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力场中的对抗点:启动人的发展完成式
作者: 夏林清 / 4422次阅读 时间: 2010年6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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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华心理学研究的切磋与交流:第四届华人心理学家学术研讨会暨第六届华人心理与行为科技学士研讨会

社会力场中的对抗点~启动人的发展完成式
 
 
辅仁大学心理系
夏林清教授
2003年11月9日

 “当穷人受苦时,当他们的的温柔与生命
已耗损怠尽时,你做了什么?
我甜蜜国家的去政治性的心理学者
你将无能回答。

沉默的秃鹰,吞食你的勇气
你的悲惨,啄食着你的灵魂
然后,你将在羞愧中沉默!”


1.前言~去政治性的心理学工作者
 
「 心理学知识与方法」和「人与社会的发展」是在怎样的关系中,发生着怎样的作用?心理学工作者响应这一个问题的社会位置与发展答案之方法路径的多元面貌,绝对是丰富心理学知识范畴与激荡心理教育专业社群发展的必要条件。如果我们进而探究心理学在任一特定国家中的发展对该社会的影响力量,就会进入视心理学知识与社群代表了怎样的特定社会利益,而这些同或异的社会力量(social forces)又是怎样的社会权力(social power)的工具或作用力量;这也就是拉丁美洲心理学者Martin-Baro[1]所谓的心理学的政治面向(the political dimension of psychology)(Martin-Baro,1994:47)。
50年代台湾出生的我,年轻时就有意识地对付着自己的政治恐惧症,努力地、不顺理成章地在台湾历史断裂与政治压制的环境中,变成一名去政治性的心理教育工作者;我对政治与历史的觉察意识与我在心理教育领域中的实践工
作是相应联系的(夏林清.民91)。
 
由1986 年迄今,我以心理教育工作者的身份投入在草根教育与运动的方案中。在社会活动的脉络中,创造条件与发展方法以利弱势族群的学习与发展就是我的心理学生涯的全部。在这些年中,我陆续记录了系列社会事件的案例(夏林清,民82),在这篇文章中,我先总结地呈现三组描述分析的概念工具,接着再提出Fred Newman 与Lois Holzman 社会治疗理论与方法给我的一个重要启示。
 
2. 实践取向研究的概念工具与介入方法
 
1988年左右[2],我为了描述分析与记录解严前后激烈的劳资冲突事件及在台湾自主工运脉络中,工人、工会与组织者(运动者)的学习与发展,就在一个接着一个的案例事件的研究工作中厘清与确认了实践取向的研究典范[3](夏林清,82)。由1992年开始又因协助中、小教师得以肯定其教育实践的尊严与力量,开始持续在台湾教育与社工等助人专业领域中推展着行动研究方法。在这一节中,回顾前15年所完成之研究报告,我曾使用与赖以描述分析现象变化的概念工具约略可总结为下列三组。
 
(1)行动者及其行动策略
 
行动者(或策略行动者/Strategetic Actor)与行动策略(action strategy)是我在1986~1991年间用来描述个别工人与工人群体的主要概念工具。P.Marris 失落与改变的理论和A.Giddens 的行动自我与体制化实践者之关系的理论,是我一开始思索台湾解严前后社会冲突事件中当代成年人参与社会变革历程时,所参看的理论空间,而D.A.Scho"n与C.Argyris所建立的实践认识论与行动科学则是我视个别与群体工人为主动行动者且得以与他们建立协同关系的操作方法与逻辑。以实践取向研究而言,实践者即研究者,而且是致力于对抗宰制,发展自主组织以推动社会变革之「热情研究者」(Benson,1983,夏林清.82),因此,他的操作(即介入方法)逻辑绝非只是达成预设目标的工具化策略,反而是其社会实践的核心构成要素;而实践的方法与路径和目标的关系则是一种辩证相关的整体关系。对这一点的认识支持着我以简单的概念(主动行动者)与尊重行动主体的介入方法(行动策略及其人际行为世界的建构历程)介入复杂动态的社会冲突现场,且坚持以当事人的自主学习、生命选择及行动历程为关怀与考察的重点。
 
(2)活化的社会关系脉络与社会探究学习历程
 
1988与1989我参与到中国时报工会成立抗争与远东化纤工会罢工事件中,并分别完成二篇调查报告(台湾社会研究季刊,1990年10月与1992年11月),为了要描述与了解个体与群体在动态变化着的社会事件与冲突过程中的参与及学习,藉由苏联心理学者以「社会关系的脉络」做为考察心理活动经验范畴的启示,我开始用「活化社会关系的行动脉络」与「社会探究历程」的二个概念来理解行动者是如何在一动态变化着的社会关系脉络中,对其自身经验进行着反映思考的。在1989年远东化纤罢工事件的研究中,这个概念协助我进行了调查了解:(夏林清,民82.P )

