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感
这里的控制感指的是个体对能够控制自身的个人意愿的觉知。比如你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先要住宿安顿下来，你会上网查询，买旅游指南或向他人询问，然后进行比较选择，做出决定。这时你自身就感知到找旅馆这件事是可控的。其实控制感每天都和我们须臾难分――我们大多数时候都在做出选择，进行决定，虽然有时候自身并没有意识到。已有的研究表明当人的控制感受到威胁时，个人会表现出负面情绪如生气、狂怒和愤慨。而一个人如果失去了控制感则可能表现出悲观、抑郁甚至绝望。当代社会有越来越多的老人因为各种原因被送到养老院和各种医疗护理机构里，他们不但不能改变环境，甚至连对自己的生活作出最简单的选择都会受到限制。这种控制感的丧失对他们的生活有多大的影响？养老院护理人员对老人们控制感的尊重与否是否会影响到他们的主观感受甚至机体的健康水平？这正是美国心理学家兰格（Langer,E.J）和罗丁（Rodin,J）关心的问题，为此他们开展了一系列开拓性的研究。
阿登屋养老院实验及后续研究
阿登屋（Arden House）养老院位于美国康涅狄格州，是当地最好的养老院之一。1976年兰格（Langer,E.J）和罗丁（Rodin,J）在此进行了一项著名的研究。养老院共四层，首先他们随机挑选了两层楼，让住在这两层的老人分别接受两种实验处理。四楼的老人接受了“责任感提升”的训练，而二楼的老人则作为对照组进行比较。
实验的过程是这样的：
养老院的管理人员分别给两层楼的老人开了个会，表示养老院会把他们生活安排得尽可能舒适而且令人满意，还向他们说明了他们能够享受的服务。但在给两组老人传达的信息有着重要的不同。
“责任感提升”组的老人（四楼的老人）得到的信息是：1、你们可以自己决定房间的设施布置，告诉我们你们想做的改变和你们希望做的事情；2、养老院给你们准备了一份礼物――一棵植物，你们可以选择要不要，也可以选择要哪一种，选择了以后请你们好好照顾自己的植物；3、下周四、五晚上各放映一场电影。如果你们想看的话，可以在两天之中选择一天。
而对照组的老人（二楼的老人）得到的信息是：1、我们的责任就是给你们创造一个幸福的家，我们将尽全部的努力在各方面帮助你们；2、养老院为你们准备了一份礼物――每人一棵植物，以后护士每天会替你们浇水照顾；3、下周四、五晚上各放映一场电影。稍后将会通知安排你们哪一天去看。
不难看出，这两种信息的最大差异在于：“责任感提升”组的老人（四楼的老人）在生活中有进行选择的机会，可以自主地调节自己的生活；而对于二楼的老人来说，虽然得到的东西和前者基本相同，但是大部分的决策是由养老院来做出的，他们只是被动地接受。
这一实验过程持续了3个星期。研究者在实验前后运用两份问卷分别进行了两次测验，一次在管理员开会前的一周，一次在开会后的3周以后。其中一份由老人填写，涉及对自身控制感的评估以及在疗养院生活的满意程度。另一份由各层楼的护士填写（她们并不清楚研究者在进行实验），问卷要求她们评估老人们在快乐、机敏、依赖、社交、活力等方面的水平，并记录下他们的饮食睡眠习惯。对第二周老人们观摩电影的情况也予以纪录。
研究的结果显示两组老人的差异非常显著：“责任感提升”组的老人报告说他们更快乐也更有活力，对他们的机敏程度的评定也高于对照组。而对研究并不知情的护士的评估结果更有说服力，她们观察到“责任感提升”组的老人有93%的状况都得到了提高，而对照组只有21%的老人状况向积极方面变化。另外和他人的交往上也表现出明显的不同，“责任感提升”组的老人与他人的接触增多，与各类工作人员长时间地交谈，而对照组则改变很少。看电影也是如此，前者有更多的人选择去观摩电影。
在这项研究结束之后的18个月还进行了后续研究，其中最重要的发现也许是：在这18个月的间隔当中有30%的对照组老人离开了人世，而“责任提升组”中去世的老人仅为15%！
