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林清簡歷
1953年陽明山山腳出生，在外省眷村邊緣長大，1964-1967士林初中畢業，1967-1970衛理女中畢業，受到考試與教養的馴服壓制。1981年在應心系與輔大輔導中心工作三年後，我做出了揚棄「治療諮商者」選擇「老師」（教育工作者）做為專業認同工作角色的決定。1992年畢業于美國哈佛大學諮商與諮詢心理學研究所博士班。現任輔大心理學系教授兼系主任，台北縣蘆荻社區大學負責人。
夏林清小傳
50年代台灣出生的我，年輕時就有意識地對付著自己的政治恐懼症，努力地、不順理成章地在台灣歷史斷裂與政治壓制的環境中，變成一名去政治性的心理教育工作者；我對政治與歷史的覺察意識與我在心理教育領域中的實踐工作是相應聯繫的。
由1986年迄今，我以心理教育工作者的身份投入在草根教育與運動的方案中。在社會活動的脈絡裡，創造條件與發展方法以利弱勢社群的學習與發展就是我的心理學生涯的全部。在這些年中我參與了許多社會事件，亦記錄了系列的案例。生命選擇、專業發展與社會探究這三者，對我而言是合而為一的。這「合而為一」是一個關係看見與發展的整合過程。在行動中認識（Knowing-in-action）（Sch?n，1983）正是這三者間關係得以被發現、確認與發展的道理。
1981年在應心系與輔大輔導中心工作三年後，我做出了揚棄「治療諮商者」選擇「老師」（教育工作者）做為專業認同工作角色的決定。這個選擇在當時是逆勢而行的，因為各種外來治療風尚正在興起（Virginia Satir 1982年來台），做「治療」的專業評比身價又高於教師。然而，「教育者」比治療者、諮商師四通八達，它可上山下海地在人們熟悉的文化角色中推進關係，開展生命變化與學習的歷程；它在你我記憶與生活中，可以以舊瓶新酒之姿，通腸暖腹，「治療者」卻極可能上演穿新鞋走老路、畫地自限的戲碼。在做出這個選擇前，我剛走完了二年廣慈博愛院雛妓輔導方案，「唱歌」是最有效的輔導活動，「秋夜怨」是我向她們學的第一首台語歌。在這個階段，我側身於大學教書裏，依賴一份穩定的收入安家，同時夥同助教學生，往外走是我生命選擇跨越界線後的專業路徑。
「一盞夠用的燈」的完成是意料之外的收穫。它是2002年10月為了輔大教心/應心/心理這一個30年二度更名的心理系30週年系慶研討會而寫出的文章，寫它是責任也是對這個容我棲身之所的感念。翁開誠以「小歷史與大脈絡」為題收住了我們這一代前後幾個人回顧敘說自己專業生命的邊界，開始下筆寫時，腦中並無譜。往回看時，「題目」出現，「一盞夠用的燈」就由心頭流到筆尖。這一敘說本文的流動與完成是「照見」亦是「看見」。「照見」指文本中承載的「視框」對生命經驗的取捨與組織決定了敘說文本的主題與結構。在寫者敘說行動中「照見」本領的「映照」下，寫者與觀者得以相互地同時地看見與被看見。
1997年我參與台北公娼抗爭，1999年成立了日日春協會（性工作者關懷互助協會）。日日春以關懷性工作者、推動性工作者除罪化，與性產業合法化為職志。當時，成立「日日春」的決定亦是在二年艱辛抗爭歷程中，對台灣性別與階級之社會壓迫體認深刻，由社會實踐的角度觀之，我們的體認是屬於台灣社會集體經驗與歷史的一個部分；如何做決定接續地實踐下去？「日日春」協會的成立便是拿起這一實踐立場與責任的決定。2002年下半年，北市公娼制度已廢，性產業全面地下化；台灣政黨政治的惡質環境讓性產業合法化，性工作者除罪化的相關法令的修訂不易得到立法諸公的垂青；縱然1997公娼抗爭的力道確實在當時性道德污名壓迫的長牆上打開過那麼一個洞口，然而偽善道德的社會與政治機制也未嘗停息過它黏糊補洞的社會功能。在這樣的處境中，「日日春」決定了推王芳萍參選2002年台北市市議員選舉，主打單一議題：性工作者除罪化、性產業合法化。
整個參選的過程亦為一次移動一探測的實驗。文化性活動（街頭表演、行動劇、國際娼妓文化節、論壇、社區公園晚會）與候選人沿街拜訪就是所有的選舉活動。這一個移動探測的實驗帶領我們在選後決定將日日春的日常工作移師至歸綏街春鳳樓（舊的娼館原址），以春鳳樓茶館為名繼續以文化活動方式推進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