“使用「活化社会关系行动脉络」一词,我想指涉的是抗争历程中,随着事件发展,工人、管理阶层、工会以及来自其它社会群体等参与到抗争过程中的行动者,共同建构了一个动态的社会关系网络,此一动态的社会关系网络是个别与集体行动者所赖以知觉及行动的脉络。因此,如果说工会抗争创造了一个社会实践的场域,那么,所有参与到此一抗争事件中的个人及集体之间便存在了承载着台湾政治权力与经济资源分配的社会关系脉络;在抗争的案例中,我们看到随着抗争事件的发展,原本并未对个别工人具有特殊意义,甚至并未被意识到的社会角色的作用,及社会关系的性质,在抗争参与过程中进入到这一群工人的意识之中,并推动了他们在过程中进一步的参与行动。换言之,罢工过程中,各个社会角色之间的动态社会关系对参与罢工行动的工人发挥了中介的作用,工人初始的参与动机及行动的意义在此一社会关系的行动脉络中转变了。因此,当我们企图对工人集体抗争行动进行考察时,社会关系的行动脉络是可以由行动者的行动数据中被观察到的,而它同时是个别行动者自我转化与集体行动者集体认识(感觉、想法与行动)发生的脉络。至于参与在劳资冲突事件中的个别及集体工人,则伴随着事件的发展,由社会制度的背景中走入劳资冲突现场而成为活化的社会行动者(the activating social actors)。例如在劳资对峙时,保全人员、镇暴警力、政治运动人物等的出现。这些活化社会行动者之间的互动所展现的对话性的社会关系脉络,也就是人在劳资冲突历程中知觉到自己与他人的一个行动脉络。「活化社会关系行动脉络」的概念是让我们由个别工人做为一个主动行动者的位置来捕捉到他在其行动脉络中对所处社会关系的知觉轴线。”


由行动者的主体位置来了解其感官知觉与认识历程的变化,行动者所发生的一具方向感的认识历程就是一「社会探究的学习历程」了。前面第一组概念的介入探究作用使得我能参与进入社会冲突事件中弱势者群体中,而将自己所有的文化知识的资源,在研究行动与过程中回馈整合到弱势者组织中的这种实践立场则带领了我走向对个人与群体学习发展及历程的理解中。到这个时候,哲学与社会学者的统摄性抽象描述便不再会是干扰实践逻辑的一种具有较高知识权力的呓语了。举例来说,Anel Honneth 的一小段对社会学习的陈述便是一个开放的未来完成式,留待我去接续完成:
 

「社会学习过程是指一社会内部主要进展的动力,不是来自「广大群众」的模糊图像,也不是某种匿名的行动系统,而一定是得依靠特定的社会群体不断和其它社群对话沟通的过程;而对该特定群体而言,在与其它社群对话的过程中,新的认识与社会行动能力也增加了(p.284,1991)。」


除了在1987到1992年中的工运参与外,我在教师专业自主社群的推动及基层妇女(如女工、晚晴协会及小区大学)的教育协作方案中均在一组特定社会关系的脉络中发现与辨识有益于个体与群体发展的条件及机会,并且投入在增加教育与组织工作者创造条件与改造环境能力的训练与督导的活动中。(夏林清,1999:31-162)
 
(3)社会力场中的对抗点与基进学习的空间
 
1997年「公娼抗争」的案例则启动了另一个进程(夏林清,2002)。我开始将社会活动、与社会关系脉络及行动者的社会探究历程放置到社会力场中的对抗点与激进的学习空间这二个概念之中。我在其它处已有文章较详细的描述了。这一延续四年的抗争案例及其对台湾妇运、对运动及组织工作者与对我自己的学习意义,在此不拟重复。在这里我想指出的是在方法论层次上「不同性质的了解知识」、「介入立场」、「关系发展」与「现实转化」这四者之间的关系。台北公娼抗争的运动案例不止促使台湾妇运女性主义的路线思索得以经过一次激烈的对立冲突往前发展(李雪莉,1999,王雅各布2002:7),同时也提供了一个建立在实践/社会行动认识论[4]立场上的基进教育方法与多元对话伦理关系发展的案例(龚卓军,2002:41)。

