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辛
原文载《中国邮政报》
主持人：前不久，不少中央和地方媒体对天津大学生“邮票作弊”现象都作了大量的报道。其中，新华社和中新社发了通稿，因特网也有转载。你们看“邮票作弊”现象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对学生个人、学校乃至社会有哪些危害呢？
张虹红：我认为这是一种大学生人生观和价值观扭曲的现象。我是负责教育方面报道的记者，得知天津大学生在邮票上作弊的消息后，十分震惊，感到这不是件小事。记得我们在采访南开大学心理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乐国安时，他讲了这样一段话：“表面看起来这只是占了点小便宜，实际上和偷窃的性质是一样的，都给国家造成了一定的经济损失。作为大学生，受过多年教育，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应当懂得这种做法是不道德的，但他们却明知故犯，这和小孩子无知偶尔做错事有本质的区别。”学生们的做法令人痛心。
袁辛：人在社会生活中有两种身份，一种是个人身份，一种是社会公民。个人身份可以自行选择所喜欢的为人处事的方式，这是你的自由；但是作为一个公民，遵守国家法律和社会公德是应尽的义务。人的成长，不仅要有正效值的积累，也有负效值的累加。今天你占了8角钱的便宜，明天可能在饭卡上占几元钱的便宜，以后可能在买书或其他方面占更多的便宜。这些不良的东西如果不去制止，就会一点点地扩大、膨胀。试想，在这种不良的基础上能盖起“高楼大厦”来吗？如果一个人占便宜占惯了，将来在一个企业当领导，就会毁了一个企业；当了国家的领导，就会毁了一个国家……一个人在过多地考虑个人利益的时候，就会变得自私。一个自私的人不足以成为好的公民。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学生不能“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
张虹红：记得听老人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个死刑犯，小时候偷人家小东西，最终发展到偷国家的金库被判了死刑。临刑前，他向执刑官提最后一个要求，要吃母亲的奶水。母亲觉得孩子可怜，就让儿子吃。儿子吃奶时，一口将母亲的奶头咬掉，愤愤地说，如果在我开始偷东西的时候你管管我，也不至于有今天！这个故事说明，如果在小事上不注意，以后就可能造成恶果。
袁辛：虹红说得很对。南开大学有一个大三的学生，是农村的，家境很穷。他的弟弟要考大学，他想给弟弟买个录音机学外语，但是没有钱，于是他就到某商场，看好了一台，但是在偷的时候被当场发现，后来被学校开除了，实在可惜。这件事对我们如何将一个学生教育成合格的公民启示很大。在他们不成熟、不理智的时候，给他们提个醒，不让他们越过不该越过的界线是非常必要的。
张虹红：我到大学生中间了解情况时，曾被吓了一跳：“邮票作弊”
现象在大学真是太普遍了。在南开大学，一位学生告诉我，这算什么事，大家都这么做，反正没人管。还有一位学生正在谈朋友，每天要写一封信，一个月要写30
封信，如果买邮票得花24元。她为了省钱，就找“窍门”寄信。有的学生讲，他们从中学就知道这样做能省钱。我问他们，知不知道这样做不对，他们说知道不对，但不知违法。我了解到他们还有一种奇怪的现象，就是宁可舍得花几元或者十几元去看电影，却不肯花8角钱寄信。这里面所反映出的不是8角钱的问题，而是大学生的价值观出现了偏差。
袁
辛：没错，这就是个价值取舍的问题。他们认为花十几元或几十元看电影值得，而花8角钱寄信不值得，而且还能做假，何乐而不为！在人性中，确有恶的因素，我们应该及时指出其危害，这对他们有益处。
主持人：价值观确实是关系大学生前途的大问题。依你们之见，为什么会出现价值观扭曲的现象呢？
袁辛：我认为这些现象的出现，与社会处于转型期有关。学生的成长是全社会的事。一方面，我们国家法制建设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另一方面，公民受到的教育是残缺不全的，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公民教育系统。日本的公德教育就很完善，你把东西放在那里，根本没人去拿。我举个例子：去年我到日本，找朋友借了一本英汉字典，临回国时准备还给他，一时又找不到人，于是问一位日本学生怎么办。那个日本学生说好办，你把字典用纸包起来，放在他自行车的车筐里就行了。我不理解地问，这么做会不会让别人拿走，那位日本学生说，在这个学校里没人拿别人的东西。
另外，我们的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也是残缺不全的，是失衡的。学校注意了文化和专业的培养，忽视了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公民意识的培养，这是我们教育的失误。儒教讲，知识分子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把修身放在了第一位。作为国家未来的栋梁，我们应该对大学生们严格要求。
