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物:私人与公共心理空间
作者: 刘建鸿 / 7503次阅读 时间: 2010年5月15日
来源: 华东师范大学发展与教育心理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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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国烈士纪念碑往往是公共性的,无名的,它更多是一种标志或象征,代表了“无数”死难的英烈。然而对于烈士的亲属来说,他们来到这里,走在空阔的陵园中,站在高耸的纪念碑前、徘徊在成荫的松柏下时前却触摸不到与亲人真实的“痕迹”。没有人知道他们来时急切期盼的心情,他们看到了浩大的陵园和纪念碑,有几分安心,却也不无几分失落地走了。 国外的纪念碑如何设计呢?美国的越战纪念碑或许是一个好的参照。华人建筑师师林璎设计的这座优雅又有冲击力的黑色花岗岩纪念碑,刚刚获得美国建筑师学会AIA2007年度的“25年奖”(Twenty-five Year Award)。心理学空间,_Y:R9UB,P;Y'h+x.D T

nTvP8mSMb0    越战影响了美国一整代人,对它的反思自60年代起一直影响到今天。它既是影响国家的公共事件,对于参与这场战争的千千万万家庭,又是非常具体的,引发多少亲人的回忆、创伤和追思。 越战纪念碑很好地把握了公共反思与私人祭悼追思空间的平衡。“纪念墙壁平面为一个平放的V字形(V是越南Vietnam的首个字母),东翼指向华盛顿纪念碑,西翼指向林肯纪念堂,在几米高的黑色的大理石碑墙上,刻着五万七千多个战争中死去的人的姓名。整个碑墙被置于大片草坪中,用绿地衬托碑体。林璎用两边高中间低的标高差形成的天然地形使碑文所铭刻的名字从两边向中间不断增多,使人由心底里萌生一种奇异的心理,具有无可抗拒的感染力。(引自维基中文百科)参观者由由纪念碑的一边进入,黑色大理墙体上逐渐增加的逝者名字使参观者“沉入”那场战争带来的巨大影响,在或反思或缅怀亲人的沉重中,纪念碑体高度又逐渐降低,延伸至地平线,参观者的心情也渐渐得以平复。“在走向这没有英雄形象的纪念碑下,在这刻满了死去人名的大墙下,人们思考着战争与和平,慰安无数美国士兵牺牲他乡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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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k u2fm4|0  笔名为思公的旅美作家在参观越战纪念碑后很受触动,他记道“尽管他们明知墙下并没有亲人的尸骨,但他们仍然把黑墙看成是与死者联接的唯一纽带。他们用各种方式哭祭自己的亲人,其中最感人的是每天遗留在墙下大量的信件”。他译录了一些片段: “亲爱的比尔:今天我到这纪念你,想念你,我哭了。你走了,我并不能理解这个原因,但我必须接受这个事实。我记得你婴儿时的样子,还记得你上学和死去的日子。我非常想你。 我看到黑墙上刻着你的名字,那是我给你起的。我觉得离你很近,你也许走了,但决不意味着我对你的丝毫忘记。我所分享的爱将伴我终生……非常想你,爱你的妈妈“ “约翰:尽管我猜你可能在这,但我还是非常愤怒地发现你真的在这了。我真的希望,哪怕死去也要把你救出来,让你能回来。我来过两次了,只能承认你走了。现在,我终于可以停止在世上不断寻找你了。我必须在没有你存在的情况下独自生活了。”心理学空间L {t;Syl%r!a~ ti4SG

kP!x.B/v2B0  或许有人会问“死者的灵柩或骨灰并不在纪念碑下,为何他们要来此地祭悼呢?”这是因为越战纪念碑不但提供了追思的私人空间,而且有许许多多从全国各地赶来的参观者、逝者家属共同见证,大理石碑上秘密匝匝的名字陪伴着逝去的亲人,参观者无声的走过构成了祭悼者的心理背景空间。在此每一个私人的缅怀追思也构成了集体对那场战争所带来“灾难”的共同缅怀。心理学空间i\:l_s b$q0uwD

-Pi@ o9Vkp0  相比之下,我国各地的英雄纪念碑大同小异,更多的是一种标志或符号,加上国人不注重细节不重视个体,无法或没有将烈士名录一一列上,也很少以可以亲近的方式让亲属接触到(越战纪念碑上的名字可以被亲属抚摸追思),在公共纪念碑的“历史宏大叙事”中湮没了个人生命的印迹,也多少让来缅怀烈士的亲属们心中有些空荡无着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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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作为纪念物美国的越战纪念碑是成功的,那么相形之下,德国慕尼黑的达豪dachau集中营就要逊色许多。达豪集中营里既有原先的建筑物、历史实物的展示和教育,又有供参观者沉思的“纪念屋”。在此历史和记忆的界限模糊了――哪部分是“真实”,哪部分是重构甚至被替换了呢?另外,触目惊心的屠杀设施和遗址让参观者坚于呼吸,许多犹太死者的亲属更多是被“带回到”那个残酷的场景,无法安静地缅怀亲人,只能来过又匆匆离去。在集中营的留言本也体现了这一点,比如有人留“永远不要再发生”,有人表达对希特勒的愤怒,常常是有人提起一个主题之后其他人跟着留言,留言变成了来访者之间的交流,而非对逝者的追思和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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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_U0eUl0  公共纪念物如何兼顾公众的私人和公共心理空间,以上两个实例的不同效果提供了生动的说明。这不但对我国的公共纪念物设计有所启发,对国内正在推行的墓葬改革也深具启示。在我国土地资源匮乏的情况下,“海葬”、“墙葬”、“树葬”等等形式之所以不能被更多人接受,除了“落土为安”等传统思想观念影响,这些墓葬形式缺乏一个亲友聚集的公共和私人追思空间也是重要原因。“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旧时家人清明前后相约而聚,于先人墓前清除杂草,描红碑刻,奉食祭酒,依次跪拜祭祀先人,这一系列的程序家族成员的共同参与提供了家族亲人间的某种心理联结,每个个体的祭拜又在家族成员的共同凝视下获得心理支持和某种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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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想将来的“海葬”、“墙葬”、“树葬”等如能考虑到亲属们的这些心理需求,相应地设置一个较开阔的纪念空间,留下逝者的某种联系(名字或代表性的遗物),供亲属们祭悼缅怀,慎终追远,新的墓葬形式应能得到国人更大程度的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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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对越战纪念碑、达豪集中营等纪念物心理空间的思考参考了瑞士心理学者Tania Zittoun的一篇书评Memorials and Semiotic Dynamics,发表于Culture & Psychology 200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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