兰格和罗丁从研究中得出结论：对于一个被迫失去自我决策权和控制感的人，如果我们给他一种较强的自我责任感，提高他对生活的控制感，那么他的生活质量会提高，生活态度也会变得更加积极。“衰老和机敏性的降低并不总是因年老而导致的不可避免的结果。事实上，通过让老年人重新获得决策权和胜任感，一些因年老而引起的消极因素是可以被延缓、逆转，或者防止的。”
这项研究的实际意义非常显著，它让美国各级养老院和医院意识到单单给老人们提供服务是不够的，还需要尽可能地让老人们能够“自己做主”。如1997年Kane等人调查显示，老人特别希望自己能控制和选择的活动包括就寝起床时间、饮食爱好、室友选择、日常护理、财产支配、电话使用等等。
关于控制感进一步的讨论
控制感其实是人类的最原始最基本的需要之一，可以设想在各种严酷的自然灾害和生存竞争前面，只有那些更主动掌控环境和协调人群关系的人具有最大的生存适应性。
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如何形成或失去这种控制感呢？或者说每个人这方面差异是怎么形成的呢？最著名的研究也许是心理学家马丁?塞里格曼（Martin Seligman）的习得性无助实验。1975年他以狗为实验对象，生动地演示了绝望心境形成的过程。塞里格曼先把实验组的狗放进一个笼子里，这个笼子是狗无法逃脱的，里面还有电击装置。给狗施加电击。这只狗在一开始被电击时，拼命挣扎，想逃脱这个笼子，但经过再三的努力，仍然发觉无法逃脱后，挣扎的程度就逐渐降低了，到后来动也不动完全放弃了逃脱。随后，实验者把这只狗放进另一个笼子，这个笼子由两部分构成，中间用隔板隔开，隔板的高度是狗可以轻易跳过去的。隔板的一边有电击，另一边没有电击。当把经过前面实验的狗放进这个笼子时，实验者发现它们除了在头半分钟惊恐一阵子之外，此后一直卧倒在地接受电击的痛苦，那么容易逃脱的环境，它们连试也不去试一下。这时狗已经完全放弃了逃脱的尝试――也就是它完全放弃了试图去控制环境的愿望。事实上，人和动物有相似之处，当一个人发现他无论如何努力，都以失败而告终时，他会觉得他控制不了整个局面。最终丧失斗志，并陷入绝望的心境之中。
去年SARS在国内传播开的时候，在大城市里引起的大面积恐慌也来源于这种基本控制感的丧失，因为这时连最平常的出行和人际往来都可能充满危险！在疫情开始之初人们本能收集信息资料以消除恐慌，但某些地方政府官员的封锁消息、隐瞒甚至公布不实的信息却进一步加剧了民众的恐慌情绪。因为连权威部门的消息都缄默或失掉公信力的话可见事情有多严重！这时候还有什么是可以把握的呢？于是真是有什么信什么了？“鼠疫、霍乱……？”“白醋、板蓝根、抗生素、食盐有用？”还有各种各样的迷信这时也应运而生了，不管是不是真的，“宁可信其有”，大家都一窝蜂的疯抢，由于信息时代通讯的高度的发达，恐慌以几何级数迅速向全国传播开来……
而相比之下后来的措施――一旦政府透明化地公开信息和采取的措施，即便是疫情相对严重的时期民众也显得平静许多，人们至少对身边的这个可怕的瘟疫有了一个基本的评估和把握，从而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
由上面论述不难看到，控制感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也是人类应对环境的重要心理资源。如同兰格、罗丁和塞里格曼等人通过研究向我们展示的那样，面对疾病和衰老，政府各级医疗养老机构如果在日常生活安排和服务中提供更多的选择，尊重老人的“自己做主”的需求，能增加老人积极的控制感（反过来说也就减少了无助感），从而能够更有效地应对病痛，健康和愉快地度过生命的黄昏。
注：兰格（Langer,E.J）和罗丁（Rodin,J）的研究资料来自于《改变心理学的40项研究:探索心理学研究的历史》（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