当我援用bell hooks「抵抗点」(hooks,2000:163)的概念来描述公娼抗争时,hooks所说权力网络中到处皆存在的抵抗点就不再只是一个分析概念,它已经被延伸运用成一蕴含改变理论与方法的操作概念;公娼抗争就是这样一个基进教育的实践方案示例。称其为一个实践的案例就得说明白:是在怎样的特定情境中,因着行动者的选择与介入,台北公娼自救行动就不只是一个冲突事件,而是在特定条件的创造下,发展了一个社会学习的过程。

这些案例的记录与呈现均有助于社会工作、心理、教育与都市规划领域中的实务工作者发现与肯定他们在知识生产中的位置,并拓展了学术社群中知识论与方法论的光谱。回顾15年来自己的教育实践工作,清晰的看见社会冲突事件中与社会结构性矛盾存在激荡之处是可能在有意识的教育者(或组织者)的参与作用中,发展出另类或基进学习的变革历程;而这一种介入转化的社会作用历程则是在社群组织(organizing)、教育方案与对抗或防卫等策略性行动的交织影响中展开的。任何一位参与到矛盾存在或已出现冲突现象之社会场域的行动者,若能在其介入行动之中,视活在问题处境中的他人为具有学习与改变能力的主动行动者,一方面深刻细致化自己的理解,另方面设计介入的策略推进改变的历程;那么,他便是在社会介入的行动中,推进一个认识历程的同时,创造条件与弱势者协同发展发出一个自主学习的空间。通常这一种学习空间[6]是座落在一系列社会活动的脉络之中。2002年夏天,在Fulbright Scholar Exchange Program的支持下,我带着公娼抗争及其后续的艰困工作经验到纽约,针对美国批判心理学者Fred Newman与Lois Holzman 所建立的社会治疗方法进行交流研习;Newman与Holzman对K. Marx之社会实践活动及Vygotsky心理教育方法的理解,协助我看到了自己在过去15年中已然进入却未尽明晰的一个历程。 这篇文章以“人的发展完成式”为副标题即是想表达他们所带给我的启发。

3.人在「心理学」中与社会和历史的关系
 
 
前面提及的M. Baro站在拉丁美洲惨痛的被殖民的历史命运中,表示心理学的角色是协助人们经由对他们自己社会经验的反思来了解他们的现实,因而,他选择和萨尔瓦多多数人民的生活限制与压迫共存,Baro说: 

“在中美洲的例子里,心理学者所需要的觉醒是─面对袭卷压迫人们生活的大问题(如战争、结构性不公义和国家的疏离),有所响应与回答。在中美洲,一个心理学者,不能不负起严肃的历史责任而从事心理学的工作。…
…心理学要对心理学活动在社会中的角色…形成批判的提问。因此,重要的并不是实作了那些种活动(如临床、教育、工商、小区…),而是这些活动生产了怎样的具体的历史后果?”(1996:41,45)


F. Newman所创立发展的「社会治疗」则区辨「社会」与「历史」,并将人由对“社会”的顺应转向到“历史”:

“我们谈论的是帮助人去对历史(history)因应改变他们自己,而不是只对「社会」(society)生存适应。我们区辨了社会与历史间的一个分别~社会像是在一特定时空点上之历史过程(the historical process)的一特定的组织形式(a particularly organized form),而历史则像是那个社会过程的延续。我们企图发现方法来协助人们不去顺应社会,而是协助他们在历史过程中,这样一个较广的社会连续体中,发现他们的因应位置(location) 。”(F. Newman ,1991:11)

这一段话十分抽象!对台湾长大的人而言「历史」是断裂不明、扭曲难解的,「社会」是隔离于家庭与学校温室的荆棘野地,「革命」这个词更别提是多么红里渗黑的恐惧标签(黄花冈七十二烈士与共产匪党是唯一两种与革命一词连系的意像)。然而,我却是在社会实践中治疗了自己政治恐惧症,并在一路探寻「变」的理论与方法的过程中,遇见「革命」这个词。F. Newman这一个自称为一个马克思者的心理学者对“革命”的诠释说明,字字句句更新着我的了解。1986年,在古巴哈瓦那举行的美洲国际社群心理学年会中,Newman说:

“人有能力基进地重组社会结构,人根本上是能创造与重新组织社会环境,也因而创造并发展了病态。…我们和一般人关系的方式是──我们视人们为革命者而和他们发展关系(We relate to there People as revolutionaries!) 。我们对人是什么的假设是来自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前提:被组织到不同社会群体中的人,在根本的质地上,像是一得以基进转化他们环境的一股社会力量(a social force ) 。”(Newman, 1991:9 )

对于人做为一个社会力量的承载与行使者,Vygotsky真是搏命[7]以明志地在Marx对人的假设与其唯物辨证方法论的立场上,建立了他的心理教育论述。Newman将Freud与Marx在人的假设做了同为革命性科学家但相对立的说明:

“对Freud而言,人类的独特性在于是潜意识心灵与压制潜意识的社会需要,Vygotsky则和Marx一样,看到的是革命活动(revolutionary activity)的根本性与表达它的社会需要。……Vygotsky视革命活动即人类活动。 ”(1991:71)

L. Vygotsky的论述不是本文重点,但欧洲活动理论(以德国批判心理学为主)[8],美国批判心理学与美国文化心理学者Michael Cole与James Wertsch对Vygotsky的了解有重要的差异处,我不拟在此进入详述,仅再由Newman与Holzman[9]对Vygotsky的重要发现来对“人类活动即革命活动”的命题做一点说明。

我们每个人都同时身处历史及社会之中“历史”指人类社会存在(Human social existence)的一个开放无终点的、不能分割的整体,“社会”则是在历史中特定时空体制的构形(a specific spatio-temporal institutional configuration),每个社会都各以其机制使其成员顺应此一双重位置与双重认同(dual location and dual identity),但每个社会在促使其成员顺应社会与历史的程度上是不同的。以台湾为例,政治的历史使我们的历史感中断缺失,Newman则说美国当代社会的大量称之为精神官能心理病态现象亦肇始于“任何[10]历史认同的被剥夺”,而这同时是“真实(社会的)与幻觉不实的(历史的)”(1991:60)。
 
Newman承接了Vygotsky的心理学方法论并进而发展了实践的方法。在Newman与Holzman的眼中,Vygotsky毕生致力于创造一个人类发展活动的辩证概念和研究发展活动的方法论。“学习引导发展”(learning leads development)之辩证性统一体(a dialectical cenity)的概念使得人的生命变成一辩证发展的历程;而“工具一和一结果”(tools-and-results)则是方法论的概念─人们有能力“做出辩证”来(do dialectics)(Holzman, 1999;52) 。许多人在70年代都读了被存封许久的Vygotsky的文章,同样一小段文字,Newman的“读懂”则不只是掌握了Vygotsky的Marx方法论,更在美国的社会中自力图强地实践T-and-M的方法。那一段Vygotsky的话是:

“对了解人类心理活动特有形式之志业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方法的探寻。在我们的案例中,方法是先决条件也是结果,是我们进行之研究的工具及结果。”(Vygotsky, 1978:65;Holzman, 1999:51) 。

正是这二个看来微小但「澈底回到根部」(radical)的解读[11],人们日常生活的活动就是:全然自我一反射性、整体的转化性,是一“手段一和一结果”(tool-and-result)而不是为了结果而进行的工具性手段(instrumental tool-for-result)。因而,Vyghotsky不只是认知或发展的心理学者,更是一个方法论者。正是这种对功能主义的澈底拒斥,Vygotsky热切但被压迫的一生就是对心理学方法革命性追寻的一页重要历史。
 
4.结语~“在历史里,我们无从失落”
 
Newman在论及忧郁症时说:“在历史里,我们无从失落!”(Out there in history, we are not vulnerable to “loss”) 。当我选择以去政治化为前言时,这篇文章的写与说就是“完成式”中的一步而已:
人与社会的发展是永无止境地完成发展的进行式,我在心理教育的实作方案中,重新认识心理学的知识与方法,这一个发现与寻找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成年人“去政治化”的变化历程。我发现心理学方法的学习使我在实践中初步具备了对社会现实开放探究的能力,而这一在社会现实中探究的能力也才使得台湾历史政治的断裂与镇压经验,不再经由一隔离的否认机转,继续阻隔我去发现心理学在历史中的位置。
 
 


参考书目

1.夏林清(民82),由实务取向到社会实践:有关台湾劳工社活的调查报告(1987-1992),民82年,张老师出版社。
2. 夏林清(1995),石化业劳工生涯策略探讨:策略行动者的案例研究,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18期,1995:71-124页。
3. 夏林清(2002),「与娼同行,翻墙越界」,应用心理研究,第13期,2002春,147-197页,五南图书。
4. 夏林清(2002),「来时路~辨识发现的路径」,心理学的开展:「创新领域、社会议题、方法论」研讨会论文,辅仁大学心理系,辅仁大学,2002年5月。
5. 夏林清(2002),寻找一个对话位置:基进教育与社会学习,应用心理研究,2002年冬,付印中,五南图书。
6.龚卓军(2002),问题是,「她们」与「我们」仍在现实之中:娼妓认识论中的伦理学与教育学问题,应用心理研究,第14期,2002年夏,41~56页,五南图书。
7. I. Martin-Baro,(1986),Writings for a Liberation Psycholog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8. C. W. Tolman,(1991),Psychology,Society,and Subjectivity:An Introduction to German Critical Psychology。
9. F. Newman,(1991),The Myth of Psychology,Castillo International, Inc。
10.L. Holzman(editor)(1986),Performing Psychology:A Postmodern Culture of the Mind,Rocetledge。
11.王雅各布(2002),经验与历史的交会,应用心理研究,第14期,2002夏,7~14页,五南图书。
12.李雪莉(1999),从废公娼事件看妇运团体的聚散离合,台湾大学新闻研究所,硕士论文。