主持人：《今晚报》此次投入较大的篇幅连续报道大学生“邮票作弊”一事，产生了哪些社会影响？
张虹红：《今晚报》连续报道了“邮票作弊”现象后，在天津市确实引起了强烈反响。有的大学教师对此深恶痛绝，表示要认真抓一抓。一些读者纷纷打来电话，表示对这类现象的忧虑。我记得河西区下瓦房一姓徐的读者说，如今的一些大学生价值取向出现了偏差，应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否则将来走向社会令人担忧。
袁辛：这事在我们学校也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我在讲课时把这件事讲了，对学生震动很大，有的学生还写了体会文章在校报上发表。我认为邮政部门抓这件事很好，对违法学生处以几倍的罚款是应该的，这样做对学生有好处。我以前遇到过这样一件事：我办公室新装了部电话，一天电话突然给停了，说是欠费，当时有人让我找长途局打话单。开始我犹豫，因为在这之前有几个学生在办公室帮助我工作，如果是他们打了电话，揭穿了恐怕不好。后来我想，应该及时指出来，给他们提个醒儿，让他们诚实做人。于是，我把话单打出来，一共90多元的长途费，我让他们看了话单，并开了会，讲明学生要守规矩。后来，他们把自己打的电话号码划了出来，补齐了话费。这几位学生现在发展得很好，一个考上研究生，一个到深圳工作，一个在国内知名的人物杂志当主笔。
张虹红：据我了解，天津商学院和南开大学，都组织学生召开了座谈会、讨论会，并把这件事当做一个案例在学生中进行深入剖析。天津商学院利用法制教育课，分三次对在校学生进行《邮政法》的宣讲。法制教育后，该校出现了可喜的现象：在邮票上有过“作弊”行为的学生主动找到老师，承认了错误，拿回了自己的信件，还表示今后要加强学习，提高自身修养和素质，不给大学生脸上“抹黑”。
主持人：“邮票作弊”现象的报道也引起天津邮政行业管理部门的重视，他们将加大监管力度。市邮政局也发出通知，要求各邮政单位要知法、执法、守法。那么如何减少甚至杜绝类似现象，学校和媒体应承担什么责任？
袁辛：我认为学校起码应做到三点。一是要加强法制教育和公民公德教育，普及法律和公德知识。我以前也不知道有《邮政法》，现阶段，应在小学、中学和大学普及法律知识，包括《邮政法》，告诉学生怎么做对，怎么做不对。二是学校在关心学生学业的同时，更要关心学生的心灵健康成长。对某些学生走过的弯路、不经心做过的错事甚至违法行为，我们要给予他们心理上的指导，给他们以成长的台阶和空间，使他们从事件中，懂得怎么样才能健康成长而且成长得更好，而不是因为这么一次失误就抬不起头来。帮助他们成长需要我们全社会的努力。三是邮政职工在服务上要尽职尽责，取信于民。我在和学生接触中发现，学生对邮政服务或多或少地有一些意见。比如送错了信，送错了杂志，或者不按时送。邮政应该通过这件事研究如何为群众更好地服务，从而取得群众对邮政事业的支持。
张虹红：我觉得在大学生的成长过程中，媒体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媒体除了宣传党的方针、路线、政策外，还应关注学生的成长。我也是从大学里出来的，我觉得大学时代是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如果好好引导，可能形成对个人成长、对社会有利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如果发现问题不去引导，任其发展，可能走向反面，出现扭曲，给个人和社会造成危害。将来，这些学生不是国家的栋梁，而是危害国家的朽木。作为报道教育新闻的记者更有责任和义务，及时指出一些不良现象，告诉他们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主持人：袁教授，学校在关心学生成长中应做那些事？
袁辛：我觉得，首先教育学生懂得要得到个人的自由，必须遵守各种法律和规矩。这是辩证的。一个人在规矩面前不是被规矩框住了，没有了自由，而是在你遵守了规矩后才能得到自由。比如，我们乘坐汽车，先下后上就是规矩，如果你不遵守这个规矩，肯定会乱。其次，要教育学生守法。第三，教育学生做个完整的公民。现在社会上确实有一些不好的东西，我们不能交给学生“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方法，教育他们一定要管好自己。我再举个例子。国外有一个人家的儿子要出去闯世界，临行前，他爸爸为他准备行装，并给了一件“礼物”——
世界地图。儿子对爸爸说，您给我地图是为了不让我迷失方向吧。爸爸听后就把地图给撕碎了，又让儿子重新拼上。结果儿子用了三天的时间也没拼上。这时，儿子突然发现地图的背面有个人头像，于是按照人头像把地图给拼上了。此时爸爸对儿子说，爸爸给你地图是要告诉你一句话：只要人完整了，世界就完整了！
主持人 本报记者 臧宪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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