫用他自己的症状形式来代替那个把他排除出来的庞大的集体形式。他为他自己创造了一个想象的世界，创造了他自己的宗教，创造了他自己的妄想系统，因而以一种歪曲的形式重建人际各种机构，这显然是直接的性冲动发挥优势作用的明证。10
(五)最后，我们将从力比多理论，从我们刚才讨论过的那些状态即爱情、催眠、集体形式、神经症等状态出发，补充一个比较性的评价。
爱情是建筑在直接的性冲动和其目的受抑制的性冲动同时存在的基础之上的，而对象则将主体的一部分自恋性自我力比多引向它自身。这是一个只能容纳自我和对象的情况。
催眠也象爱情那样只限于这样两个人，不过它完全建立在其目的受到抑制的性冲动之上的，并且它将对象置于自我典范的地位。
集体，使这个过程更复杂化了，从那些形成集体的本能来看，集体与催眠是一致的，而且它也是以对象来代替自我典范。然而它另外还包括与其他个人的自居作用，而这种自居作用或许只因为这些人与这个对象有着同样的关系才可能形成。
催眠和集体形式这两种状态都是人类力比多的种系发生中遗传下来的东西。催眠采取的是先天存在的倾向形式。集体除此以外还采取直接幸存下来的形式。直接的性冲动被其目的受抑制的冲动所取代，便在这两种情况下促进了自我与自我典范的分离，这种状况在爱情的状态中早已开始。
神经症，位于这个系列之外。它也是基于人类力比多发展的一种特性之上的——由直接的性功能产生的两次重复的开端，其中还夹有一个潜伏朗①。在这一点上讲，它与催眠和集体形式一样都具有一种倒退的特征，而这种倒退的特征在爱情状态中却是不存在的。它通常发生在直接的性冲动向其目的受抑制的冲动转化而末完全成功的时刻。它代表着一种冲突，即一部分经过这种发展而被自我所接纳的本能与另一部分来自被压抑的无意识的——象其他那些完全被压抑的本能冲动那样——力图获得直接满足的本能之间的冲突。神经症在内容上格外复杂，它们包括了自我和对象之间所有可能存在的关系——既包括对象被保留下来的那种关系，也包括对象被抛弃或在自我自身内部建立起来的那种关系——还包括自我和它的自我典范之问的冲突关系。
1 席勒剧本第六幕。
2 有关这个转折点的其他思想是在与奥托.兰克(Otto Bank＞交换意见的影响下写的，[1923年补充说：请参阅兰克1922年的著作。[这段话可与《图腾与禁忌》第4篇，第5、6、7节联系起来考虑。参阅《标准版全集》第13卷策140页以后。
3 参阅汉斯，萨克斯[Hanns Sachs)1920年的著作。
4 在这个简短的论述中，我不想援引存在于传说、神话、童话以及风格史等等中的材料，来支持我的论点。
5 参阅我的《性欲理论三讲》(190l年d) [《标准版全集》第7卷第199页
6 憎恶的感情在构成上无疑更为复杂一些。[但是在第一版中，这个脚注是这样说的：“在构成上更为复杂一些的憎恶感情在这条规则上也不例外。”
7 什么，您也会说希腊语！噢，对不起，求求您，为了对希脂的爱，请吻我。
8 参阅弗格伊德(1912年d)．
9 [参阅弗洛伊德著作(1910年d)第2节节首。
10 参阅《团腾与禁忌》策2路论文简首[《标准版全集》第13卷第73—74
页]。
11 参阅我的《性欲理论三讲》(1905年d)[《标准版全集》第7卷第23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