[1]Martin-Baro 萨尔瓦多西班牙裔神父,终身致力于建立拉丁美洲解放心理学。Martin-Baro 于1986年在萨尔瓦多被暗杀身亡。
[2] 由1987年夏天到1991年年底,我一直参与在台湾自主工会运动中,共完成五个案例报告,当时的参与位置及研究报告的主题具下表:(夏林清,民82:290)

研究

名称

 由学校到工厂

 小外包厂案例

自主工会案例调查

 站在罢工第一线

 了解劳工家庭

研行

究动

进进

行行

时之

间社

及会

研脉

究络

  1987年暑假

  19886

 

解严前夕,产业外移现象开始,社会各弱势团体

开始发出声音,

要求参与的空间

  198712

  1988 6

 

1987 9

台湾解严

  19889

  19893

 

自主工运的发生

及展开。例如:

 

1988226个工会发生年终奖金争议事件。

1988年中,211个新工会成立

  19898

  19905

 

19895

远化罢工事件及被镇压的结果;

代表台湾自主工运的被打压

 

 

 

 19901

 

 

1990~91

研究者出国一年

研方

究式

者及

参位

与置

调查了解

调查了解

工运受难者家属

的参与

调查了解与教育

介入

调查了解与教育

介入

调查了解与教育

介入


[3]P.Lather 于1986年提出实证取向研究典范(Praxis-oviented research paradigm)以建立不同于实证研究典范与诠释现象研究典范之研究方法的发展空间,在Lather 的界定下,「实践取向」一词厘清了此研究典范所持有的批判及启动力量的基本路线,它对现况批判审视的目的是想推进社会朝更公正的方向变革。如果我们同意任何研究工作也都是研究工作者在其特定的社会位置上,采取了特定的立场所从事的一种社会活动,那么「实践取向便是指那些」企图对抗宰制,朝向发展自主组织以推动社会变革的研究活动。(Benson,1983)(夏林清,民82:4)

[4] 龚卓军在“问题是,她们与我们仍在现实之中!娼妓认识论中的伦理参与教育学问题”一文中称在公娼抗争妓权运动中,组织与教育工作者与公娼们协作之行动历程是一个社会行动认识论的案例。他所谓的社会行动认识论和我援用自C.Argyris的实践认识论同属一脉,然而在台湾的社会环境中,龚卓军使用「社会行动」一词,可以说更凸显了工作者由学院或中产的社会位置投入到中下阶层或弱势底层社群中工作时的“参与社会”意像。

[6]「空间」在此是个隐喻的使用,而非具体的班级或课堂或的学习发生的形式或场所的概念。这一隐喻是借用自I. Shor。I. Shor 在A. Pedagogy for Liberation一书中说: 批判性意识使用思想、行动和社会获得反思的空间。这个「空间」是一种隐喻,它使我们得以从大众文化、日常空间和学校校里同化我们的支配观念中区别我们的意识。这是一个空间让我们反省内化了的种族主义、性别歧视。
[7]L.Vygotsky 1938年即死于肺病,由他有生之年直至死后,总共有40年之久,他的心理学知识成果均在斯大林的专制统治下遭到存封的命运,,读者有幸可阅读 所著之 一书。

[8] 德国批判心理学是在1968年欧洲学运的脉动中,经由基进学生组织Red Cell对柏林大学学校组织与决策权力要求变革的社会过程中发生的。我在“寻找一个对话的位置”:基进教育与社会学习历程一文中有概略介绍。(应用心理研究季刊,2002年冬第16期)
 
[9]读者有兴趣可参阅Lois Holzman所著之“Performing Psychology :A Postmodern Culture of the Mind”.(1999年,Routledge 出版。)

[10] F. Newman 称这一种日复一日顺应社会对角色功能要求过日子的生命现象为极端沙文主义,而这种资本主义社会中已商品化了的日常生活活动,正是Marx所言的异化。
 
[11]宋文里将radical一词翻译为「澈底回到根部」亦十分贴切地适于在此使用(应用心理研究第16期,付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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